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手記 中國的經濟學為什么難有真正的創新呢？有學者提出，中國的經濟學者更急于學會20世紀“領先”的經濟學術思想，卻對之前的財富哲學思想沒有深刻地理解。

誠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都是20世紀的新經濟學，但是沒有對財富思想和財富來源的深入理解，僅僅追逐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本身，結果會越追逐越迷茫，反而在發展中迷失了自我。在2006年12月《理論周刊》的歲末版上，我們特邀我國三位著名中老年經濟金融學者宋養琰、邱兆祥、李曉西做客《圓桌對話》，就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與踐行闡述了他們獨到的見解，讀者反響強烈，并期待我們可以引領對這一世紀命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探討。本期我們特邀趙錫軍、滕泰、丁志杰三位國內著名中青年經濟金融學者做客《圓桌對話》，圍繞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期我們還強化了對中國經濟學家歷史使命的探討。

目前中國經濟學為什么缺少原創思想？為什么有學者對“誰能把中國的經濟和改革問題弄清楚，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法提出質疑？為什么對經濟學的突破在于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財富現象和經濟現象的研究，而中國經濟學能否領先也在于這一領域？這些有意思的問題，讀者在本期《圓桌對話》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主持人記者 黃麗珠

特邀嘉賓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趙錫軍 博士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師 滕泰 博士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丁志杰 博士

趙錫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主要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市場、金融監管。共出版專著3部，主編教材4部，譯著8部。在各類期刊上共發表論文70余篇。其中有兩項成果分獲“第五屆全國外經貿研究成果論文二等獎”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學會“第七屆優秀金融論文二等獎”。

滕泰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師，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證券業協會分析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宏觀經濟評論方面，《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全面覺醒》系列評論，提出了深度開放階段宏觀經濟取向。在金融戰略研究和預測方面，《匯率彈性不足將帶來嚴重代價》等在金融領域產生廣泛影響。專著有《價值創造與證券公司的成長》；《新財富論》等。

丁志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金融學會、中國投資學會理事等職。主要研究國際金融理論、中國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發展金融理論、比較金融制度；專著《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效應與政策研究》和論文《1999~2003年國際匯率體系變遷的統計分析》分獲第十屆和第十二屆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優秀著作獎和優秀論文獎。

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與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國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素材，中國的經濟金融理論研究正在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循環階段。過去一年里中國經濟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些良好的勢頭，中國經濟的增長引人注目，國際國內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研究一直保持相當的熱度。今天，趙錫軍、滕泰、丁志杰三位國內著名中青年經濟金融學家應邀做客《圓桌對話》。他們對2006年以及以往我國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剖析與梳理，并對我國經濟學及其理論的踐行進行大膽的展望。

■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記者：有學者認為，作為一系列方法論的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個可以套用的經驗公式，目前中國經濟學缺少原創思想。而工業化、城市化也只不過為中國經濟學者提供了檢驗和學習的機會。所以，有人對“誰能把中國的經濟和改革問題弄清楚，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法提出質疑，各位怎么看這些問題？2006年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又有哪些突破？

滕泰：經濟學更多意義上是一種財富思想的方法論，而不是一系列可以套用經驗的公式和結論。可以舉例來說明：

比如，中國的經濟學者大部分都從教科書中知道歐洲曾經有重農主義思想，稍微詳細一點的教科書中提到法國學者魁奈是歐洲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魁奈的一篇長達數萬字的關于農業耕作中到底是使用牛、還是使用馬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關于成本和效益、投入和產出、規模和效率、生產要素組合與配置、土地產權制度的影響、價格與交換、土壤環境、產品效用選擇等方面的分析思想和方法論。所以，魁奈是有原創思想和現實分析能力的經濟學家，而僅僅了解重農主義思想結論的經濟學者都是經濟學領域的“工匠”。

又比如，中國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告訴學生：提高利息率，居民就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利息率與儲蓄正相關、與消費負相關、與投資負相關的一系列模型，并衍生出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思想和政策。可是在《國富論》中原本提供了兩種可能的方式：利率的增加，有可能吸引人們增加儲蓄，減少消費；也可能吸引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對于那些已經有一定儲蓄的居民而言，如果利率增加，那么不僅當其利息收入增加，而且現有財產能夠產生的未來利息收入也會增加——這就使他沒有必要再把更多的錢儲存起來以防未來，從而可以把更多的錢花在現在，結果利率的提高反而會增加消費。

如果每一個中國的經濟學者都能夠自己想到上述魁奈和亞當·斯密的分析方法，他們就沒必要讀原著；反之如果他們僅僅從教科書上學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和公式，然后教條式地去應用，那么，中國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蹩腳經濟學“工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學。

有人說誰能把中國的經濟和改革問題弄清楚，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判斷在西方反映了對中國經濟的無知，在中國反映了對經濟學本身的無知。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哪兒都是一樣的。經濟運行本身可能會因為制度、文化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現象和結果，但是決不可能產生出獨特的經濟學原理和分析方法。

中國的經濟只不過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把西方國家幾百年來走過的城市化、工業化道路、科技應用和產業升級結合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完成而已。由于每一個經濟學的判斷都依賴于特定的背景條件，因此，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的確為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增加了難度，這恰恰需要中國有真正的經濟學家，并不意味著中國需要特殊的經濟學。

在以地球表層土壤為財富來源的農業時代，中西方沒有什么經濟學的差異。在工業化、城市化時代，中國的經濟學落后已經是不可能改變的歷史事實。現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改革開放，只是為中國的經濟學者提供了絕好的分析研究對象，但是，中國的經濟學不可能在這個時代領先、超越。經濟科學下一個歷史階段的競爭，是在工業時代之后的新的時代——數字經濟時代。

丁志杰：過去一年里中國經濟學研究還是出現了一些良好的開端，研究的特點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應用性增強。經濟學是致用之學。中國經濟學研究正在擯棄對西方經濟研究的簡單模仿移植，走向基于中國問題導向的研究模式。2006年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問題，吸引了理論工作者前所未有的關注。他們從實際中尋找、發現問題，通過提煉上升到理論高度，出了一批根植于中國經濟實踐的很有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的成果。

第二，規范性提高。隨著經濟學知識的普及和理論研究的深入，中國經濟學研究規范性有了很大提高，在專業語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和國際接軌，關于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心正在回歸中國。

第三，實用性增強。在經濟特別是金融研究中，案例研究的興起豐富了實證研究的內容，拓寬了實證研究的范圍。案例研究實現了理論、政策和實踐的互動結合，有關成果直接服務于經濟金融發展和改革，產生了很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實用性大大增強。

當然，中國經濟學研究還存在諸多有待改進和完善的地方，諸如：基礎性研究和理論前沿研究還很缺乏；數據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約了量化研究；大學、專門研究機構的研究和實際部門的研究沒能有機地融合，等等。

趙錫軍：一般認為，經濟學是關于資源有效配置的學問。所謂的有效配置，通常是指基于經濟學上資源使用效率高低而言的配置。一般的理解是，當某一資源被投入到產出較大的使用目的時，比投入到產出較小的使用目的時所獲得的效率要高，其配置也就更有效。當然，這里還涉及到從單一資源投入到社會資源投入的問題；涉及到從產出的經濟效用到社會效用的問題；涉及到從相對簡單的文字表述到越來越復雜、精細的數量關系表述的問題。表明了經濟學從局部到整體、從微觀到宏觀、從簡單到復雜、從粗放到精細、從單一理性到多重理性、局部理性乃至非理性的發展過程。而經濟學所關注的每一個問題，往往都是一個國家某個時期經濟領域所展現出來的問題。

■2006年中國經濟發展走勢分析

記者：回顧2006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引人注目，國際國內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研究仍然保持相當的熱度；同時也引發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穩定性的探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效率、代價與約束條件的研究。對此，各位學者的觀點是什么？

趙錫軍：2006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2005年沒有太大的變化。出口和投資仍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一直期待的消費則增長乏力，從而導致國內儲蓄、消費與投資之間不均衡、對外貿易與國際收支不均衡的內外不均衡的局面。而高儲蓄與低消費的問題則成為內部不均衡的核心問題。一般認為，一國儲蓄率的高低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主要有收入水平提高的方式與速度、消費品的供求結構、金融與投資市場的發育程度、居民的消費習慣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等。中國的高儲蓄率與收入水平快速不均衡提高、消費品供求結構不平衡、金融與投資市場不發達、居民的消費習慣偏向保守、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及由內外不均衡所導致的流動性泛濫等因素有關。最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居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