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消息報》2001年1月12日和26日分別刊載了賀學會“超邊際分析還是內生經濟分析”和趙紅軍“溫故方能知新”的文章，探討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新學派。讀了他們的文章后，我發現他們對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的理解不盡全面，這可能會對讀者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因此，我愿意將我眼中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寫出來，與大家一起分享。

以楊小凱教授為主要代表人物而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其思想萌芽于中國本土，其體系則形成于美利堅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長為一顆枝繁葉茂的理論大樹。近幾年它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在青年學子中激起了熱烈反響，并得到迅速傳播。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贊，楊小凱“使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這句話點出了楊小凱教授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要領略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我們必須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實質。

一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征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現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魯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于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后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么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Jones ，1995)，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于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并非來源于規模經濟，而是來自于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于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于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辟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云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涌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

賀學會的文章說，楊小凱教授的貢獻更在于“內生經濟分析”。此話當然一點不錯。但是，這樣說卻不能準確刻畫出新興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本質區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爾、克魯格曼、羅默等人都是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其直接標志就是提高了經濟分析的內生化程度。但是，他們的理論往往處于這樣一種兩難境地：此方面內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預見卻又同現實大相徑庭。他們的理論中，總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東西揮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論的生命空間。當你在新古典框架內左沖右撞總也找不見出口之時，你不妨因循楊小凱指點的途徑前行，你會發現世界頓然變得開闊。無疑，新古典經濟學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這種博大精深，才有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天高云闊。沒有新古典經濟學充足的養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二

阿羅稱贊楊小凱將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其實就是一種“斯密－科斯”框架。這個分析框架的內核，正是分工與專業化思想。但是，馬歇爾卻不能用數學模型研究分工問題。因為在二十世紀50年代以前，處理古典分工與專業化概念的數學方法還沒有發明。馬歇爾于是做了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假定，即社會分為兩類人，一類是不事生產的純消費者；另一類是不做消費決策的純生產者。每個人不能選擇其專業化水平，每個消費者必須從市場上購買一切產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場化程度是外生給定的。每個廠商必須在市場上賣出一切產品，廠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給定的。于是，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心，就從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轉向了給定組織框架下的資源分配問題（參見yang &ng，1993）。而斯密、楊格、斯蒂格勒、科斯、張五常、楊小凱等人，則代表一個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他們將分工等經濟組織問題視為經濟學之核心。

要將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形式化，新古典邊際分析不夠用，我們要用到超邊際分析。超邊際分析也并非天外來客。它既同邊際分析有關，又不盡相同。賀學會和趙紅軍的文章談到超邊際分析時，都以為其只包括兩步，即首先對每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求出其最優解；然后再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從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點解。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只有這兩步，那么在馬歇爾時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邊際分析不只包括這兩步，他們忽略了最為關鍵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如果沒有這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