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分布密度最大、地域范圍最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城市連綿區域。隨著國家將區域經濟發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的增長與發展正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國際成功經驗表明，城市孕育了大學，大學滋養了城市。“長三角”現有高等學歷教育院校296所，其中高等職業院校141所(不包括新建本科院校和獨立學院)。“長三角”包含16個城市，經濟總量約占全國的 1／5強，財政收入占全國1／4，出口占全國的1／3，全國百強縣半數以上都在這里，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長三角”就占了10個， 而長三角城市群僅以全國1．1％的面積(10．96萬平方公里)、6．5％的人口 (8212．12萬人)，創造的GDP產出占全國總量的20％左右。隨著“長三角”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Megalopolis)概念的提出和認識，“長三角”的持續發展和創新能力提升是由附著于空間上的知識要素、人才要素和制度要素三個組成部分，它們分別對應了城市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制度資本的發育程度。而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水平更能直接、及時體現“三大資本”程度。探索和研究“長三角”高等職業院校一體化發展模式，旨在適應和促進城市群發展和產業集聚與集群的趨勢，使區域要素資源．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資源的效能和能量得以“最大程度的釋放”。 關鍵詞：長三角；高等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模式

迄今，我國高等學歷教育院校2168所(不包括軍事院校和香港、澳門和臺灣高等院校)，本科院校 742所(包括新建本科院校198所)，高等職業院校共1109所，獨立學院317所，“長三角”現共有高等學歷教育院校296所，其中上海有高校65所(本科院校31所、高職院校29所和獨立學院5所)，浙江 89所(本科院校29所、高職院校40所和獨立學院 20所)，江蘇142所(本科院校44所、高職院校72所和獨立學院26所)。①從職業大學興起的20世紀 80年代初，到多種類型高等職業院校共同發展的20世紀90年代，再到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蓬勃發展的21世紀初，作為高等教育“資源增量”(原有高等教育結構體制外的增量)和“自變量”的高職教育機構和我國高等教育類型結構的；新生代主體”．高職院校在適應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自身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此同時，為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承擔起新的使命。 一、“長三角”高等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的背景與依據 “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分布密度最大、地域范圍最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城市連綿區域。隨著國家將區域經濟發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的增長與發展正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國際成功經驗表明，城市孕育了大學．大學滋養了城市。“長三角”現有高等學歷教育院校296所，其中高等職業院校141所(不包括新建本科院校和獨立學院)。“長三角”包含16個城市，經濟總量約占全國的1／5強，財政收入占全國的1／4，出口占全國的1／3，全國百強縣半數以上都分布在這里，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長三角”就占了 10個，而長三角城市群僅以全國1．1％的面積 (10．96萬平方公里)、6．5％的人口(8212．12萬人L創造的GDP產出占全國總量的20％左右。②長三角”城市群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最活躍和世界級水平和能量的城市群之一。③ 現今，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有兩種取向：一是基于現實需要和問題解決的“行動研究”和“發展性研究”；二是基于國際視野和本土化思考，著眼于高等教育不同結構類型本質特征和內涵持續發展的“基礎研究”和“前沿性研究”。特別是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來，以高等教育資源增量為標志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單從一種取向研究，難免會出現“就事論事”或“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困境，只有將兩種取向有機結合，方能達到研究成果“頂天立地”的效果(周濟部長對教育科學研究的期望)，也就是既能解決現時問題，又能著眼于前沿研究和思考。為此，本文力求從兩種取向的有機結合出發，梳理相關背景、條件并提出可信的借鑒依據。下面分別從高等職業教育本體的價值認識、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群”發展模式以及區域合作形成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力等方面予以分析和探索。 背景一：目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目標主要問題不在于滿足“量的增長”，而在于如何“實現目標，確保目標的‘含金量”’，確保職業教育發展增長的可持續性和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真正實現“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有志者創業”。事實證明，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與高等教育大發展的類型結構變化和制度轉型密切相關。20余年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在歷史演進中的嬗變．深受高等教育體制和結業制度變遷因素影響。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職業大學，到多種類型高等職業院校共同發展的20世紀90年代，再到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蓬勃發展的21世紀初，高等職業教育經歷了初創階段、發展階段和內涵發展探索、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引領等三個階段，完成了規模發展的框架體系結構、形成了獨特的辦學特色，提升了辦學理念和構建了中國特色的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兩條"3K為主體、并行發展的高速公路”。 背景二：高等職業教育處于現階段的社會轉型期，其基本特征體現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由傳統計劃經濟主導的政府辦學向“法人辦學”和“教育家辦學”的轉型。教育面臨“三重化”：全球化、本土化、個別化。峨國正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期．主要體現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由傳統的“中央集權”管理體制轉向“市場資源配置”科學管理，職業教育發展由“供給導向”轉向“需求導向”現代模式。具體而言，這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亦稱多元全球化(Multiple Clobalization)，包括科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社會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學習全球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不同地域及不同社會間的價值、知識、科技及行為規范的轉移、調適及發展，從而影響到社會、社區、機構或個人的過程；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與本土相關的價值、科技及行為規范的轉移、調適及發展的過程。本土化有兩種解釋：其一，表示盡量采取相關的外在價值、新事物及規范，以切合社會、社區及一線層面的需要；其二，也可表示提高與本土有關的價值、規范、關注、相關性及參與，并進一步鼓勵本地的開發及實踐。(校本管理、校本課程、校本研究、校本培訓以及校本評價等)；個別化(Inpidualization)：是指在轉移、調適及發展外來的價值、科技及行為規范時，能切合個別人士及群體的需要及特 性的過程。(強調個別化服務、關注人的潛能和個別差異、關注特殊需要、促進入的主動性及創意、鼓勵自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等)。概而言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 背景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群”發展模式以及區域合作形成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城市群”(Megalopolis)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于1976年提出，在將其作為一個觀察和概括城市化發展態勢時，他便將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列人城市群發育的第一集團中．并列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戈特曼可能沒有想到的是，當時僅僅具有地理概念的長三角城市群在 30余年后正以迅猛的勢頭，以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實力而崛起，而且發展潛力又是那么不可估量。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研究”課題組專題報告中，將長三角城市崛起與持續發展歸納為三個方面的原因和十個方面特征，主要原因包括：①長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地位的不斷提升；②長三角城市群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領先；③長三角城市群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十個方面特征分別為：①保持較快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②不斷提升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水平；③追求長三角城市群綜合競爭力優勢；④增強長三角城市群全面創新能力；⑤領先變動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結構；⑥進一步深化長三角城市群產業分工協作；⑦增強長三角城市群高效組織協調能力；⑧全面提高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效率；⑨加強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⑩培育長三角城市群強勁韻內在發展動力。無庸置疑，長三角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潛能得益于“教育軟實力” (Soft Power)。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曾經指出，人類社會的分工可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粗略的分工體系(the pision of labour)，一種是精細的分工體系，這兩種社會的分水嶺主要取決于生產技術的專門化(specification)。工業社會的發展是將科學進展應用于新的技術形式而來。……其結果是各種工作的教育要求產生了變化。非技術性的職位迅速減少；首先是農業的比例下降，其次是體力勞動業比例的下降；而技術性職位隨著對熟練技術員、辦公室職員和專業人員的需求提高而增加。在更龐大、更復雜和技術更進展的現代組織中，則對行政管理領導職位的要求也提高了。由此理論，精英必須開始依賴熟練的技術，而不是家庭背景或政治關系。一般而育，現代社會是從先賦地位轉向成就地位，從特權地位轉向技術功績主義(meritocracy)。⑥事實上，高等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的重要性不僅局限于傳遞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更足以塑造具有責任感與敬業精神的勞動者。在現代工業文明里，大學是三個東西的源泉：新觀念的源泉、新知識的源泉和新型專業人才的源泉。現代社會的科技化程度越來越高，大學在這三個方面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