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生產力水平越低，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越大。馬克思曾經指出：“外部自然條件在經濟基礎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①秦漢時期，各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但總的說來，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比起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來，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頁。

早在史前時期，我國已經形成了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兩大農業經濟文化區和兩種農業體系。①但是從商周到秦漢，黃河流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卻領先于長江流域。這中間除了兩大地區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使用和傳播，以及人口密度都有所不同等原因之外，也與氣候、地質、地形、水文、生物、土壤自然條件的差異有一定關系。長江中下游氣候炎熱潮濕，《漢書。地理志》說：“江南卑濕，丈夫多夭。”生活環境惡劣，導致了人們過早死亡。這個地區湖泊沼澤星羅棋布，在生產工具比較原始的條件下，開發起來反而比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平原困難。成書于戰國時代的《禹貢》認為荊州“厥土涂泥，田下中”，揚州“厥土涂泥，田下下”。所謂“涂泥”，就是粘質的濕土，相對于土質疏松的黃土來說，是比較難于開墾的。所以直到秦漢時期，長江中下游還是榛莽叢生，地廣人稀，而適應這種地理環境的耕作方式，則是“火耕水耨”。《史記．貨殖列傳》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訾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地埶饒食”，本來是有利的自然條件。但是容易獲得生活資料，反而使人們滿足于朝夕取給而不事積聚。這也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雖然原始農業發生很早，但從商周到秦漢，經濟與社會發展反而落后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一個重要因素。到了東漢后期，由于人口數量有較大增長，加上其他一些社會原因，長江中下游的經濟開發才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參看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2卷，蘇秉琦主編《遠古時代》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地理環境在歷史時期的變化，相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要緩慢得多。但這種變化有時也會因人為因素的作用而變得十分明顯。例如人們對黃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壞，造成水土的嚴重流失。黃河帶來的大量泥沙，淤高了河床，下游就容易決口改道，從而地貌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秦漢時期，黃河多次泛濫。洪水和泥沙吞沒了大片的農田和眾多村落，使土地沙堿化，改變了原來湖泊沼澤的布局。黃河的來水來沙還使得海岸也發生變化。據有的學者研究，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黃河改道由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海之后，經過四百多年，渤海灣的海岸向外有較大的推展。①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可以看到，秦漢時期的總體生態狀況與現今有不少差異，秦漢前后400余年間的生態狀況也有所變化。

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戰國時期，氣候比現在溫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漢(前221—23年)氣候繼續溫和。”“司馬遷時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時推向北方。”“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據竺可楨先生繪制的《五千年來中國溫度變遷圖》，秦及西漢時，平均氣溫較現今大約高1.5℃左右，東漢時平均氣溫較現今大約低0.7℃左右。②平均氣溫上下擺動的幅度超過2℃。盡管這個結論在一些學者中間還有不同的認識，但是許多資料表明，秦漢時期的氣候條件確實與現今不同，在兩漢之際，確實也發生了由暖而寒的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參看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西漢時期，關中地區有繁茂的竹林，與現今自然植被景觀形成強烈的對照，《漢書。地理志》說，當時關中以竹林與其他資源之富足，“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漢書．東方朔傳》也說，當時人曾以關中有“竹箭之饒”而稱之為“天下‘陸海’之地”。《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記述，楊仆“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人竹二萬個，贖完為城旦”，說明當時關中曾經生長經濟價值較高的竹種。司馬相如奏賦描述關中風景，有“覽竹林之榛榛”的辭句。①班固，(西都賦)也寫道：“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西漢薄太后南陵20號從葬坑中發現大熊貓頭骨②，或許也可以看作當時關中地區竹林繁茂的例證之一。

不僅關中竹林之饒負有盛名，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都屬于同樣的植被類型。《史記．貨殖列傳》分析各地出產，“竹”居于山西物產前列，卻不列于江南物產之中，說明當時黃河流域竹的分布，其社會經濟意義甚至超過江南。漢武帝發卒數萬人塞黃河瓠子決口，“自臨決河”，“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③漢光武帝北征燕、代，也曾經“伐淇園之竹，為矢數百萬”，“轉以給軍”。④東漢初，郭伋任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⑤美稷，地在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現今華中亞熱帶混生竹林區的北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大致位于長沙、南昌、寧波一線。而華中亞熱帶散生竹林區的北界，則大致與北緯35’線重合。東漢初竹類生長區的北界，已幾近內蒙古沙漠地區的邊緣。戴凱之《竹譜》寫道：“竹雖冬蓓，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竹類作為喜溫濕的植物，其生長地域的分布可以說明當時的氣候條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

② 王學理：《漢南陵從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談大熊貓頭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關問題》，《文物》1981年11期。

③ 《史記》卷29《河渠書》。

④ 《后漢書》卷16《寇恂列傳》。

⑤ 《后漢書》卷31《郭伋列傳》

二十四節氣是傳統農業根據氣候條件決定農時的重要依據。但從文獻中可以看到，二十四節氣的次序在秦漢時期曾發生過變化。《禮記。月令》說，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這就是說，現今二十四節氣中“雨水一驚蟄”的次序，在漢代起初是“驚蟄一雨水”。說明在當時的氣候條件下，初春氣溫回升至于“蟄蟲始振”時，要較后世為早。據《漢書．律歷志》所列二十四節氣和相應星度的關系，可以知道現今二十四節氣中“清明一谷雨”的次序，在漢代起初是“谷雨一清明”。按照《左傳》桓公五年孔穎達《正義》的說法，“漢氏之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后，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西漢中期節氣序次更動的原因，據說是“由氣有參差故也”①，也就是氣候條件之變化使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禮記·月令》孔穎達《疏》。

從多年科學考察所獲取的資料，也可以印證秦漢氣候與現在的差異。主要根據我國東部平原及海區構造沉降量的估算所繪制的中國東部的海面升降曲線表示，距今2千年前后，海面較現今高2米左右。海面升降是氣候變遷的直接結果。根據植被、物候等資料試擬的華北平原古氣溫曲線，表明當時氣溫大約高于現今1℃左右。根據同類資料試擬的上海、浙北古氣溫曲線，表明當時氣溫大約高于現今2℃左右。根據海生生物群試擬的東海與黃海古水溫曲線，表明當時東海和黃海水溫大約高于現今3℃左右。①通過對滬杭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鉆井巖心全新世沉積孢粉組合的分析，研究者將全新世以來的氣候史劃分為4個涼期和4個暖期。與秦漢時期相應的階段為：第3暖期，距今2500年，氣候溫暖濕潤；第5涼期，距今2000—1650年，氣候溫涼。②

自漢武帝時代起，史籍已經多見關于氣候嚴寒的記錄。如《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四年(前131年)“夏四月，隕霜殺草”；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元鼎二年(前151年)“三月，大雨雪”；“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余郡人相食。”《西京雜記》卷二說，“元封三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蜷縮如猬，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北堂書鈔》卷152引《古今注》：“武帝征和四年，大雪，松柏皆折。”自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有關嚴寒的歷史記載更為集中。漢元帝元光元年(前43年)，有三月“隕霜殺桑”，九月“隕霜殺稼”，以致“天下大饑”的記載。建昭二年(前37年)，“齊楚地大雪，深五尺”。③王莽時期嚴重低溫的氣候反常記錄更為頻繁。例如，天鳳三年(16年) 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靖泰等：《中國東部晚更新世以來海面升降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地理學報》第35卷第4期，1980年4月。

② 王開發等：《根據孢粉分析推論滬杭地區1萬多年來的氣候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

③ 《漢書》卷27《五行志》。

月，“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①天風四年(17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②東漢初年仍然多見嚴寒的歷史記錄。據《后漢書．鄭興列傳》記載，建武七年(31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繁霜”之后連續嚴寒近三個月，直至“孟夏”之時。《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補引《古今注》說，永平元年(58年)六月乙卯“白幕皆霜”。乙卯日為六月三十日，即公元58年8月8日，這一極端初霜記錄早于現今洛陽地區平均初霜日竟達82日。③據《北堂書鈔》卷79引《錄異傳》，大致在公元工世紀60年代，洛陽曾經有“大雪積地丈余”的情形。

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這120年間，有關氣候異常嚴寒的記載多達20余起。元、成時代較為集中的23年中計6起。王莽專政時最為集中的10年中，大約7年都發生嚴寒導致的災害。除了王莽末年至漢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間所謂“天下旱霜連年”④外，漢光武帝及漢明帝在位時關于嚴寒的記載也可見6起。此后，漢章帝建初八年(83年)至元和元年(84

———————————

① 《漢書》卷99《王莽傳》。

② 《漢書》卷99《王莽傳》。

③ 據1962—1982年期間洛陽自然歷，平均初霜日為10月29日，最早初霜日為1981年的10月15日，最晚初霜日為1997年的u月16日。見何光祥：《河南省洛陽的四季劃分與自然歷》，《中國自然歷選編》，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東觀漢記·世相光武帝紀》。

年)前后，又有所謂“盛夏多寒”、“當暑而寒”的記載。東漢中晚期，更多見“季夏大暑”而“寒氣錯時”，“當溫而寒”，“當暖反寒，春常凄風，夏降霜雹”等異常氣候。①當時最為突出的氣候異象，是所謂“庶征之恒寒”。《續漢書·五行志》列舉了這樣兩則關于冬夏兩季氣候異常的典型史例：“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瑯邪井中冰厚尺余。”“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氣候“大寒”，往往“殺鳥獸，害魚鱉”，致使“竹柏之葉有傷枯者”②，于是黃河流域原先繁茂的竹林遭到破壞。《水經注·淇水》在說到“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萬以輸軍資”之后，又指出，“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

根據歷史水文資料，研究者認為秦及西漢時期的氣候條件，是致使長江水位上升的因素之一，當時長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陽湖、太湖等，水面都在不斷擴大。③黃河流域的湖泊，數量和水面也都曾達到歷史的高峰。但黃河流域的大澤如今都已經難尋舊跡。《國語·周語》可見所謂“陂障九澤，豐殖九藪”。“九澤”、“九藪”，都是說九州的九大湖泊。其名稱與所在，古籍記載不一。一般認為九大湖泊中，七處均在北方。漢代人甚至有說“九澤”就是特指北方湖泊的。《淮南子·時則》：“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高誘注：“‘九澤’，北方之澤。”然而后來這些大澤大都在北方土地上消失了。以“九藪”位于關中地區者

——————————————————

① 參看《后漢書》卷26《韋彪列傳》、卷46《陳忠列傳》、卷30《郎顗列傳》、卷16《寇榮列傳)。

② 《后漢書》卷30《襄楷列傳》。

③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長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變》，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

為例，《呂氏春秋·有始》：“何謂‘九藪’?……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俞樾《群經平議》說，《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降”，并“陽華”之假音。他認為，高誘“在鳳翔”、“在華陰西”兩說，當以華陰之說為是。鄭玄注《周禮．夏官。職方氏》說：“‘楊紆’所在未聞。”而《爾雅·釋地》郭璞注則說楊陪“在扶風汧縣西”。看來，東漢以來的博學之士竟然都已經弄不清楚《呂氏春秋》成書前后秦地湖泊之首的澤藪的方位了。很可能在東漢中期前后，這個湖泊完全堙滅了。當時北方湖泊的縮小和消失，絕不僅此一例。應劭在《風俗通義·山澤》中對《爾雅·釋地》“十藪”作說明時寫道，今漢有九州之藪，然而，“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這就是：“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滎陽條：“卞水、馮池皆在西南。”譚其驤先生指出，“古代中原湖泊，大多數久已淤涸成為平地。馮池在《水經注》中叫做李澤，此后即不再見于記載。”①湖泊逐漸淤為平地，是歷史時期慣見的地貌變遷形式，而秦漢時期如“陽華藪”這種迅速消失的情形，尤其引入注目。湖泊池沼淤堙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是嚴重的水土流失。

————————————————————

① 譚其驤：《〈漢書．地理志〉選釋》，《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當時，農耕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墾荒事業的興起。土地占有狀況的不合理，使得沒有土地和只有少量土地的農民到處開墾。濫墾的土地產量不會很高，于是又導致了進一步擴大的濫墾。這種人為因素的影響，造成了生態平衡的失調。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的破壞，使得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黃河原來并不以“黃”相稱，到西漢初年才有了“黃河”的名稱，“這應該和當時森林遭受破壞和大量開墾土地有關。”①涇河清濁的變化就可以作為說明。涇河本來是一條相當清澈的河流，戰國后期開始變濁②。這正是秦國疆土達到涇河上游的時候。涇河主要支流馬連水，西漢時稱作“泥水”③。“泥水”的名稱顯示水中多含泥沙。支流如此，無怪乎原來清可見底的涇河，這時竟被說成“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了④。

秦漢時代北邊地區的大規模屯墾，也導致了當地生態條件的變化。《漢書·匈奴傳》記載，“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是其園囿也。”秦漢經營北邊，動員軍屯與民屯，移民規模有時一次就數以十萬計。于是北邊出現了“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景象。當時水土保持條件遠較現今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觀，因而新墾區“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⑤。可是不考慮保護生態環境的墾殖卻帶來了消極的后果。兩漢之際，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都發生了變化。王莽時“北邊虛空，野有暴骨”⑥。東漢初年，北邊屯墾形勢曾有反復，但是不久又出現“城郭丘墟，掃地更為”⑦的情形。有的

——————————————————

① 史念海：《論歷史時期黃土高原生態平衡的失調及其影響》，《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史記》卷29《河渠書》。

③ 《漢書》卷28(地理志)。

④ 《漢書》卷29《溝洫志》。

⑤ 《史記》卷29《河渠書》。

⑥ 《漢書》卷94《匈奴傳》。

⑦ 《后漢書》卷1《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東觀記》。

學者經過對烏蘭布和沙漠北部漢代朔方郡墾區遺址的實地考察后指出，“隨著社會秩序的破壞，漢族人口終于全部退卻，廣大地區之內，田野荒蕪，這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后果，因為這時地表已無任何作物的覆蓋，從而大大助長了強烈的風蝕，終于使大面積表土破壞，覆沙飛揚，逐漸導致了這一地區沙漠的形成。”“現在這一帶地方，已經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絕大部分地區都已為流動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蓋。”個別地方，“沙山之高竟達50米左右。”時至今日，只有墾區遺址中漢代故城的廢墟，以及分布甚廣的漢墓群，成為漢代這一地區曾經有過大規模農業墾殖的歷史見證。①

據史念海先生分析，西漢一代在鄂爾多斯高原所設的縣多達20多個，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確地的縣。當時的縣址，有1處今天已經在沙漠之中，有7處已經接近沙漠。“應當有理由說，在西漢初在這里設縣時，還沒有庫布齊沙漠。至于毛烏素沙漠，暫置其南部不論，其北部若烏審旗和伊金霍旗在當時也應該是沒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積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體的原因，但是至少農林牧分布地區的演變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風防沙的森林被破壞，沙漠于是可能因風擴展而外，草原也有減低風蝕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載畜量過高，也會促使草原的破壞。草原破壞，必然助長風蝕的力量，促成當地的沙化。”②

——————————————————————

① 侯仁之、俞偉超、李寶田：《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治沙研究》第7號，科學出版社1965年出版。

② 史念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生態環境的變遷，可以對經濟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西漢時期，稻米曾經是黃河流域的主要農產。《漢書·東方朔傳》說到“關中天下‘陸海’之地”，物產“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稻米生產列為經濟收益第一宗。西漢總結關中地區農耕經驗的《汜勝之書》曾經詳盡記述了稻作技術。《漢書·昭帝紀》說到“稻田使者”，反映黃河流域的稻作經濟當時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關注。東漢初年，漁陽太守張堪曾經“于狐奴開稻田八千余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①，也是有關兩漢之際稻區北界的史料。狐奴，地在今北京密云、順義間。當時稻米的分布形勢，是和氣候較為溫濕的條件相適宜的。《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上書說：“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愿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后時。”“宿麥”，據顏師古的解釋，“謂其苗經冬”，應當就是冬小麥。《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前120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據《史記·平準書》，是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然而以行政力量大規模推廣冬小麥種植，又很可能與氣候寒溫的變化有關。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②冬寒對次年種植水稻的不利影響，自然很可能成為第三年決策號召“益種宿麥”的原因。

有的農業史學者認為，大豆曾經與粟共同作為黃河流域居民的主要食糧，但自西漢時期起，“大豆則逐步轉入‘蔬餌膏饌’之中”③。然而從文獻資料和文物資料看，大豆在西漢后

——————————————

① 《后漢書》卷31《張堪列傳》。

② 《漢書》卷6《武帝紀》。

③ 李長年：《農業史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

期之后卻又有逐步轉為主要糧產的趨勢。《汜勝之書》說：“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四民月令》中幾乎逐月都關于“豆”的內容。洛陽漢墓出土陶倉有朱書“大豆萬石”的題記，也反映當地豆類經營相當普及的事實。農耕作物從以適宜“暑濕”氣候條件的稻為主，到可以種植于“高田”，“土不和”亦可以生長的“保歲易為”①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視，這一轉變，應當說正是以氣候條件的變化為背景的。

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北部地區三四千年以來氣候變化而引起的植物帶的移動，也就是農耕區的擴大和縮小，正同歷史記載中農、牧業民族勢力的消長情況相契合。”②有的學者甚至斷言氣候變化與民族遷徙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中原漢族向北擴張拓邊的時候幾乎都在溫暖期，而北方少數民族‘窺邊候隙’、‘人居中壤’的時候則多在寒冷期。”③應該指出，民族遷移與相應的社會震蕩和經濟波動，有十分復雜的因素，氣候環境的變化或許只是諸多因素之一。不過，我們注意到，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國人多不安”，執政貴族于是有“降漢”之意④。漢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會大天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匈奴大虛弱”，“茲欲向和親”⑤。類似的記

————————————————-

① 《汜勝之書》：“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兇年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

② 俞偉超、張愛冰：《考古學新理解論綱》，《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6期。

③ 朱立平、葉文憲：《氣候變化與民族遷徙》，《新史學》(華東師范大學)第1期。

④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

⑤ 《漢書》卷94《匈奴傳》。

載還有許多。《史記·匈奴列傳》又說，匈奴當“秋馬肥”時，則校閱兵力，有“攻戰”之志。《后漢書·南匈奴列傳》寫道，漢軍衛護內附之南匈奴單于，亦“冬屯夏罷”。這些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考察機動性甚強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動，確實不能忽視氣候因素的作用。如果考慮到在農耕區的北界向南退縮的同時，江南地區則出現了中原人南下的移民熱潮，從而推動了當地經濟文化的躍進，這一歷史變化恰與氣候逐漸干冷的趨向一致，其間關系也是發人深思的。①

黃河在西漢時期決溢頻繁，對下游地區經濟的破壞十分嚴重，而東漢時期河患明顯減輕。自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主持治河之后，黃河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對于其原因，論者或以為王景的工程技術措施深合治導之原理，或以為東漢以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變成以畜牧為主，從而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減輕。②其實，除了充分重視人文因素之外，還應當看到以氣候變遷為重要標志的生態條件的作用。黃河中游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原本即與以氣候變遷作為條件的民族遷徙有關，而氣候轉而干燥寒冷對于洪水流量大小的直接影響，更是不應當忽視的。③

————————————————————

① 王子今：《秦漢氣候變遷與江南經濟文化的進步》，《秦漢史論叢》第6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版。

② 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年2期；任伯平：《關于黃河在東漢以后長期安流的原因》，《學術月刊》1962年9期；鄒逸麟：《讀任伯平〈關于黃河在東漢以后長期安流的原因〉后》，《學術月刊》1962年11期。

③ 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