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學史研究的不同階段，許多來自其他領域的思潮、學說和觀點，不斷地影響到它的發展，理論基礎和研究視角的不同，使得其不斷以新的形式，體現出新的視野、新的內容、新的解釋和新的寓意，科學史學科也因此而不斷發展。在國際背景中，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都是近些年來頗有影響而且發展迅速的學術思潮，在包括科學史在內的許多領域中表現出生命力。就中國科學史而言，雖然已有少數相關研究，但在國際范圍的科學史領域中，尚未成為學術主流。本文將從科學編史學的立場，就這些思潮對于中國科學史研究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意義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 女性主義 中國科學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說過，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歷史，這里的次級歷史指的是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考的歷史。[1]站在科學編史學的立場，反思科學史研究的過去，分析和借鑒新的研究視角與綱領，對于促進科學史學科發展來說極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紀之前的西方科學史研究基本從屬于科學家與哲學－歷史學家兩大陣營，形成了相應的兩大編史傳統。這兩類編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職業的科學史家，他們編寫出的專科史和綜合史，都是實現各自領域某種目的一種手段，沒有形成獨特的編史綱領。在編史方法上，直到薩頓為止的這些編史學傳統，往往都以編年史研究為主導，[2]在編史觀念或多或少受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實證主義哲學把科學史看成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在這種哲學背景中的科學觀和科學史觀影響下的科學編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編年史方法，把科學史看成是最新理論在過去漸次出現的大事年表。 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亞歷山大?柯瓦雷開創的“觀念論”科學史研究傳統開始在科學史領域占據重要地位。這一編史傳統強調科學的進步體現在科學理論與科學概念的進化上，可以說是新康德主義哲學史方法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某種體現。與此同時，另一種編史綱領也逐漸形成，這種社會史的編史綱領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的影響，強調把科學的發展置于復雜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3]， p.24）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論”等思潮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產生的影響也開始明顯起來。 可見，西方科學史學史上的歷次重大變化都受到了其他領域新觀念和新方法的影響，積極吸收這些新的觀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學史學科的不斷進步。目前我國科學史研究仍然以實證傳統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歷史文獻的考據和分析。盡管實證傳統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主要編史綱領之一，但要促進科學史學科的全面發展，我們也必須及時、合理地吸收相關領域的新觀念和新方法。近些年來，西方科學史研究開始引入了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展現出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對此，我們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 二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后殖民主義是一種帶有鮮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是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它主要研究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系，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文化、文化權力身份等新問題。[4]這一思潮是在對殖民主義的長期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物有葛蘭西、法農、福柯、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漢蒂和湯林森等。 后殖民主義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領域，主要關注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思潮開始影響到科學史研究，有關學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科學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與位置。雖然目前國內在文化研究等領域對后殖民主義的已形成了某種熱點，但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中，有分量的相關的研究卻依然不多見。 美國科學史家路易斯?佩爾森（Lewis Pyenson）將“殖民地科學”作為一個專門領域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從1982年開始，以“文化帝國主義與精密科學”為題，論述了德國、荷蘭和法國的物理學、地球物理學、天文學與文化帝國主義的關系。佩爾森認為，西方人總是把自然的數學法則看成是文明的顯著標志，把由資本家支持發展起來的近代科學擺在世界面前，以顯示其文化人的姿態；而實際上，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牛頓原理等這樣一些物理法則對于實際應用來說，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對于建造結實耐用的橋梁來說，牛頓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論對于航海那樣，都不那么必需。理論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實踐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學家的工作由于顯示出對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們的工作為歐洲的優越性提供了根據，他們通過抽象活動抑制了從屬地區的獨立情感。通過文本分析，佩爾森還揭示了法國殖民者的科學文化殖民策略：僅僅顯示科學優勢還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們的自由思想，他們還必須被說服，解放的程度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東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學帶來的發展及其價值和意義。[5] 佩爾森的工作在科學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醫學史家保羅?帕拉蒂諾（Paolo Palladino）和米切爾?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對他的工作進行批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科學史研究。他們批判了佩爾森關于描述性科學和精密科學的劃分，認為精密科學同樣帶有帝國主義色彩；批判了佩爾森把文化殖民主義單獨抽離出來考察的做法，認為科學文化殖民與經濟、政治殖民等是交織在一起的；批判佩爾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學文化對于宗主國科學文化的影響，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視角，并在潛意識將科學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簡單地看成是帝國科學向殖民地單向的流動等缺陷，強調西方科學與殖民地科學之間的互動關系。[6] 此后，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將其女性主義理論置于后殖民主義研究這樣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中，堅持科學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這樣一個基本立場，闡明了歐洲擴張與現代科學出現在歐洲之間的因果關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深層背景上的趨同。哈丁認為，后殖民時期的科學技術研究是從歐洲中心文化之外確立其關注和概念框架的，這一研究將運用包容性更廣的科學定義，這一定義鼓勵我們重新考察它何時是有用的、何時求助于一個更有限制性的定義代價太高。“科學”將被用來指稱任何旨在系統地生產有關物質世界知識的活動。在這種寬泛的科學定義下，所有的科學知識，包括近代西方確立起來的科學，都是所謂的“地方性知識”，或者“本土知識體系”。她認為，后殖民主義的科學技術研究的這種策略使得其能夠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實踐的特色，它不僅可以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題，還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發生變化。（[7]， p.11）在這里，“本土知識”，或者說“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是一個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對這個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礎上，我們才會推論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結論。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站在與傳統科學史完全不同的立場上，從一種新的視角提出了諸多全新的見解。例如，在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中，往往只關注近現代歐洲的科學，那種“地方性的知識”只在人類學之類的領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的研究立場則在多元文化的意義上，把“科學”的概念進行泛化，將各種“地方性知識”包容進來。后者的觀念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來說，有很大的價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問題。 “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和“李約瑟難題”這兩個問題曾一直困擾著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們，至今仍無定論。早自20世紀初，任鴻雋、竺可楨等老一輩科學史家就已討論過前一個問題。實際上，這些前輩們所指的科學，是在近代歐洲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組織機構、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如果我們將科學定義在這個范疇，那么中國古代無疑是沒有科學的。很多持“無”觀點的學者也多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而持“有”的學者，往往更多的是從民族自尊心的立場來考慮，要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合法性的地位。因為如果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還哪來的科學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的立場，這一問題已經被消解了。因為在后殖民主義看來，與其他文化的系統知識傳統一樣，現代科學技術從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屬于地方性的知識體系，它們也產生過系統的無知模式。（[7]， p.74）在這樣一種觀點下，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適的、唯一的、標準的科學體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學也是地方性的科學體系，我們不需要拿它來作為參照對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樣，“李約瑟難題”在此也可以得到解決。因為都是地方性知識，所以就不需去討論“為什么中國沒有產生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問題。正所謂“在當我們采取了新的、不將歐洲的近代科學作為參照標準，而是以一種非輝格式的立場，更關注非西方科學的本土與境及其意義，‘李約瑟問題’就不再成為一個必然的研究出發點，不再是采取這種立場的科學史家首要關心的核心問題了。”[8] 其次，從這一擴展的科學定義出發，后殖民主義的視野將為中國科學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實質上是一個科學觀的基本問題。原來被看作是民間信仰或巫術迷信（而在實際的分析中卻可以看出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的那些知識，在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針灸學、草藥學、古代婦科、女醫等都可得到與傳統的數學、天文、物理等知識相類似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主流科學史也曾研究過燃素說、煉金術等內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這些主流科學之外的內容作為與主流科學相關的背景來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卻給予這些非主流的知識以獨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樣豐富，大多采用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這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也可為中國科學史研究所借鑒。 三 女性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從西方女權主義政治運動中派生出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它運用女性主義特有的觀點和立場，將關注的焦點對準了范圍廣泛的各門學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源于與科學相關的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使得學者們開始思考科學史上女性科學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問題，還是科學出了問題？科學在本質上是否與父權制相關？ 為回答這些問題，西方女性主義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者一方面開始致力于尋找科學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學家，恢復她們在科學史上的“席位”。這些研究既希望通過補充女性科學家的歷史來完善既有的科學史，也試圖確證不是女性出了問題，而是科學出了問題。另一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的學者轉向批判科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偏見，揭示近代科學的“父權制”根源。例如，女性主義學者卡洛林?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科學從其歷史起源開始，便具有性別建構的性質。[9]與此同時，很多女性主義學者注意到，這種被社會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形態建構的科學，反過來又進一步說明和強化著社會性別觀念本身。他們通過研究自古希臘到20世紀的生物學史和醫學史，充分說明了科學對性別差異和性別本質的建構和強化關系。例如，席賓格爾（Londa Schiebinger）、圖安娜（Nancy Tuana）、歐德蘇瑞（Nelly Oudshoorn）等就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揭示了科學與性別意識形態互相建構、互相強化的本質。[10]可見，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認為的，批判性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不必將自身局限在科學中的女性主題上，而應該從各種角度深入分析科學中隨處存在的父權制現象，[11]也正是這種批判性的分析視角，構成了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越來越成為西方科學史研究的一個新穎而極具潛力的方面，越來越受到關注。 [12]這里就這一新的編史觀念之于中國科學史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價值做初步的理論分析。 第一，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給中國科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問題域。 如同思想史編史傳統的出現為科學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一樣，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關注女性對科學所做的貢獻，關注科學背后隱藏著的性別權力關系結構，關注科學事件對女性的影響，關注科學對女性本質的規定，關注與女性相關的“邊緣”科學史等這些不能為以往科學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內容。如果把女性主義視角納入到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去，無疑將會為中國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傳統中國科學史研究對女性關注很少，有的學者可能認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為他們不關注女性，而是因為她們本來就對科學貢獻少，歷史文獻記載的也少。事實上，在近期學者對中國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資料進行搜集時，收編了上溯春秋時代，下迄民國末年，甚至少數延伸到20世紀50年代；空間上限于在中國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數在外國去世者在內的中國古代科技人物；本著凡是能找到的婦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編的原則，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確實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來看，這正說明了女性在科學史上的“集體失憶”，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的科學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歷史文本所忽略和邊緣化，她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歷史記憶。為此，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復被以往科學史忽略的女性科學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從既有科學歷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壓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構文本背后的性別權力關系。 ([14]， 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