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本文在對明代災害統計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對流民給生態環境造成的種種惡性干預事實的考察，指出流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造成明代中后期農業生產衰變的一個主要原因。

有明一代，災害頻仍，探究原因，流民的遷移以及濫砍濫伐大面積的山地森林，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流民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惡性的干預，最終給農業生產帶來了無可挽回的后果。長期以來，學術界較少從這一角度來進行考察。本文擬從自然災害的發生原因、游食流民自動遷移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來探析明代中后期農業生產的衰變。

一、明代自然災害統計資料分析

自古以來，災害不斷，究其原因，與地理氣候條件復雜、自然變異強烈有關。此外，人為的、、因素，如戰爭、流民、水利等，也有相當（注：孟昭華：《中國滅荒史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15-36頁；蔣武雄《明代災荒與救濟政策之，文化大學，1986年，第20-67頁、第344-348頁。）。明代災荒頻繁，就水災而言，平均一年四個月有一次，旱災平均一年六個月一次。其他如蝗災、疫災、雹災、霜雪、地震、饑歉等，亦屢屢發生。

有明一朝災荒之次數，據鄧云特先生統計，有1011次。其中水災196次、旱災174次、蝗災94次、雹災112次，風災97次，疫災64次、地震1265次、霜雪16次、歉饑93次（注：鄧云特：《中國救荒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55頁。）。下面分別列舉北方和南方的自然災害，進行統計。

表1.明代北方自然災害統計

災害類別河南陜西山東北平

災傷變異28273247

洪水泛濫 13427 10163

干旱41826534

風沙冰雹14512729

地震山崩40 1523447

蝗螟28 74517

雷擊水災 171 537

饑饉疫癘31253311

資料來源：《明實錄類纂》（自然災異卷）（注：李國祥、楊昶：《明實錄類纂》（自然災異卷），武漢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據上表可知：河南、山東水災最多，是由于明代黃河多次泛濫、上中游植被遭到破壞所致。陜西干旱、地震較多。山東、河南蝗蟲繁生、饑饉頻仍。這些都與黃河流域的生態破壞有關。

表2.山西省16-20世紀初自然災害統計表：（次數）

程度旱災水災風災雹災凍災霜災蟲災瘟災

特 240 195367223275368

大 738 274 122 1254355 10998

中 439 16125 1001264 15169

小95371048 4134617

總計1511 607 193 34582 159 359 254

上表據山西省文史館所編《山西省四百年自然災害分縣統計》，即地方志所記自明嘉靖初年至清宣統末年（公元1522-1909）近四百年間，各種自然災害波及的縣數以及發生的次數（注：此表轉自朱士光；《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幾個主要區域時期經濟與自然環境變遷概況》，《中國歷史地叢》，1992年第1期。）。

在各種災害當中，旱災與水災被稱為“母災”，與生態環境直接相關。山西的山地丘陵地區自明中葉起水土流失愈來愈嚴重以后，水患尤多。在這些地區，不下雨是旱災，下大雨就是水災，又由于山區無灌溉之利，土壤本身失去涵養水分的作用，故水災過后還是旱災。

表2是明嘉靖初年至清宣統末年近四百年間山西州縣自然災害發生次數統計表，從表中可以看出，旱災次數最多，其中特、大旱災占旱災總數的65%；水災居次，水災中屬特、大旱災占旱災總數的77%。水旱災害的特大程度者高于或近于其總數的三分之二。事實已很清楚，位于黃土高原上的山西，自然植被遭破壞以后，其八分山地的地理環境特點，無疑加重了水旱災害的程度。

唐以前，山西平均一百一十四年一旱，明清時期，已是平均三年一旱（注：張維邦：《論山西農業的主要矛盾和主攻方向》，《山西日報》，1981年1月7日。）。不難看出，山西惟仰天澤的大部分山地、丘陵地區，與人的活動極為有關的侵蝕是個大問題。土壤受到侵蝕，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便不能很好地作為水的吸容體而緩和水分循環的均一性，旱災的次數就會增加。

河北與山西雖然同屬黃河流域，但地形結構均差別較大。山西居太行山以西的黃土高原之上，河北則在太行山以東，處黃河下游流域地區，有一望無垠的廣闊平原。在河流流域系統中，中上游的生態環境惡化，下游必定受害。進入明中葉以后，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加重，因而黃河下游決溢加頻。嘉靖萬歷年間，黃河分流多達七、八股甚至十幾股，使下游河道紊亂，水災明顯增多。

同一時期，與黃土高原北部偏頭、寧武、雁門一線及蘆芽山、五臺山地帶森林的大肆砍伐相對應，從山地高原向東流下的蘆溝河（永定河）、滹沱河等便帶下了大量泥沙。河床不斷淤積加高，當雨季洪水浪濤沖擊震蕩時，也就極易泛決。萬歷年間，都御史蘇ｚàｎ＠①說：“畿郡之水為患，莫如盧溝、滹沱二河”（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一冊，北直隸上，四部叢刊三編本。）。據統計，永定河明清以來泛決越來越頻繁，明代還平均十三年泛決一次，到清代則三年半泛決一次了（注：于希賢：《北京地區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壞過程及其后果》，《環境變遷研究》第1輯。）。

明代南方災荒的次數，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發生在長江中下游諸省的水災，江蘇有4次，浙江11次，江西四次、湖南3次、湖北2次、四川四次，總計28次。旱災，江蘇有9次，浙江46次、安徽6次、江西12次、湖南14次、湖北44次、四川4次，總計135次（注：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卷3號。）。明代近77.6%的旱災發生在這個區域。各省中，水旱災最頻繁的是浙江，有57次；其次是湖北46次，再次是湖南17次、江西16次、江蘇13次、四川8次，安徽有6次最少。當然此一區域還有潮溢、地震、蟲災、疫災、歉饑、颶風、雹災等。以浙江為例，成化二年桐鄉有海溢（注：光緒《桐鄉縣志》卷20。）。嘉靖三年二月山陰地震、大歉（注：嘉慶《山陰縣志》卷25。）。嘉靖二十年嚴州府屬六縣大旱蝗（注：順治《嚴州府志》卷19。）。萬歷十六年孝豐縣旱蝗且大疫（注：光緒《孝豐縣志》卷八。），山陰縣疫疬交作大饑，錢塘縣六月有瘟疫（注：萬歷《錢塘縣志》，災祥。）。崇禎十四年，桐鄉、諸暨兩縣有蝗災，蕭山縣有疫癘（注：光緒《桐鄉縣志》卷20；乾隆《諸暨縣志》卷7；康熙《蕭山縣志》卷9。）。江西建昌、永豐兩縣萬歷十六年有大雹（注：康熙《南康府志》卷11。）。

明代自然災害何以頻發？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明代大量流民的有目的性遷移，這些移民為了生計，大規模進行開墾和濫伐，致使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異。

二、明代流民對生態環境的惡性破壞

明代自宣德以后，在我國大部分省區內發生過規模巨大的流民浪潮。這些流民的出現，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勛戚、官僚地主通過賜田、投獻、圈占等手段，侵占小農土地；苛重的賦役，尤其是已逃亡農民的服役轉加在未逃亡農民身上的“陪納”制度，使農民不堪負擔而逃亡。其直接誘因是全國范圍內大部分地區不時出現嚴重自然災害，迫使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攜老撫幼、背井離鄉。匯集成一股洪流，涌向各處地廣人稀、尚未開發的山區或林區，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我們翻開《明實錄》，洪武以后自然災害連年不斷，不是南澇北旱，就是北澇南旱，不時還間有蝗雹之災。小農經濟十分脆弱，一經罹難，只有逃亡一條出路。明成化元年戶科給事中袁芳等言：“比年以來，救荒無術，一遇水旱，饑荒老弱者，轉死溝壑，貧窮者流徙他鄉。”（注：《明憲宗實錄》成化元年秋七月辛末。）

永樂以后，南北各省皆有民戶逃亡，即以富庶聞名的太湖流域也不例外。洪熙元年“蘇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注：《明宣宗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丁巳。）；福建連江縣永樂初與洪熙元年相比，“戶口什去其三四。”（注：《明宣宗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南直隸池州所屬六縣，洪武年間戶口為二百七十余里，宣德以戶口止存三分之一（注：《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九月癸末。）。北方諸省因災害頻繁，逃亡更為嚴重。宣德五年報告直隸易州一地逃戶有1229戶。山東濰縣報告有3407戶“流徙外境，田土荒蕪。”（注：《明宣宗實錄》宣德五年九月辛亥、壬子。）同年直隸大名府魏縣逃民998戶，山西俘山縣有1764戶逃戶在外（注：《明宣宗實錄》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壬寅。）。宣德六年山西安邑縣復業流民3071戶（注：《明宣宗實錄》宣德六年春正月庚寅。）。山東沾化、壽光、樂安三縣復業流民5280余戶（注：《明英宗實錄》宣德六年夏四月月壬戌。）。正統三年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者有4570余戶（注：《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春正月辛亥。）。這一年晉北代州繁峙縣因“霜雪先降，歲時少半”，編民2166戶，逃亡過半（注：《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八月乙卯。）。以后各地流民不斷增加，天順元年(1457)山東濟南、武定、德州、東昌等府州縣缺食貧民和流移人口共265420余口（注：《明英宗實錄》天順元年九月壬午。）。以上僅舉數例，反映明代前期南北各省均有農戶逃亡，各縣平均在千戶以上，人數甚至達數十萬、百萬，流民問題之嚴重由此可見。

就全國范圍而言，以北方各省流民為最多。《明會要》卷34《食貨二·成化二十一年詔》曰：“往者災ｌì＠②迭業，天時抗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陜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顧者。”這些逃亡的流動方向，首先是渡河而南進入河南地區。宣德三年山西省三十三個縣，從二年九月至該年三月連續下雨，“麥豆焦枯，人民缺食，渡河而南”，至河南南陽諸郡的流氓不下十余萬口（注：《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閏四月甲辰。）。正統年間山西流民大量流入河南（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八月丙戌：“山西頻歲旱荒，民多徙河南。”），同時陜西、山東也有大批流民進入河南，山東諸城一縣逃移者竟有一萬三百余戶（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冬十月庚申。）。正統十年時在河南湖廣交界地區就有山東、山西、陜西多處逃亡來的流民七萬余戶（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十月庚申。）。

為什么首先進入河南地區呢？首先是明代前期河南荒地甚多。正統二年二月河南右參政孫原貞奏：“陳州項城縣南抵穎州，歸德州鹿邑抵太和縣，地方數百里，田土膏腴，亡命者多聚居焉。近令占籍，此縣追之，則稱占籍于彼，彼州追止，則稱占籍于此。互相影射，有違國法。”其次是河南地區在明初公私均有余糧。據于謙報告，河南近陜西、山西的河南、懷慶二府地方上積有倉糧六十余萬石，故“山西陜西人民饑窘，俱往河南地方就食。”（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二月壬戌。）民間也有余糧，于謙報告里也提到陜西、山東饑民至河南，“多將物貨易米度日。”（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二年五月壬子于謙奏。）

但這些條件沒有能夠使流民安居下來。正統十二年于謙報告說：“河南田地有限而逃民之來者日益眾，公私儲積有數而逃民之食者日益多，食不足以給，地不足以容。”（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五月壬子于謙奏。）同時河南又為河患頻繁之地，當河水橫溢，流民“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注：孫原貞《大戒》，《明經世文編》卷24。）于是流民進一步向深山密林、人煙稀少的荊襄山區移動。

明代大批流民進入秦嶺、大巴、伏牛山區，大約始于宣德年間，即十五世紀二十年代（注：《明憲宗實錄》成化七年秋七月甲午。）。首先進入的是荊襄地區。所謂荊襄地區，是指荊州府的西部山區，即今湖北宜昌、長楊、秭歸、興山、巴東等縣和襄陽府的西部山區，即今南漳、光化、谷城、保康、房縣、均縣、勛縣、鄖西、白河、竹山、竹溪，還包括河南南陽府西部熊耳山區的鄧縣、內鄉、西峽、淅川等縣。這里“介湖廣河南陜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è＠③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注：《鴻猷錄》卷11。）因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為多。”（注：丘浚：《屯田》，《明經世文編》卷72。）天順八年(1464)升工部員外郎劉子鐘為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專撫荊襄漢陽流民（注：《明憲宗實錄》天順八年十一月癸丑。）。可見當時荊襄流民已成為政府重視的嚴重社會問題。

從宣德至成化，涌入荊襄地區的流民究竟有多少，已難究出一個確切的數字。因為各種記載往往所指僅局部地區，各地統計報告，多有重復，且失之籠統，各地招撫官吏忘為邀功而謊報數字。總之，從書面上很難找出具體的數據。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已有的材料，作粗略的估計。

據成化元年記載，進入南陽、荊襄等處的流民不下數十余萬人（注：《明憲宗實錄》成化元年月辛末。）。我們認為這個數字是很保守的。今舉一例，正統十年，僅湖廣上津縣、陜西金州洵陽縣山溝內就潛居著從各處逃亡來的軍民三千余戶（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十月壬戌。），如每戶以五口，就得1.5萬口。可見全部南陽和荊湘地區流民絕不止十余萬口。此外我們從明政府對荊湘地區流民進行招撫的情況來看也不止此數，如成化四年河南荊襄流民附籍的有63000余戶，如每戶以五口計，則已有三十余萬口。這還是流民中的一小部分，“未附籍猶不知數。”（注：《明憲宗實錄》成化四年四月乙卯。）成化四年巡撫荊襄右副都御史楊口有個估計數字，他說“荊襄安沔間流民亦不下百萬。”（注：《明憲宗實錄》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時隔二年，成化六年內鄉發生過一次以李原為首的流民起義，后為明政府鎮壓，次年招撫，據記載，該年三月時地方上報，“流民攜撫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余萬。”同年七月上報，“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遣散出山復業者陸續共有九十三萬八千人”，“其余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處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注：《明憲宗實錄》成化七年三月壬辰、七月甲午。）同年十二月荊襄總督軍務右都御使項忠再次上報說，他前后已招撫追回流民一百五十余萬（注：《明憲宗實錄》成化七年十二月。）。這個數字，兵部尚書白圭曾表示懷疑，不過我們從其他資料來看，這個數字并不虛妄。原杰《開設荊襄職官疏》說：成化初年受編為戶籍的為113317戶，438000口，都來自山東、山西、陜西、江西、四川、河南及南北直隸等府衛軍民等籍。綜合上述資料，從比較保守的估計，至成化中葉，各省流入荊襄地區的流民總數在二百萬左右。

弘治以后，流民人數不斷增加。弘治二年報告：四川的流民、饑民有八十七萬余口（注：《明孝宗實錄》弘治二年十月壬辰。），各地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廣尤多。”（注：《明孝宗實錄》弘治四年二月庚午。）明代后期，弧光及鄖陽、襄陽、荊州、河南之南陽，陜西之漢中五府及西安所屬之商州五州縣的山區，“土著之民僅十分之三四，五分流寓占十分之六七。”嘉靖年間對流民進行安屯，但由于政府的橫征暴斂，“百姓輸將之困，即倍于前時”，遂使“土著之老戶變為逃亡”，“昔日版籍之實民，今多紙上虛數。”萬歷初年進行勘察附籍，“如河南南陽縣舊二十一保，今實不及十保。陜西商南縣舊管一二十里，今止見三里。”（注：吳桂芳：《條陳民瘼疏》，《明經世文編》卷342。）

數以百萬計的流民進入鄂、豫、陜三省交界的荊襄地區，以后又擴展至川、陜、豫、鄂交界的秦嶺、大巴山區，究竟何以為生呢？

秦嶺、大巴山區在明以前原是一片原始森林。自陜西的略陽、鳳縣迤儷二東，經寶雞、眉縣、周至、洋縣、寧陜、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的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枝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陜西的寧強、褒城迤儷二東，經四川的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寧、開縣、奉節、巫山，陜西的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興山、保康，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注：卓秉恬：《川陜老林情形亟宜區處》，《三省邊防備覽》卷17，藝文下。）。明代開始大批流民進入山區后，“或開山耕種，或結庵居住”，“官吏不收科征，里甲不敢差遣。”（注：王恕：《處置地方奏狀》，《明經世文編》卷39。）首先是放火燒山，然后是粗放耕作。如洵陽縣一帶，“江楚民之來寓者，誅茅定居，從土人租一荒山，名之曰稞。其初灌木林列，足不能駐也。則芟夷而蘊崇之法，先斬其卑植者，然后用高崗所伐之木擊之使下，其不能下者，則用ｔì＠④氏火化之法，沃之使肥而已。”（注：乾隆《洵陽縣志》卷2《物產》。）李洵在《試論明代的流民問題》一文中指出，據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一次官方統計，招撫流民十九萬零一百七十余戶，墾荒田一萬四千三百余頃，每戶平均墾田7.52畝，如以每戶3.9人計，則每人平均墾田1.9畝。由此推算，荊襄流民共墾田七十二萬多畝。進入荊襄地區流民總數估計在二百萬左右，則被開墾的荒田約在四百萬畝左右。

明代前期進入山區的流民主要種植蕎麥、燕麥，產量不高。如逢歉收年份，“荊襄山林之間樹皮草根食之已盡，骨肉自相ｄàｎ＠⑤食。”（注：《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流民流動性很大，并往往相聚起義。所以弘治以后荊襄流民起義頻繁。自嘉靖以后，玉米、甘薯傳入中土，對進入山區的流民長期滯留起了一定作用。

流民進入山區除種植雜糧以維持生計外，還兼營多種手，開設了許多工廠。“山內木耳、筍、紙、鐵、炭、金各廠，皆留寓客民所籍資生者。據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記載，有下列各種工廠：木廠、炭廠、鐵廠、造紙廠、鹽廠、香蕈、木耳及藥廠、淘金廠等。

明代先后數百萬流民涌入鄖陽、豫西山區、秦嶺、大巴山區，生衍繁息，為了生存，從事上述各種生業，于是山區的大批原始森林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此外，明政府在鎮壓鄖陽起義的過程中，采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大肆殺戮，“死者枕籍山谷”，還把一部分流民遷往貴州充軍，途中“多疫死，棄尸江滸”（注：《明憲宗成化實錄》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但許多流民仍不愿出山。這些流民在山中開墾，結果毀壞了四川、貴州省的許多原始森林。森林植被的破壞，首先造成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其次是地區小氣候的變化。例如，漢水流域原先自然環境相當優越，自明代中期以后，旱澇災害不斷發生。我國歷史上有幾次環境變化的嚴重時期，最早發生在黃河中游地區，以后延伸至黃河下游，唐宋以后長江下游生態環境開始遭到破壞，而明代以后則發展至長江中下游地區。三、明代農業生產的衰變

生態環境是一個相對恒定的系統，一旦遭到破壞就難于恢復。由于流民人為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得農業賴以命脈的水利事業呈現效能低下，漏洞百出，一度造成洪水泛濫。這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是災難性的，據李心純的，明代山西的水利灌溉多依賴于泉水灌溉（注：李心純：《黃河流域與綠色文明》，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因為汾河河水的水文狀況日益惡化，已不敷灌溉之用。關于明代河北的水利李文也有研究，此不贅述。河北的水利事業也趨滑坡，政府只在注意運河的修筑。

陜西的水利，景況更不堪入目。陜西在漢、唐時期曾是水利興盛的，因之造就了漢唐盛世。但隨著流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涇水、渭水、洛水的流量在大幅度減少，含沙量日益增大。關于陜西的水利事業，《明實錄》曾記載：“（洪武八年十月丙辰）浚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下流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太祖實錄》（卷256）又曰：“（洪武三十一年）修涇陽縣洪渠堰。時涇陽縣耆民詣闕言：‘堰東西堤岸圮壞，乞修治之。’上命長興侯耿炳文、工部主事丁富、陜西布政使司參政劉季篪督兵民修筑之。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一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八丈，民皆利焉。”

但事實上，《明實錄》中的記載不止這幾處，且說法有時自相矛盾。可見，雖經多次修筑，但灌溉的效益不能遂人心愿。最后，涇陽渠只能成為老百姓的飲水的甜泉。明代以后修筑的水利工程只能拒涇引水了，使水量越來越小（注：《明實錄類纂》（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生態環境的破壞，還造成牧區的面積大量減少。由于九邊的開墾，使得明代的馬政廢弛，馬的飼養靠民間來進行。為了保證軍用馬匹的供應，明朝政府自明初以來派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地區的農民充當養馬戶，為之喂養種馬，繳納馬駒。明中葉以后，又將北京附近的若干州縣改養寄養馬（從喂養種馬地區征取孳生的馬匹，送到北京附近寄養，以備隨時取用，這種馬匹叫寄養馬）。平時，養馬戶飼養種馬和寄養馬要付出很多勞動力，一匹馬在家朝夕喂養，就不能抽出時間來進行其他生產。而且當所養馬匹死亡或種馬孳生不及額時，養馬戶還要賠納。這造成了河北劉六、劉七的起義（注：田培棟：《明代人口變動的考察》，載《明清史》，人大復印報刊資料1997年第2期，第50頁。）。

太湖流域是較發達的經濟區域，這里的沃田被豪強貴族霸占后，佃農失去田地，只有去開墾湖泊周圍的灘涂，結果本來是水域的太湖周圍都被開墾殆盡。人地關系的緊張迫使流民不斷起義。例如，劉六、劉七領導的流民起義曾席卷江蘇地區。起義后，政府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一些土地的開發和占有。象太湖流域的水路被開為田地，結果造成洪水泛濫，因為水和人爭田，造成有時莊稼顆粒無收。據光緒《松江府志》（卷39）記載洪武十八至二十年水旱無收，“饑民至煮子女為食。”乾隆《震澤縣志》（卷27）記載永樂2年5月“大雨低田盡沒”。水災過后，往往伴隨其他災荒，如太湖縣蝗災，饑疫，“人相殘食，日晡不敢獨行。”（注：乾隆《太湖縣志》卷2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17頁。）

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大量流民從平原地帶遷往山區，開始了對山區的開發，這一過程南北方同時進行，尤其是從明代中期以后耐旱的糧食作物甘薯由呂宋傳入，加速了這一進程。同時也使人口大量繁殖，據田培棟的研究，明初已有人口7千萬左右，到了明朝末期，人口已達到了1億2千萬。（注：湯綱、南炳文著：《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頁。）耕地四百萬頃只增長到七百萬頃。大量田地的開發造成了人地關系的緊張，北方水利失修，一片荒蕪。明朝政府的財政主要依靠江南的財賦，由此造成了南方賦稅的大量增加，這種現象在當時的蘇州、松江等地表現得尤為嚴重。由于南方人口大量增加，而官田面積占的比重過大，大量的人口或淪為佃農，或從農業中游離出來，降格為流民。農耕文明的總是遵循它固有的發展邏輯，它要不斷開墾新的田地，不斷維持自己最低的對糧食作物的需求，維持龐大人口的生存，這使得明代的農業經濟不斷走向衰落。因為耕地的增長始終低于人口的增長，這就使大量貧民淪為流民，并且大量流民由于生存的需要對田地的不斷開墾和對森林的濫砍濫伐，由此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鹽堿化和荒漠化。對生態環境的干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耕地面積，但反過來又降低了農業生產的產量。如此的惡性循環，使得明代的任何改革比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人口增長都顯得力不從心。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贊右加阝

＠②原字氵加珍右

＠③原字阝右加厄

＠④原字艸下加雉

＠⑤原字口右加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