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隋唐兩朝是我國歷史上繼秦漢之后的又一個強盛 時期，兩朝都以今關中腹心地帶的長安為都城，在此兩朝強盛帝國的影響下，今陜西境內的 航運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各項航運管理制度已相當完備，克服了渭河 航運上的重重困難，維持了最大可能的航運量，尤其是在特別時期能夠迅速組織漢江上的大 規模航運，基本保證了都城長安的糧用所需，這對長安作為國都從經濟供給方面起到了至關 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隋唐時期； 陜西航運； 漕渠

Abstract: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marked another powerf ul and prosperous ph ase in Chinese history following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y. Both dynasties est ablished Chang’an， located in the depths of the Guanzhong Plains， as their resp ective capit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mperial arrangement， navigating ind ustry in what is now Shaanxi gained a pinnacle of prosperity in history. Duringthis phase of history， a complete set of regulations of navigating administratio n was introduced， maintaining the maximum of transporting capacity by overcoming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navigation on the Weihe River. Especially at criticalmoments， large-scale transportation was capable of being organized on the Han Ri ver to basically guarantee the grain consumption in Chang’an the capital， whichplayed an essential part in economic supply for the capital.

Key Words: times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navigationand transportation in Shaanxi; canal 隋文帝統一了東漢以后長期四分五裂的中國，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統治雖然和秦始皇一樣， 僅及二世就遭傾覆，但繼之而起的唐朝卻持續統治了將近300年。隋唐兩朝是我國歷史上 在秦漢之后的又一個強盛時期，兩朝又都以關中腹心地帶上的長安為都城，在這兩個強盛帝 國都城的影響下，今陜西省境內的航運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極為興盛的時期。五代各國加在 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間戰亂頻仍，航運大多停廢，少有興作，現一并附在隋唐這 一時期之內來論述有關西漢時期陜西航運的地理問題，請參見拙文《西漢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 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頁)；又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 陜西航運的地理問題，請參見拙文《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陜西師 范大學西北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 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帙暨榮休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 頁)。。 一、 自然航道狀況與人工運渠的開鑿 （一） 長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時期，長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發生了大幅度的擺動。唐代和西漢一樣，在長安 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設了三座橋梁，溝通兩岸的交通。這三座橋也分別按照其各自所處的方位 ，由東向西，依次被稱為東渭橋、中渭橋和西渭橋。 唐代東渭橋的遺址，位于今高陵縣耿鎮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 。楊思植、 杜甫亭根據衛星照片分析發現，有一條渭河古河道正通過這處遺址；從照片上看，這條河道 比漢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顯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個這段河道比漢代的河道 都要偏北4—5里，大致與漢代河道和現代河道平行，處于二者之間［2］91-97。 （二） 大荔以東一段黃河河道的變遷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時間內，今山陜間禹門口以下一段黃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 度也比較大，很可能又襲奪了洛河的尾閭。因為隋文帝開皇四年重新開浚漕渠時，和漢代的 漕渠一樣，東端也是終止于黃河［3］卷1《高祖紀》上，卷68《宇文愷傳》，黃河若 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北周武 帝保定二年，曾在河東蒲州開挖渠道浚引黃河水灌溉農田［4］卷5《武帝紀》上，這 很可能和西漢時的番系一樣，是在黃河西徙后的河棄地上開田。不過黃河這次西徙，并 沒有維持多長時間。隋朝末年 李淵自太原進軍長安時所見到的洛河，已經是復歸于渭河了據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書 原文洛水之“洛”書作“”，應屬異寫。。唐初顏師古注《漢書》，說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馮翊之洛水也”據班固《漢書?地理志》卷28(中華書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書?禹貢》雍州 下唐顏師古注。，說明當時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黃河河道則東歸 到了原來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說漆沮即洛水，“至華陰北南 流入渭” 據王應麟《詩地理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明末 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卷3“瞻彼洛矣”條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開元年間張守節作《史記正義》的時候，仍然說“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 東北，南流入渭” 。再往后到元和年間，李吉甫撰著《元和郡縣志》，更明確記載這一段 黃河是在華陰縣東北35里處與渭水相匯，而洛水乃是在渭水與黃河相匯前流入渭河 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2華州華陰縣“永豐倉”條，又卷 2“同州”。?？?見，在整個唐代，洛河都是匯入渭河，今山陜間禹門口以下這段黃河河道一直處在與現在大 致相同的偏東位置據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記事》“河中府浮橋 ”條。。 （三） 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長安建都后，最初沒有大量從關東向都城漕運糧食，所以，沒有感到運輸過分困難。 文帝開皇三年，朝廷因京城倉廩空虛，開始從關東各地漕運糧食作為儲備，以防水旱災害發 生時供應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淺的問題，到了這時更為嚴重，渭河航運已相當艱難，常 常造成阻隔。為解決這一問題，又想到開浚漕渠［3］卷24《食貨志》。 漢代的漕渠雖然久已廢棄不用，可是，渠道畢竟還基本留存著，這時只需對原來的渠道再 加 開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這次工程由開皇四年六月動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個 月時間［3］卷1《高祖紀》上。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恐怕不可能對漢代的漕渠線路 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開皇三年，都城由漢長安城舊址遷到了新建的都城大興城。大興城在漢長安城東南 ，今西安市區大部分都在隋大興城城區之內，規?？涨啊墨I記載，隋代漕渠的渠首段 經由大興城北［3］卷61《郭衍傳》，其實隋大興城北也就是漢長安城南，這與西漢漕渠的線路完全一致。另外 ，隋漕渠的線路總長300多里［3］卷24《食貨志》，也和漢代一樣；渠道的東端止于 黃河，這一點仍然與漢代相同［3］卷1《高祖紀》上；卷46《蘇孝慈傳》；卷68《宇文 愷傳》。主持這次開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蘇孝慈和宇文愷［3］卷61《郭衍傳》；卷46《蘇孝慈傳》；卷68《宇文愷傳》，其中宇文愷是隋代 著名的土 木工程建筑專家，隋代的大興城、洛陽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體規劃， 這次開鑿漕渠自然也應當是由他來負責具體技術施工問題。漕渠開成后，最初被命名為廣通 渠，又名富民渠。仁壽四年七月，隋煬帝楊廣登基就皇帝位，為回避他的名諱，詔令更 改所有帶“廣”字的地名，廣通渠便在仁壽四年改名為永通渠據宋敏求《長安志》(中華書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畢沅 ?？北?卷12長安縣“永通渠”條。。 “永通渠”這個名字當然寓有企望漕運永久暢通的涵義，可是，它既然與漢代的漕渠同樣， 是以渭河作為主要水源，就也同樣難以解決終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與渠道交匯時對渠道的 沖淤問題；因此，也就同樣難以維持長久通航，需要不斷重新疏浚。 唐天寶元年，再度開浚漕渠。這次工程是由陜郡太守韋堅主持，前后用時不到兩年，在天寶 二年三月完工據劉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9《玄宗紀》下；王溥《唐會要》(商 務印書館1936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87《漕運》。，定名為興成渠［5］卷172《李石傳》。興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樣，沿用未改。渠 首處筑堰引渭水，名為興成堰［5］卷105《韋堅傳》。其他整個渠道線路也基本上是 襲用漢、隋舊 道 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計部?河 渠》二。。只是在穿過灞河前后對原來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漢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處以下絕 灞而過，可是，興成渠卻是在灞水和水兩條河流的 交匯處以上橫截二水。在通過水之前，韋堅在開鑿 興成渠的同時，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墻上的望春樓（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宮）下， 又疏鑿了一個大水潭，興成渠從潭中穿過，以此作為漕船的停泊港灣和碼頭。唐玄宗為這個 水潭御賜名稱“廣運潭”據劉等《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105《韋堅傳》； 王溥《唐會要》卷87《轉運鹽鐵總敘》(中華書局1990年版)；歐陽修等《新唐書》 (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萬年縣。。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長約1 200米，寬約300米，東距河不遠， 從位置和地形上看，應當就是唐代廣運潭的舊址。從現在的地形狀況來分析，唐代的渠道應 當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帶離開漢、唐渠道，東入廣運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經今趙 圍附近，東過河。過灞河的地點，大致在原郊區農業大學西側一帶。 渠道過了灞河之后，又趨向東北方，重沿漢渠路線東去。在1975年拍攝的衛星照片上，還可 以大致看出這條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經論述過，唐代黃河大荔以東一段河道位置偏東，與現 在大致相似，因此，唐興成渠的渠尾也與隋代不同，它是東止于華陰縣東北35里的渭河 口附近，而不是黃河據劉等《舊唐書》卷105《韋堅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2，華州華陰縣 “永豐倉”條；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 韋堅這次開浚的漕渠也沒有維持多久。唐文宗開成元年，在廢棄了很久之后，咸陽縣令韓遼 又提出重新疏鑿通航。當時，宰相李固言以為時機不太適宜，不同意動工。但是，由于當時 渭河航運已經更加艱難，以至停止水運，改用牛車陸運。這樣做不僅耗費很多人力，增大勞 動量，而且占用耕牛，影響了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所以，唐文宗沒有 聽從李固言的意見，最終還是決定動工開渠。渠道修成后，一時航運也很便利，省卻了大批 耕牛，對關中的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開元二年，姜師度在華陰以西24里的地方，還開鑿了一條敷水渠，用來宣 泄水害?？墒?，開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開鑿之后，這條渠道就用于溝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計這條渠道是用來漕運渠道鄰近地區的糧食入渭河以西運長安。 （四） 升原渠的開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開挖的一條運輸渠道，這條渠道并不完全是新開的，它主要是修復、利用 了漢魏時期的成國渠舊渠道。 成國渠是漢武帝時為灌溉農田而開挖的一條水渠。渠道在眉縣引渭水，在渭河北岸與渭河相 并東行；到了灞河和渭河兩河口間，又重新流回渭河據班固《漢書》卷29《溝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風眉縣；據北魏酈道 元《 水經?渭水注》，此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中華書局民國聚珍版印《四部備要》線裝 本）卷19。。三國時期又重新疏浚這條渠道，并把渠道引長，改在陳倉（今陜西寶雞市）以東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國修成國渠，歷史記載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衛臻征蜀時所開， 見于《水經?渭水注》；一說此渠系魏明帝青龍元年司馬懿所開，見于《晉書?宣帝紀》 以及《晉書?食貨志》。現在一般都遵從前一種說法如李健超《成國渠及沿線歷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977年第1期，此據作者文集《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6頁)。，也有人兩從其說，謂司馬懿是在衛臻所開渠道的基礎上“重開”如黃盛璋《關中農田水利的發展及其成就》，原刊《農業遺產研究集刊》1958年 第2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頁)。。雖然也有個別人主張依從后一種說法，但也僅僅止于 一般性推測，沒有做出仔細考辨［7］113。 今案從太和二年到青龍二年期間只有7年，成國渠不應該剛剛開挖隨后就被湮廢，以至需要 重新疏浚。所謂衛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軍入關中拒戰一事。當 蜀軍初來之時，朝臣上下莫知計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將軍曹真及張等率軍先行入關據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版)卷3《魏書?明帝紀》并劉宋裴松之 注引《魏書》；卷9《魏書?曹真傳》。。衛臻參與此役，是因為他后來又奏上計策，以為“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粱道”，這一計 策為正一籌莫展的魏明帝所賞識，所以，又委派他為“征蜀將軍”，入關參戰［8］卷2 2《魏書?衛臻傳》。衛臻到長 安時，蜀軍已被曹真、張擊退，衛臻計無所施， 只好東還洛陽，官復舊職。因此，衛臻 恐怕不大可能為征蜀而在關中專門開挖渠道。再退一步講，蜀軍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 ，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鎮長安，這時諸葛亮已經敗走，這期間最多不過一個多月時間 據陳壽《三國志》卷3《魏書?明帝紀》。參據方詩銘等《中國史歷日和中 西歷日對照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即 使是曹真，也根本無暇臨戰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際來引水灌溉關中農田，就更不可想象 了。因此，《水經注》的說法，實在不足為信，曹魏重開成國渠的時間，應當以《晉書》的 記載為準。 根據《晉書》的記載，這次司馬懿開渠，也是為了灌溉農田，而不是用作運輸通道。西魏大 統十三年，又在成國渠上設置六門堰，以節制水量，顯然還是用為農田水利設施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4武功縣“六門堰”條引《十道志》。。直到唐代 以前，成國渠一直只是一項農田水利工程，從來沒有進行過航運。 唐代改造利用成國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請施行的。 姜行本在源縣（今甘肅隴縣）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節堰，引水東流，以通水 運，名為升原渠據王溥《唐會要》卷87《漕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隴州 。。這個渠首的位置，比魏晉時期在陳倉東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動了許多。渠口 向上游移動，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關。由于水水量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陳倉 縣東南引渭水入升原渠 據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卷10《食貨十》中 對此有詳細記述。。由升原渠向東，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涇兩河口間的渭河上，再 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駛抵漢長安舊城北，也就是隋唐長安城的禁苑外面據酈道元《水經?渭水注》；又據清王先謙合?！端涀ⅰ肪?9；王欽若等《 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 （五） 其他運輸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還開鑿了其他一些運輸渠道。這些渠道基本都是為運輸木材而開 鑿的。 就在韋堅開鑿漕渠的唐玄宗天寶元年，京兆尹韓朝宗也開鑿了一條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 運輸木材。這條渠道從唐長安城西面中間一門金光門進入長安城，在西市西街開挖水潭，用 以存放通過漕渠運來的木材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舊唐書》卷9《 玄宗紀》下。。這條渠道的引渭地點缺乏記載，具體路線也已難以復原。 從現在的地勢來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縣渭河南岸引水，經昆明池南側轉入金光門。唐代開挖的另一條運輸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請自南山谷口引水穿 過長 安城進入禁苑，用以漕運終南山上的薪炭。終南山是長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給區，白居易《賣 炭翁》詩里描寫的賣炭翁就是用牛車來拉運終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賣。木炭質重，運輸不 便，長安城中的木炭因此價格昂貴，供應匱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夠鑿通水路，自然要 方便很多?？墒牵钊诉z憾的是黎斡并沒有開成這條渠道，只是在皇城外邊安排倡優表演了 一些名之曰“水戲”的小把戲，哄弄皇帝高興了一下，根本沒有鑿通這條渠道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歐陽修等《新唐書》卷145 《黎斡傳》。，更絲毫談不上起到什么運輸作用了。 黎斡運送木炭的渠道雖然沒有鑿通，不過，唐朝在長安城西面有一條叫做“漕河”或是“漕 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從現在的氵皂河上分 出，沿唐長安城西垣北流，再進入禁 苑，緣漢長安城南垣和東垣，流入 渭河 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1萬年縣“漕水”條，卷12長安縣“漕河”條；又據 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與開發》，原刊《 地理學報》1958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頁) 。。這個漕河顯然也是一條人工渠道。只是文獻失于記載， 現在已經無法知道這條渠道開鑿的具體過程了。從“漕河”這一名稱來看，這條渠道也顯然 與運輸有關，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農田。結合黎斡在終南山開渠的意圖，可以看出這條“ 漕河”的主要運輸職能似乎也應該是終南山上的薪炭。 （六） 溝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嘗試 在韋堅開浚漕渠以前，為解決渭河航運的困難，在唐中宗景龍年間，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 個新的運輸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漢武帝時溝通 褒斜道的構想大體相同，就是盡量避開不 用三門峽黃河險段以及流淺沙深、水力無常的渭河水道，而設法溝通漢江與關中的聯系。不 過，崔選用的路線不是當年的褒斜線，而是試圖 先把糧食貨物由漢江溯源而上，轉入漢江 支流丹江，水運到商州后，再改陸運，越過秦嶺，在秦嶺北坡的藍田南面，出石門谷，至藍 田，再沿灞河水運到長安附近據歐陽修等《新唐書》卷99《崔傳》；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 ?酷虐》。。 過去有人認為崔所說的石門是指藍田西南的石門谷，即今湯峪河據黃盛璋《歷史上黃渭與江淮間水陸聯系的溝通及其貢獻》，原刊《地理學報》1 962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頁)；嚴耕 望《唐代交通圖考》第3卷《秦嶺仇池地區》（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耸?，1 985年版）篇拾陸《藍田武關驛道》，第660-661頁。。這種看法實際上是錯 誤的。藍田西南的石門谷水，乃是北流匯入河 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1萬年縣 “石門谷水”條。，它與灞河東岸的藍田牽扯不上任何關系 ，從這個石門谷出來北去長安城，無論水路還是陸路，都不會經行藍田。今藍田東南的道溝 峪，唐宋時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還另有一個名稱即是稱之為“石門谷”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6藍田縣“劉谷水”與“銅谷水條”條引北魏酈道元《水 經注》佚文。。這個石門谷的南面，與丹江隔嶺相對，谷內本來就有道路東通洛南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6藍田縣“倒回谷”條。參見拙文《西漢至北周時期長安 附近的陸路交通》，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3期，第96-97頁。。從商州商洛鑿山筑路，溝通 丹、 灞兩條河谷，也遠比向西到今湯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來就是以這個石門谷作為 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門谷，就是寬闊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來。所以，崔溝通丹、灞二 河的交通線路就應當是選在這里。 崔督役數萬人，開通了這條新路。新路開通后， 封錮了原來的藍田關舊路，強令行人一律 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時間過于短促，文獻記載有限，這條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還有 待更進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嶺一段陸路卻是艱難備至，遠不如舊路通暢，“每經夏潦，摧 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甚而至于“數摧壓不通”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酷虐》；歐陽修等《新唐書》卷99《崔 傳》。，實際上并沒有怎樣很好地利用。崔主持開路時身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過被貶 流放，時為唐中宗景龍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還，崔也重歸長安 據劉等《舊唐書》卷7《中宗紀》；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 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龍三年。。因此，這條石門新 道應當開鑿于景龍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間。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謀亂被配流嶺南，商州奏請復依舊路通行據劉等《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 酷虐》。。這樣，石門道從開鑿到廢棄，總計不超過4年，其間又“數 摧壓不通”，就連陸路交通都沒有起到任何積極作用，更不用說連接丹江河灞河的水運了。在當時的工程技術條件下，秦嶺高峻起伏的山峰，對交通運輸的阻礙作用是相當巨大的，不 管人們怎樣努力，溝通兩坡的水系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漢唐先后溝通褒、斜和丹、灞這 樣，以陸運越嶺來連接兩坡的水路運輸，也由于越嶺陸運的艱險，失去了在正常社會狀況下 的開發價值。崔溝通丹、灞水路的設想，乃是必然要以失敗而告終。 （七） 嘉陵江航道的疏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邊經常侵擾唐朝的邊境，今陜西南部的略陽縣一帶，屬唐興州轄境，也 鄰近與吐蕃的邊地。為防范吐蕃的襲擾，唐朝在邊境地區駐扎了很多兵力。興州西面的成州 ，就是一處戍守要地。成州戍軍的糧食，需要經由興州長舉縣運去。長舉縣治所在今甘肅省 徽縣東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約有10里左右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22興州長舉縣“嘉陵水”條；又參閱譚其驤主編《中 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冊“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圖。。經陸路由長舉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 分艱難，在縣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嶺，這座山“懸崖萬仞，山多云雨， 行者屢逢泥淖”。整個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 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在這樣的道路上運送糧食物資，極為艱難，“負重 而上，若蹈利刃”，運夫甚至常常會“顛踣騰藉，血流棧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興州江運記》。 鑒于陸運這種艱難局面，德宗貞元末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決定疏鑿嘉陵江航道，用水運 來代替陸運［9］卷26《興州江運記》。嚴礪的疏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塊， 砍除影響通航的樹木，對河床中 基底與河岸聯結在一起的影響航運的巖石，則用火燒醋激的辦法粉碎后，再將其清除下去。 航道經過這樣一番清理之后，江濤負載漕船“雷騰運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陸運的艱險， 也縮短了整個運輸路程。原來走陸路需要300多里，現在走水路卻只有200里。百姓大為便 利，為此專門請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紀念［9］卷26《興州江運記》。 嚴礪疏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歷史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還需要進行研究分析。 疏鑿這段水道，是為給成州的戍卒漕運糧食等軍需物資。成州的治所本來是在上祿縣，位于 西漢水的上游，在今甘肅禮縣南面，可是，肅宗寶應元年以后，這里已經陷沒于吐蕃仞之手 。貞元五年，成州內徙，權治于同谷縣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嚴礪疏鑿嘉 陵江航道時，成州的治所就設在泥公山上。唐同谷縣治即今甘肅成縣，也就是東漢武都郡的 治所下辨據清官修《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277《階州直隸州?古跡》 “同谷故城”條；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卷58《虞詡傳》唐李賢注。，泥公山在縣西20里。今成縣距離嘉陵江甚遠，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邊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嚴礪疏鑿江道，是自長舉而西疏鑿嘉陵江200里［6］卷40《 地理志》。從長舉縣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幾十里，遠不及200里之數； 若是從長舉縣循嘉陵江西 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縣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與《新唐書 ?地理志》記載的里程相近。嚴礪既然是為漕運過去由長舉陸路運往成州的戍糧而疏鑿江道 ，那么，他所疏鑿的也只能是這樣一條由嘉陵江聯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 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獻記載的那樣，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 運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經論述說，青源河航道在東漢時期曾經由虞詡做過疏鑿參見拙稿《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 境與經 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 朱士光教授七十華帙暨榮休論文集》。，因此，嚴礪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復前人舊路。嚴礪疏鑿的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 肅省境內，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陜西略陽境內。 二、 航運狀況及相關設施 （一） 渭河下游與漕渠上的糧食運輸 隋代初年，朝廷內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對比較節儉，因此，沒有從廣東各地漕運糧食到京城 。到了開皇三年的時候，由于京師倉廩儲備已經逐漸空虛，不敷這個龐大王朝都城的支用， 若是京城周圍的關中地區再遇到水旱災害，京城的用糧也就無法保障了。為此，隋文帝楊堅 始頒下詔書，責令在關東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內，募集人丁運米，同時在黃河岸邊的“衛州置 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通過這些糧倉存貯附近地區的糧 食，然后一級一級“轉相灌注”，次第西運，把關東地區的糧食運往京師大興城。這是隋代 首次啟動渭河航運來運輸漕糧［3］卷24《食貨志》。 隋文帝時在華州設置的廣通倉，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這個廣通倉同廣通渠一樣，也 是沖犯隋煬帝楊廣的名諱，所以，在楊廣登基后被改名為永豐倉［10］卷2《華州華陰 縣》。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這里停泊，因此，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運碼頭。 渭河漕運啟用了僅僅一年，就發現存在有嚴重的航運障礙。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積泥沙過多 ，“流乍深乍淺”，致使航道許多地段已經淤淺阻礙航行，“漕運者苦之”。在這種情況下 ，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漢朝舊策，于開皇三年，下令開挖漕渠［3］卷24《食貨志》。 開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親臨灞河岸邊，觀看通水的情況。開挖漕渠的緊迫性 和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運輸關東的漕糧，究竟持續了多長時間，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不過，維持漕 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業二年以后，隋煬帝移都洛陽，已經沒有多大必要再多向關中 漕運糧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費大多的力氣，估計最遲至大業二年，漕渠就已經不再 通漕。這樣計算，隋代漕渠的整個使用期限，不會超過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樣，也沒有從關東各地大量漕運糧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間， 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議在不同地區開挖渠道，水運物資，可是，卻一 直沒有利用渭河水道向關中大規模輸送糧食等物資。顯而易見，這時各地的經濟還沒有從隋 末戰亂的嚴重破壞中恢復過來，既不宜過多征收糧食，也不便征發太多勞役。當時每年只是 從關東陸運20萬石上下的糧食，數額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遭遇饑饉，糧 食嚴重匱乏，這才按照監察御史王師順的建議，通過渭河，漕運河東絳州的糧食入京，并在 東渭橋頭設置渭橋倉，存儲通過渭河運來的糧食據王溥《唐會要》卷87《轉運鹽鐵總敘》，卷87《漕運》；歐陽修等《新唐書》 卷53《食貨志》三。。 東渭橋倉也是個重要的運輸碼頭。在漕運旺季，東渭橋頭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幾份江南水鄉 的景象，唐德宗貞元人李觀，嘗謂橋下“舟者如徼”［11］卷1《東渭橋銘》；大中 、咸通間人李頻亦曾描述云： “秦地有吳洲，千檣渭曲頭”。［12］96除了東渭橋倉以外，唐代還沿用了隋代的永 豐倉，作為渭河口上的碼頭和倉庫。 過了東渭橋倉再向西，在禁苑內漢長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橋的南頭岸邊，還設有一個 糧倉，這個糧倉也叫太倉據宋敏求《長安志》卷6，《宮室》四《唐?禁苑內苑章》；又據司馬光《資治通 鑒 》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屯中渭橋”條，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倉本來設在宮城掖庭宮的北面，所以，對這兩 處太倉的關系，從很早就引起過爭議據李好文《長安志圖》(中華書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畢沅校勘宋 敏求《長安志》附刊本）卷中，《圖志雜說》第220頁，即嘗依據宋敏求《長安志》沒有 記述掖庭宮中的太倉，否定這一太倉的存在。。其實，長安城附近的幾個倉儲，都可以冠以太倉 之 名。例如東渭橋倉有時就又被稱為“東渭橋太倉”［6］卷53《食貨志三》，而長安 城禁苑西北的這座太倉，為了 與宮城中的太倉相區別，另外又有一個名稱，是被稱作“北太倉”［13］71。北太倉 的渭河運輸碼 頭當然就在中渭橋邊?！缎绿茣?食貨志》記載貞元年間韓、杜亞運送江南糧米至“東、 西渭橋倉”［6］卷53《食貨志三》，西渭橋有倉未見到其他文獻記載，所以，這里 的“西渭橋倉”很有可能就是 “中渭橋倉”的錯訛，指的就是這個北太倉。北太倉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遠遠不能與東渭橋倉 相比，大多數漕船應該還是停泊在東渭橋倉下。 唐高宗開通渭河漕運以后，運送到關中的糧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財政開支和 糧食需求這時也在大幅度增長。由于三門峽險段河道對黃河水運的阻礙，以及渭河水運的艱 難，還是供不應求。為解決這一問題，當時采取過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皇帝率領百官諸臣 一起跑到洛陽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減少一些長安城的開銷。據有人統 計，高宗朝總共去過洛陽6次，玄宗也去過5次，唐中宗李顯對此頗感憤怒，徑稱皇帝就食東 都乃是淪落成為“逐糧天子”。另一種辦法是在遭到嚴重饑饉的時候，陸運糧食入京，以解 決普通百姓的生計。但這樣做代價也很高，陸運急迫時甚至會把拉車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 據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21《市糴考?常平義倉租稅》；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三年；又參見黃盛璋《歷史上的渭河水運》，原刊《 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8年第1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154-155頁 。。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來京師，唐玄宗向他征詢解決漕運的辦法。裴耀卿提出在整個 漕路上根據南北東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點，令當地水工，分段轉運，在各轉運地點，沿水路 設置碼頭和糧倉，河道水量豐盛時則行舟啟運，水淺受阻時則藏糧于倉。他提出的這個辦法 ，實際上在隋文帝時已經實行過，并沒有什么特別獨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設倉的想 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舊址重建新倉。當時唐玄宗沒有重視裴耀卿的意見。三年之后，裴 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師附近遭受水災，谷價騰升，唐玄宗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 次到京都洛陽去“就食”。這時，實在被漕運不濟而困擾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 提出的建議。于是，裴耀卿得到機會又一次向唐玄宗詳細陳述了自己的設想。這次玄宗皇 帝龍顏大悅，當即擢拔裴耀卿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轉運使”，統籌實施他的漕運方案。 裴耀卿的漕運改革辦法，簡單地說，就是節級轉運。渭河口上的永豐倉，本來也就是隋代節 級轉運的產物，再向遠追溯，西漢設在這里的京師倉，起的也是同樣的作用。因此，若是僅 僅對于渭河水運來說，裴耀卿的方案，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運方案中 意義最大、最為關鍵的地方，是在三門峽附近開辟了18里山路，并在這條道路的東、西 兩端，沿河設置糧倉，使河運避開動輒覆舟的三門峽險段，改用陸運轉輸。裴耀卿這一方案 ，施行三年，共漕運到關中700萬石糧食，即平均每年漕運230多萬石，主要也是因為 較好地解決了河運中的這個卡脖子地段的問題。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師東渭橋倉的運輸，并沒 有改善任何航運條件，只不過是讓船工們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價而已。人 們當時用“斗錢運斗米”來形容運輸的巨大耗費和艱難情形［6］卷53《食貨志三》 。 裴耀卿罷任之后，每年漕運到京城的糧食，仍維持在100萬至180萬石之間，比起唐初20 萬石的數額來說，已經增加了許多［6］卷53《食貨志三》。對于這樣的高額運輸量 ，渭河航運是很難長久承負的。于是，天寶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韋堅開挖漕渠，試圖用漕渠 替代渭河水運，以緩解糧食運輸的困難局面。 韋堅開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舊道，東端渠道尾閭匯入渭河的地方，仍然 可以和隋代一樣，在永豐倉下設置碼頭，以便轉輸漕糧。河西岸的廣運潭，是漕渠最大的 碼頭，在漕渠開通的慶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這里［5］卷105《韋堅傳》 。接近廣運潭的苑墻光泰 門外，唐代有一個村莊叫米倉村［13］77。按照它的相對位置關系，這個村莊就應當 在廣運潭邊。 顧名思義，應當是漕渠暢通時在廣運潭邊設置了糧倉，才會產生米倉村這個名字。此外，禁 苑西北角的北太倉，仍然可以通過漕渠運輸去糧食。這一般應當是從廣運潭啟航，沿漕渠西 行，穿行禁苑當中，到漢長安城邊時再沿南山漕河向北，運送到禁苑西北邊的北太倉［ 13］102。漕渠開通之后，一時也曾產生過較大效益。天寶二年當年，漕運關東粟米400多萬石，開創 了隋唐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但是，這個數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為的因素，韋堅為 了取悅于玄宗以邀功，必然會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額暫時增長起來。以后天寶年間的正常運 額是250萬石，而且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運輸，其中還有部分陸運的份額［10］卷2《 華州華陰縣》。由天寶 年間水陸并用這一情況推測，開元年間裴耀卿運入關中以及繼此之后由關東西運入關的糧 食當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來自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