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相對生產率，比較優勢，經濟發展

一、現有文獻概述與批評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將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主要指標的比率簡單標示出來，然后“讀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此得出判斷，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對較小，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在日益擴張的中國外貿出口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在急劇上升。這兩項指標，對于迅猛發展的沿海地區省市表現得尤為顯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種方法，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的補充，主要專注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意在檢測外商直接投資對可觀測的指標，如GDP增長等的間接影響，這種影響在在第一種分析中不能夠顯示出來。另外也試圖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那些不可觀測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影響。這些分析發現對于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結果各異，但總體結論是，相關性都表現為正，而且在統計上顯著。其中最樂觀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2.5%，加上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在1990年代年平均達3%，也就是占整體經濟增長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類研究還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總投資增長也是顯著的正相關。他們將這個結果視作是投資“擠入效應”的證據(Kueh 1992；Zhan 1993)。

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種方法的應用較為普遍，主要應用于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即進行個別區域分析或跨區域比較。很明顯，吸引較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現出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些分析的典型結論，都是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影響，包括地方資本形成、地方投資的“擠入效應”、地方生產技術或知識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由此得出的推論是，外商直接投資解釋了不同地區或省份的不同經濟增長表現，對總體中國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現存這些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在它們的分析中，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很難區分開來(Li et al. 2002)。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所有的現存文獻，但在區域和跨區域回歸分析中尤其嚴重，因為所分析的這些區域與其他區域畢竟屬于同一國家、同一種體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使用同一貨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存在著眾多的機會，可以透過創造租金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確實存在正相關，也難于判斷地方經濟增長到底是來自生產率的改進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租金轉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極端情形是，租金創造效果如果超過生產率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有可能為負而非正。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一個普遍論斷，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現有的文獻中，有關外資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究竟主要是透過促進生產率進步抑或是創造租金的問題，往往會在回歸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聯立方程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測也是如此，問題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資引起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問題是，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創造租金還是通過生產率改進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因此，關鍵是要將有關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路徑相聯系，在這個特定路徑中，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影響的機制必須要能夠準確地識別和評估。

要將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分析與中國特定發展路徑聯系起來，邏輯上就必須超越純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唯一指引的視野，訴諸更寬泛的理論框架。在相關理論文獻中，與新古典傳統相對，還有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它們并不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體現為額外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然而它們更加強調外資的其他特性，這包括外商進入國內市場的模式、技術轉移的類型、塑造國內市場競爭模式的制度和結構環境，等等，認為這才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后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且其影響往往是負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關的中國研究文獻中，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盡全面、合理。

二、宏觀指標的直觀判斷

從宏觀指標的直接觀測結果看，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總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持。作為固定資本形成的一個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在1979-1991年期間的年流入量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相比還是極其微小的，只有從1992年開始才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至2006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之比年均約為12%，從國際背景來看，大約是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盡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同樣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斷言，從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來促進GDP增長，其貢獻每年應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概念上，上述指標存在著三方面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并不反映資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因為對資本形成的貢獻除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外，還有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利潤再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與資本形成的比率這個指標，本身并沒有涵蓋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擠入效應”。第三，這個比率并沒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無法觀測的影響。

對第一點來說，要加以確證必須進行企業層面的調查，但這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樣的數據根本無法獲取。直觀判斷，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規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全部企業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僅達11%，因而，凈利潤再投資即使確實是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只能是近年來的事。同樣地，就第二點來說，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的一個典型化特征，是表現出過度沖動的投資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任何可能的“擠入效應”也僅在近年內才有意義。就第三點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這是現有文獻關注的焦點。部分研究是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能夠帶來外匯的角度來考慮，而外匯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為技術進口提供資金來源，這些技術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機械設備或工業投入品中。還有部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改進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行業或區域的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其作用機制包括技術轉移、促進經濟制度和結構的轉變、等等。

即使將因果關系問題、可出口品的競爭問題擱置一邊，從現有數據推斷出外資企業為中國外匯收入的增長起主要作用，這仍是頗為夸大失實。事實是，外資企業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過40%，2001年超過50%；然而，觀察各年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資企業的進口份額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資企業每一年都存在相當規模的外貿赤字，形成對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國貿易表現順差。盡管外資企業從1998年以來一直享有順差，但這些順差僅占國家總順差很小的一部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的部分進口是隨同投資一起進來的生產設備，在這一點上，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可能貢獻可歸結為兩種形式：一是對使用進口設備的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的技術轉移，另一是，在長期上促使外資企業成為凈出口者，只是，這種前景迄今為止始終還只是潛在可能性。與此相關的話題是，外資企業以什么形式來實現外貿擴展？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占主導的外貿出口是加工貿易，這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出口活動所從事的主要是加工貿易。從加工貿易的生產特性看，加工貿易的增加值率(這里定義為凈出口對出口總額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勢頭，1998年以后則停止上升，基本維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國對外貿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貿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這么低的水平，這與中國追求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