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鄧小平江澤民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繼承發展

論文摘要：江澤民高度重視農業，并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科技支撐、物質條件、產業體系、制度保證、外部條件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這些探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思想。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在解決“三農”問題的同時，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獨創性的探索，不但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農業現代化思想，而且對今天我們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科技支撐的思想

關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科技支撐問題，毛澤東、鄧小平作了初步探索。20世紀50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農業現代化的技術方面，提出了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和電氣化的目標。1959年，毛澤東又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論斷，把農業機械技術作為農業現代化的重點技術，這雖然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第一次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技術，但顯然不符合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展，尤其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農業科學化、信息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1975年鄧小平敏銳地指出：“農業現代化不單單是機械化，還包括應用和發展科學技術。”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又多次強調，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1988年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在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科技有了很大發展，從而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科技支撐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首先充分論述了現代科技在建設現代農業中的重要作用。進入20世紀90年代，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先導力和主要推動力。在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達到60％——80％。因此，江澤民指出：“我們一定要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積極創造條件，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逐步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從而不斷提高科技進步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促進我國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他認為，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農業，不僅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關鍵。農業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包括農業生產條件現代化、農業生產技術現代化、農業經營管理現代化、農業結構現代化和農民現代化。其中，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條件本身就是現代科技的重要載體；生產技術現代化就是實現生產技術科學化，改變傳統農業依靠經驗生產的方式；農業經營管理現代化就是要運用現代科學管理方式管理農業；農業結構現代化也是以現代科技為支撐的。這五個方面的現代化都離不開科技現代化。因此，江澤民在1991年十三屆八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大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終取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適用技術的廣泛運用。”十五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必然要求農業科技有一個大的發展，進行一次新的農業科技革命。”其次，江澤民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技術選擇作了進一步探索。一是根據我國農業現代化要跨越工業化、信息化兩個階段，他主張常規技術與高新技術相結合，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相結合。一些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經歷了兩次：第一次農業現代化的主要任務，是實現農業物質裝備現代化，主要依靠機械技術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二次農業現代化的主要任務，是實現農業科學化、信息化和可持續化，主要依靠現代生物技術大幅度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這兩次農業現代化所依靠的主要技術，對中國躋身于現代農業國家行列都很重要。因此，江澤民指出，要“緊緊抓住科技進步這個環節，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和有效利用資源上下功夫。”要“在廣泛運用農業機械、化肥、農膜等工業技術成果的基礎上，依靠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使我國農業科技和生產力實現質的飛躍。二是江澤民根據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主張要更加重視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他說，我國人多地少，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同時，人口還在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靠什么來滿足需求的增長呢?靠大規模增加新的自然資源的投入顯然是不現實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農業投入中的科技含量。”十五屆三中全會指出：“爭取在動植物品種選育、農業資源高效利用、現代集約型種養技術、農業生物災害防治、農產品儲運加工技術等方面取得突破”，“突出抓好‘種子工程’和旱作節水農業技術”。

最后，在農業科技創新和運用方面，江澤民主張，要堅持自主研究同技術引進相結合，盡快建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對農業發展的關鍵技術進行攻關。同時，他強調，要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擴大“種子工程”、“豐收計劃”和“星火計劃”的規模，充分發揮農業科研和教學單位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作用。

二、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和產業體系的思想

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是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內容。現代農業物質條件主要包括現代農田水利設施、高標準農田、現代農業機械、高效農藥和化肥以及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它們在本質上都是現代農業科技的物質載體。毛澤東、鄧小平都很重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應予以極大的注意。”解放后，在他的領導下，我國修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對大江大河也進行了整治，使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化學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也很重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1982年1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政策》明確指出，“應重新研究和擬定在我國不同地區實行機械化的方案，……因地制宜地改善水利灌溉條件，增加化肥供應，……要盡快發展取代高毒低效的農藥。”因此，20世紀80年代，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水旱災害較多、農業生態環境脆弱的狀況，因此，江澤民特別強調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1993年，他明確指出：“必須把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放在與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快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加快興修一批大型水利骨干工程”；“加快水土流失嚴重地區治理的步伐，改善農業生態環境”1998年我國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江澤民更加強調水利設施建設，他說：“農業發展從長遠看最重要的，一是水的問題，一是科技問題。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加快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態環境。

建設現代農業結構和產業體系，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農業結構調整是實現農業結構優化升級、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基本途徑。在農業結構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思想。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因此，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指出，在不放松糧食生產的前提下，積極發展多種經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江澤民多次指出，要“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促進農業結構優化升級、建設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并就如何調整農業結構、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提出了若干原則和要求。一是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實現“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他說，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里，“糧食始終是戰略物資，……我們必須立足于糧食自給，而且還要自給有余，因為有一個補歉備荒的問題，以備不時之需。想靠國際糧食市場解決我們吃飯的問題，這是根本靠不住的，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危險想法。”他還說：“發達的牧畜業是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盡快把畜牧業發展成一個大產業。”二是“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東部地區要大力發展高效農業，積極擴大出口；中部地區要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西部地區要推進退耕還林還草工作日兒。三是堅持以市場為導向，著眼于世界農業科技加速發展的趨勢，按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原則，優化農產品品種結構。；四是“發展貿工農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綜合效益。”總之，經過農業結構調整，最終建成一個產業結構合理、貿工農一體化、多元化的產業形態和多功能的產業體系。

三、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制度保證的思想

農業制度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保證。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政社合一、單一集體經營的人民公社體制。這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雖然對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水平和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在農村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逐步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這是我國農民在黨領導下，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現代化，對農業制度的一次重大創新。十三屆四中全會后，面對農業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江澤民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制度保證作了富有創造性的探索。 第一，家庭承包經營既適應傳統農業，也適應現代農業，要長期穩定和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但也遭到某些人的質疑：有人認為家庭承包經營姓“資”，與集體經濟對立；也有人認為家庭承包經營“產權不清晰”，主張以土地私有或“永佃制”替代承包；還有人認為家庭承包經營與市場經濟相矛盾，與農業現代化相對立，不能容納現代科技。這些模糊認識和質疑，實質上提出了家庭承包經營與集體經濟、市場經濟、農業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由于實踐的限制，20世紀80年代，黨沒有解決好上述問題，僅僅認識到家庭承包經營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制，是合作經濟中的一個經營層次，是對馬克思主義合作制理論的發展。1990年，鄧小平認為，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次飛躍”。但沒有提出家庭承包經營與市場經濟、現代農業經營制度的關系問題，更談不上解決它們。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在總結20世紀90年代農業改革與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基本上解決了上述問題。一方面，他深刻地闡述了家庭承包經營與集體經濟、市場經濟、農業現代化相統一的方面：他說“家庭承包經營是集體經濟內部的一個經營層次，是集體經濟的組成部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集體經濟最有效的實現形式”；他認為家庭承包經營使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使農民走向市場邁出了第一步；他還明確提出：“農業以家庭經營為基礎，是農業生產的規律決定的。從實踐看，家庭經營加上社會化服務，能夠容納不同水平的農業生產力，既適應傳統農業，也適應現代農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產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變家庭承包經營問題。因此，要長期穩定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核心是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另一方面，江澤民為了解決家庭經營與市場經濟、農業現代化相矛盾的方面，多次強調，要不斷完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一是允許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按照自愿、有償原則依法流轉，以發展各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二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三是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集體經濟。

第二，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由于家庭承包經營的土地規模普遍偏小，農民難以進入市場，因此，20世紀80年代后期，山東等地出現了“公司+農戶”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這是我國農民在黨領導下繼家庭承包責任制以來對農業經營體制的又一次偉大創新。江澤民從農業現代化的高度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引導農民進入市場的有效途徑，也是進行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帶動力量，應當大力推進和扶持。”第三，加快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建設。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工業的快速發展，農業在市場競爭的劣勢愈來愈明顯，農業要素不斷地向非農產業流動。為了保護農業穩定發展，江澤民及時指出，要“積極探索扶持、保護、促進農業發展的新機制”，“農業是社會效益大而比較效益低的產業，光靠市場調節不行，必須通過國家宏觀調控加以扶持和保護，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共同做法。”“市場經濟越發展，工業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強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在整個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都必須加強農業，重視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確保農業逐步實現現代化。”總之，在江澤民看來，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制度保證，就是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和健全這個體制，就必須長期穩定和不斷完善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就必須建立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和農產品市場體系。通過這個體制，來實現農業市場化、產業化、專業化、社會化、規模化和科學化。

四、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外部條件的思想

從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經驗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的實現為外部條件。因此，早在1975年鄧小平就指出：“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1987年鄧小平在總結農村發展經驗時又指出：“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1998年10月江澤民進一步指出：“有計劃，有步驟地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的小城鎮和鄉鎮企業，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國不同于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實現之前就出現了人口增長高峰期，因此，我國農業人口眾多，“如果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城市根本吃不消。”這就需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走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以更好地發揮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作用。從20世紀9O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工業化進人中期階段，即“工業促進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階段。因此，江澤民又及時指出：“建國初期實行依靠農業積累發展工業的戰略是必要的，現在條件不同了，應該調整結構，包括調整基本建設投資、財政預算內資金、信貸資金結構。”要合理調整工農、城鄉利益關系，按價值規律同農民打交道，要引導二、三產業加強對農業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機制。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又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先后提出了“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為充分發揮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業現代化的促進作用提供了制度保證和實踐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