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宋代是我國海外貿易發展十分活躍的時代。居于東南沿海的福建，作為兩宋時期重要的經濟區域和海外貿易的重鎮，福建海商在宋代海外貿易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日顯突出，逐漸崛起為國內沿海商人的代表。本文試從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海路交通技術的發展、區域港口地位的上升三方面地理因素，來探討福建海商相較于其他區域的海商而言，更有條件在宋代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有著特殊的表現。

[關鍵詞]宋代 福建海商 崛起 地理因素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繁榮的時代，海外貿易的空前活躍是其時代特征之一，被譽為“與元代并處于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發展歷史曲線的最高段”①，更為海外學者視為“世界偉大海洋貿易史上的第一個時期”②。居于東南沿海的福建，作為海洋中國的巨鎮，在宋代海外貿易版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兩宋時期已崛起為國內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國內區域間貿易、與海外諸國遠洋販易中具有重要影響，這已為宋人所認可，也為現代學者的不斷深入研究所確證。有關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專論者有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動及其社會經濟背景》③，而大多論者是從不同角度加以闡述，其中有臺灣學者李東華的《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學者蘇基朗的《中國經濟史的空間與制度：宋元閩南個案的啟示》⑤、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⑧。尚有眾多論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紹。上述論著有關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討，主要側重點是從福建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雖然有所涉及，但專題進行具體深入研究尚為不足。本文擬以上述論著為基礎，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淺的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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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②馬潤潮：《宋代的商業和城市》(1972年美國阿支郎大學博士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年，第3頁。

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頁，文中提到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對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讀。

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

⑤《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頁，文中介紹其論著《刺桐夢華錄》的相關論述。

⑥《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頁。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一 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

福建地處我國東南沿海，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區域內山嶺疊嶂，溪流縱橫，河谷與盆地交錯分布，素有“東南山國”之稱。正緣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橫亙于西，仙霞嶺阻礙于北，造成了福建與內地交通的隔閡，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閉地形。陸上交通，無論是區域內，還是與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顯了海路交通在福建歷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陸，交通四海是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山海經》里即載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時代中原人民就有“閩在海中”的說法，這為福建發展海上交通聯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條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發展卻是與區域內外經濟聯系的加強和交通技術條件的改善分不開的。

僻處東南一隅的福建，與中原相距甚遠，直到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出現后，始與中原有所接觸。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與贛、浙交通之不便，雖于秦漢有郡縣設置，開發卻極為緩慢，到三國孫權立國江東以后，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隋唐之際，國家重新完成了統一，福建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唐中葉以來，中原動蕩，北人南來，福建區域的社會經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從大歷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區域就增設了九場三鎮，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歸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場，永貞、黃連、歸化三鎮①，以上場鎮大多分布于內陸山區。五代時期，王氏治閩，閩中山區更是“草萊盡辟”，“至數千里無曠土”②，許多地區已發展到相當程度而設縣，唐之永貞、黃連、歸化三鎮及大同、桃林、武德、歸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場相繼在這一時期升為羅源、建寧、泰寧、同安、永春、長泰、德化、寧德、安溪、永泰十縣③。至兩宋時期，福建社會經濟迎來了繁榮時期，由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更有了長足的發展。北宋初期，又增設惠安、崇安、光澤、甌寧、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縣④。眾所周知，福建廣大內陸地區都是位于山區丘陵地帶，交通不便，社會經濟較沿海地區普遍落后。而內陸地區因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設縣，既說明了中央對地方具體管轄范圍的擴大，也體現了福建區域內經濟聯系的加強和交通往來的改善。

交通正如經濟的動脈一樣，修路建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福建區域內山嶺縱橫，河流交錯，歷史上有著“閩道更比蜀道難”的說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橋梁至關重要。因此，真正標志著福建區域內交通聯系的改善則體現在宋代福建橋梁的建設上。據統計，宋代福建建成橋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著“閩中橋梁甲天下”之盛譽。區域內社會經濟和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泉州，在橋梁建設上最具代表性?！叭运嘻}場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獨富，余力及于橋道……”⑥，故橋梁建設最盛。據乾隆《泉州府志》記載，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縣歷代建橋共275座，標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總長度達萬丈以上(約五六十里)，其中紹興年間(1131—1162年)達到高峰，僅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會經濟的發達促進了橋梁建設，而橋梁建設的發展又極大地推動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經濟和對外交通的發展。如：洛陽橋“當惠安屬邑與莆田、三山(福州)、京國孔道”，往來其上，“肩轂相踵”；安平橋處安海與水頭之間，這里“方舟而濟者日以千計”，建成后，“輿馬安行商旅通”；順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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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

②《王審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閩縣)，三王文物史跡修復委員會編：《閩國史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頁。

③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

④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另參考《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36頁。

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福建六》，四部叢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橋渡》，民國十三年補刻本，參考李意標、黃國湯：《南宋泉州橋梁建筑》，《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頁。

則是“下通兩粵，上達江浙”，“維橋之東，海舶所湊”①；石筍橋更是“南通百粵北三吳，擔負輿肩走騋牝”②，經濟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兩宋時期的福建，無論是區域內，還是與周邊區域，經濟往來日益密切，交通聯系也日益發展。唐時，福建與周邊區域的交通聯系仍十分不便。據《淳熙三山志》載，“西路舊無車道抵中國，緣江乘舟，戛蕩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郵道”，元和年間(806—820年)，“觀察使陸庶，為州二年，而江吏籍淪溺者百數，乃鏟峰湮谷，停舟續流，跨木引繩，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師”④，開辟了陸路驛道。此后，黃巢入閩，“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五百里，由陸趨建州”⑤，開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嶺路，福建的陸上交通才得以改善，與周邊區域的聯系得到了加強。除仙霞嶺路外，還有出閩北杉關、分水關至江西境內兩條通道。宋代，隨著閩西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開發，福建與周邊區域的交通條件也日益改善。據乾隆《光澤縣志》載，光澤于太平興國六年(981年)設縣，縣西經杉關通江西南城、黎川兩縣，縣北云際關通江西鉛山，縣西北鐵牛關通江西資溪。雍正《崇安縣志》載，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設縣，縣北分水關通江西鉛山，縣西桐木關經江西煙埠亦通鉛山?？滴酢段淦娇h志》載，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設縣，縣西湖界隘(今筠門嶺)通江西會昌，縣南懸繩隘通廣東平遠，縣南大壩水道通廣東蕉嶺⑥。以上所舉光澤、崇安、武平三縣，都是北宋初年增設的縣治，即可說明閩西北社會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福建與周邊路份的交通條件。再輔以宋代發達的驛傳制度，福建陸上交通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術的發展

陸路交通條件得到改善的同時，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我國造船航海歷史悠久，福建地區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傳統。當時，“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⑦。《太平寰宇記》更是將“海舶”列為泉福二州土產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為上”⑧之稱。宋人有關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余者謂之纘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余人?！雹?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當于三百噸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狀是“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丫烏船”⑩?！缎头钍垢啕悎D經》描寫更為詳盡：“長十余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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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橋渡》，民國十三年補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筍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16頁。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驛鋪》，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⑤《舊唐書》卷197下《僖宗記》。

⑥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12—13頁。

⑦《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呂頤浩：《忠穆集》卷2《論舟楫之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⑨吳自牧：《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叢書集成初編》本。

⑩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2《江南東道》，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與水柜，正當兩檣之間也?！變深a柱，中有車輛，上綰繩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叮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橋之后，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唯入洋則用之。……每舟十艫……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雹僭?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種類型。相較于廣東、兩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適合于深海遠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顧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戰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術最大的進步則要數指南針運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⑥，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進行深海遠洋航行，指南針的運用正彌補了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載，“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⑦?！帮L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⑧。指南針成為全天侯的導航儀器，“舟船往來，唯以指南針為則”⑨。指南針的運用是航海技術上的一次革命性變化，使得海商能夠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識，拓展海外貿易，更使處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我國沿海有極規律的季風，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則吹反向之西南風。指南針的運用就為已掌握季風規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確的方向指示器，觀風向變化，調整帆篷方向以順風勢航行。去高麗、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風，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所說，“舟行皆乘夏后南風”，“去日以南風，歸日以西風”，回航則乘東北信風；去東南亞一帶則是冬汛北風發舶，夏汛南風回舶。李東華先生認為：泉州(福建)位于我國海岸線之轉折處，遂可兼營兩地之貿易，冬季一方面有華商、蕃商往南海貿易，一方面有赴東北亞貿易者返來；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東北亞者出海，一年中幾無淡季可言⑩。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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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②呂頤浩：《忠穆集》卷2《論舟楫之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④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0，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許涵度本。

⑤李東華：《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07頁。

⑥朱或：《萍洲可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半洋焦》，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⑧吳自牧：《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艋》，《叢書集成初編》本。

⑨趙汝適：《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華書局，1956年。

⑩李東華：《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10—111頁。

祈風石刻和文獻記載中有關泉州一年祈風兩次，而廣州僅言于五月祈“回舶風”①即可得到印證。在這樣的情況下，泉州港既經營與高麗、日本的貿易，又可發展同南洋的往來，而廣州專營南洋，明州專營高麗、日本。因此，有著特殊的區位優勢，加上當時所具備的航海技術條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貿易中相較于其他區域而言，無疑具有更為有利的條件。

三 區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福建與周邊區域、與海外國家的經濟聯系得到了加強，而宋代福建區域內港口地位的提升則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臺。

福建負山面海，沿海港灣眾多。隋唐以來，福建海外貿易興起，已成為外商來販的重要地區，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②五代王氏治閩，“招徠海中蠻夷商賈”，在黃歧半島開辟了甘棠港作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對外貿易史上的地位則更為重要，公元9世紀中葉，在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一書中，就將其列為唐代四大貿易港之一。王閩時代，“招寶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雖未有市舶司之設置，卻仍在對外貿易中享有很大的影響地位?！端螘嫺濉份d，“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閏十二月“詔，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今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法條”⑤。隨著福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區域內外交通條件的改善，泉州港對外聯系越來越廣泛。如前所述，“福建專擅交通高麗”，在海外貿易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⑥。因此，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寧五年(1072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詔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設置，確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并進一步促進了福建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的泉州“土疆差廣，齒笈至繁?！逡揠s四方之俗，航海皆異國之商”⑨，“驛道四通，海商輻輳。夷夏雜處，權豪比居”⑩，素號“樂土”，“珍奇畢集，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蕃，遠控重溟數十國”⑾。時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近接三吳，遠連兩廣，萬騎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穩步上升，逐漸超越兩浙，并有凌駕于廣州之上之趨勢。從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賜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數目，即可反應此種趨勢。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詔，降給空名度牒，廣南、福建路各五百道，兩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仍每月具博貿并抽解到數目，申尚書省”⒀。

宋室南渡進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終使泉州凌駕于其他海外貿易港之上，成為海外交通貿易之樞紐，由此與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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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審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閩縣)，三王文物史跡修復委員會編：《閩國史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頁。

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

⑤《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國》。

⑦《宋史》卷186《食貨志》。

⑧《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八。

⑨鄭俠：《西塘集》卷7《代太守謝泉州到任》，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⑩鄭俠：《西塘集》卷8《代謝仆射相公》，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設醮青詞》，四部叢刊本。

⑿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30《泉州》，中華書局影印文選樓影宋抄本。

⒀《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離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兩浙舶司收入時已無多，促成兩浙路舶司之永久罷廢。“初，高麗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給……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昔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于吳會，事異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端螘嫺濉芬噍d：乾道二年，“詔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今福建、廣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質浩瀚，置官提舉，試所當宜，惟是兩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賜罷廢，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罷杭州市舶務(紹熙元年，1190年)，溫州、秀州、江陰軍之市舶務(慶元元年，1195年)，僅留明州市舶務。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當時，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相較于廣州更為便捷，故當時宋廷規定由泉至杭與由廣至杭的時間頗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戶部“欲令福建、廣南路市舶司，粗細貨物并以五萬斤為一全綱，福建限三月程，廣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遷，國家中心轉移至東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下之中”之形勢，使得泉州超越兩浙、凌駕廣州，居于海外交通樞紐的地位?！遁浀丶o勝》即載：“況今閩粵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維城，異國悉歸于元市。”④《夢梁錄》則載，兩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賈止到臺、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昆侖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為海商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門戶。

綜上所述，在境內外交通條件改善、經濟聯系加強和航海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福建海商依托漸居于海外交通樞紐地位的泉州港，相較于其他地區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福建海商具備了崛起為與“外商海賈”相提并論的國內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條件。因此，宋代以來，所謂的“閩商、閩賈、閩船”的足跡所及，屢見于時人文獻，福建海商必然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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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麗傳》。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30《泉州》，中華書局影印文選樓影宋抄本。

⑤吳自牧：《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艦》，《叢書集成初編》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

of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Song Dynasty

Abstract: Song dynasty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period of foreign trade. Fujian province， located in southeast costal region of China，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nces in our foreign trade.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did business well and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omestic costal merchants in Song dynasty. In this text， I would discuss why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did better than other arrivals in other places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ising of the regional harbor position.

Key words: Song dynasty;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rising; geographic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