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化研究
淺議宋詞鳥意象中相思愛慕的文化意蘊
摘要: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很多意象的含義都不是單一的,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時空范疇和意象組合中表示著不同的意義,蘊涵著不同的韻致,而每一具體的意象幾乎都具有各自的構成與淵源,形成繽紛多彩的意象世界。鳥作為一種意象常常出現在宋人的詞中,成為宋詞的一大特色。鳥既帶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讀者傳遞著豐富的信息。鳥意象,尤其是鴛鴦雙鳥抒發了相思愛慕的文化意蘊。 關鍵詞:宋詞;鳥意象;相思愛慕 一、情愛理想的升華 宋詞中用來歌詠男歡女愛的禽鳥意象,常借以升華愛情理想。如表現愛情雙方的真情摯愛,夫妻間的生死之戀,女子的忠貞癡情和對自由愛情的向往等等。升華情愛理想的禽鳥意象自然以鴛鴦最為典型。“鴛鴦從小自相雙,若不多情頭不白。”(張仙《木蘭花》)這是用鴛鴦表現相守到老的愛情。又有象征情人兩相愛悅、情深意長的鴛鴦,如張孝祥《浣溪沙》:“豆蔻枝頭雙蛺蝶,芙蓉花下兩鴛鴦。”再看尹煥《唐多令?苕溪有牧之之感》:“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著前歡佯不睬,蓮子、打鴛鴦。”詞人重來舊地,已經鬢發如霜,而自己從前戀愛的女子也是兒女成行了。可是詞人還想提起那段舊情,但女子卻假裝不予
關于淺論宋詞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識
論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對弘道責任的自覺擔荷與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憂患意識.及個性覺醒與生存不自由現狀之間的矛盾所帶來的生存之痛積淀為一種文化悲感意識。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來抒寫這種文化悲感意識。表達他們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傷;執著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縛,生存不自由的嘆息。 論文關鍵詞:宋詞;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識 英國作家斯托雷奇曾說“中國人的憂傷是很細致很深沉的。憂郁似乎是中國詩的基調。”作為中國詩的宋詞自然不例外,在兩萬多首宋詞中出現“雨”字的詞有4910首.所抒發的情感類型中以悲怨、憂傷等情感為基調的詞占總體的62%。可以說宋詞雨世界是一個充滿著傷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現他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患意識和“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嘆息。宋詞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憂而不傷、悲而不絕望的情感意識不同于西方文學理論中所講的悲劇意識.“西方人的悲劇,強調徹底的失敗、徹底的犧牲、徹底的奉獻。”而中國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雙重影響。不可能具有徹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筆者認為,將宋代士大夫文人階層由于對弘道責任的自覺擔荷
關于宋詞鳥意象中相思愛慕的文化意蘊
摘要: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很多意象的含義都不是單一的,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時空范疇和意象組合中表示著不同的意義,蘊涵著不同的韻致,而每一具體的意象幾乎都具有各自的構成與淵源,形成繽紛多彩的意象世界。鳥作為一種意象常常出現在宋人的詞中,成為宋詞的一大特色。鳥既帶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讀者傳遞著豐富的信息。鳥意象,尤其是鴛鴦雙鳥抒發了相思愛慕的文化意蘊。關鍵詞:宋詞;鳥意象;相思愛慕一、情愛理想的升華宋詞中用來歌詠男歡女愛的禽鳥意象,常借以升華愛情理想。如表現愛情雙方的真情摯愛,夫妻間的生死之戀,女子的忠貞癡情和對自由愛情的向往等等。升華情愛理想的禽鳥意象自然以鴛鴦最為典型。“鴛鴦從小自相雙,若不多情頭不白。”(張仙《木蘭花》)這是用鴛鴦表現相守到老的愛情。又有象征情人兩相愛悅、情深意長的鴛鴦,如張孝祥《浣溪沙》:“豆蔻枝頭雙蛺蝶,芙蓉花下兩鴛鴦。”再看尹煥《唐多令?苕溪有牧之之感》:“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著前歡佯不睬,蓮子、打鴛鴦。”詞人重來舊地,已經鬢發如霜,而自己從前戀愛的女子也是兒女成行了。可是詞
關于從跨文化交流學的語言交際方面看宋美齡1943年訪美
摘 要:隨著國際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英語語言反面的應用,因此,探討一些相關的成功例證從而歸納總結出一些有效的啟示顯得十分必要。1943年宋美齡訪美就是一個典型范例。筆者將主要從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兩方面進行分析,由此得出一些中美文化交流中語言交際方面的建議,說明除了掌握扎實的聽說讀寫功底外,對西方思維方式以及相關語言使用技巧的掌握同樣重要。關鍵詞:文化交流 語言表達技巧 思維方式二戰后,隨著交通、通信和科技的極大發展,“地球村”上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也日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際學應運而生。跨文化交際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相互交往。(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 Poter,2004:82) ,這就涉及了包括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地理等多種學科。如今,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對外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也大幅增加,而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影響力同樣不容小覷。因此,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將會更頻繁。宋美齡,(1879~2003),
試論宋詞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識
論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對弘道責任的自覺擔荷與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憂患意識.及個性覺醒與生存不自由現狀之間的矛盾所帶來的生存之痛積淀為一種文化悲感意識。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來抒寫這種文化悲感意識。表達他們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傷;執著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縛,生存不自由的嘆息。論文關鍵詞:宋詞;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識英國作家斯托雷奇曾說“中國人的憂傷是很細致很深沉的。憂郁似乎是中國詩的基調。”作為中國詩的宋詞自然不例外,在兩萬多首宋詞中出現“雨”字的詞有4910首.所抒發的情感類型中以悲怨、憂傷等情感為基調的詞占總體的62%。可以說宋詞雨世界是一個充滿著傷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現他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患意識和“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嘆息。宋詞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憂而不傷、悲而不絕望的情感意識不同于西方文學理論中所講的悲劇意識.“西方人的悲劇,強調徹底的失敗、徹底的犧牲、徹底的奉獻。”而中國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雙重影響。不可能具有徹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筆者認為,將宋代士大夫文人階層
論析唐宋文化傳播機制及其對現代傳播的啟示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石刻;游學;題壁;論文摘要:本文從文化傳播的途徑、政府在傳播中的作用等方面對唐宋文化的傳播機制進行了具體分析,探討了古代傳播機制與現代大眾傳播的聯系,以及對現代傳播的啟示。指出加強實踐是提高傳播質量的重要手段,加強政府管理是實現有效傳播的有力保證,現代傳播應該要繼承中國古代傳播機制中的一些適合于我國文化的合理因素。一、前言文化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傳播,而傳播媒介總是處在發展變化之中。由于網絡等現代傳媒源自國外,因此在傳播領域形成了向“外”看的趨勢。但是當我們適當地向“后”看看,就不難發現,有些現代傳播媒介自古就有原型,只是隨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有些傳播媒介則是從我國古代文化土壤分孽出來后,又吸收了一些新的概念融合而成。因此,我國現代傳媒也應該繼承中國古代傳播機制中的一些適合于我國文化的合理因素。本文擬以唐宋時代的文化傳播為例,探討古代傳播機制與現代大眾傳播的聯系,以及對現代傳播的啟示。二、唐宋文化傳播機制的考察唐宋文化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瑰寶,在一千多年前就能普及全國,并影響海外,這主要得利于
關于宋元時期廣告的文化特征
[論文關鍵詞]廣告 宋代 元代 文化特征[論文摘要]廣告與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廣告符號,宋元時期的廣告鮮明地體現了宋元時期的文化特征:宋代廣告藝術性明顯增強,文化內涵豐富,富有民族及地域特色,而且在宋代廣告與文化活動結合上越來越緊密;而元代廣告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性、世俗性、創造性的特點。廣告作為一種最為普遍的經濟現象之一,與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廣告不僅是商品信息的載體,也是傳播優秀文化的載體,每一則廣告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文化的底蘊。優秀的廣告無不植根于優秀的文化沃土之中,有什么樣的文化,可能就會有什么樣的廣告符號。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就提出:“廣告為商業發展之史乘,亦即文化進步之記錄”。正因為如此,可以說廣告是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明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我國自古 以來 ,文化生長發育的整體風貌、精神氣質就具有一定的時代差異性。不同的時代,文化具有不同的特點,宋元時代的文化亦呈現出它們本身的鮮明特色。而且這種獨有的文化個性使得宋元時期的廣告呈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現分別對其闡述。宋代的商品貿
唐宋詞體的文化功能與運行系統
唐宋詞的功能和價值,不完全表現在形而上的、具有崇高審美意義的時代心理的載體上,而首先體現為形而下的、非文學的實用功能。換言之,唐宋詞的原生狀態與繁衍發展,首先不在文學本身,而是基于非文學的、形而下的社會文化活動,其文學性或作為時代心理的載體是在非文學的實用功能中逐漸形成的,而且非文學因素貫穿唐宋詞史的始終。 一吳熊和師曾經從發生學的角度,對唐宋詞的意義作了這樣的界說:“詞的社交功能與娛樂功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說,詞是在綜合上述因素在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文學—文化現象。”而唐宋詞史則又表明,在由這三大功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學—文化現象”中,社交與娛樂功能尤為突出,甚至成了抒情功能得以發揮的前提。就體性而言,唐宋詞首先表現為應歌。自中唐文人詞始告確立至北宋近三百年的詞史,主要是應歌的歷史,在南宋,應歌詞也綿延不絕。所謂應歌詞,就是在社交娛樂活動中,詞人為歌妓歌以佐歡而作的歌詞。應歌詞中的內容不象詩歌那樣屬于“夫子自道”,而是像唐代幕府中的“刀筆吏”一樣,屬于“例行公事”,其創作主體在表現形態上發生了嚴重的“性
論南宋文化對現代杭州籍作家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原型 南宋文化 杭州文化 詩性審美 摘 要:從歷史的維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視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現出柔媚飄逸、空靈精致的詩性審美特征,它顯現了強大的母文化影響功能,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對杭州籍的現代作家,如郁達夫、戴望舒等的審美理念和文學觀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學創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審美特質。 文學具有地域文化的審美差異。近代梁啟超論及南北文學風格時指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詩于文于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于性靈,其受四周社會之影響特甚焉。”①可見,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經成為文學表現的審美客體,它浸透著作家的創作思想,影響和塑造著作家藝術家的氣質人格和美學風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臨安之際,以蘇杭為中心的吳越文化,總體上已呈現出一種詩性審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內部因素而言,吳越之地自然景色秀麗,氣候濕熱。從生理學角度講
“天書降神”新議——北宋與契丹的文化競爭(二)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曾經以大量篇幅縷述契丹族的由來演變,并鄭重指出:“歷史學家必須注意的另一個簡單化傾向是術語的使用。當我們使用契丹、女貞、黨項或蒙古這些術語時,應該記住每一個術語所指的不是一個純粹同種的民族,而是一個綜合實體。”[i]所言極是。但編撰者在熱心敘述軍事外交諸問題的同時,也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歷史上“遼”之國號曾經數度改易,既證實著“綜合實體”的說法,又產生出“術語”新的歧義。這涉及到兩國之間長期和平中的無形較量,不妨稱之為“文化競爭”(the cultural struggle,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知識/權力(power/ knowledge)之爭,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沖突—融合模式)。這與近年美國人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沖突—重建模式)[ii]是相關而又不同的兩個概念。《劍橋史》復說:“遼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在整個俄羅斯和斯拉夫語世界
“天書降神”新議——北宋與契丹的文化競爭(一)
“澶淵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復五代以來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認真努力。這次戰役雖然以小勝結束,但最終訂立的盟約,卻是宋廷每年向遼輸納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名副其實地“化干戈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與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轉向“祀”來。據說和議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罷兵,垂意典禮”,[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這種反復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遠。但對于宋真宗趙恒而言,“澶淵之盟”的輸款結好,無論如何喚不起踵武漢唐的感覺來。既欲彰顯盛世,則無論遠述秦皇漢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標明盛世,點綴太平之一大景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無平等結盟的先例可循,宋與契丹的澶淵之約是用賭咒發誓的方式訂盟的。據載宋人的盟書寫明:“質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共當殛之!”契丹文書亦有“孤雖不才,敢尊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語。[iii]可知盟誓雙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當的天地神祗信仰系統。后來宋徽宗約金滅遼,違背了這個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欽二宗“北狩”,“斧聲燭影”以后當政的趙光
論宋代話語共同體與市民文化的形成
摘要:宋代市民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標志。歷來被史學研究者特別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視的“話語共同體”,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識資源與人力資源的重要支撐。此對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開宋代的社會生活畫卷具有重要意義。關鍵詞:宋代;教育下移;話語共同體;市民文化形成 宋代話語共同體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討論這一宋代社會文化史與城鄉社會生活問題,我想從宋代一種歷史現象開始。此即是,宋代在其政治、經濟全方位變革的前提下,文化教育已從階級等級文化的低谷中走出來,其重心由上層貴族向下層平民社會轉移,由此帶來了宋代市民階層思想、生活觀念及其文化的內化。一種新的文化運動在此前提下形成,這在宋代文化發展史乃至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應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運動。這一文化運動為什么會在宋代形成,一經形成且以其強勁的文化勢力,對宋代的城鄉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對此歷史事像,我提出一個話題,從一個視角來討論這個歷史現象問題,就是我提出的揭示這一歷史現象的概念“話語共同體”,依此概念,我希望把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擴展到一個較廣闊的社會層面,即在傳統文化史研究上沒有給予較多關注的教育下
宋代女性文學與酒文化
[摘 要]宋代女性文學與酒文化的聯系得益于飲酒這一傳統在宋代的延續與普及,以及一定的社會背景、時代風尚,男性文化也同樣促使女性文學與酒交結。同時宋代女性寫酒之文也承載了女性的生命、靈魂與情感,于是便呈現出悲情、真情,也突顯理想和現實。[關鍵詞]酒 女性文學 宿緣 悲情宋代女性文學達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繁盛時期,蔚為大觀的女性作家群,數量頗豐的詩詞文佳作,使得宋代成其為文學創作的輝煌時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時的女性文學與酒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據不完全統計,宋代女性文學中寫酒的就有百來首,如此較大規模地與酒牽扯,卻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寫作的主體尤以青樓藝妓、閨閣女性和宮廷婦女為多。那么是何原因促使酒走近廣大女性并承載起宋代女性的美麗傾訴,是何原因使酒與宋代女性文學水乳交融、渾然一體,開放一朵藝術奇葩?一、宋代女性文學與酒宿緣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宋代女性文學與酒文化的聯系得益于宋代這個特殊的歷史氛圍,一定的時代背景、社會風尚和男性文化造就了宋代女性文學,也使酒這一華夏民族綿延不絕的飲品成其作品中一道美麗而憂愁的風景線。
唐宋時期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
【內容提要】福建與日本在歷史上有著特殊的聯系。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中特別活躍的部分。早在唐宋時代,隨著福建的開發與發展,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并頻繁地與世界各國特別是東鄰的日本進行交流,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的狀況、規模、特點、原因及影響作一探討,以求正于諸家。【 正 文】一福建與日本的交往,見于文字記載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曇靜隨師父唐高僧鑒真搭乘日本歸國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以此為開端,福建與日本之間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頻繁往來。曇靜隨鑒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帶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經和字貼等。佛像有功德繡普集變1鋪、阿彌陀如來像1鋪、阿育王塔樣金銅塔1軀等8種;佛具有如來肉舍利3000粒、玉環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種;佛經有金字大方廣佛華嚴經80卷、大佛名經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種;字貼有王右軍真跡行書1貼、小王(獻之)真跡(行書)3貼、天竺、朱和等雜書50貼等3種(注
宋代耒陽縣令曾之謹對于中國農耕文化的貢獻
曾之謹,南宋時人。祖籍江西泰和。祖父曾安止,字移忠(一作中),號屠龍翁。入仕之后“初調洪州、豐城主簿”,后曾任江州彭澤縣令。元祐五年(1090),曾安止的父親曾肅逝世。后安止也“以目疾而退”,年僅四十余歲。棄官后授宣德郎。退居后,從事調查和著述,在“周爰咨訪,不自倦逸”和“善究其本”的基礎上寫作了《禾譜》一書。《禾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關于水稻栽培的專著。雖然全書已失傳,但從前人的有關記載和“曾氏族譜”所保留下來的部分內容來看,全書包括稻名篇、稻品篇、種植篇、耘稻篇、糞壤篇、祈報篇等內容。[1]是一部內容豐富而又資料詳實的著作。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北宋紹圣元年(1094),五十九歲的蘇東坡遭貶,從南康軍(今江西星子)起程,過廬山下、經湖口、溯贛江而上,過廬陵(今江西吉安),見到了曾安止。蘇軾見過曾安止之后,曾安止出所作《禾譜》。讀過《禾譜》之后,蘇軾在“秧馬歌一首,并引”中寫道:“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但蘇軾對于《禾譜》也有美中不足之感,“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當時曾安止已失明,不能補寫,過了一百
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
【內容提要】本文以宋元時期的瘴疾為討論對象,意在揭示歷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與華夏文化擴散之間的關系。根據宋元時期史書的記載,瘴疾的分布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區域;其分布地區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各地區瘴情的輕重差異,反映了此地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淺程度。宋元時期醫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論上有深化,證治上有提高,最終使傳統中醫理論得到突破,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在瘴疾的預防方面,醫家不僅強調習其風土的重要性,而且開始以中原醫學知識改變南方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這一時期有關瘴疾的記載表明,疾病對人體自然機能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文化形態變遷的表現。【關 鍵 詞】瘴疾/宋元時期/南方地區/文化變遷【 正 文】有關瘴、瘴氣、瘴病的研究,學者們已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別值得提出。(注: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頁。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地理學報》第48卷第4期(1993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文化藝術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重要表現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戶籍的建立和同業行會的形成。商品意識在城市社會中迅速滋長和蔓延,并向社會文化生活領域滲透。文學藝術也開始了商品化的進程,許多文藝作品成為文化消費品,由此導致了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的變化。關鍵詞:宋代;商品經濟;文化藝術;商品化;價值觀;審美觀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
“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
提要:以闡釋政權合法性為目的的五德終始說建立在對宇宙系統的信仰之上,經過宋代儒學復興的沖擊,被宋儒以道德批評為準則的正統論取而代之。但五運說的殘余仍長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間仍在繼續講求德運。五運說在宋代所面臨的危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傳統文化的一種共同境遇。宋代知識精英對五運說、讖緯、封禪、傳國璽等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清算,從學理上消解它們的價值,從思想上清除它們的影響。宋儒的政治倫理觀念在當時是高調的、前衛的,但到元明清就變成了普世的價值觀。傳統政治文化的這一變遷軌跡,向我們指引了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關鍵詞:宋代 五德終始說 正統觀 政治文化 讖緯 封禪 傳國璽自秦漢直至宋遼金時代,五德終始說一直是歷代王朝闡釋其政權合法性的基本框架。“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于此說”。[1]但宋金以后,沿襲千余年的五運說最終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趨于消亡。這一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劉復生教授已為此提供了一個初步答案。[2]其實,五運說的終結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若將它置于宋代以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所發生的一系列雖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