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否有民主主義思想，學術界對此眾說紛紜。我認為，“中國古代有民主主義思想”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其一，“中國古代曾經有過民主制度”這一判斷很牽強。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曾經有過民主制度，如錢穆的中國古代沒有君主專制說、梁啟超的周代貴族共和說、林志純的先秦“城市國家”說、侯外廬的春秋戰國“相對民主制度”說等。有民主制度也就有民主思想，因此這些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當時的一些思想與民權、共和掛鉤。另外，許多學者強調先秦貴族政治對王權的制約，但他們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即這些貴族都“有國有家”，也屬于專制君主。與此相應，“君無貳命”是公認的、通行的社會政治準則。因此，當時的制度及其價值體系只能判定為專制主義。而沒有民主制度自然也就沒有與之互為表里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這種見解更符合歷史事實。

其二，“原始儒學”中的民本論不宜高估。

現代新儒家極力把“原始儒學”與秦漢以后的儒學割裂開來。他們贊揚孔孟之道“有最高民主精神”，認為后世官學化的儒學，閹割了孔孟思想的精髓。其實，孔孟之道與封建統治思想的基本思路并沒有根本性的差別。例如，作為思想家的孟子和作為帝王的唐太宗都曾較為系統地闡發民本論，而他們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唐太宗認為民眾無能力參政，孟子則說“無君子莫治野人”。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唐太宗的“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相比較，一個是思想家激越的倡言，一個是政治家清醒的自誡，口氣分寸有所不同，但表達的卻是同義命題。如果孟子是民主主義者，那么唐太宗屬于什么主義？

其三，主張“愛無等差”的墨家明確地維護君主制度，其思想無法定性為民主主義。

由于墨家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意愿，所以許多研究者認為，墨學政論與統治思想格格不入。有人甚至贊譽墨家為“世界平等博愛主義第一大家”。實際上，墨家主張的尚同體制，以上帝鬼神選立君主、天子統一天下之義、“貴且智”者統治“賤且愚”者為最基本的構成法則。主張“愛無等差”的墨家還明確無誤地維護君主制度、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這種思想能定性為民主主義嗎？

其四，激烈抨擊暴君的黃宗羲，其思路仍停留在治權在君的范圍內，顯然沒有達到民主主義的標準。

清初，有一批著名思想家高揚公天下的旗幟，否定皇帝制度，抨擊暴君暴政，其中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最有代表性。許多學者認定這些思想屬于民主主義。其實，黃宗羲在激烈抨擊暴君的同時，又熱切地企盼由圣王立“天下之法”以“養萬民”。這種思路仍停留在治權在君的范圍內，顯然還沒有達到民主主義的標準。

其五，把對君權的制約理解成民主會推導出荒唐的結論。

許多學者把“專制”理解為“不受任何限制的君權”，因而他們將一切對君權有所限制、有所制約、有所批評的思想統統視為“民主思想”乃至“民主主義”。如果這種推論成立的話，那么在中國古代史上幾乎找不到不“反專制”的人，甚至就連許多專制暴君也將躋身于“民主”的行列。原因很簡單：在歷代帝王的言論、詔旨和著作中，經常可以看到“天下為公”、“民惟邦本”、“從諫如流”之類的詞語。如果《禮運》的“天下為公”是民主主義，那么歷代皇帝的“天下為公”又當如何定性？

總之，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的“天下為公”、“民惟邦本”、“民貴君輕”、“載舟覆舟”、“廣開言路”等，都有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和特定的思維邏輯。它們共同構成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核心內容與理論基礎。這些思想都不屬于民主主義是毋庸置疑的。當然，其中的“民本論”、“尚同”思想多多少少包含了一些民主的因素，這一點也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