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選本之盛是清代詞學史上引人注目的現象，清人將詞選本作為體現自己詞學思想的工具，對詞壇風氣走向產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詞學史上的詞選大致有三種：宋人所選唐宋詞選、新編歷代詞選、當代詞選。清人對各種詞選之于詞壇創作風氣的作用高度重視，將詞選作為詞學批評的工具和詞學理論的載體。在清代詞史上，幾乎每一個流派的出現，每一種思潮的興盛，都與相應的詞選有關。詞選是清代詞學理論的重要形態，在清代詞學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 詞選/清代/詞學史

詞選在清代詞學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詞學史稱“中興”，興盛的原因很多，詞選的作用頗為值得重視。就編詞選的目的而言，有為歌妓選編唱本者，如龍榆生所言：“宋人編纂詞集或選集歌詞，皆以便于歌唱為主，樂章流播歌者之口”[1]，有以存人或存詞為目的的文獻式詞選，其特點為：“主調備者，則不計其工拙；取人多者，則不論其雅俗”[2]；亦有以體現某種思想主旨或審美傾向的詞選，將詞選作為“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主張的手段”[3]。后者對于詞學理論、詞學批評更有意義。選本與理論批評之間的關系，歷來頗受重視。① 選本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之一，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往往通過對前代或當代作品的選錄，而提出見解，引領風氣。尤其是清代詞史，幾乎每一個流派的出現，每一種思潮的興盛，都與一定的詞選有關。比如浙西詞派之《詞綜》，常州詞派之《詞選》，更是聲勢浩大，影響深遠。清代詞壇選詞之風甚盛，各類詞選大量刊行。既有歷代詞選，又有當代詞選；既有唐宋詞選重刊，又有對唐宋詞的新編；既有斷代之選，又有歷代總集。清人賦予詞選以更多使命，詞選也就成為清代詞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清人將詞選本作為體現自己詞學思想的工具，對詞壇風氣走向產生了重要作用。

一 唐宋詞是清人學習的典范，對唐宋詞選本的批評是清代詞學最熱衷的話題之一。清代詞學史上，不同的流派為了闡揚本派的理論主張，往往采用借古鑒今的方法，對唐宋詞選本展開討論，或貶抑抨擊，或推舉張揚，將本派理論主張托付于對某種唐宋詞選的褒貶之中，于是該詞選遂成為清代詞學流派的重要標志之一。 唐宋詞選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首推《草堂詩余》。《草堂詩余》是一部南宋人編輯的詞選。在明代，在適宜的時代條件下大為盛行。對明代《草堂》獨盛的局面，連當時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晉說：“宋元間詞林選本，幾屈百指，惟《草堂詩余》一編，飛馳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及至寒窗腐儒，挑燈閑看，亦未嘗欠伸魚睨，不知何以動人一至此也。”[4] 《草堂詩余》不僅在明代繁盛，清初詞壇亦深受其影響。張其錦曾指出：“(清初詞人)不脫《草堂》前明習染。”[5] 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為革除詞壇積弊，開創新的詞風，就對《草堂詩余》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詞綜·發凡》云：“《草堂詩余》所收最下最傳”。《樂府雅詞跋》云：“《草堂詩余》可廢矣。”在黜斥《草堂詩余》的同時，還推舉南宋詞選《絕妙好詞》，朱彝尊《書絕妙好詞后》云：“詞人之作，自《草堂詩余》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激楚》、《陽阿》和《巴人》的差異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區別。《草堂詩余》是坊間商人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編選的，欣賞者自然多為“巴人”，朱彝尊將《絕妙好詞》作為《草堂詩余》的對立物，崇雅斥俗，褒貶分明。浙派中期領袖厲鶚步其后塵，對《絕妙好詞》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厲鶚赴京謁選縣令，途經天津，寓查為仁水西莊，于查家見到《絕妙好詞》，愛不釋手，遂改變行程，留下與查氏合箋《絕妙好詞》，刊行后傳播更廣。厲鶚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選為金科玉律，無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厲鶚力推《絕妙好詞》亦著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詩余》，在詞壇提倡“雅道”[6]。此后，經厲鶚箋注的《絕妙好詞》取代《草堂詩余》而影響于詞壇，正如陳匪石所云：“清中葉前，以南宋為依歸。樊榭作箋，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幾于家弦戶誦，為治宋詞者入手之書。風會所趨，直至清末而未已。”[7] 4958 朱、厲偏愛《絕妙好詞》是因為該選本體現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詞學理想。《絕妙好詞》七卷，為南宋末周密所選，共選詞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詞三百八十五首。《絕妙好詞》的編選內容和形式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絕妙好詞》“純乎南宋之總集”[7]，選詞范圍限于南宋，始自張孝祥，終于仇遠，是一部斷代詞選，就周密的選編意圖來說，是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國文獻，但對于以提倡南宋為旗幟的浙西派來說，《絕妙好詞》則是一部現成的范本。第二，《絕妙好詞》又是一部體現了流派意識的詞選。陳匪石說“周氏在宋末，與夢窗、碧山、玉田諸人皆以凄婉綿麗為主，成一大派別。此書即宗風所在，不合者不錄。”[7]《絕妙好詞》匯集了風格相近、旨趣相類的詞作，因而使此選具有流派之選的性質。而此一特點恰與朱彝尊、厲鶚樹幟立派的意圖相合，自然得到朱、厲的推崇。第三，《絕妙好詞》還是一部具有鮮明的審美主旨的詞選，其審美主旨概括起來講即求雅。簫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曾指出《絕妙好詞》與張炎的《詞源》的審美傾向有著一致性②，《詞源》中提出的重要詞學主張在《絕妙好詞》中都得到了體現，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調雅正，強調協律合譜等，這些皆與朱彝尊、厲鶚的詞學主張相一致。《絕妙好詞》的審美特性乃浙派選中其為推崇對象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絕妙好詞》方得到了浙西詞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詞壇上產生深遠影響的宋代詞選還有《樂府補題》。康熙初年的浙西詞派、陽羨詞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時期的常州詞派亦極為推重。當然各派對《樂府補題》欣賞的內涵側重各有不同。同一部詞選被具有不同詞學傾向的詞派所欣賞，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 《樂府補題》是南宋末年王沂孫、周密等十四家遺民詞人的唱和之作，共詠五題：龍涎香、白蓮、莼、蟬、蟹，借詠物以抒寫宋末遺民的身世之感。朱彝尊對《樂府補題》頗為稱賞，《樂府補題序》云：“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凄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除了《樂府補題》亦是南宋選本的因素之外，此書的文人雅士氣質、含蓄蘊藉的風格、詠物而不粘滯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儀的原因。陽羨詞派的領袖陳維崧對《樂府補題》的感受與朱彝尊又有不同，在《樂府補題序》中陳維崧還強調了國破家亡的悲憤之情對詞的影響：“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8] 陳維崧強調《樂府補題》乃“遺民”之作，認為故國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詞而通志，倚小令而成聲”，才使這部詞集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歷數百年而不泯。經過朱、陳二人的推揚，《樂府補題》迅速影響詞壇，蔣景祁指出了當時詞風的變化：“得《樂府補題》而輦下諸公之詞體又一變，繼此復擬作‘后補題’，益見洞筋擢髓之力。”[9] 清代中期之后，詞學思想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常州詞派突出了詞體“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的作用，對《樂府補題》的認識亦隨之變化。張惠言《詞選》指出《樂府補題》中“碧山詠物諸篇，并有君國之憂。”周濟對《樂府補題》的解讀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樹榮《樂府補題跋》記：“周止庵《宋詞選》于唐玉潛《賦白蓮》曰：‘冰魂猶在，翠輿難駐。’曰：‘珠房淚濕，明鐺恨遠。’以為當為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而作。”③ 可知周濟認為《樂府補題》中唐玨詞〔水龍吟〕、〔齊天樂〕皆為宋陵被盜毀之事而作。可見周濟對《樂府補題》的重視乃在于其中的比興寄托之意。常州詞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譚獻對《樂府補題》亦十分推重，他認為浙西詞派雖然欣賞《樂府補題》但未能窺見其精髓所在：“《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后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10] 4008以上種種評議皆可看出常州派詞論家以比興寄托認識《樂府補題》的特點。 《樂府補題》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視，但認識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賞其高雅的氣質和詠物技巧；陽羨派從故國之痛中找到心靈、情緒的溝通；常州派推重其比興寄托。《樂府補題》與其他幾部唐宋詞選一樣，由清人不斷闡發其意蘊，并對清代詞學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二 龍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1] 此言對詞選在清代詞學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當。清代的詞學流派還把編纂詞選本作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現本派的審美傾向和理論主張，這些詞選也就成為流派的重要標志。 開風氣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選編的《詞綜》。《詞綜》是針對明代以來詞壇最為流行的詞選本《草堂詩余》而編的。為了徹底改變明代以來的詞壇風氣，浙西詞派朱彝尊不僅提出了鮮明的詞學主張，而且還選編了《詞綜》，意欲清除《草堂詩余》的影響并取而代之。《詞綜》是以明確的詞學思想為指導的詞選本，朱彝尊提出學習姜、張，倡導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詞學主張，《詞綜》即體現了這種思想。陳廷焯云：“竹垞所選《詞綜》，……一以雅正為宗。”[11] 陳匪石亦說：“(《詞綜》)所錄之詞，自唐迄元，一以雅正為鵠。”[7]《詞綜》以較大的篇幅收錄南宋詞人詞作，如姜夔的詞當時僅存二十余闋，《詞綜》全部收入。另如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的詞收入數量也居于前列，此種特點與《草堂詩余》中南宋詞較少、姜夔派詞人詞作遺缺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詞綜》以選本的形式表現了與《草堂詩余》截然相反的審美傾向。《詞綜》的編成刊行，給習詞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詩余》失去了市場。詞人們跳出北宋偏重婉麗之藩籬，尤為南宋姜、張一派所吸引，詞壇風氣開始發生變化。對此朱彝尊曾寫下“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12] 的詞句表達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詞綜序》言及詞壇所尚由《草堂詩余》到《詞綜》的變化說：“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顧未有以奪之也。友人朱子錫鬯，輯有唐以來迄于元人所為詞，凡一十八卷。目曰《詞綜》……庶幾一洗《草堂》之陋，而倚聲者知所宗矣。”《詞綜》刊行之后，贏得了學詞者的廣泛歡迎，正如丁紹儀所說：“自竹垞太史《詞綜》出而各選皆廢，各家選詞亦未有善于《詞綜》者。”[13] 2734丁紹儀還把《詞綜》比作詞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吳衡照也說：“詞選本以竹垞《詞綜》為最善，……洵詞壇廣劫燈也。”[14]“金科玉律”、“廣劫燈”之稱足見《詞綜》在人們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實上，《詞綜》成為浙西詞派理論的載體，對浙西派取得詞壇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詞綜》之后，浙西派詞學家繼承朱彝尊的傳統，亦十分注意用詞選本來推揚詞學主張。如王昶曾先后編成《明詞綜》、《國朝詞綜》和《國朝詞綜二集》等，其“選詞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5] 王昶之后又有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選詞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瑩為其作序云：“其規式悉依竹垞、蘭泉兩先生選本。”[16] 由此可見《詞綜》的影響之深遠。可以說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興盛由以上幾種詞選得力甚多。 另一部對清代詞學產生重大影響的詞選是張惠言的《詞選》。《詞選》是張氏兄弟嘉慶初年在歙縣館于金家授課時所編的詞學教材。《詞選》共選錄了唐五代、宋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張惠言《詞選》之后，鄭善長又編了《詞選附錄》，所選皆當代詞人詞作。道光十年(1830)，張惠言的外孫董毅又編《續詞選》，形成了《詞選》系列。為闡明自己的詞學思想，張惠言寫下了著名的《詞選序》，《序》中論及許多詞學理論的問題，被后世遵為常州詞派的理論基礎。《詞選》的意義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詞選》是第一部以思想內容為標準的詞選，正如施蟄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間集》以來，詞之選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內容為選取標準，更未有以比興之有無為取舍者，此張氏《詞選》之所以為獨異也。其書既出，詞家耳目為之一新。”[17] 與以往的詞選本相比，《詞選》最大的特色是選詞標準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為選詞標準。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詞綜》影響最大，但《詞綜》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種風格特色，在詞的選取上并沒有明顯的特定審美指向。張惠言的《詞選》則詞學思想明確、具有現實針對性。張惠言針對“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的詞壇現實，改變人們對待詞體“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的認識，提高了詞體的地位。這種編選思想在其弟張琦的《重刻詞選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為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窔宦不辟，門戶卒迷。”《詞選》中選取的都是張氏認為有“比興寄托”的詞作，他對所選詞作的評語亦皆從“比興寄托”立論。謝章鋌說：“(張惠言)用意可謂卓絕，故多錄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與，學者知此，自不敢輕言詞矣。”[18] 潘曾瑋也說：“讀張氏詞選，喜其于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風雅之歸。”[19] 與以往以存人、存詞，或以選家之偏好為標準的詞選本不同，《詞選》以“比興寄托”為選編標準，給詞壇帶來強烈的震撼，追隨影從者日眾，對改變詞風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至于“《詞選》出，常州詞格為之一變，故嘉慶以后，與雍乾間判若兩途也。”[20] 3523 其次，常州詞派的后繼者出于宗派和現實的需要，對《詞選》又賦予了更多的內涵和意義。如認為張惠言的《詞選》出于創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確意識，并認為張氏之論皆與浙西詞派相對立。如認為張氏有意標舉北宋乃是對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動：“翰風(張琦)與哲兄(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按：即《詞選》)，雖町畦未辟，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10] 4009又如認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張炎，張氏則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21] 金應珪《詞選跋》把張惠言批評為“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進而發揮成為“三蔽”：“淫詞”、“鄙詞”、“游詞”，謝章鋌進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學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學蘇、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學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詞選》，誠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蘊藉，是固倚聲家金針也。”[20] 3485后來又有學者認定“‘跌蕩靡麗’，謂竹垞；‘昌狂俳優’，謂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別于朱、陳而起也。”[22] 由以上諸說可見，張氏《詞選序》的論述被不斷引申發揮，《詞選》的作用也日益擴大。 繼張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將周濟更將詞選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他前后曾選編了二部詞選：《詞辨》和《宋四家詞選》。通過詞選系統地闡發了他的詞學思想。《詞辨》旨在分辨詞的正變源流，繼張惠言《詞選》之后，選詞標準亦以“意內言外，變風騷人”為準，正如謝章鋌所評：“其選錄大意則本于皋文。”[23] 潘曾瑋《詞辨序》亦說：“要其大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詞選》④ 以及《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標志著周濟詞學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門、途徑以及最高境界在內的完整的詞學理論系統。這一時期周濟對浙西詞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宋四家詞筏序》指出：“近世之為詞者，莫不低首姜、張，以溫、韋為緇撮，巾幗秦、賀，箏琶柳、周，傖楚蘇、辛。一若文人學士清雅閑放之制作，惟南宋為正宗，南宋諸公又惟姜、張為山斗。嗚乎，何其陋也！詞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軀同面，千面同聲，若雞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無余也。”[24] 這里周濟對浙西詞派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詞壇之“陋”的原因在于獨尊南宋姜、張，而造成“千軀同面，千面同聲”。在此基礎之上，周濟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詞統主張：“問涂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主張學詞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孫詞入門，最后達到無寄托的周邦彥詞的渾化。周濟將唐宋詞人分為四派，又將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遠、由淺而深結構為系統，示人以途徑，建立了常州派入門和師法系統。《宋四家詞選》表明周濟具有更為明確的立派意識，以常州派與浙派相對立，周濟說：“詞之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別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兩先生開辟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竟出。”[25] 周濟這里明確提出以“江(江蘇)浙(浙江)”分派，與浙派相對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稱)派的領袖為張惠言、惲敬，論詞宗旨乃風騷之旨，由此樹起常州派的旗幟。在常州詞派崛起、壯大、嬗變的過程中，詞選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注釋： ①比如說起《文選》，自然聯想到“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論及“江西詩派”的詩學觀，總是繞不開方回的《瀛奎律髓》。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中華書局200年版)“外篇”專辟一章《選本論》來討論選本與批評的關系。專題論文則有張智華《宋人所編詩文選本與詩文理論研究》(《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樊寶英《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等。專門就某種詞選來探討選本與清代詞學理論關系的，則有張宏生《〈詞選〉和〈蓼園詞選〉的性質、顯晦及其相關諸問題》(《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巨傳友《常州詞派的內部嬗變與選本——從張惠言、周濟對夢窗詞的不同態度談起》(《中國韻文學刊》2005年第2期)等。 ②參閱簫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第五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彊村叢書》。此跋文所引周濟《宋詞選》及對唐玨的詞作的評論，不見今本《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或為《詞辨》原十卷本。 ④其中包括《宋四家詞筏序》。《蕙風詞話》卷二：“《宋四家詞筏》未見，疑即止庵手錄之《宋四家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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