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提出

宗教對于漢唐之間的變遷產生了巨大作用，雖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還有進一步具體的必要。事實上，宗教的已經非常深刻地滲透到中古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反映在正史中則是《魏書·釋老志》的出現。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封建王朝的禮儀制度也曾與之發生了某種互動關系，而以道教更為突出。這一課題近年來頗受學界矚目，例如勞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曾揭示了道教的醮壇與漢代郊祀壇的淵源關系。[1] 熊存瑞先生則通過對太清宮、九宮貴神等祭祀的，探討了唐玄宗時期道教對國家禮儀變革所發生的影響。[2] 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是：中古時期，在封禪這樣的禮儀活動中，是否會有道教的因素存在？按封禪乃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舉行的最為神圣的禮儀活動，是宗教性與性的結合，它主要起源于上古對山川的崇拜，在秦漢統一帝國進行文化整合的過程中，融進了各地區、各學派的，并逐步歸結在儒家的框架之中。對于封禪的起源和性質，前輩學者已經作過許多細致的研究，[3] 就實踐而言，雖然有著種種傳說，但上首位真正舉行封禪大典的帝王當是秦始皇。后來漢武帝、漢光武帝、唐代的高宗、武則天、玄宗以及宋真宗也曾舉行了封禪之禮。下面就以唐高宗的封禪活動為個案，對其中的道教因素及產生背景作一番初步的探討，并希望由此觀察唐代道教與國家禮儀關系之一側面，不當之處，敬祈方家賜教。

二、高宗封禪與道教

漢光武帝之后第一位封禪的皇帝是唐高宗，在武后的支持下，他于干封元年（666）完成了封禪泰山的大典，這距光武封禪已有六百余年了。麟德二年（665）十月，高宗車駕從東都出發，開始了封禪之旅，第二年春正月抵達泰山腳下，直到四月才回到長安。在此之前，朝廷里的禮官學士對封禪禮儀中大到儀式的次序排列、祀壇建筑，小到玉冊形制、皇帝服飾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些文件都還保存在《唐會要》等書中，可以看出時人是如何重視這次大典。雖然這些材料顯示出他們立論的基礎仍為各種儒家經典，但在活動具體的展開過程中，這次封禪卻似乎籠罩著一層淡淡的道教色彩，這一點，并未引起曾專門討論唐代封禪禮儀的Wechsler先生的注意。[4]

一個饒有興味的事實是：在舉行封禪之前，高宗曾先令名道士劉道合上泰山舉行儀式以祈福。據《舊唐書》云：“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于嵩山。高宗聞其名，令于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于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佑。”[5] 按劉道合其人又見于開元六年（718）十月所立的《大唐大弘道觀主故三洞法師侯尊師（敬忠）志文》，內云：侯敬忠于“龍朔二載（662），睿宗帝降誕日，□出家焉，便居鄭崇靈觀。既名列道樞，而愿進真位，遂詣中岳太一觀劉合尊師□（處）受《真文》、《上清》，便于嵩陽觀黃尊師處聽讀《莊》、《老》。”[6] 志文中的“中岳太一觀劉合尊師”，無疑就是《舊唐書》中的劉道合，顯然，他與潘師正一樣，是高宗時上清派的著名的高道，所以封禪大典之前在泰山舉行道教儀式以祈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就在封禪大典順利完成之后，離開泰山之前，高宗下詔：“兗州置寺觀各三所，觀以紫云、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巒、飛煙、重輪為名。”[7] 同時天下諸州也各置觀、寺一所。[8] 按兗州所置三座道觀之得名來自封禪時的所謂祥瑞——當時封禪的三壇也因之而改名：山下的封祀壇改為鶴舞壇，岱頂的封祀壇（亦稱介丘壇）改為萬歲壇，社首山上的降禪壇則改為景云壇。[9] 顯然觀名與壇名同源。這既是對于天下的普遍恩澤，同時似乎也可視作對于劉道合祈禱而得山神福佑的一種回報。至于天下諸州各置觀、寺一所，對于道教尤其意義非常，正如巴瑞特（T. H. Barrett）先生所說，這是道教首次在全國范圍內有了國家支持的道觀，而這種網絡對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具備了。[10]

更為重要的是，封禪大典剛剛結束，高宗便下令在泰山舉行了一次道教的投龍儀式。此事在傳世中并未記載，但在石刻材料中有所反映。沙畹（E. Chavannes）很早就揭示了這條材料，他認為這是已知最早的投龍記錄，并注意到其舉行恰在封禪大典之后。[11] 前輩學者敏銳的學術眼光實在令人欽佩不已，不過，由于此件石刻殘損得非常嚴重，而他當時所依據的是唐仲冕的《岱覽》，只語及一兩句文字，在對其中的王知慎進行簡單考釋之外，并未進行錄文。事實上，畢沅、阮元所輯《山左金石志》（成書于干隆六十年1795）中保存著比較詳細的錄文，即《王知慎等題名》，或因其名太過普通，所以很少有人注意。據載，此題名“正書，崖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六寸，在泰安縣岱頂仰天洞西。”雖然此題名為明人加刻之字所掩，殘缺頗甚，但頗可說明一些問題，故在此錄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