清代是研杜學杜的高潮，也是杜詩學史上集大成的時代。清代杜詩學上承宋元明清的杜詩學成就，并進行了全面總結，取得的成就堪稱輝煌。對這樣一段輝煌的學術史進行系統(tǒng)梳理，對于深入理解清代詩學史乃至學術史的發(fā)展脈絡極為必要。因為如果我們抓住了杜詩學發(fā)展的這根主線，就能更透徹地理解和把握住清代學術史尤其是詩學史發(fā)展的必然走向，也就能深入到清代紛紜復雜的各種詩學現(xiàn)象當中，去發(fā)掘詩學風氣前后遞嬗后面隱含的必然因素。這對杜詩學研究是一個基礎性的工程，也是當前學界迫切需要的一個基準參照系。然而，這樣基礎性的工作因為涉及面廣，頭緒繁多，難以駕馭，使得這個領域多年來涉足者雖眾，卻一直沒有出現(xiàn)一部系統(tǒng)的斷代學術史，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不過在遺憾中，學界也一直醞釀著一種期待，那就是徹底、全面地理清清代杜詩學史的進程，進而清晰地構建整部杜詩學史。筆者注意到，已經有幾部相關的著作相繼面世，比如臺灣學者簡恩定的《清初杜詩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許總的《杜詩學發(fā)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胡可先的《杜甫詩學引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這都表明學界對杜詩學這一領域的關注正在逐步升溫。而孫微博士《清代杜詩學史》一書的出版，進一步標志著國內學界在整體構建清代杜詩學史過程中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真是可喜可賀。

孫微博士的專著《清代杜詩學史》由齊魯書社2004年10月出版，為“文史哲博士文叢”之一。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清代杜詩學總論”，第二章“清初的杜詩學研究(順治—雍正朝)”，第三章“清中期的杜詩學(乾隆—嘉慶朝)”，第四章“清后期的杜詩學(道光—宣統(tǒng)朝)”。該書第一次系統(tǒng)地梳理了清代杜詩學史的整體情況，全面描述了清代杜詩學發(fā)展的歷史嬗變過程，概括評述了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刻地指出其局限與不足。既有鳥瞰式的宏觀把握，又有細致的微觀分析，頗具學術功力和理論深度。筆者粗閱一過后，覺得該書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特色與成績值得特別拈出。

首先，是本書收錄材料的豐富性。本書作者充分鉤稽了清代杜詩學的豐富材料，對清代大量的存佚杜詩注本及其著者的生平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澄清了許多疑難問題，并對前人的一些訛誤作出了駁正。清代到底出現(xiàn)過多少杜詩學文獻?其中哪些尚存，哪些已經散佚?這些問題一直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如鄭慶篤等編《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年9月版)，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馬同儼、姜炳炘編《杜詩版本目錄》(中華書局《杜甫研究論文集三輯》)等都對杜集的搜羅考證甚詳，其中《杜集書目提要》中收錄現(xiàn)存清代杜詩注本142種，《杜詩版本目錄》收錄70余種，而周采泉《杜集書錄》中又多達330余種。不過《杜集書錄》中存在重收、誤收，330這個數(shù)字當中還包括近百種名家批校本。孫微《清代杜詩學史》一書則通過廣泛的鉤稽，共收錄存佚杜詩注本240余種，初步勾勒出清代杜詩學文獻的一個明晰框架。這就做到了摸清家底，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文獻基礎。另外，《清代杜詩學史》中對大量已經散佚的杜詩學文獻進行鉤稽，讓許多過去我們并不熟悉的珍稀文獻開始浮出水面，也讓我們對清代杜詩學發(fā)展的真實情況亦漸趨明晰。單以清初這個杜詩學發(fā)展的高潮時期而言，著者通過檢索當代幾部有關杜集的書目，又大量排查了各種方志、藏書記和清人的別集后，初步統(tǒng)計出清初已散佚的杜詩注本約有89種，和現(xiàn)存的40余種杜詩注本比較起來，在數(shù)量上要超出一倍以上，讓人驚詫于當時杜詩學高潮達到了何等炙熱的程度!所以要全面了解清初杜詩學的盛況和全貌，就必須對這些散佚文獻的情況進行充分考察。筆者注意到，著者對鉤稽這一部分散佚的杜詩學文獻，投入了大量艱苦的工作。比如“姑熟畫派”始祖蕭云從著有《杜律細》一書，因鮮有人述及，對其成書始末及其特點我們知之甚少。本書著者不僅考證出其成書的時間斷限，而且通過藏書家們輾轉收藏著錄的線索，考出該書最終散佚的時間約為清末民初。另外，還通過其他文獻對該書的轉引，輯出《杜律細》佚文數(shù)條，使我們可以約略窺到該書的雪泥鴻爪。如此耗費著者大量辛勤汗水的文獻鉤稽工作，在本書中還可以看到很多，不一一備舉。

其次，本書在盡力充分鉤稽杜詩學文獻的同時，還注意了對理論性問題的把握。著者首次對此前并未得到學界重視的顧炎武、李因篤、顧宸等人的杜詩學成就進行了評述，對四庫館臣的杜詩學觀點作了中肯的剖析。在此之前，關于杜詩學史上許多杜詩注本的評價，論者一般多引四庫館臣之語作為定評，鮮有人對四庫館臣的杜詩學得失作全面的研究。本書著者對此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指出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對杜詩注本的考證精蕪并存，其杜集提要的撰寫多是貶多于褒，表現(xiàn)了對杜詩學史總體認識的不足。立論公允，足堪憑信。這一理論問題的澄清，也同時豐富了清代杜詩學史的理論內涵。

第三，本書揭示了許多全新的詩學論題，值得學界同仁關注。比如清代杜詩學界存在“以八股論杜”現(xiàn)象，由于其法有機械呆板、穿鑿附會之弊，此前頗受論者非議。《清代杜詩學史》詳細追溯了這一解詩方法產生的歷史淵源，并具體分析了以金圣嘆《杜詩解》為代表的“八股論杜”者解析杜詩的特點及其所產生的流弊。最后指出，此法之招致批評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八股文的惡名所累，金氏所采用起承轉合之法論杜律，應該說是符合大多數(shù)杜律的結構形式的，也是恰切的。況且他對于此種形式的把握還能采取靈活的態(tài)度，而不是拘牽形式，死于句下。八股論杜這種方法使學者們開始從反方面認識到杜詩“以文為詩”的特色，也就是杜詩與文章的結構形式有相通之處，而這種發(fā)現(xiàn)無疑促進了對杜詩形式與內容的更深入研討，不僅為清初的杜詩學界辟出了一塊獨標異幟的新領域，而且為清代的杜詩學研究注入了時代內容。著者這些分析能夠結合具體的歷史背景，解析詩歌闡釋史中的特殊現(xiàn)象，所論就不空泛，得出的結論也就令人信服。

第四，該書中采用了許多全新的視角，這些新視角的切入，為整部書注入了新鮮的活力，讓人佩服著者不拘一格的研究方式和靈活多變的思考方法。比如清代后期的杜詩學研究，由于前代研究的輝煌成就難以超越，加之思想保守落后，所以成為清代杜詩學史上一個明顯衰落的時期。那么在論述這一段學術史時，除了總結衰落的表現(xiàn)和原因之外，似乎很難再作出什么文章。然而著者卻又從太平天國對杜詩學的影響與這一時期杜集印刷的發(fā)達及其對杜詩的普及等方面，從而展示了這一衰落期內輝煌與黯淡交織的轉型特點。這樣不僅立體地描述了清代后期杜詩學研究的真實狀況，又能站在整個杜詩學史發(fā)展的角度，以全新的視角打開了我們的思路，并為其他歷史階段杜詩學研究進程提供了參照。又如學術界對《全唐詩》的研究已稱詳盡，然而著者以杜詩學這一特定的角度切入，作出《全唐詩》編者在杜詩底本校勘中凝結了李因篤、朱彝尊等清初杜詩學者的杜詩異文校勘成果的獨特結論。這些結論都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堪稱卓見。

第五，嚴謹學術規(guī)范的強調。《清代杜詩學史》中凡是涉及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之處，都明確注明出處，體現(xiàn)出良好的學術規(guī)范。同時，著者對所論問題，均通過充分的考索，詳細的論證，然后得出結論。遇有疑問或值得商榷的地方，也都是在努力掌握第一手資料之后，通過比較、勘查，然后再下結論。這種嚴謹踏實的治學作風，是特別值得在青年學者中提倡的。

總之，《清代杜詩學史》一書資料豐富、梳理清晰、論析深入、頗多新見，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杜詩學著作。它是近年來杜詩學研究中取得的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也是杜詩學史構建過程中的一項可喜創(chuàng)獲。相信這部專著的出版，對促進杜詩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將作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