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保障;農村;對策

論文摘要：農民是推進城市化的重要參與者和建設者，為城市化作出了重大棲牲，理應成為城市化的受益者。而客觀現實是由于我國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大量失地農民并沒有從城市化土地流轉過程中得到太多的好處，這與農民做出的棲牲性貢獻極不相稱。對失地農民而言，他們最關心的是養老保障問題。從這一問題入手，闡述了當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觀，分析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障的緊迫性，并提出了解決失地農民養老保障的對策建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土地必然被大量征用，這就導致了一個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的逐漸形成—失地農民，但政府還沒有完善的制度保護土地被征用后農民的合法權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權益。失去土地后，農民養老的不確定因素增加，老年風險加劇，但現行的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完全把失地農民納人保障范圍，政府也沒有建立相關的養老保障制度確保他們老有所養。近年來，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下降的趨勢甚至部分失地農民生活處于惡化的邊緣，從而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障的缺失是引發失地農民問題的核心，因此，如何保障失地農民步人老年后的基本牛活，已經成為政府和社會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在對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紅旗社區失地農民養老觀念現狀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分析現階段失地農民養老觀念變化趨勢，為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障體系提出幾點建議。

1、研究設計

1.1調查抽樣

筆者選取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作為調查點，以年滿18周歲的失地農民為調查對象，本次調查通過人戶發問卷和個案訪談的形式進行，以問卷調查為主，問卷的具體變量、指標包括:失地農民基本情況(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經濟收人等);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障的關注情況(對政策的了解及關注程度、了解的渠道等);養老意愿(養老觀念、養老方式、養老資金來源、養老防范措施等)。調查的內容包括:失地農民養老認識及看法;失地農民的養老意愿。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20份，回收有效問卷200份，有效回收率為90.1 %，問卷數據采用專門統計軟件SPSS 11.5進行處理。

1.2樣本基本特征

從調查樣本的基本特征來看，就年齡而言，調查對象中36~55歲年齡段的人數最多，符合農村生產工作的實際;就文化程度而言，調查對象中絕大多數只有小學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失地農民整體文化程度不高;就收人水平而言，失地農民的月均收人集中在5001000元以及10011500元這兩個檔次上，收人狀況相對而言比較低;就家庭規模而言，與傳統的多子女大家庭相比，如今的農村家庭多數以核心家庭為主。

2、結果分析

2.1對傳統養老方式的態度

家庭養老在國內歷來占據重要地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家庭養老在農村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養兒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的轉型，家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家庭養老的功能日益降低，但是“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并不受此影響。在被調查者中，80%的個體贊成“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僅20%的個體表示出不贊成這個觀點，而這一部分人群中，年輕人占了主流，尤其是未婚的年輕人。被調查者表示，雖然說養老并不一定要依靠子女，子女也并非完全能靠得住，但是這個觀點還是對的。

同一個地區失地農民的同質性較強，同質性是影響觀念同一化的重要因素。失地農民構成的單一化是影響養老觀念同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布勞宏觀結構理論的接近性假設指出:社會地位接近的人們之間的交往多于地位相距較大的人們之間的交往。在頻繁的交往中，各自的觀點與想法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同質性越來越強，這也是失地農民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利益表達渠道。在調查過程中，多數的被調查者向筆者反映了對養老的擔優，渴求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

2.2對養老方式的選擇傾向

盡管認同傳統的養老觀念，但是在今后的生活方式上，64%的個體選擇自己生活，僅29%的個體選擇與子女一起生活，還有7%的個體選擇去養老院等社會養老機構。在訪談過程中，筆者進一步了解了失地農民真實的想法:“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寧愿選擇自己生活，也不想與子女一起生活。與子女一起生活雙方都不自由，矛盾也會增多，可能還會導致家庭不寧，還不如各自生活比較自在。”居住方式的選擇也反映在養老方式的選擇上，接近半數(45%)的個體選擇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方式.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僅占19% ， 36%的個體選擇社會養老。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的思想觀念也在變化，對于養老方式的選擇逐漸多樣化，而不僅僅限制在傳統的養老方式中養老方式變化的根源是經濟因素，經濟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放哪都適用。在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上，經濟方面自然而然的占了主導作用。訪談過程中，調查對象也明確表示此方面的顧慮。畢竟多數個體認為養老金的來源是來自自己的儲蓄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金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金(66% )。

2.3養老費用來源選擇

就養老而言，最關鍵的是養老費用的來源。只有物質生活有保障了，精神生活與其他要求才能得到滿足。

2.3.1儲蓄養老。對于農民而言，基本上是以個人終身勞動為基礎而獲得生存權與發展權，并以此獲取家庭內部的代際交換的“反哺式”養老，以壯年時的努力為子女置辦家業、養育子女、籌備子女婚事等等，作為將來依靠子女養老的交換條件。但是作為失地農民，他們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交換基礎，今后的生活更加沒有保障。因此，對于他們來說，趁著年輕時努力工作盡可能地存錢以備老年時之需，儲蓄是失地農民的首選。

2.3.2參加保險。參加保險主要分為兩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從調查情況來看，失地農民對關乎自身今后生活保障的養老保障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不僅僅寄希望于國家，也希望能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現狀，實際上，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障并沒有太高的要求，只要求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就滿足了，61%的個體認為按照目前的收人水平，己經大體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了。目前失地農民的收人集中在5001500元這一水平，只有38%的個體認為根據目前的收人水平無法滿足基本生活的需要，這與實際的收入狀況比較符合。

失地農民表示，只要不是一下子拿出巨額款項(每人數萬元)，按月繳納的話，如能確保今后的生活需要，幾十元到上百元都能接受，表示有此類的保障體系的話，是絕對支持和擁護的。問題在于目前所在的社區根本就沒有這項政策。Thompson，L.在《Older and Wiser》一文中指出:國家在保證提供足夠養老收人方面的作用已不再受到質疑，因為即便是私有制集資方式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國家必須為那些沒有為年老而儲蓄的人們提供像樣的安全保障，國家應該充當私營養老計劃的協調者(甚至有人爭辯說應該是保證者)。同時社會福利思想也已在全球普及，社會福利是被理解為一種關于一個公正社會的理念。因此，國家和政府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的主體責任，不是一種慈善事業，而是一項義務。

針對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一些商業保險機構開始大力挖掘農村商場，在農村大力宣傳和推廣商業保險，商業保險逐漸向農村蔓延滲透。它針對的對象主要是那些不滿足于農村基本養老保險且經濟條件較好的失地農民，屬于自愿性質。調查發現，有能力的失地農民對購買商業保險(養老保險與人壽保險)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有相當一部分的失地農民已經購買商業保險。這表明失地農民對商業保險的認可度和接受度較高，現代生活方式已經普及到農村。 2.3.3理財投資。相對儲蓄的死守利息的做法，投資理財是較佳選擇，且收益也較好，以后養老也比較有保障。在調查中發現，經濟條件較好且頭腦較活絡的一部分失地農民選擇了投資理財或投資其他行業的道路，為將來的養老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對于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且社會資源擁有量也稀少的失地農民而言，這條路并不適合。

3、結論與討論

3.1基本結論

第一，在影響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意愿的各種因素中，失地農民的基本構成情況是從內部起作用的，文化程度、婚姻狀況以及經濟條件是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障方式選擇的前提條件。而相對來說，所處社區的整體環境是從外部發揮作用的，是影響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意愿的客觀物質因素。

第二，對傳統“養兒防老”觀念認可程度的高低影響個體今后的生活方式和養老方式，隨著認可度的降低，愿意自己生活的比例就越高，而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意愿則下降。

第三，對子女養老普遍的低預期。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非正規的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保障方式逐漸趨于衰落。現在的“家庭養老”已經不同于往日的“家庭養老”。人們對于子女養老的意識越來越淡化，普遍表示不會依靠子女養老。

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人們的家庭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孝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現代人越來越注重自己的隱私權，更趨向于獨立居住，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這些因素導致了失地農民對子女養老的低預期。

第四，缺乏養老意識和風險意識。從訪談中可以看出，人們普遍缺乏養老意識，對我國現階段實行的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知之甚少。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沖擊沒有明確認識。對社會養老保險抱有希望的同時缺乏信心。通過訪談，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希望社會養老機構負責，但對社會養老保險機構的承諾多持憂慮態度，缺乏足夠的信心。

3.2討論

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是家庭養老，在農村，土地是家庭養老的經濟支撐，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保護屏障，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失地農民心理上與土地的關聯;另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農村家庭子女數驟減，加大了目前中青年農民贍養老人的負擔，家庭養老面臨困境，失地農民則是完全失去了家庭養老的經濟來源，使得失地農民在心理上也不愿過多的依賴子女，加大子女負擔，因此尋求社會化的養老途徑成為失地農民的養老選擇。

農民觀念上的轉變以及實際上的需求有利于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的進一步推廣與建立，把盡快把失地農民納人到合適的社會保障體系中是政府的責任。由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進程，損害了土地被征用主體的利益，在土地被征用農民養老保障體系建立的過程中，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各相關部門大力配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保障體系，真正保證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而不是目前這樣的主體責任缺失的狀態。

4、對策

第一，發揮政府在失地農民養老保障中的主導作用。政府是社會公共權力的主體，能夠對社會公共資源作出權威性分配，對社會公共事務作出權威性決定。由于政府掌握大量的政治和非政治資源，因而政府的參與及其成效就常常成為影響社會事物發展的關鍵因素，政府的有效參與對失地農民養老具有關鍵性意義。首先，政府的主導作用應體現在它所承擔的政策責任上，逐漸改變對廣大農村居民的歧視性政策。其次，政府的主導作用還應通過它的財政分配表現出來。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通過優惠的財政收人和支出政策大力發展農村經濟，著力提高農民收人，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為實現農村老年人的“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的基本養老保障目標提供強有力的經濟保障。

第二，繼續發揮家庭養老保障功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養老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在提倡養老社會化的同時，片面指責家庭養老的“極大落后性和不合理性”，其論本身恰恰極具“不合理性”。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家庭養老仍是我國養老體系中主要的、基本的模式。還沒有健全的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來保證土地被征用農民的養老問題，家庭養老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家庭養老仍是養老體系中主要的、基本的模式。要創造有利于家庭養老的宏觀條件，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致力于全社會的宣傳教育，通過輿論、倫理道德的作用強化家庭養老的意識。

第三，增強失地農民的主體意識。失地農民雖然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缺乏社會網絡的支撐，但是在依靠政府強勢介人的同時，也應該增強本身的主體意識，而不是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