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李約瑟之謎的完整表述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李約瑟提出的有關中國文明的兩大不解之謎近年來再次引起國內外的廣泛興趣。他在《傳統中國的科學》一書的引言中提出兩個千古之問。之一是：“為何現代科學，即伽利略時代的‘新的，或者說實驗性的’哲學只興起于歐洲文化，卻不見于中國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為何在科學革命前的大約14個世紀中，中國文明在自然，并將自然知識造福于人類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約瑟，1981，P．3)①李約瑟的問題其實還暗含一層往往為中國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來，由科學革命(一般以16世紀的哥白尼革命為其發端)上溯14世紀，即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在獲取自然知識并將其造福人類方面并沒有領先于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之謎，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千古之謎天然包含的三個部分：一，為何在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并未領先于西方；二，為何在其后的14個世紀期間中國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為何從16世紀起，中國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約瑟之謎的眾多文章中，大多忽視了或者回避了李約瑟之謎的第一部分，因而將李約瑟之謎理解為中國自古以來就領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以后才落后了。其實，忽視了李約瑟之謎的第一部分，也就無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連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誤入歧路。

①原文分別為"... the question of why modern science， the 'new 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t" the time ot" Galileo， had arisen onl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not in Chinese or Indian." 以及"…… a second question hiding behind that first one: namely， how could it be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been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European in finding out about Nature and using natural knowledge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for fourteen centuries or so before the scientifie revolution?" 見J. Needham 所著"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李約瑟終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滿意的謎底，卻向世人證明了在長達140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確擁有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傲世的科技發明。鑒于直至19世紀初中國的經濟總量仍一直領先于世界各國(Maddison，2001，表B-18)，人們自然提出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發生在中國的疑問。

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有聯系，但兩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學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前提，但產生科學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發生工業革命。反過來，后來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近代以前并非科技發明的重鎮。例如，科學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貢獻的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笛卡兒和牛頓等巨星中，只有牛頓是英國人，并且出現于科學革命的末期。開科學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國波蘭在歐洲一直不算先進國家。文藝復興時期意氣風發的意大利，啟蒙運動時期人才輩出的法國，在出了許多令人炫目的科學、哲學巨人后，也都長期沉寂，并未發生本土性的工業革命。顯然，工業革命較之科學革命需要不同的條件。

工業革命的發生及其帶來的工業社會，并不是人類社會自覺選擇和設計的結果，而是由于工業革命所需的各種必要條件正好匯集于當年的英國而觸發的結果。各種文明和各個民族，包括中國在內，對這場革命的發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間接的貢獻。然而，來自各個民族的貢獻并非出自它們的初衷，工業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們的意料。

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初看起來帶有偶然因素。為何到了18世紀下半葉，地處歐洲邊陲、被乾隆皇帝斥之為蠻夷之國而不屑與之交往的英國，正好能提供工業革命的所有必要條件，而不是擁有燦爛古代文明的希臘、中國，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帶領歐洲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意大利，或借哥倫布發現美洲而一度稱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將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帶給世界的法國，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2．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

要成為工業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條件自然要比繼起的工業革命發生地所需條件強得多，因為工業革命具有全球性影響，迫使各民族結束自在狀態，使它們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業化道路。1776年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工業革命，這表明，單以當時人類所掌握的技術和科學知識計，已能支撐工業革命之發生。由于本文旨在討論工業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學革命的成果為給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項工業革命發源地必須同時具備的條件：(1)良好的地理稟賦條件；(2)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條件；(3)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條件；(4)與其他文明有民問經濟交流的條件；(5)安全保障的條件。

以下簡單解釋這五個條件。一，地理稟賦條件指的是適當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來的氣候條件。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的地理位置離主要文明的距離必須適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對獨立。煤、鐵礦藏存在于交通容易達到的本土之內。耕地和氣候所能支撐的人口能達到一定規模，但又存在較強的人口壓力。二，城市化的條件不但指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開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動，而不是官僚機構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間經濟交流的條件指的是民眾有經營外貿的自由和航海傳統，因而有內在動力源源不斷地輸入外界的信息、技術和知識。四，經濟制度的條件指的是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有相應的比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護私有財產，又能避免專制引起的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五，安全保障的條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備免于被異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異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蠻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滅。

這些條件的出現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當這些條件同時匯集到某一地點時，才有可能在該處發生工業革命。地理稟賦的條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影響古代文明出現的早晚和所取形態的主要因素。工業革命之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制約力日益下降，在討論社會—經濟的變化時，往往遭到忽視。從遺傳基因理論可知，現代人類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們走出非洲叢林和草原時，尚未形成社會，也無后來才有的語言、膚色、文化、制度和行為上的差別，平均潛在智力也應基本一樣。他們逐漸散往幾乎所有適宜居住的陸地和海島，以追逐生存所必需的土地。顯然，他們其后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所面對的不同的地理環境。

3．本文假設

本文的假設為，工業革命之前各民族處于自在狀態，影響他們走上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主要因素為他們各自所處的地理稟賦及其變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兩項似乎矛盾的事實驗證上述假設：第一，宋朝的疆域劇烈減少，城市化水平卻空前提高，工商活動與海外聯系變得活躍，并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著稱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國疆域相對人口獲得周期性擴大，中國反向農本社會倒退，創造發明日趨沉寂。

4．本文結構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對有關中國為何未能自發走上工業革命道路的文獻作以簡單回顧；第三節以古代中東、古希臘和英國為重點，介紹地理稟賦對工業革命之前的各個民族發展路徑的重大影響；第四節介紹赫克謝—俄林理論與內生型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第五節介紹宋朝及繼起各朝的疆域相對人口的變化；第六節以歷史事實驗證用地理稟賦及其變化的假設來解釋中國社會長期自陷于農本社會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節為結束語。

1．宋朝之謎

中國未能自發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已是歷史事實。究竟原因何在?見仁見智。哪個朝代與工業革命的諸必要條件最為接近?也是眾說紛紜。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明清時候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許滌新和吳承明，1985)或“早期工業化”(李伯重，2000)。國際上有些研究中國社會變遷和經濟發展的專家則認為，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朝代”(黃仁宇，1997，P．456)，甚至是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費正清，1994，P．90)。這些問題代表了極為有趣的學術挑戰。對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許多值得今天借鑒的經驗和值得回味的教訓。

宋朝以活躍的商品經濟和繁華的城市生活、比較自由的市場制度和對外貿易政策，以及影響深遠的科技發明而著稱于世界。“火藥、羅盤、活字印刷術以及膽銅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紀末到11世紀發明創造的。這些發明創造是宋手工業生產發展極為顯著的標志。”(漆俠，1999，P．32)。這使人不禁發問：一個面對外族的連年入侵都不能自保的朝代，為何在經濟、技術、文化和制度創新上卻有如此的成就?什么原因導致宋朝在喪失大片成熟耕地的不利條件下①，獲得空前的經濟繁榮和技術突破?宋之后中國是否僅有經濟總量的增長，還是仍有質的提高?

①北宋先喪失黃河以北的部分平原，南宋又喪失淮河以北的所有平原。這兩處自古以來都是支撐中國人口的最重耍的耕地所在，也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2．涇渭分明的兩派

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其實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解答李約瑟之謎的一部分。黃宗智在他的“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1994，pp.2-6)中指出，在中國國內比較典型的看法有循環停滯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相對應的在西方則有沖擊—反應論和近代早期論。在循環停滯論者看來，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種超穩態(金觀濤，1984)。原因有種種，限于篇幅，僅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