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地理上的兩個決定點 中國的經濟，從歷史一開端，就是受著兩種地理情狀的支配：①我們先民的活動區域，肇始于一個廣大的黃土地帶；②我們的海岸，缺乏經濟發展的條件。這兩種情狀不但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本質，而且也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整個文化的內容，所發生的影響，直到現在，始終是擺脫不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刊于《文史雜志》2卷9期，1943年10月15日。 上古的中國人，是以黃河流域的所謂“三河”一帶、渭河流域以及當年的濟水流域為活動范圍，而所有這些地方，差不多整個是黃土地帶。黃土地帶本是不宜于森林繁殖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大概沒有在斬伐森林上面費過很大的力量。遠古傳流下來的神話、記載，很少關于同森林斗爭的暗示。因為沒有遇到多大的森林阻礙，古代的人，比較沒大費力而取得了廣大而又肥沃的土地，得以從事農業。不過在這一方面，也正因為森林不多，所以這一帶的居民，在建筑、器用和燃料方面，自然就都感缺乏。幸而黃土地帶，遍地可以挖掘窯洞，對于木材的需要，因而得以減少許多。至于器用，也是盡可能的用土石和草本的植物來替代木材，也正如同現在許多可用鐵制的器具，因為鐵業不發達，不得不盡量用木材來制造是一樣的。古代黃河流域缺乏木材達到何種程度，可就“采棺轉尸”一事知之①。 在石炭沒有發現之先，木材自是主要的燃料。但古代中國北部的人，似乎也得不到充足的薪柴，因而又只有退而乞靈于草本的植物。除去野草和樹葉之外，農作物的藁秸，大部分是用來充當薪材。直到現在，黃河流域的農家，多種高粱，主要的原因，則是為了高粱的莖特別高大，可以替人解決大部分的燃料問題。 黃土地帶雖則不適于森林的滋殖，但并不是不宜于作牧地。黃土地上滋生細草，宜于畜類的繁殖。不過中國古代的畜牧，似乎是不發達。商朝和更以前的時代，黃河流域的居民是否是一種畜牧民族，現在還沒有定論，但關于周朝的一切傳說和記載所昭示給我們的，只是農業社會的活動。周族原是以農立國的，在它的領導之下，當時中原一帶的農業，一定是很進步。因為當時的黃河流域，還是華夷雜處，所謂“諸夏”的勢力范圍，并不太大，由于人口的滋長，所需要的耕地自然隨著增大，于是原來可以作牧地的草原，漸漸為耕地所侵占②，牲畜的數目，也就不得不隨著減少。大約到西周的末年，牲畜在農家經濟當中，已經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了③。 說到海岸的情形，中國的海岸線，同內陸的比率，比較是很小，而且也較為平直，本已缺少發展的可能性。東南海岸常受颶風的襲擊，在古代也是阻礙發展的原因。此外最大的不利，就是同可以進行貿易的對岸，相隔過于遼遠。比較距離近的島嶼，為數不多，而且又距離我們先民的活動中心太遠。這幾種事實，阻礙了古代的中國人沒有能夠很早的成為一個航海的民族，從而也沒有機會創造一種商業文明，一種海岸文化，像歐洲古代的希臘和羅馬那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鹽鐵論》通有第三：“大夫曰……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注，“盧云：當即近世之舊用之棺賣與人者”，以中國人之重視死葬，而竟出于此，足證當時北方木材之缺乏。 ②蘇秦說魏王有云：“大王之地，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是其一例。 ③《左傳》曹劌論戰一文中，有“肉食者謀之”之語。食肉只限于貴族，可知其去畜牧經濟時代已遠。孟子以為“七十者可以食肉”，即躋于王道，望殊不奢，蓋亦不得已也。中國人直至今日，固仍不以肉為主要食品也。 我們的先民受了地理條件的限制，不曾習慣過森林生活，很早就離開了畜牧經濟，又沒有大規模向海上發展貿易的機會，同時所居住的是一塊肥沃而又平闊的黃土地帶；于是整個經濟的基礎，自然只有是農業，而且是一種很單純的，幾乎沒有牲畜的農業。整個中國文化，也是受這個事實的決定。我們的活動區域，東南為不見對岸的大海所限，西北又受了沙漠和高山的阻障，所以整個民族的目光，都注射到內部，促成一種向心的心理和態度。經濟方面是如此，因而影響到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也莫不如此。這種趨勢所促成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統——秦漢帝國。 二、農業的發展

春秋時代，所謂中原一帶，還是華夷雜居。以農耕為主要作業的“諸夏”，領地往往不相毗連。經過200多年的演化，臨到大一統實現的時節，農業在黃河流域，差不多已很普遍。當時的中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經濟區域：北方長城附近和整個的西北部，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一帶地方，屬于畜牧經濟區。江淮桐柏以南，連上西方的秦嶺區域和隴西，都算是森林經濟區。中間一帶的地方，以“三河”為中心，北至太原中山，東至大海，連同西方的關中，以及蜀和廣漢兩郡一帶地方，構成精密經營的農業經濟區。這三個區域，代表著三個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三者的互相競斗，充滿了春秋戰國，尤其是秦漢帝國時代的歷史，而且并沒有隨了漢帝國的崩潰而告結束。

兇為農業很早就成為諸夏經濟生活的基礎，當時人的主力，自然也就用到這一方面。中國古代對于農業經營技術的講求，早已很精，尤其在灌溉上面，更是很早就有極偉大的成就。關于古代黃河流域的雨量是否比現在為多，這個問題，歷經學者爭辯，迄無定論①。不過無論如何，黃土地帶的森林不多，和黃土蓄存水分的力量不大，地下水很深，這兩件事實，已經足以說明水利事業在這一帶地方的重要。因此，中國的灌溉工程，應當是發達的很早。灌溉事業發達的結果，水利田的面積擴展，為了管理上技術上的理由，行政權有集中的需要，因此，封建時代的無數小國，自然而然逐漸歸并，化零為整，終而結合為一②。

翁文灝氏以為，華北平原西部之太行山麓，乃是古代灌溉工程肇始的所在③。翁氏的論斷，是根據地質學上的經驗和實地的考察。按之古代文獻，不乏關于農田水利的片斷記載。到了戰國初年，西門豹史起引漳河的水以富魏之河內，這是關于灌溉事業比較最早的明確記載。實施灌溉工程的所在，正是太行山麓。那一帶地方，在當時人口比較最為稠密，農業的經營也最為精密。漳河的灌溉工程，自然不是創舉，但似乎是特別成功。這種偉大的功效，必然引起其他地方的效法。當時還有一個李悝，為魏作盡地利之教，魏國遂成為農業最進步的國家。而比較進步的經營方法和灌溉技術，自然逐漸四向傳播，精密農業區域，也就越加擴大。除了三河諸地而外，山東半島上的齊國，和泗水流域的鄒魯一帶，土質本都很好，又因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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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閱呂炘：《華北變旱說》，《地理學報》二卷一期。

②《孟子·告子章下》載齊桓葵丘之會，其五命曰，“毋曲防”。水之可亡人國，蓋早經發現，“以鄰為壑”之事，迨入戰國而益烈。而戰國策所記“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一事，亦是其時之常有現象。此種事實之刺激，實亦促使統一思想之進展。

③翁文灝：《古代灌溉工程發展史之一解》。文載《蔡孑民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下冊。

是周室勢力的嫡系，原有悠久的耕稼傳統，所以這些地方的農業經營的精密的程度，也是很高的。梁宋一帶，原是一塊沖積地，也具有發展農業的天然條件，又因為位于魯魏之間，首先學到進步的耕種知識和技術，所以很快就同三河和齊魯打成一片，構成以后秦漢帝國的主要谷倉。此外齊魯梁宋一帶，又宜于桑麻，更促使這一區域的紡織業發達。這一大精密農業區，在北邊以邯鄲為限，再往北去，畜牧文化的成分越來越重①。東邊自彭城以東，南邊自宛丘以南，則是“地薄民貧，寡于積集”，漸漸渡入了粗疏的森林文化區中。

魏國的農業改進不久之后，商鞅人秦，替秦國確定了一種政策，就是招引三晉的過剩人口，開墾關中的荒地，而使在數目上很有限的秦本國人，完全去做戰士。這不但解決了國內的人工缺乏問題，并且從三晉來的移民，都是有最進步的耕種技術，立刻把秦國的農業促進了很多。這一種巧于適應當時客觀條件的政策，自然是十分的成功。到了戰國末年，又開了鄭國渠，更是錦上添花。而當時的精密農業區域，也就大大的向西擴展。這不但使并中成了抵抗西北畜牧文化的穩固防地，并且以后得為秦漢大帝國的首腦部分。鄭國渠溉田4萬余頃，以前都是舄鹵之地，現在一變而為沃野，關中的農業，因此又進展了很多。到了西漢中葉，又接連新鑿了渭渠、龍首、靈軹、成國、湋渠、六輔、白渠等等，農業越加繁榮起來，所以“豐鎬之間，號為土膏，賈畝一金”②。不過盡管水利如何發達，關中平原的面積，畢竟過于狹小，因為帝國建都在此，人口密集，本地的糧食生產，還是供不應求，經常必須從關東漕運大量的米谷。這在前代的運輸技術情形之下，所費太大。此外中國歷代的外患，多在西北，時常發生戰爭，而大批軍隊的給養，更不是關中本地所能辦到。所以長安在政治上和軍略上說，無論怎樣適于作全國的首都，但經濟的條件不足，卻是一個絕大的弱點。秦漢帝國時代，關中的農業繁榮，只維持了100年上下。東漢建基以后，就逐漸衰退，以至于變為荒涼，直到過了500多年，才又有恢復的機會。縱觀中國的歷史，除去分裂時期不算，擇都問題，總是表現著民族意志和經濟因素兩者的矛盾。意志較為薄弱的朝代，總是屈服于經濟情勢之下，而國都東遷的結果，總是國勢的積弱和民族的恥辱，這是中國歷史上總沒有演完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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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蘇秦說燕王有云：“大王之地，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是于棗栗矣。”此尚頗帶采集經濟色彩。

②語出《漢書·東方朔傳》。

優良的灌溉工程知識，很早就隨了秦國的勢力傳播到了巴山以南。成都平原的土質和氣候都極適于農業，所差只是水利沒有興修。這個問題，到戰國末年，由蜀守李冰解決了。自從離碓鑿開以后，這一帶的農業，遂得突飛猛進，很快就變成一個精密農業區，遙與中原相屬。蜀地的占領和開發，對于秦的統一事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秦國政府當時采取了極正確的政策，陸續遷徙了許多人到那里，憑借固有的進步的耕種知識，大大地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生產，逐漸將原來的土著夷僚排斥或同化，鞏固了農業文化在這方面的基礎。在整個長江流域當中，巴蜀區比較是最為進步。這一區的農業，對于漢的建國，也曾有極大的貢獻。西漢政府對于開發這一區域，仍是因襲秦的政策。巴蜀廣漢諸郡，形成秦漢帝國的另一谷倉，和關中區同有“陸海”之號。尤其是長江下游遇有饑荒的時候，總是需要下巴蜀之粟，以為賑濟。到了東漢時代，帝國的勢力在西北方面退卻，關中逐漸衰落，但巴蜀區則始終保持著本來的繁榮，而且還有更向上發展的趨勢。

當時農業的進步，除了得力于灌溉工作而外，耕種方法上，也頗有改進。關于先秦的中國農業經營方法，史籍上缺乏詳明的記載。依照普通農業的進展程序來講，由流動性的墾種進而為間替休閑制，更進為輪栽制和現代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西周時代的農業經營，大概是相當的粗疏。從原始階段轉入第二階段，也許是在春秋戰國之間。《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后來商鞅入秦，也作轅田。這里所謂之爰田或轅田，似乎不是一種財政制度(像杜預所解釋)，而是一種比以前進步的耕種方法。按爰字訓易，爰田也許就是間替休閑制①。這種比較進步的耕種方法之創始于晉國，并不稀奇，因為晉國原有周室的農業傳統，而所領有的地方，并不太肥沃。由于人口的壓迫，比較早向耕種方法上面求進步，原是很自然的。戰國初期，魏國的農業最為發達，就是承繼了晉的傳統。后來商鞅把這種進步的方法傳到秦國，又直接招引三晉的人到秦國墾種，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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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梁惠王上》，有“深耕易耨”之語。易耨亦可解作間替休閑耕作法。

漢武帝時代，趙過所倡導的代田，所謂“一疇三酬，歲代處”，更顯然是間替休閑制。又說這種制度是“古法”，大概指的就是先秦的轅田。至于這種進步的耕種方法，何以晉人發明之后，過了幾近300年，才傳入秦國，而關中在商鞅時代就已經認識這種制度，何以200年后，又要趙過重新提倡。關于這個疑義，也有解釋。晉國人雖則早就創作爰田，但因秦國地曠人稀，沒有改進經營方法的需要。就連商鞅的改制，也是為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以人為的方法提前了演化歷程的。當時關中的人口密度，依舊很小，他招引三晉的移民，乃是用人力來提高人口密度，從而把改進生產方法的需要提前。假使完全聽任自然發展，也許轅田制度的輸入，還要等再過許多年之后，才得實現。這種經營方法，似乎在秦帝國崩潰以后，又為人所拋棄。因為農業生產在本質上，就有一種趨于粗疏的傾向，在土地有余的環境之下，農人總是樂于在廣大的土地上面使用粗疏的方法，而不愿就小塊的田場上面多施勞力和資本。秦之崩潰和楚漢之爭，幾十年間，人口不知減耗了多少。據《漢書》功臣表序，漢之初年，“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才十二三”，《后漢書·郡國志》引《帝王世紀》，也說當時的人口，“方之六國，五損其二”，所說的雖然未必完全可靠，但當時死亡之多，也可以見一斑。土曠人稀的情形，又重見了，而由于長期戰爭的原因，丁壯之大量消耗，以及牛畜的損失，尤其影響農業的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業經營方式自然呈現退步的傾向。試看《史記·平準書》所述漢代初年上下窮乏狼狽的情狀，可以知道，當時的社會經濟，確是退步了很多。直等過了70多年，中間經過文景兩朝的休養生息，人口才慢慢繁殖起來。但在這長時期中，以前的精密農業區域，似乎大部都拋棄了進步的間替休閑制，回復了遠代的“縵田”。《史記·河渠志》載稱，漢武帝自臨瓠子，求薪填塞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按燒草作肥，是一種接近原始的農耕方法。這點點記載，很透露出來一些耕種方法退步的消息。等到人口恢復了秦初的密度，于是乎趙過才又因應環境的需要，舊事重提，倡導起“代田”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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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顏斐事稱，京兆自馬超破后，民多不專于農殖，多無車牛，馮翊扶風二郡，田多荒萊。又《鄭渾傳》稱，太祖以渾為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王昶傳》稱，文帝即位時，都畿樹木成林。此類記載，不勝枚舉。關中洛陽南陽一帶，早已進于精密農業階段，而一遭兵禍，均反趨粗疏，甚且重返漁獵經濟，至文帝時，即洛陽附近，亦尚未恢復，均足見大亂之后，人口損耗，資蓄蕩盡，地方農業經營，立呈退步現象，趨于粗疏。黃巾亂后，魏武創業中原，農業方面，幾同開荒。據《晉書·傅玄傳》，玄上疏稱，“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具知農業經營，確具趨于粗疏之自然傾向，魏武之注重功力，乃藉人為之力，以代自然之趨勢爾。總之，純農業經濟，不易積蓄，尤以小農經濟為然，承平時代，尚可保持小康，一遇兵禍天災，即立呈崩潰之象，是以歷史雖久，但在本質上殊鮮顯著之改變焉。

黃河流域的精密農業區，和南方的森林文化區兩者之間，也就是整個淮河流域，在當時是兩種文化勢力的緩沖地帶，森林也并不很多，而同時農業也不及北方發達。本來土質欠佳，又加上百年經常不斷的南北爭霸戰，頗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爭霸的結果，又是代表粗疏經營的南方占得上風，農業文化的勢力，沒有立得下根基。太史公敘說這一帶的經濟狀況，稱之為“地薄民貧，寡于積集”。缺乏積集，就是短少資本，經濟自然是不會發展的。因此，淮河南北幾郡國(梁國、沛郡、九江)的人口，直到漢帝國末年，仍然是很稀，在農業經營上，到東漢章帝的時候，竟還不知道牛耕①，可見地方的經濟，是如何落后了。不過南陽以南一帶，到西漢末年，經過召信臣的提倡，水利大興，為精密農業區的一個新增部分。東漢時期，又經杜詩、鄧晨、張禹、何敞諸人的努力，精密的程度和范圍，越加增加。以后鄧艾的經營，不過稍微恢復黃巾亂前的原狀而已。

從中原往南一到了桐柏山，就進入了森林文化地帶。這里是一種和中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處是“廣川大水，山林溪谷”，氣候是很潮，雨量也比較多，人口則非常稀少，特別是漫山遍野的森林叢竹，一望無際，在中原的人看來，確是“不食之地”②。江南的卑濕，也是黃河流域的人所厭惡的。說到生產，則是接近原始的刀耕火種，居民的生活是“飯稻羹魚”，經濟活動是“果窳贏蛤，不待賈而得，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砦窳偷生，無積集而多貧”，這種經濟生活，還極帶采集經濟的色彩，當地農業經營之粗疏，不問可知。在采集經濟階段上，資本的形成是很困難的。《貨殖列傳》稱“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種易于謀生的環境最妨礙積蓄，間接也最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所以一直到了漢帝國的末年，長江以南地帶對于中原人，除了少數貴族們所喜好的珠璣羽齒瑇瑁等特產珍寶而外，并沒有多大的誘惑，而且還有些厭惡。反之，長江流域的人，倒極想把勢力擴展到北方，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和吳越之亟謀北進，就是明證。不過無論如何，當時中原和南方所代表的乃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所以在短時期內，不能很顯著地融洽交流。周室把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和種種異族倡處，原是想憑借自己的比較高的知識和技術，逐漸制服土著勢力，分頭擴展農業文化的范圍，最后，各處完全打通連成一片，造成一個農業文化的天下。這種政策，是很聰明的，而且具有雄厚的氣魄，在適于農業發展的黃河流域，也的確極著成效，其中有幾個國家，曾有極光榮的發展，其余大多數也能維持獨立。但那些封到江淮一帶的諸姬，卻大都作了土著勢力的犧牲品，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業文化所淘養出來的人，到了森林文化的圈內，不能用其所長，在新的環境當中，一時難同土人競爭，等不到學會適應，已經為土著勢力所壓倒了。在政治的斗爭中，文化比較高的一方，不一定就獲勝。在畜牧，尤其是在采集經濟階段上的人，不需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到經濟活動上面，所以比起從事農業的人來，常常是能夠在武力方面占優勢。周室的封建政策之失敗于長江流域，主要原因在此，以后各代之飽受西北畜牧民族的困擾，主要原因也在此。直到漢帝國的末葉，中原的農業文化的勢力，在長江以南，始終沒有任何顯著的進展。這一帶地方，還是到了漢帝國崩潰，大量中原居民被迫南遷，經過了多年的苦斗之后，才慢慢脫離開采集經濟的階段。同時又因了地理條件的關系，農業的發展，采取了另外一種精密的經營方式，即西方學者所謂“園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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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后漢書·循吏·王景傳》。

②春申君對秦昭王語。

最后要附帶說一說的，就是藪澤。藪澤在古代人的經濟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其中的出產，無論是植物或動物，都極為豐富。古代的人對于藪澤也極為注意，政府專設有管理山澤的官，所謂虞衡。古代幾種關于地理的著述，敘說九州，都特別注明某州藪名某某。大概沒有經過長期的開發的地方，總是到處有許多積水的池塘和沮洳之地，以后人口漸漸多起來，對于土地的需要一天天增加，逐漸進行排水的工作，把淺水的地方化為干地，最后只有特別低洼的地方，留作湖泊。一直到秦漢時代，各地的藪澤還是很多。特別出名的是江淮之間的云夢大澤和吳越地方的五湖區。此外濟淮之間，大概是由于遠古時代黃河泛濫的緣故，到處多有藪澤，比較有名的是孟諸、逢紀、園圃等等，其他不知名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史記》上關于秦末起兵以及楚漢相爭的記述當中，常常提到大澤，而且都是在淮河流域，可知那一帶地方的藪澤之多。地方上藪澤多，正反映當地的居民少。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梁國、沛郡和九江的人口，迄漢帝國的末葉，始終是稀的。地方經濟也是比較落后的。

最后還要提及的是，北方的主要農作物是麥菽黍稷，而淮河秦嶺以南的農產，則是水稻為主，因為出產不同，所以北方和南方的人，都習于消費當地的出產。純粹的農業社會(尤其是以小農為主的農業社會)，本質上原已趨于自給，很少對外交易的需要，再加上南北之間沒有直通的天然交通路線，所以雙方幾乎沒有絕對必要的相需關系。這種事實，稽延了中原人的積極向南發展，而在消極方面來講，則容易使南方和中原在政治上趨于分裂。水稻區域，大體上是同森林區域相合，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稻田逐漸侵占森林的面積，南方的景色，也隨著慢慢的改觀，漸與北方的農業區接合起來。不過這種演化歷程，在秦漢帝國時期中，進行得很慢而已。

三、物產的分布和各種工業中心

秦漢帝國內部的物產分布，大體上是受前節所說的三大經濟區域分野的決定。除了各種礦產和鹽是天然固定的而外，西北一帶所出產的，都是畜牧方面的東西，如馬畜、皮革、筋角、旃裘之類。尤其是黃河上游一帶，水草比較豐美，特別宜于畜牧的發展，所以說，“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幾乎沒有牲畜的中原農業經濟，對此似應極感需要，但實際上并不如此。中原的人，似乎久已不以肉為主要營養品。此外用于耕種和運輸上的畜力，也很有限，不能大量輸入畜產。在他方面，中原的小型農業生產，沒有多少剩余可以輸出，而且也不容易輸送到遼遠的邊地。再則畜牧民族所希冀的，只限于釀酒用的蘗秫之類，而不是大量的谷米。似此情形，兩區在經濟方面，確實難收互通有無之效。漢帝國的初年，也曾藉關市維持邊境的和平①，但這種違反國內經濟條件的政策，究竟難以推行過久，一旦正常交易中斷，和平也就隨著告終。加以中國方面的絲織品對于畜牧民族具有極大的誘惑，野蠻的畜牧民族感覺焦躁，于是就出于劫掠之一途。雙方這種經濟上的矛盾，始終沒有消除，所以西北邊界的斗爭也始終不得真正的休止。漢帝國的后半，在這方面逐漸退卻，終至于演成畜牧民族的大侵入，傾覆了漢帝國。

中原農業區的出產，主要自然是農產，此外除了鹽和鐵，值得稱道的，只是淮河上游一帶的漆和齊魯一帶的蠶桑。關于古代汝潁一帶產漆，據《禹貢》，豫州和兗州的貢品當中，都有漆這一項。《周禮·職方》講豫州的出產，也提到漆。貨殖列傳列舉種種可以與千戶侯等的財產也特別舉出來“陳夏千畝漆”。可知在那時候，這一帶地方是漆的主要產地。漆的經營應是為時已久。莊子是蒙城人，就曾做過漆園吏，似乎那時候的政府也參與經營。《周禮》稱：“漆林之征，載師掌之”，也暗示當時漆之多而利又厚，以致引起官方的重視。據太史公所說的，有漆千斗，居然也比千乘之家，可見是一宗重要出產，當時中原的一大富源。《貨殖列傳》舉出天下各地的出產，說是“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其中也說到有漆。當時這種東西，不只是供給少數的貴族，而且為一般民眾所需要，所以銷路一定是很大，為當時少數的普遍性的商品之一。漆業的發達，大概延續到漢帝國的崩潰，后來五胡云擾，大河以南鬧到千里無煙的景象，接著南北對峙，這一帶又成了經常的戰場，這種生產，也就被摧殘無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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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匈奴列傳》：“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與匈奴交易，非漢之所欲，故私出貨物之禁甚嚴，證見《汲黯傳》。

說到蠶桑，到秦漢帝國時代，已經有了很悠久的歷史，主要經營蠶桑業的，要算是土宜桑麻的齊魯衛梁宋一帶①，而以臨淄和襄邑為中心。《左傳》晉公子重耳將去齊，謀于桑下，蠶妾聞之，似乎當時齊國上下，都習于此業。齊的絲織業之發達，據說是由于景公的奢侈，未知確否。總之，絲織品的消費者主要是當時少數的貴族。孟子說：“五十者可以衣帛”，還是一種希望。鹽鐵論上說：“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絲，其余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知古代一般平民的衣料，乃是麻布。不過絲織品的銷路，由于貴族的購買力極強而且遠達到夷狄諸國的緣故，仍然不小。不只貴族本身，連他們的奴婢，也都穿著錦帛綾羅，歲賜匈奴和疊次出使所攜，都以絲織品為主。另外，當時人的經濟生活，大體是家庭自給自足，平民自己所需的麻布全歸自家織作，只是偶然出現于市場。反之，絲織品的生產者，除了執政階級的人所特別雇用的而外，完全是為市場而生產，因此絲織品也成為當時的一宗主要商品。后來隨著漢帝國的勢力和聲威，這種制造品沿了所謂“絲路”一直銷到西域諸國，最遠還到了羅馬，很早的替中國文化在西方作了宣傳。

齊地除了織業發達而外，染業也早已著名。《管子·輕重篇》有關于萊夷染練的記述，似乎這種技術早有淵源。齊人能把已經用壞的絲織品，染色之后，還以重價出售②，可見他們的染藝之受人歡迎。織染兩業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所以能夠名聞天下。

另外一個絲織業的中心是成都。蜀地的絲織業，比較發達的晚③，不過蜀地的氣候宜于蠶桑，加以得天獨厚，地方經濟很早就趨于繁榮，人民生活富裕，消費力比較大，地方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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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勞蜍：《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系》。

②《戰國策·燕策》，蘇代致燕昭王書有云：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③參閱《齊魯學報》創刊號，孫次舟：《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

先后有卓氏、程氏、羅氏一般大富戶，都擁有極大的財產，生活極其奢侈，這種種條件，都宜于促進絲織業的發展。所以到了東漢初年，李熊已經能說“蜀地女工之業，覆以天下”①的話。揚雄《蜀都賦》，盛稱當地的絲織品。后來的左思也是如此，所謂“百室離房，機杼相和”，儼然是一個織業城市。曹操當兵荒馬亂的時候，還特為派人到成都去買錦，可知“蜀錦”之名，當時已經是和“齊紈”相頡頏了。

長江流域的竹木，是無窮盡的，地方上的人口極為稀少，消費不了許多，但因為木材大都是很笨重，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之下，也不容易運銷到很遠的地方，大概只有少數比較名貴的像柟梓之類，是別的地方所需要的，所以太史公特別舉了出來②。竹和木都是古代武器的重要原料，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兵力所以很強，能夠向北蠶食，這也是原因之一。秦始皇修阿房宮，也要“蜀荊地材木”，都是因為北方缺乏森林的緣故。不過這終究是一種例外，南方的材木，到底不能成為北方一般人民的消費品。因為木材本身過于笨重，負擔運費的能力很小，除非憑借流向適宜的河道，而中國大部分河道的流向，恰和木材供銷兩地的方向，大相徑庭，這種天然的缺陷，阻止了江南這一大富源的迅速開發，間接對于江南本身的開發，也發生稽延的影響。不然的話，憑了北方對于材木需要之殷和帝國政府的經營能力，長江流域的開辟，一定不會等到帝國崩潰以后被迫而終才開始的。

除了普通樹木而外，還有橘樹，值得特別提說。長江上游一帶，在古代即已經是以產橘出名③。太史公也說，“蜀漢江陵千樹橘”。漢代巴郡的朐忍和魚腹兩縣，都特設有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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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后漢書·公孫述傳》。

②《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聲子有楚材晉用之語，亦系以杞梓為言。

③蘇秦說趙肅侯有云：君誠能聽臣，楚必致橘柚之園。又呂氏春秋孝行覽本味篇有云：江浦之橘，云夢之柚。

橘確是當地的一種富源，因為四遠馳名，大概也有一部分是銷到遠方的①。

說到礦產，當時最主要的是鹽和鐵，因為這兩種東西，同是人人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而同時卻又不是到處都有的出產，家家之所能自己制作，所以很早就已經成了主要商品，而且也很早就引起當政者的注意，把來看做財政上的寶庫。

鹽的主要產地，第一是渤海東海沿岸地方，魚鹽之利，早就是齊吳兩地的經濟基礎。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河東的鹽池。這一項資源，同了北部的馬畜和比較進步的農業，這三者顯然是春秋時代的晉國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期霸業的物質基礎②。需要這個鹽池供給的地方，非常廣大，除了中原三河一帶，北邊的戎狄，也是顧主。往南的銷路，一直到桐柏山。據《后漢書·賈復傳》，賈復替他的本縣南陽“迎鹽河東”，可知南陽一帶，還是消費河東的鹽。關中大約也需要晉鹽的接濟，因為隴西北地上郡一帶，雖說也都產鹽，產量恐怕有限，而且距離較遠，未必能同解鹽競爭。巴蜀的鹽井，早就開發了，產量也很豐，除了供給本地而外，大概也還供給長江流域中部一帶地方，因為吳地的鹽，是不容易銷往上水的。

中國歷史上的鐵器時代究竟始于何時，中外史家，迄無定論。但無論如何，戰國時代，鐵的應用，應是已很普遍。耕種用的農具，百工用的器械，縫衣用的針，煮飯用的鍋釜，以及戰爭用的兵器，都大部分是用鐵作成，因此鐵冶事業就大大發展起來。尤其是長期的兵爭不息，戰爭規模的擴大，特別增加了對于武器的需要。《貨殖列傳》上所列舉的早期的那些大企業家，多數是“以鐵冶富”，可以知道當時確是造成了一種“軍火商人”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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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鹽鐵論·通有第三》，大夫曰：“農商交易，以利本末……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朐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據此似南方之橘柚，當時亦頗銷售于遠方。

②參閱全祖望：《春秋四國強弱論》(鮚琦亭集)。

當時的鐵冶事業，有幾個中心。頭一個是邯鄲卓王孫的先人，就是趙國的大鐵業家。“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的郭縱，也是邯鄲人。《史記·張湯傳》中，也提到趙國以冶鑄為業。戰國時代的趙之所以很強，鐵業的發達是主要原因之一。再一個鐵業中心是南陽的宛。南陽的鐵業，也發達的很早，《荀子·議兵篇》中說：“宛之鉅鐵，施鉆如蜂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蘇秦游說各國，照例夸說各國的特產，到了韓國，也特別提到南陽出產的兵器。《貨殖列傳》上說到宛孔氏以鐵冶成富，武帝特別擢用為大農丞的孔僅，也是南陽大冶，大概就當初孔氏的后裔。孔家的事業，似乎維持了很久的時期。宛在戰國時代，為秦楚韓三國反復爭奪，除了它在軍事上的價值而外，鐵也是主要的目標。邯鄲和宛這兩個都市的繁榮之得長久的維持，得力于鐵業是很顯明的。蜀郡也是鐵業的一個中心，程卓兩氏，都是以鐵冶起家，富比王者。除了鐵之外，巴蜀還出產丹砂，當時也是銷路極廣的一種商品①。

長江以南，除了木材魚類和礦產而外，還有瑇瑁珠璣齒羽一類的奢侈品。這些東西，雖則隨了中原區的經濟進步而逐漸增多了買主，但其本身究竟不是一般人的必需品，所以貿易范圍總是不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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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冊，勞斡：《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

四、交通系統及主要商業都市

在封建時代，當時所謂之天下，事實上并不統一，社會在本質上是僵滯的，無數的諸侯彼此之問的往來不太多，而且因為在政治上爾詐我虞，所以在交通上，不但不謀溝通便利，反而常常極盡阻遏撓擾之能事。到了戰國時代，從前的無數諸侯逐漸歸并成幾個大國，每個國家境內的交通，雖則加意調整，但國與國之間的互相防范，則更變本加厲，談不到互相便利的聯系。頭一個替整個天下計劃一種交通系統的是《禹貢》的作者。這位地理學者內心蘊藏著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所共同企望的大一統理想的熱火，根據當時的地理知識，尤其是水利工程的知識，假托大禹，以帝都所在的冀州為中心，來替一個統一的中國設計出來一種水道交通網。就表面看來，那篇文字所述說的，是一個原已統一的天下當中的貢道系統，而實際上，作者是希望以當時所可能實現或已經實現的交通上的聯絡，來促成大統一的局面。這一個高貴而偉大的理想，在不久之后就實現了，而且直到現在，仍然值得我們珍視。

水利工程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已發達，應用到交通方面的建設，諒必不在少數。到了春秋之末和戰國初年，江淮之間，鑿了一個邗溝，河淮之間，鑿了一個鴻溝，在交通上都是極大的成功。因為中國古代的河流，以四瀆為主，而其流向，都是自西而東，所以南北的交通，要憑陸路，交通效率，依當時的交通工具和技術來說，自然是有限。等到刊溝和鴻溝鑿成之后，循南北的方向溝通四瀆，這在中國交通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吳王夫差的運河工程，還不止于溝通江淮，而是更向西北延長。據《國語》上的記載，他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所謂西屬之濟，顯然是溝通泗水和濟水的渠道。夫差的軍隊，是循了邗溝，由江達淮，再由淮入泗，由泗入濟，一路乘船直到晉國的邊界。夫差的動機，不過是一時的爭霸，但他這個工程，卻有了永久的價值。從此以后，長江下游和中原得以直接溝通。吳越一帶，雖然開發較為落后，但到了西漢時代，地方的發展，已經超過了長江流域的中部。這一條交通線，成為聯系南北的大動脈。后來項羽所建立的王國，就是以這條通路為主干，彭城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也就是由于控制著這條干線的緣故。

鴻溝的開鑿，也是極為成功。淮河的幾個支流，都是從西北流向東南，這一條人工河道，由黃河引水，同那幾道天然河道橫接，于是河淮之間，平添了幾條運道。這個工程，確是非常巧妙。自從這條交通線開辟了之后，沿線的許多城市，如壽春、陳(宛丘)、睢陽、襄邑、陳留，都增加了重要性。戰國末葉，楚國從郅徙都陳(公元前278年)，又從陳徙都壽春(公元前241年)，就是因為循了鴻溝入潁通淮這條水道，上通三晉，下連吳越，交通便利的緣故。這條通路，在中國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者，為時頗久。近人李儀祉曾有《華北水道之交通》一文①，建議引賈魯河于滎澤，輸于黃河，南端則在周家口同潁水相會，由潁入淮，這樣溝通黃河同淮河。這個計劃，就是恢復鴻溝的舊道。總之，溝通南北的水道，直到如今，仍嫌過少，這條水道的重引，現在還是極有價值的。

邗溝鴻溝之外，還有許多成功的人工渠道，而在當時交通上特為重要的，要算是溝通湘水和離水的靈渠了。這道渠是秦始皇征南越時所鑿，動機也是政治的和軍事的性質，而在經濟方面，卻產生了重大的后果。有了這道運渠之后，長江和珠江聯系起來，南海的寶貨，可以直航長江流域和中原各地，番禺這個商埠，因而也越趨于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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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載《水利月刊》二卷五、六期合刊。

古代的人對于水道，雖然已經盡了利用之能事，但水道的大小和流向，究竟是受天然地形的限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仍然不能不修治陸路以濟其窮。尤其是在北方，交通路線，是以陸路為主。等到入了戰國，各國間交易的范圍和戰爭的規模，日逐增加，道路也就越來越重要。蘇秦說魏襄王，有“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眾”的話，雖是說客夸張之辭，也可借以想像到當時路上往來之頻繁，從而也可以推知道路的發達情形。不過當時各國雖都留意于道路的建筑，彼此之間，則是不相為謀的。大規模的道路網，乃是到了秦并天下之后才得實現。為了維持一個統一的龐大的帝國，必須中央和全國遠近各地的交通便利，形成一個網，然后中央才能控制如意。秦始皇是一個材力絕人的統治者，他統一宇內的第二年，就“治馳道”。馳道是天子所行之路，始皇幾次出巡，西至隴西，南至洞庭，東南至會稽，東至海濱，東北至碣石，北至云中九原，足跡實遍天下，所走的路，除了一部分水道而外，自然都是馳道，只把他走過的里數合計起來，已是極為可觀。關于馳道建筑的情形，像賈山所說的，“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①，雖然不見得完全確實，但也沒有理由目為完全虛妄。這種布滿天下的馳道，并不全部是始皇所創建的，他不過是就以前各國原有的大道，加以整理聯系，把來歸到一個系統之中，也如同把原來幾國所筑的長城聯系起來而成為萬里長城是一樣的。秦代的馳道，無論是從規模、長度或路面的筑造情狀來講，都不遜于羅馬帝國當年的軍道。只因始皇歷來被認為罪人，更因為被同時另外一個更為偉大的工程——萬里長城——所掩蓋了，所以為歷來的史家所忽視。其實當時所創立起來的這個聯通全國的交通系統，對當時和后世，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價值。這個系統保持和破壞，是同全國的統一強大和破裂紛擾，以及整個民族的命運，是直接相關系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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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漢書·賈山傳》。

把水陸通道綜合起來觀察，秦漢帝國的交通系統，是以帝都所在的咸陽或長安為中心，借了幾條干線通達全國以至國外，形成帝國的幾條大動脈，另外無數的路線，都是從這幾條干線分了出去，綜合起來構成整個的交通網。從帝城往西，經過云陽、回中，直到隴西，可以叫做西路干線。從云陽折向正北，直到邊塞，也就是蒙恬所修的直道，可以叫做北路干線。這兩條干線所網括的地帶，是天水、隴西、北地、安定、上郡等富于畜牧的邊區。到了漢武帝立河西四郡以通西域，西路干線向西北方面大加延長，越過蔥嶺，同極遠的西方諸國取得聯絡。這一條溝通東西的要道，歐洲史家名之為“絲路”。循了這條路而傳播到西方去的，卻并不只中國的特產絲織品，而是還有光輝燦爛的東方文明。中國從這條路上，也輸入了許多新的農作品種和其他的東西。以后回教諸國的商隊，也是順了這條路來到中國貿易。這一條國際路線，歷經一千多年，始終是中西的主要通路，直到海路暢通以后，形勢才改觀。敦煌是這條國際通路上的第一道關口，其余沿路的都市，也都不過是通過站，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河西走廊的空間價值在當時實在太低。北路干線的經濟價值，比較不如軍事價值來得大，因為路的北端所通到的，是幾乎不毛的砂磧地帶，在經濟上沒有發展的可能。

從關中循褒科棧道而南，過漢中，再經劍閣廣漢以達成都的一條路，我們名之為西南干線。這一條路，是巴蜀漢中同關中的聯絡線。巴蜀地方殷富，秦漢兩朝的創業，都是很憑借了這個寶庫，當時這條路上的交通，一定極為可觀。以后漢武帝通西南夷，更把這條路線延長到滇中。當時張騫在大夏國看到經身毒國販去的蜀布、邛竹杖，這種貨品，當然是從滇中轉販過去的，從而可知，當時的西南干線，并不止于滇中，而是更遠通到外國的。《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稱：“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路如此。”所謂異物，乃是稀奇的貨品。根據這段記載，可以知道，這條路上的商販往來，必是很盛。西漢時代，這條商路已經是通了，到了東漢中葉以后，西羌叛變，直到帝國末年，兵爭始終不息，西路干線被切斷了，中國同西方的交通，大部分轉移到西南方面，所以這條國際路線，越加重要，我們可以目為兩千年前的“滇緬路”。

西南干線最大的商業都市是成都，其次是廣漢和南鄭。成都平原的農業，極為進步，益州幾郡的資源，又很豐富，工業也發達——成都和廣漢兩城，在漢代都設有工官的，又加上同西南夷的貿易，自然會有大的商業都市產生。成都的繁榮，是一直向上增長的。太史公列舉天下的都會，還沒有特別提到成都，但到了王莽時候，已經同臨淄、邯鄲、洛陽和宛齊名，合稱五都之市。再到了帝國崩潰之后，中原經過劇烈的破壞，往日的名都大城，多半喪失了本來的地位，而成都卻依然繼續發展，真可謂之得天獨厚了。

從帝都往東，自蒲津渡河，轉向北方，經過平陽而通云中代郡的一條路，可以叫作山西干線。這條線上的商業都市是平陽和稍北一些的楊。山西地方，除了河東一小部分之外，是比較貧瘠的，所以這一條路，主要也是供軍事上的使用。在漢帝國同匈奴處于休戰狀態之下的時候，長城之下有關市，漢胡雙方的交易，集中在這里。不過這種交易，沒有能維持得很久，這條路線的經濟價值，始終沒有達到很大的程度。

另有一條極長的路線，從都城出武關，經過南陽、南郡，由江入湘，直到湘江的上源，由靈渠的聯系，入了離水，轉到南海的番禺，我們名之為南路干線。番禺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很繁盛的商埠，中國同南海許多番邦的貿易，就是集中于此，中國人民所喜好的許多珍奇貨品，像珠璣瑇瑁、犀角、象牙之類，都是先販到這里，然后循了南路干線運到中原各地。至于中國所輸出到海外各國的貨品，大概是絲織一類的制造品。這一個吞吐口岸，一度曾是南越王國的首都，繁榮必是相當的可觀。有許多人到了這里都發了財①。番禺和內地的交通，除了上述的這條路線之外，還有沿贛江通長江和沿西江通巴蜀的兩條，不過這兩條路的利用程度，似乎都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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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漢書·王尊傳》。

南路干線上有兩個大的都市，一個是南陽郡郡治所在的宛，一個是南郡的首城江陵。宛在戰國時代，已經是一個大城，這里不只是一個鐵冶工業中心，而且也是關中、關東和江南三方商販的交會地點，當地的人，也多從事于商業。到了東漢時代，又因為是皇室的發祥地和許多從龍功臣的故鄉，地方的繁榮，特別可觀。不過宛的地位價值，較遜于稍南的襄陽，所以等到附近的鐵業衰落，而長江流域大事開發之后，它的繁榮也就轉移到襄陽了。

江陵就是古代楚國的故都郢，早就是南方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前漢時代，中央的注意力偏向西北方面，江陵的重要，是到了后漢末葉，長江流域逐漸開發之后，才慢慢顯示出來。當帝國崩潰的時候，關中和河南的移民大量流入荊州，地方經濟猛進，接著長江流域樹立起來幾個政權，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不斷的競爭，江陵的繁榮也隨著蒸蒸日上，而且是長此發展下去，情形恰恰和宛相反。

由帝都向正東，經過函谷關到洛陽，這一條貫通帝國心腹地帶的大動脈，可以叫作東路干線。這是一條水陸雙軌的大道。因為除了穿過函谷關的陸路之外，還有黃河同渭河構成的水道，乃是山東粟米漕運到關中所走的路。洛陽自古以來就是天下交易的中心，雖然附近沒有什么出產，但它那在交通上極端優越的地位價值，足能彌補這方面的弱點而有余，所以它的重要得以歷久不變。

在洛陽附近渡過黃河，向東北方，貫通邯鄲、中山、涿薊等地的一條大路，我們名之為河北干線。這條路更往東一直通到遼東和朝鮮，也是當時的國際路線之一。這條路線上的主要都市，除了上面所舉的幾個而外，還有河內的溫、軹和鄴，這三個都市，是素稱富庶的河內的經濟中心，特別是鄴，因為靠近漳水的緣故，交通極為便利，所以能夠不斷地發展，到了漢帝國崩潰之后，幾次成為北方政權的首都，都市繁榮，保持了幾百年之久。溫和軹是洛陽北通河東、上黨二郡的門戶，邯鄲不但也是水陸交通之會，而且又有歷史悠久的鐵冶工業，所以當時是一個一等都市，不過到了后漢時期，這個古都就不很聞名了。

邯鄲似乎也是隨了當地的鐵冶業而衰落的，它的地位，顯然就是為鄴所取而代之。到了漢帝國末年，曹操鑿了一條白溝，經由淇水而溝通河漳，鄴在交通上的地位，越發的提高了，而邯鄲保持了幾百年的聲名，從此休止，此后再也沒有恢復。薊也是有悠久歷史的古都，卻只是帝國的一個邊城，距離經濟中心太遠，附近地帶的經濟又比較落后，只因是通東北各地的門戶，對那些游牧民族的貿易，還能維持相當的繁榮。

從洛陽往東，沿著黃河和濟水，一直到山東的臨淄，這一條路，是東路干線的延長①。更從這條干線的中段，向東南方面分出兩條干路，一條由鴻溝經潁入淮，再經肥水巢湖通到大江，再一條是從濟水南岸的定陶起，沿了菏水通泗水，由泗入淮，再經邗溝而達大江。前一條可名之為東南第一干線，后者可名之為東南第二干線。這兩條路線中間，更由淮河溝通，最后由大江的東西連通，同旁的干線取得聯系，整個帝國的交通系統，于是乎完成。

洛陽以東的東路干線上，有兩個大都市，定陶和臨淄。兩個都有很久的歷史。臨淄從早就是齊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絲織業尤其發達。到戰國時期，據蘇秦所說，這個城市有7萬戶人家，如果照每家平均六口人計算，就是40多萬人，這樣大的一個城市，在古代確是不多見的。到了西漢中葉，據史記所載，主父偃和武帝都說過臨淄有10萬戶的話②，當時城內的居民，又已經到了60萬左右。這個工商業都市因為有牢固的經濟基礎，所以能夠歷久不衰，漢帝國崩潰之后，似乎還多少維持著傳統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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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地敷篇》，管仲建議桓公專煮鹽之利，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亂，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此語暗示齊人之利用河濟二水為貨物外輸之道，且更加以修治。

②見《齊悼惠王世家》及《三王世家》。

臨淄的位置，是在東路干線的極端，只因有魚鹽和絲織品等銷路極廣的產物，才能夠維持數目極大的居民。至于定陶的繁榮，則完全是靠了極優越的交通地位。這個城市，正位于濟水和它的支流菏水兩相交會的所在。沿了水路，往東北的方向，直達臨淄，往西經過大梁通入黃河以達洛陽，往東南的方向，則菏水連通泗水，再由泗入淮，邗溝修成以后，更是一直達到東南新開發地帶中心的吳。在春秋戰國時代，無論是就交通系統或是純粹就空間距離來講，陶的確像《貨殖列傳》上所說的，是“天下之中”，山東三河和東南三個區域的貨物交易，大部分是要以陶為集中地點，因此很多陶朱公一類的人物，都到這里來“侯時轉物”，得到極大的成功。漢帝國初年，定陶的地位，還相當的重要，但不久以后，這個兩三百年來的重要商業都市，卻再也不經人稱道了。定陶的衰落，似乎是深受了黃河潰決的影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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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河渠書》稱，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定陶適當其沖，不免淪入澤國。武帝重信田蚧及一般方土之言，不事復塞。自后二十余年，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直逮元封二年，宣房之功始奏，梁楚之地復寧。中經二十余年之泛瀾荒涼，往日精華，消逝無余，而溝通濟泗之菏水，復為黃水所亂，原來運道破壞，交通形勢全非，而定陶休矣。

濟水支流這條運道破壞之后，當時的人又修了一條汴渠來代替它。這是介乎大梁和彭城之間的一條水道。據漢書地理志，蒗蕩渠引河水，東注于陰溝，再注于汲水，再注于獲水，最后注入泗水，前后連通，大概就是汴渠的路線。據《后漢書·明帝紀》，汴渠曾在前漢平帝時候潰決，可知汴渠的溝通，是在平帝以前。這條新路線溝通之后，彭城的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這也是中國交通地理史上一件重要事實。不過汴渠西端的大梁，卻并不曾演為一個繁榮而重要的都市。所以然者，我們或者可以提出兩個解釋：第一，戰國時代的大梁，因為是魏國的首都，也曾保有相當的繁榮。但經過王賁引水灌城之役那次徹底破壞之后，很長時期沒有能夠恢復，太史公當年所見到的，還是“大梁之墟”。當時那一帶比較最重要的城市是陳留。汴渠開了之后，大梁本有復興的機會，但由于所謂“地理的慣性”的緣故，它的地位仍舊是由相距不過20里路的陳留來代替了。第二，漢代汴渠的運輸能力還不太大，到了東漢，東方的谷米是直抵首都所在的洛陽，大梁只是通過站，發展的條件是有限的。由于以上兩種原因，大梁的地位價值，在秦漢帝國時代始終不曾得表現出來。而汴渠的重要，在漢代因為東南一帶還沒有大加開發，而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又因為分疆割據，兵事不息的緣故，一直沒有得到表現的機會。直到隋唐帝國和北宋時代，才充分發揮功效，成為帝國的大動脈，而汴梁的地位，也隨著大為增高，成為全國交通的總樞紐。

從濟水引向東南的兩條水路干線上，比較重要的都市，計有戰國時代曾先后為楚國都城的陳(宛丘)和壽春、江淮之間的合肥、項羽王國的首都彭城和三江五湖之間的吳。壽春因為是正當淮潁肥三條水會流之處，水路四通，地位比那號稱“楚夏之交”的陳更為優越，所以后來的發展，也超過了陳。不過通達東南的兩條交通干線兩相比較，東邊的一條因為直通富庶的太湖區域的緣故，勝過西邊的一條，所以壽春的地位價值，在經濟上不如在軍事上那樣高。合肥的情形也同壽春相似，太史公說它是“受南北潮，皮革鮑布之會”，乃是長江流域物產銷往北方的一個集中地，后來是因了同樣的關系，沒有能夠繼續發展，不過因為本地一帶還相當的富庶，所以還保持著一個地方都市的繁榮。至于彭城，很早就已經是中原同東南之間孔道①。這個城市的重要和繁榮，是同長江下游一帶經濟的開發成正比的。汴渠開成以后，通往大梁洛陽的路線越加近捷，它的地位價值無論在經濟上或在軍事上，都是繼長增高。吳這個江海之間的首府，自從吳王闔閭以來，接連經過春申君和吳王濞的經營建設，早已奠定了發展的基礎。不過因為整個長江下游一帶經濟開發的機會還沒有達到成熟的時候，所以直到漢帝國終了，吳始終是一個地方性的都會。由于同一的原因，位于邗溝起點的廣陵，也還沒有達到表現經濟上的地位價值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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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傳》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絕晉吳之通路”。

最后，東南向兩條干線之間，除了淮水和后來的汴渠以外，還有一條溝通的水道，就是睢水。這一條水路，在楚漢相爭的時間，曾是楚軍的主要糧道。大概這條水和鴻溝淮水之問的渦水的航運能力都不太大，而且所經過的地方又比較貧乏，所以在經濟上的價值是很有限的①。

睢水流域的城市，值得提起的，計有西端的陳留，正當睢水鴻溝的會口，在當時也算是“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②。東端的徐、僮、取慮，位于泗水和睢水、淮水合流的附近，是幾個比較小的商業城市。中間還有兩個比較大些的都市，一個是以絲織業著稱的襄邑，一個是梁國的首都睢陽。睢陽是經過梁孝王加意經營過的，王宮和大量游客的消費，可能促成相當的繁榮。只是睢水在當時并非主要運道，本地又沒有特別出產，這個都市的經濟價值，并不太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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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皋間，彭城數反梁地，為漢撓楚糧道，舉其所據陳留、外黃、睢陽諸城，皆在睢水沿岸，是以知楚軍糧道，乃睢水也。睢水西引鴻溝之水，東入于泗，于彭城與滎陽間，最為捷徑。迤北循菏濟，迤南道睢潁，一則受齊之威脅，一則為劉賈英布所侵據，且又均較為回遠，當時蓋未嘗利用也。

②語出《史記·陸賈酈生列傳》。

總起來說，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當時的人對于天然水道，確是盡量利用，不過由于天然形勢的限制，北方的交通，仍然是以陸路為主。就經濟的觀點來講，水運比陸運要省費許多，古今是一樣的。伍被諫淮南王，也說到“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①，兩者的優劣，極為明顯。長江流域的氣候和物產，本是超過北方，又加上水運的便利，所以黃河流域雖然是漢族最初活動的中心，但南方的經濟價值到后來很快的表現出來，先是同北方抗衡，終而是后來者居上了。第二，當時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是在上面所說的那幾條交通干線上，幾乎沒有例外。這個事實，說明當時的社會經濟同交通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這里附帶要解釋的是陽翟。這個古都，在戰國時代，原是一個很大的商業都市，等到大帝國建立之后，它的名聲就慢慢消逝了，如果尋求其中的原因，主要恐怕就是交通上的關系，陽翟恰恰位于陳、宛和洛陽三城的正中央，在列國并立的時代，它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等到大一統的局面實現，整個廣大帝國內部的交通，得到通盤而合理的調整，陽翟落到交通干線以外，所以始終止于是一個地方性的都市。只因它是許多年來王國首都，頗有一點工商業的基礎②，并且是洛陽直通南陽的必經之地，所屬的潁川郡也還相當富庶，所以以往的繁榮，多少還能維持一些時期。但到了東漢以后，昔日的光榮就永遠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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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②陽翟在漢代有工官。

補白：凡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大都見于《史記·貨殖列傳》及《漢書·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