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聯系，有陸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對于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起過重要的作用，不少論著對此作過探討①。20世紀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發現，進一步激發了人們探討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海上交通的興趣。

元代，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交往，以陸道為主，海上交通相對來說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視。實際上，當時兩國之間海道往來仍是相當頻繁的。本文試圖以中國和朝鮮的有關文獻相互參證，就這個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

12世紀，中國處于宋、金對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勢力強大，高麗斷絕了與南宋的正式外交關系。但是雙方經過海道的貿易活動仍是存在的，來到高麗經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帶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動靜，溝通雙方政府的關系。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1211年開始發動對金戰爭。1218年對高麗用兵，高麗請和。1231年，蒙古窩闊臺汗發軍攻高麗，高麗降。1234年，金朝滅亡，出現了蒙、宋對峙的局面，維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國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國號大元(1271)。到13世紀70年代末，南宋為元朝所滅。

當蒙(元)、宋處于敵對狀態，高麗歸附于蒙古(元)的情況下，南宋與高麗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撓。蒙古(元)還曾設想以高麗作為基地，通過海道對南宋發動進攻。盡管如此，南宋與高麗之間通過海道的聯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開慶元年(高麗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國商人范彥華的船只從高麗返回，船上帶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虜的南宋居民。他們是在被迫參加蒙古對高麗戰爭時逃出的，高麗政府將他們送回本國，高麗的禮賓省還為此向南宋地方當局發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彥華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麗的②。高麗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陳文廣等不堪大府寺、內侍院侵奪，道訴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綾羅絲絹六千余匹，我等將垂橐而歸?！士〉炔荒芙雹?。從“侵奪”的貨物數量，可知這一年前來的南宋商船裝載的貨物是相當可觀的。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可能因為官方機構“侵奪”造成的不良影響，南宋商船不再到高麗。高麗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責問，為什么“南宋商船來”，高麗政府“私地發遣?”次年正月，高麗國王寫信回答說：“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見來”；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④。以上所說，便是根據現有文獻可以考知的13世紀中期高麗與南宋的幾次海道交往。

當蒙(元)、宋對峙之際，高麗與南宋繼續通過海道保持聯系，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原因。從經濟上來說，海道貿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事業，這是顯而易見的。從政治上來說，高麗歸附蒙古是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麗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斷絕關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計到這一點，鼓勵商人前往高麗貿易，順便審探蒙古的動向⑤。但盡管如此，由于高麗—宋的關系要受到其他兩方面關系(蒙古—高麗，蒙古—宋)的制約，只能是有限的、時斷時續的。只有在元朝統一以后，朝鮮半島與中國的海上交通，才會有新的面貌出現。

三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發大軍攻宋。十三年(1276)，元軍下臨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廣東崖山一役，宋軍大敗，幼帝蹈海死，結束了南宋的歷史。元朝統一了中國。在統一過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護海外貿易，使之不受戰爭影響而中斷。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礎上于泉州、慶元等處建立市舶機構。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詔福建行省官員，要他們對海外各國加強聯系，“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⑥。這主要是針對南海諸國說的，至于在此以前已與元朝有密切關系的高麗，當然更不成問題。據鄭麟趾《高麗史》記載，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馬曄獻方物，賜宴內廷”⑦。所謂“宋商人”是高麗方面對來自中國南部(南宋統治區)商人的習慣稱呼。事實上，這時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均已歸元朝統治，“宋商”實際是元商。高麗國王賜宴內廷，說明這起來自中國南方的商人是公開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說明，元朝政府對于民間商人與朝鮮半島的海道貿易，采取支持的態度。

元朝統一以后，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海上交通是頻繁的。首先表現在海運糧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運，即由海道將江南的糧食運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經運河運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運的糧食。起初是幾萬石，逐漸增為幾十萬石、百萬石，最多時達到三百多萬石。海運可以說是元朝統治的生命線。值得注意的是，海運的終點并不限于直沽，還有遼東，甚至伸展到了朝鮮半島。中國史籍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于高麗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⑧。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動亂罷征日本，這次大規模的海運計劃并未付諸實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國(高麗——引者)饑，給以米二十萬斛”⑨。據《高麗史》記載，高麗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運萬戶黃興、張侑，千戶殷實、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載江南米十萬石來賑饑。世子豫奏比年國人征戌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饑饉，故有是賜”。次年(1292)閏六月，“元詔漕運萬戶徐興祥等二人運米十萬石來賑饑民，遭風漂失，唯來輸四千二百石”⑩。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來的忠宣王。這批作為救濟用的糧食分兩年自江南運到朝鮮半島。組織過兩次大規模海上運輸的是元朝海運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運的另一主持者張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橫行于海上的強盜，“若捕急，轉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亡慮十五、六返”⑾。元軍南下，朱、張投降，由于他們熟悉中國南北航路，便獻海運之策，適應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專門負責海運事宜。同時，他們對于“高句麗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決定海運江南糧二十萬石到高麗時，這一任務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為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海道運糧萬戶，“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運高麗，遼東糧，樞密院奏功，進驃騎沖上將軍，余如故”⑿。這里的“庚寅”顯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訛誤。至于朝鮮史籍中所載海運糧的官員，黃興疑是黃真之誤，黃真是朱清下屬的五萬戶之一。張侑不可考。殷實是朱清的得力部屬。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為首的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下分七翼千戶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將軍的簡稱，殷武略翼即以殷實為首的千戶所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實為管領海船副萬戶⒁。這次提升可能與運糧高麗有關。唐世雄不是漢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黃頭。西夏在元代稱為唐兀，故以唐為姓，名世雄。他長期從事海運，后來升至海道都漕運萬戶。這時他的具體職務是嘉興等處運糧千戶⒂。第二年負責海運的萬戶徐興祥在同一朝鮮史籍中另一處又作徐興祚⒃。根據中國方面的記載，從事海運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興祖，也許徐興祥、徐興祚都是徐興祖之誤⒄。此外，見于中國方面記載的還有一位范文富，“豫饋運高麗及交趾出征軍糧，”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運糧副千戶⒅。

宋代與高麗的海上交通，有北線，有南線。北線由山東半島的登州(今蓬萊縣)東航至朝鮮半島西岸的甕津，經過芝罘島(今山東煙臺市北)。南線由明州(今浙江寧波)經昌國沈家門(今浙江普陀縣)，蓬萊(今大衢山島)，向北進入大海，與海岸線并行，到淮河入?？诟浇D而向東，進入黑水洋，也就是山東半島以南，朝鮮半島以西的黃海深水洋，先到朝鮮半島西南的黑山島(今名大黑山島)，然后沿半島西海岸北上，至開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線；北宋中期起，為了“遠于遼”，改以南線為主。到了南宋時期，山東半島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線航行⒆。元朝初年的海運，是以太倉(今江蘇太倉)為起點，沿海岸線北上，經過山東半島，到沙門島(今山東長山列島)，進入萊州洋(今萊州灣)，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線。元朝詩人朱晞顏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運船北上，他將“舟航所見”用詩篇記錄下來，總題為《鯨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題為“鹽城縣”，鹽城即今江蘇鹽城，第四首為“鶯游山”，該島又作嚶游山、鷹游山，即今江蘇連云港市的東西連島。以后又有“乳島”(今地待考)、“沙門島”(今山東長山島)、“萊州洋”等詩，足以說明這一次海運確是沿海岸線北上，續山東半島航行?！饿L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詩云：“高麗遼陽各問津，半洋分路各傷神；風帆相別東西去，君向瀟湘我向秦?！庇筛髟姷呐帕锌磥?，“分船”之事應發生在過萊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確是這樣的話，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麗的運糧船有可能是沿渤海灣北上，經遼東半島，再到朝鮮半島的。但從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開辟了新的海運路線，即由太倉出長江口后，利用西南風，取道東北，駛向大海。經過山東半島成山角后，則與原來的路線大體相同[21]。海運路線的變化無疑會影響到中國南方與高麗之間航線的變化，至元二十九年運到高麗的糧食大部分“遭風漂失”，應該是探索新航線造成的?？上У氖沁@方面缺乏明確的記載。

高麗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載米二十艘來，又獻鸚鵡一雙，其他土物甚多”[22]。這次運米的目的沒有明確記載，但是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麗督造戰船和管軍糧，準備再征日本，顯然運來的江南糧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軍糧。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準備工作停止。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為征日本，運江南米十萬石在江華島。今遼沈告饑，帝(元成宗——引者)詔以五萬石賑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將宋瑛如元請減運糧，帝不從”。四月，又“遣將軍柳溫如元，請減遼陽運糧，帝許減二萬石”，在此前后，高麗用船分三次將江華島貯糧運往遼陽，共計三萬余石[23]。為征日本從江南調撥十萬石米到江華島無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萬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裝載，很可能記載有誤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從江南經海道運糧食到高麗，主要是以上幾次。這幾次海運的規模是相當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過的。這幾次相當規模海運進行，使得聯系中國南方和高麗的海道為更多的航海人員所熟悉，這對于兩國海路貿易的開展，無疑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還應該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麗運糧到遼陽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統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麗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運東京米”二萬石到高麗賑濟饑民，由于“水路阻運”，第二年四月才運到[24]。東京即今遼寧遼陽，元遼陽行省首府。高麗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麗“措辨十萬石”接濟遼東。高麗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轉米六萬四千石于蓋州”[25]。蓋州即今遼寧蓋縣，當時屬遼陽行省。從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麗與中國的遼東半島之間海上往來是頗為密切的。事實上，沿朝鮮西海岸線的航行，是一條由來已久的傳統航線。

除了海道糧運之外，元朝和高麗之間通過海道進行的貿易活動是相當頻繁的。根據《高麗史》記載，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顧愷、陵清等來獻土物”[26]。同年八月，“以圣節宴于大殿，宋人作戲”[27]。“宋商”指的是來自中國南方的商人。這是沿襲舊稱已見前述。至于在宴會上，“作戲”的“宋人”，應即是上一個月來到高麗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壽康宮”。所謂“江南商客”也正是來自中國南方的商人[28]。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瓊自號鐵山”[29]。這位來自中國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30]，顯然搭乘的是這一年前來高麗的中國江南的商船。這幾條記載都是關于中國南方商人的，此外還有經過海道前來高麗的中國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來，言：“海賊三十余艘，著青黃衣，鳴鐸擊鼓，襲海殺掠人物。”[31]大都即今北京，這些來自大都的商人講述了他們的海上見聞，說明他們肯定是從海道來的。在中國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與高麗之間，有著一定的航線。

上面講的是通過海道前往高麗的中國商人。《高麗史》中還記載了高麗方面經過海道到中國進行的貿易活動。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32]。當時高麗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換取元朝紙鈔，就是供世子婚禮用。但由此可見，高麗與中國山東半島之間有著海上的航路，而且有著貿易的關系。高麗忠肅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員們考閱新購書籍，“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參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33]，以上兩起都是高麗官方組織的貿易，可以想見，高麗民間也會有前往中國山東半島和江南的貿易活動，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為背景的翻譯教科書《樸通事》中講到，從高麗前來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還說：“今年水賊廣。我來時節五、六個賊船圍著一個西京來的載黃豆的船，又高麗地面里來載著千余筒布子的大船，沖將去了。后頭聽的，那賊們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奪了，把船上的人來打殺了。”[34]和前引《高麗史》記載相印證，在高麗與中國北方港口之間航線上來往的，既有中國商人，也有高麗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麗史》中有關元朝海商的記載甚少，而關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記載甚多，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我認為指出兩點是必要的。第一，見于《高麗史》記載的，通常是國王接見海商的活動。如果不與國王有關，中國海商的到來，便不會引起注意。因此，《高麗史》上的有關記載，只是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海商的活動，遠不是全部，肯定還有不少到高麗貿易的中國海商，被《高麗史》遺漏了，在宋代是這樣，在元代也是一樣。在宋遼、宋金對峙的形勢下，前往高麗的中國海商往往擔負著溝通雙方關系，傳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們的到來自然受到高麗政府的特殊重視，所以常有國王出面接見宴請之事[35]。到了元代，中國海商已沒有這方面的任務，完全是單純的商業活動，與國王發生關系的機會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統一以后，出現了南北經濟廣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集中全國各地貨物的商業中心。元朝政府重視交通事業的建設，從高麗經中國東北到大都的陸路交通是相當便利也是比較安全的，相對來說，海道則是比較危險的。因此，高麗和元朝的貿易活動，無論是官方的或是民間的，大都通過陸道進行，海道貿易的重要性實際上已經降低，這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關于高麗到中國南方的海道貿易活動，可以從中國方面的資料得到印證。據元代著名學者姚燧記載，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1296)，史耀為江浙行省右丞，“高麗王遣周侍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屬為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三十稅一?！盵36]元朝的市舶制度，對于進口的貨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為二)，稱為“抽分”，實即市舶稅；然后再三十稅一，這是商稅。納完市舶稅和商稅以后，方可在市場上出售。姚燧所說“泉廣市舶，十取其三”是不準確的。史燿提出“三十稅一”的意思，是對高麗的貨物，免收市舶稅，只收商稅，也就是給予優待，與國內貨物同樣處理。他的意見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高麗向中國江南輸出物品是為數不少的，而且其中相當多應是由高麗官方或民間經營的，否則高麗政府就不會專門派人到江南談判市舶稅問題了。

四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農民戰爭爆發。此后十余年間，元朝處于混亂分裂的狀態。高麗恭愍王六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江浙行省丞相遣理問實刺不花來獻土物”[37]。當時元朝的江浙行省丞相是達識帖睦邇。在此以前，盡管高麗與中國江南有貿易往來，但是作為地方一級行政機構行省的官員，從來沒有主動與高麗聯系過。這一年達識帖睦邇突然采取這一舉動，絕非偶然。當時中國的南北，實際上已處于隔絕的狀態，江浙行省的部分地區，已分別為張士誠、方國珍占有，特別是興起于淮東的鹽民張士誠，在至正十六年(1356)奪取浙西很多地方，對江浙行省的首府杭州，形成了很大的壓力，達識帖睦邇在這種形勢下違反常規遣使與高麗聯系，不會只是禮節性的問候，而應是政治、經濟上的需要。政治上是為了互通信息，打破隔絕、孤立的狀態，經濟上則應是加強彼此的往來，增加收入。但是形勢變化很快，就在江浙行省遣使的下一個月，張士誠便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太尉的頭銜，而且很快便控制了元朝的江浙行省，割據一方，達識帖睦邇成了傀儡。張士誠對于發展與高麗的聯系表現了極大的興趣，高麗恭愍王七年七月，他派遣使者與高麗通好，使者就是上一年奉江浙省之命前往高麗的實刺不花。隨后，恭愍王八年四月、七月，九年三月，十年七月(二批)，十一年七月，十二年四月，十三年四月、七月，十四年四月，張士誠相繼遣使向高麗王獻禮物，前后共11次[38]。此外，江浙海島防御萬戶丁文彬在恭愍王七年七月，八年四月、七月，三次向高麗國王獻禮物。九年七月，江浙省李右丞遣人向高麗國王獻方物；十年七月，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四月，淮南朱平章遣人獻鎧。[39]王晟是張士誠的親信將領之一，“江浙省李右丞”應是張士誠的另一親信李伯升。丁文彬事跡不詳，但他3次遣使都是與張士誠的使節同時，而且高麗回信中說“使王與太尉自令永以為好，未必不由執事也”。說明必然有密切關系。“淮南省朱平章”不可考，但淮南省是張士誠政權中設置的地方機構之一，此人亦應是張士誠部將。這就是說，張士誠的部屬遣使與高麗聯系見于記載有6次。總計起來，從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58—1365)，八年之內，張士誠及其部屬先后遣使到高麗，有17次之多，高麗亦曾數次遣使回訪，雙方經過海道的聯系，不能不說是相當密切的。張士誠與高麗的往來，主要目的是為了推進雙方的貿易，丁文彬寫給高麗王的信中講得很清楚：“儻商賈往來，以通興販，亦惠民之一事也?！盵40]張士誠占有浙西，控制了昆山、澉浦等海港，他迫切希望從海外貿易中得到更多的收入。

張士誠與高麗的交往頻繁，有些中國人因此到了高麗，并在當地落戶。李敏道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原是河間人，高麗使臣“成淮得回自張士誠所，敏道請與俱來，以醫、卜見稱，往往有驗。后來他成了朝鮮李朝的開國功臣，歷官至商議中樞院事”[41]。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高麗人流落于中國，元末詩人高啟寫有《朝鮮兒歌》，作者原注：“予飲周檢校宅，有二高麗兒歌舞者?！痹娭袑懙溃骸俺r兒，發綠初剪齊雙眉。……主人為言曾遠使，萬里好風三日至。鹿走荒官亂寇過，鳷鳴廢館行人次。四月王城麥飯稀，兒行道路兩啼饑。黃金擲買傾裝得，白飯分餐趁舶歸”[42]，“周檢?！憋@然是張士誠派往高麗的使者(檢校為官名)。由詩中可知，兩名來自高麗的舞女，是張士誠的使者去高麗出使時買得的貧苦人家的女兒。

與張士誠同時，占有浙東的方國珍，也對發展與高麗的關系表現出很大的興趣。高麗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臺州方國珍遣人來獻方物”[43]。比張士誠首次遣使還早兩個月。此后，八年(1359)八月，十三年(1364)六月，十四年(1365)八月、十月相繼遣使到高麗，總計5次[44]。方國珍控制下的有慶元(今浙江寧波)、溫州兩個重要港口，他與高麗的往來顯然也是為了發展貿易。

以上情況說明，元朝末年，盡管中國處于動亂之中，但是高麗與中國江浙地區之間，仍有頻繁的海上交通；而在雙方“通好”的政治交往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相互需要的貿易關系。

五

元朝海外貿易的全盛時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慶元七處設置市舶司，用為正式對外開放的港口。后來縮減為泉州、廣州、慶元三處，此外，作為海運基地而興起的昆山太倉，也是一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與高麗聯系的海港，首先是慶元(今浙江寧波)，慶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為對高麗的重要貿易港，從南宋后期的明州方志記載可以知道，這個港口大量進口來自高麗的貨物，元代的方志說，慶元港口“南通閩廣，東接日本，北距高麗，商舶往來，貨物豐溢”[45]。元代慶元進口的貨物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高麗的，下面將會說到。方國珍與高麗的聯系，應該就是通過慶元港進行的。新安海底沉船中，發現刻有“慶元路”字樣銘文的秤砣，一般認為應是由慶元港起航的[46]。

泉州是宋元時期中國最重要的海港。北宋時期前往高麗的泉州商人為數眾多，我已有專文論述[47]。南宋時期，仍有泉州商人前往高麗，如建炎元年(1127)兩浙安撫使葉夢得委托大商柳悅、黃帥舜去高麗經商時，打聽金朝的動靜，“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賈販高麗”[48]，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元代的泉州重點面向南海，但與高麗的往來并未中止。元代泉州商人孫天富、陳寶生二人長期從事海外貿易，“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麗外，若閣婆、羅斛，與凡東西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49]。高句麗是朝鮮半島的古國名，此處即指高麗而言。元代來中國的“馬八國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元世祖忽必烈賜高麗女子蔡氏與他為妻。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孛哈里遣使向高麗國王獻禮物[50]。關于孛哈里事跡，我已作過考證，見《元代來華馬八兒王子孛哈里新考》[51]。孛哈里遣使到高麗，很可能是經過海道的，一則由泉州到高麗，海道比陸道便利；二則使者是六月到的，這正是中國南方海船前來高麗的季節。

太倉(今江蘇太倉)是元代海運的基地。前面已經說過，元朝海運糧食到高麗，是到中途再分駛的，也就是說，對高麗的海運是由太倉出發的。這樣，太倉很自然便成為與高麗聯系的一個重要港口。元末張士誠與高麗的頻繁往來，從種種跡象看來，應該是通過太倉進行的。明朝初年，高麗使者前往南京，乘坐的海船也是由太倉上岸的[52]。

元代北方沒有正式的對外貿易港，但是前面已經說過，高麗的船只到過遼東，高麗國王曾派人泛海到山東，可知遼東、山東都有與高麗來往的港口，盡管根據目前已有的資料還難以確定是哪幾個。此外，前面說過大都商人由海道到高麗，他們的出海港口以直沽可能性最大。

商品交換是元朝與高麗之間海上交通的重要內容。南宋時期明州的地方志《寶慶四明志》中開載了“舶貨”(進口貨物)的清單，是按產區分類的。其中由“高句麗”進口的貨物，計有“細色”(貴重精細物品)6種，“粗色”(一般商品)34種，以藥材最多，其次是手工業品和農產品等。元代慶元的地方志《至正四明續志》也有一份“舶貨”的清單，但只分“細色”和“粗色”，不再按產地分類[53]。將以上兩種方志相比較，并參證其他資料，可以確定《至正四明續志》所載“舶貨”中來自高麗的有高麗銅器、高麗青器、茯苓、紅花、人參、麝香、松子、松花、新羅漆、黃蠟、螺頭、合、杏仁、榛子等。此外，高麗的紡織品特別是苧麻織品深為中國人民所喜愛，在元代文獻中常見提及。高麗國王回贈丁文彬的禮物中便有白苧布和黑麻布。見于《寶慶四明志》的來自高麗的紡織品有，“大布、小布、毛絲布、綢”，但這四種布均不見于《至正四明續志》，很可能是改用了其他名稱。例如，《至正四明續志》的“舶貨”中有一種“生布”，很可能就來自高麗。前面說過高麗國王曾派人泛海到山東出售麻布一萬余匹，這一事實充分說明紡織品是高麗向中國出口的重要物品之一。

至于元朝向高麗出口的貨物，文獻中缺乏記載。但從張士誠、方國珍等贈送的禮品中，可以紿我們以若干啟示。他們贈送的禮品中多次出現的是沉香、彩緞、彩帛，其次是弓矢、書籍、玉器等。孛哈里的禮物中也有“沉香五斤十三兩”。沉香是中國從南海進口的一種香料，在中國宋、元時期應用很廣，除了用于醫藥、飲食之外，上層人物還以焚香作為一種享受和顯示身份地位的標志。這種風氣也對高麗社會發生影響，于是沉香又由中國轉手輸入到高麗。彩緞、彩帛都是絲織品，也是中國向朝鮮半島出口的傳統產品。中國的書籍歷來受到高麗知識分子的重視，江南是出版業最發達的地方，宋代江南出版的書籍已成為一項重要出口商品，元代仍在繼續。方國珍贈送的書籍有《玉?！贰ⅰ锻ㄖ尽返?，前面說過高麗政府曾派專人到江南購書，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朝鮮新安沉船上有大量中國瓷器，很可能瓷器也是當時中國對高麗的出口貨物。當然，關于新安沉船的目的地問題，還存在不同意見，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海上交通有助于雙方的文化交流，上面所說書籍的流傳，正是文化交流的一個內容。此外，雙方的僧侶通過海道交往，這在前代已經有之，這一時期仍在繼續。上面提到的紹瓊是應高麗僧人的邀請前往的。高麗僧沖鑒“拂衣游諸方，口留吳楚，聞鐵山瓊禪師道行甚高，迎之東還。師執侍三載，瓊公甚期待之。瓊公辭歸，師主龍泉寺，始取百丈禪師《禪門清規》行之”。后被尊稱為圜明國師[54]?！栋僬汕逡帯肥侵袊U宗寺院的法規，這時通過紹瓊和沖鑒的努力，在高麗佛寺中推行。高麗的另一位名僧寶鑒國師混丘與中國僧人也有交往，“中吳蒙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舶以寄之。師默領其意，自號無極老人”[55]。通過海舶互寄詩文，這在宋元時期中日兩國僧侶交往中是常見的一種形式，在高麗與元朝的僧侶中間，顯然也是存在的。

注釋：

①[35] 黃寬重：《南宋與高麗的關系》，《高麗與金宋關系》，均見《南宋史論集》，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② 《開慶四明續志》卷八，《收高麗國送還人》。

③ 《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

④ 《高麗史》卷二六、二七，《元宗世家二，三》。

⑤ 吳潛：《曉諭?？軓鸵粤济耜P防海道事宜》，《許國公奏議》卷三。

⑥ 《元史》卷一○，《世祖紀七》。

⑦ 《高麗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⑧ 《元史》卷一三，《世祖紀十》。

⑨ 《元史》卷二○八，《高麗傳》。

⑩ 《高麗史》卷三○，《食貨志三，賑恤》。

⑾ 胡長孺：《胡長者傳》，《國朝文類》卷六九，按，據《高麗史》載，元宗七年(南宋咸淳二年，1266)八月，“將軍車松祐茯宋賊船一艘，殺七十余人，擒五人”。(卷二六，《元宗世家二》)應即朱清之流海盜。

⑿ 《至正昆山郡志》卷五，《人物》。

⒀ 《經世大典·海運》，《永樂大典》卷一五九四九。

⒁ 《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

⒂ 虞集：《黃頭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四一。

⒃[22][25][26][27] 《高麗史》卷三○，《忠烈王世家三》。

⒄⒅ 《至正昆山郡志》卷五，《人物》。

⒆ 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文史》第12輯。

⒇ 見《說郛》卷五七。

[21] 章巽：《元“海運”航路考》，《地理學報》1957年第1期。

[23] 《高麗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四》。

[24] 《高麗史》卷二七，《元宗世家三》。

[28][29] 《高麗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五》。

[30] 《高麗史》卷一○七，《權*[日加旦]傳》。

[31] 《高麗史》卷三六，《忠惠王世家》。

[32] 《高麗史》卷二九，《食貨志二·科斂》。

[33] 《高麗史》卷三四，《忠肅王世家一》。

[34] 《樸通事諺解》卷中。

[36]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六。

[37][40][43] 《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二》。

[38][44] 《高麗史》卷三九、四○、四一，《恭愍王世家二，三，四》。

[39] 《高麗史》卷三九、四○，《恭愍王家二，三》。

[41]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一。

[42] 《高青丘集》卷二。

[45] 《至正四明續志》卷一，《土風》。

[46] 崔光南：《東方最大的古代貿易船的發掘——新安海序沉船》，《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7] 《北宋時期前往高麗貿易的泉州船商》，《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48] 葉夢得：《石林奏議》卷三。

[49] 王彝：《泉州兩義士傳》，《王常宗集》續補遺。

[50] 《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一》。

[51] 《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52]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七》。

[53] 《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至正四明續志》卷五，《土彥·市舶物貨》。

[54] 危素：《高麗林州大普光禪寺碑》，《危太樸文續集》卷三。

[55] 李齊賢：《寶鑒國師碑銘》，《益齋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