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秦定都咸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標志著秦國興起之歷史的轉折。咸陽形勝，因生態地理條件和經濟地理形勢的優越，促成了秦始皇的帝業。漢并天下，定都長安，依然有沿襲這一優勢的考慮。

【關 鍵 詞】秦都/咸陽/生態地理/經濟地理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薄肚厥蓟时炯o》：“孝公享國二十四年?！涫辏级枷剃?。”《商君列傳》也寫道：“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尤辏鳛橹疥I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

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如果我們從生態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這一事件，也可以獲得新的有意義的發現。

秦都的轉移：由林牧而農耕的進步

秦的政治中心，隨著秦史的發展，呈現由西而東逐步轉移的軌跡。

秦人傳說時代的歷史，有先祖來自東方的說法。而比較明確的秦史記錄，即從《史記·秦本紀》所謂“初有史以紀事”的秦文公時代起，秦人活動的中心，經歷了這樣的轉徙過程：

西垂—汧渭之會—平陽—雍—咸陽其基本趨勢，是由西向東逐漸轉移。

在秦定都雍與定都咸陽之間，有學者提出曾經都櫟陽的意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秦史記錄多根據《秦記》，因而較為可信的事實（注：參閱王子今：《〈秦記〉考識》，《史學史研究》1997年1期；《〈秦記〉及其歷史文化價值》，《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是值得重視的。而可靠的文獻記載中并沒有明確說明秦遷都櫟陽的內容。就考古文物資料而言，櫟陽的考古工作也沒有提供秦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其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或漢代（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3期。）。根據現有材料依然可以肯定：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注：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3期。）

秦都由西垂東遷至于咸陽的過程，是與秦“東略之世”（注：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國力不斷壯大的歷史同步的。秦遷都的歷程，又有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的背景。

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在形成古都的諸因素中，自然環境應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設置是不能離開自然環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環境，則有關都城的一些設想就無異成為空中樓閣，難得有若何著落?！薄岸汲堑淖匀画h境顯示在地勢、山川、土壤、氣候、物產等方面?！保ㄗⅲ菏纺詈＃骸吨袊哦己臀幕罚腥A書局，1998年7月，第180頁。）徐衛民先生在總結秦都城變遷的歷史規律時，也曾經提醒人們注意，“（自然環境）既是形成都城的基礎因素，又可成為都城發展的限制性因素，加之不同歷史時期的都城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遷徙?！彼€指出：“在東進的過程中，秦人也對占領區的地形環境進行觀察，以便選擇較為理想的地方作為都城，因而隨著占領的土地越多，選擇的機會也多起來”。他于是認為，秦都東遷的過程，“因此完全可以說是優化選擇和充分利用地理優勢的過程。”（注：徐衛民：《秦都城研究》，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67頁。）這樣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如果從另一角度進一步考察擇定新都的動機，還可以發現，秦人由西而東遷都的決策，有于生態條件和經濟形式方面進行“優化選擇”的因素。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歷史。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先祖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刂?，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鼻刈畛趿?，曾經得益于畜牧業的成功。

我們還應當看到，作為秦早期經濟發展基地的西陲之地，長期是林產豐盛的地區。（注：《漢書·地理志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痹址泵艿纳鷳B條件，可以成為特殊的物產優勢的基礎，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表現出不利于農耕經營之發展的影響?！稘h書·地理志下》說秦先祖柏益事跡，“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迸c《史記·秦本紀》記載“調馴鳥獸”有所不同，經營對象包括“草木”。所謂“養育草木”，暗示林業在秦早期經濟形式中也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根據考古發現，當時“秦人起碼已過著相對定居的生活”，“其飲食生活當以農作物的糧食為重要食物來源”，有的學者指出，“這完全不像人們一貫傳統的說法，認為秦人當時是過著游牧、狩獵的生活。”（注：樊志民：《秦農業歷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9月，第9-10頁。）注意秦人經營林業的歷史，或許有助于理解有關現象。

《史記·秦本紀》如此記錄秦文公營邑于“汧渭之會”的情形：“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鼻匚墓珱Q定在“汧渭之會”營建城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王國維曾經說，“文公始逾隴而居汧渭之會，其未逾隴以前，殆與諸戎無異?！保ㄗⅲ骸队^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王國維還就對《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的誤解，指出：“徐廣以犬丘為槐里，《正義》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內者，殊失實也。”并有附記：“此稿既成，檢楊氏守敬《春秋列國圖》，圖西犬丘于漢隴西郡西縣地，其意正與余合?！保┒@一歷史轉變的契由，竟然是“以兵七百人東獵”?！稘h書·地理志下》也寫道，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彼浴肚卦姟吩弧巴跤谂d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注：《詩·秦風·小戎》。顏師古注：“《小戎》之詩也。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凹啊盾囖O》（注：即《詩·秦風·車鄰》。顏師古注：“《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轔，有馬白顛’。”）、《四臷》（注：即《詩·秦風·駟轔。顏師古注：“《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臷孔阜，六轡在手’，‘輶車鸞鑣，載獫獫猲’。”》、《小戎》（注：即《詩·秦風·小戎》。顏師古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風·小戎）。顏師古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薄褒埗苤?，鋈以觼軜。”五?！保┲?，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秦文公的另一事跡也值得我們注意?！妒酚洝で乇炯o》：“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边@一歷史記載告訴我們，秦人已經以“收周余民有之”的形式繼承了周人的農耕經驗，接受了周人的經營方式，在岐以西之地從事農業生產。對于“岐以東”同樣具有悠久農耕傳統和農耕條件可能更為優異的土地，則尚無全面占有的條件。

《史記·秦本紀》還記載：“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鼻匚墓珪r代的這一史事，具有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裴骃《集解》有這樣的解說：

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豐水之中。”

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

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朵洰悅鳌吩疲骸扒匚墓珪r，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張守節按：“今俗畫青牛障是?！逼鋵崳灿锌赡堋朵洰悅鳌返倪@段文字為張守節《正義》直接引錄，而并非由《括地志》轉引，如此，則應當讀作：

《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官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這樣斷讀，并不影響我們對文意的理解。

對于這一“大梓牛神”的傳說，可以進行神話學的分析，文化象征意義的分析。其內容告訴我們，已經進入農耕經濟階段的秦人，在其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對于以往所熟悉的林業、牧業和田獵生活，依然保留著長久的懷念。（注：《華陽國志·蜀志》說，“（蜀人）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厝诵χ?，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笨芍氐膰H形象長期未能洗刷畜牧文化色彩，而秦人內心亦并不以“牧犢”為恥。）

自雍徙都咸陽：從農耕區的邊緣到農耕區的中心

自“武公卒，葬雍平陽”，以及“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又“卜居雍，后子孫飲馬于河”（注：《史記·秦本紀》。）之后，雍城成為秦的行政中心。建都于雍的秦國，已經明確將東進作為發展方向。雍城是生態條件十分適合農耕發展的富庶地區，距離周人早期經營農耕，創造農業奇跡的所謂“周原膴膴”（注：《詩·大雅·》。）中心地域，東西不過咫尺。而許多學者是將其歸入廣義的“周原”的范圍之內的。（注：史念海：《周原的變遷》，《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214-231頁；《周原的歷史地理與周原考古》，《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2期，收入《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357-373頁。林劍鳴先生也明確說，“雍位于湋河上游的雍水附近，這里是周原最富庶的地區。《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43頁。）

秦人東向發展的歷史進程，是以軍事方式推進的。從秦穆公發起對晉國的戰爭，又“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到“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至于秦孝公時，“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注：《史記·秦本紀》。）秦國以戰爭手段力克強敵，艱難發展，逐步擴張疆土。

還應當看到，在這一歷史階段，在與敵國進行持續的戰爭的同時，秦人又進行著與自然的持續的戰爭。

秦人由于從畜牧業經濟中脫生不久，在文化傳統方面還保留有許多舊時禮俗，于是被中原人仍然看作“夷翟”、“戎翟”。《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以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秦人以為“諸侯卑秦，丑莫大焉”?！读鶉瓯怼愤€寫道：“秦雜戎翟之俗”，“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保ㄗⅲ骸妒酚洝ち鶉瓯怼?。）

不過，以雍城為中心的秦國，實際上已經在農業經濟的軌道上平穩運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雍城出土的鐵制農具，是迄今所知我國發現最為集中的早期鐵農具。（注：王學理、尚志儒、呼林貴等：《秦物質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0-12頁。）

秦國農業的進步，還表現在秦穆公十二年的“泛舟之役”?！蹲髠鳌べ夜辏┯涊d：“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о嵵颖谇兀埛x。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略同：“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瘑柊倮飩荩瑐菰唬骸奈岬米镉诰?，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p>

另一可以反映秦國農業成就的史例，是《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戎王使者由余來訪，秦穆公展示“宮室、積聚”，炫耀國力，致使對方不得不驚嘆。所謂“宮室、積聚”，后者是農耕經濟的直接成就，前者是農耕經濟的間接成就。

盡管以雍城為都城的秦國的農業水平已經相當成熟，但是在與東方諸國的競爭中依然處于不利的地位。除了在文化傳統和經濟積累方面的不足而外，雍城的生態地理與經濟地理條件與“岐以東”地方相比，也處于劣勢。當時的雍城，臨近林區和耕地的交界，也臨近畜牧區和農業區的交界。正如樊志民先生所指出的，“關中西北的農牧交錯地帶，受生產類型之制約，只宜農牧兼營，維持相對較低的農牧負載水平?！保ㄗⅲ悍久?，前引書，第63頁。）與東方長期以農為本的強國比較，“秦僻在雍州”，形成了生態條件和經濟背景的強烈的反差，于是也成為致使“中國諸侯”不免“夷翟遇之”的因素之一。

在這樣的形勢下，秦孝公和商鞅為了謀求新的發展，決定遷都咸陽。

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

秦自雍城遷都咸陽，實現了重要的歷史轉折。一些學者將“遷都咸陽”看作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十分準確的歷史認識。（注：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在“秦商鞅變法”題下寫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人民出版社，1919年3月，第75頁。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在“秦國衛鞅的變法”一節“衛鞅第二次變法”題下，將“遷都咸陽，修建宮殿”作為變法主要內容之一，又寫道：“咸陽位于秦國的中心地點，靠近渭河，附近物產豐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06頁。林劍鳴《秦史稿》在“商鞅變法的實施”一節，也有“遷都咸陽”的內容。其中寫道，“咸陽（在咸陽市窯店東）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適在秦嶺懷抱，既便利往來，又便于取南山之產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黃河；在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就是通往函谷關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89頁。）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頒布的新法，有這樣的內容：“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睌U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使得秦國掀起了一個新的農業躍進的高潮。而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設在咸陽。

據《商君書·更法》，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墾草令》。其內容現在已經難以確知。我們從《商君書·墾令》中，可能推知其主要內容?！渡叹龝睢诽岢隽?0種措施，一一論說，分別指出各條措施對于“墾草”的積極意義，如：1.“農不敝而有余日，則草必墾矣。”2.“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3.“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4.“辟淫游惰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6.“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逆旅之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0.“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11.“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12.“農靜，誅愚亂農之民欲農，則草必墾矣?！?3.“余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4.“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5.“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6.“農多日，征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17.“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18.“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9.“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20.“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以“墾草”作為新法的首要內容，體現了執政者大力發展農耕業的決心。其基本措施，是全面動員民眾務農，嚴格約束非農業經營，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各種政策保證。有的學者指出，商鞅倡行墾草、徠民，是主要針對關中東部的政策?！瓣P中東部作為秦新占領的地區之一，土地墾殖率相對低于關中西部，有‘墾草’之余地；人口密度相對小于三晉諸鄰，有‘徠民’之空間。”（注：樊志民，前引書，第63頁。）從這一角度理解商鞅推行《墾草令》的意義，秦定都咸陽所體現的進取意識，可以給人更深刻的印象。

大規模“墾草”促成的田土面積的空前擴大，可能超過了周人的經營范圍，使得農產品富足一時，秦國于是成為實力強盛的農業大國。周天子以及東方列國都已經不能再無視這一以成功的農耕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實體的存在了。 始都咸陽：新的生態地理條件與經濟地理形勢

《史記·秦本紀》說，商鞅建議秦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新法的基本原則，是“內務耕稼”。商鞅變法在促成“耕稼”發展方面的成功，是在定都于咸陽之后取得的。

《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薄傲⑺抉R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可見咸陽位于關中之中，是兩分關中的中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咸陽位當關中平原的中心地帶，恰在灃、渭交會以西的大三角地帶。這里有著大片的良田沃土，早為人們所開發利用，是個農產豐富的‘奧區’?！保ㄗⅲ和鯇W理：《咸陽帝都記》，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1頁。）咸陽在當時因生態地理與經濟地理條件的優越，本身已經成為富足的“天府”，同時又具有能夠領導關中地方的地位。

對于秦定都咸陽之后繼續推行變法，國勢日盛的歷史，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述：

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史記·商君列傳》也記載：

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我們看到，商鞅在咸陽推行了3項重要的政策，終于使得“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1)確定并完善縣制。（《秦本紀》：“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薄渡叹袀鳌罚骸凹∴l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2)確定并完善田制。（《秦本紀》：“為田開阡陌?！薄渡叹袀鳌罚骸盀樘镩_阡陌封疆?！保?/p>

(3)確定并完善稅制。（《秦本紀》：“初為賦?！薄渡叹袀鳌罚骸百x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落實這些政策之后，秦國與東方傳統農耕國家在體制上已經沒有差別，在農業經濟的管理方面，已經邁進了成熟的階段。也就是說，秦孝公和商鞅在咸陽領導了一場在秦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勝利的經濟革命。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這就是說，當時不僅秦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轉移到了咸陽，國家的禮祀中心，也開始向咸陽轉移。

《史記·封禪書》列述秦人經營的關中祠所：

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胥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余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峙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疇，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硅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農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畤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

事實上，秦人西方故地依然是祭祀重心，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余廟。西亦有數十祠?！钡菛|方“華山”與“河”等名山名川列為祀所，是秦成為文化大國的標志之一。特別是所謂“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以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都說明咸陽在秦神學系統中的重要地位。而所謂“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則暗示西方傳統祭祀形式有所變革，其祀所的地位已經有所下降。

山川風雨神崇拜以及歲時之祠，其實所體現的都不是純神學的與經濟生活無關的信仰，而往往是對自然恩遇的祈祝，體現著一種自然觀、生態觀。中國古代的農業和牧業部族，在這一點上彼此類同。但是秦人在以咸陽為中心的祭祀格局中河川崇拜的地位特別突出，值得我們重視。這就是所謂“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以及“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等等。

后來的一些歷史事實，如秦人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注：戰國晚期秦國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李冰主持的都江堰工程和鄭國主持的鄭國渠工程。參看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279-282頁。），以及秦始皇“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注：《史記·秦始皇本紀》。）等等，都可以與以咸陽為中心的河川崇拜聯系起來分析。而“近咸陽”諸水“盡得比山川祠”這一現象，顯然與秦人始都咸陽之后因農業經濟的發展對相關生態環境的特別重視有關。

咸陽形勝，因生態地理條件和經濟地理形勢的優越，而促成了秦始皇的帝業。漢并天下，定都長安，依然企圖沿襲這一優勢?！妒酚洝ろn信盧綰列傳》：“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薄妒酚洝じ咦姹炯o》：“高祖常繇咸陽?！彼抉R貞《索隱》：“應劭云：‘今長安也。’”所謂“長安，故咸陽也”，咸陽“今長安也”，都說明了這一史實。當然，漢初這一地區的生態地理條件和經濟地理形勢，與戰國時期又有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