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改革開放；國家發展戰略；經濟轉軌；戰略升級

[論文摘要]3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是推進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改革開放的戰略起點是突破中國發展面臨的發展困境，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是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歸宿的發展目標的動態演進，戰略途徑是漸進式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間接路線”，戰略手段是多力并舉提升發展效應。改革開放戰略的經驗在于：戰略目標的制定上，堅持階段性與長遠性相統一；戰略路徑的選擇上，堅持重點性與系統性相統一；戰略手段的選擇上，堅持自主性與特色性相統一。在新階段，中國改革開放應順應形勢發展要求實現戰略升級。

三十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的歷史性轉折。改革開放沖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不僅造就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同時催生了獨具風格的“中國模式”，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改革開放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強大動力，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略抉擇，質言之，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推動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國家戰略。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戰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戰略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從國家戰略視角審視改革開放在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對于科學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在發展新階段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本文將基于戰略學分析進路，對改革開放的戰略起點、戰略構成、戰略經驗等問題展開分析。 一、改革開放的戰略起點：突破中國面臨的“發展困境” 戰略的精髓在于選擇，能否選擇適當的國家戰略，對于一國發展進步至關重要。國家戰略得當，一國就可能掌握發展主動，順勢而起；相反，國家戰略失當，一國就可能出現發展被動，陷入困境。改革開放前夕，經歷“文革”浩劫的中國經濟面臨嚴峻形勢：傳統的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弊端叢生，難以為繼，迫切需要進行根本性轉變，以適應國內發展和國際競爭的要求，這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戰略起點。當時，中國面臨的“發展困境”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體制困境”：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期待變革 新中國成立后，參照“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命令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具有所有制結構單一、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資源行政式計劃配置、經濟組織結構封閉化等特點。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內，依托國家(執政黨)所具有的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加之蘇聯援助成為早期工業化的關鍵性外部條件，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奠定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基礎，顯示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特殊優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弊端逐漸暴露，其體制優勢迅速消耗，中國的國民經濟遂陷入低度發展狀態。雖然早在效仿“蘇聯模式”構建計劃經濟體制之時，毛澤東就覺察到該體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蘇為鑒”，并先后進行過旨在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積極性的行政性分權、旨在調動職工積極性的“鞍鋼憲法”等嘗試，但并未從根本上糾正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過去照搬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暴露出來的體制弊端從反面構成了“市場化改革”的體制性背景。 (二)“后發困境”：“后發劣勢”的現實性與“后發優勢”的潛在性 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既可能利用后發優勢而收獲“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發劣勢而遭遇“后起之弊”。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認為，落后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潛在優勢，它在一定條件下能化壓力為動力，化動力為現實競爭力，推動經濟的迅速發展，并稱之為“落后者的優勢”。對于后發國而言，后發優勢客觀存在，但其實現卻需要理想的條件：后發國與先發國之間的發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而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并且，兩者發展時面臨的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應基本相同，只有這樣，后發國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發優勢才能體現出來。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后，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過大，不利于后發優勢的發揮。例如，1973～1975年，我國大規模從美國、日本和西方引進技術，由于過于強調“先進性”和“規模大、速度高、效益大”，與我國當時的技術吸納能力有較大差距，還與我國建國以后從蘇聯和東歐引進技術的基礎上建立的工業體系和技術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協調，降低了技術引進效果，并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如果說后發優勢的發揮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其優勢的發揮需要一定的主觀條件，那么，后發劣勢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卻是一種現實存在。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論”均揭示出落后國家(地區)擺脫發展困境的難度。新中國經濟發展起點很低，缺乏推進經濟起飛的必備條件，產生了顯著的“遲發展效應”。由于我國有著悠久的中央集權傳統，缺乏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內在產權、法治、信譽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礎，在經濟發展中后發劣勢變成現實存在，尤其在計劃經濟的體制優勢衰減之后，后發劣勢愈發顯著，成為必須突破的發展障礙。 (三)“趕超困境”：封閉條件下趕超戰略難以為繼 與“體制困境”和“后發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趕超困境”。中國歷史上的大國傳統、近代以來的落伍經歷、現實中國際競爭和體制競爭的嚴峻壓力以及國家振興的發展目標，決定了新中國具有強烈的“趕超沖動”。加之當時“以蘇為鑒”，我國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就確立了趕超戰略。這一戰略的特點是：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是一種把重工業作為突出固定重點的“傾斜發展戰略”；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種以增加生產要素為主途徑的粗放發展戰略；從經濟運行機制的角度看，是一種以廣泛發動群眾為主要動力的經濟發展戰略。趕超戰略的實施，在短短十年之內，就迎來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現代化實現程度提高了11個百分點。趕超戰略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提升，推動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戰略防御體系，但我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種戰略執行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級政府主導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為目標，不顧一切，采取爭項目、爭投資、爭資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當時相對封閉的條件下，我國缺乏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以填補國內發展缺口的條件，為實施趕超戰略，確立并執行了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這種政策的表現往往是不顧條件，大干快干，導致經濟運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總之，趕超戰略是以資本密集、低就業能力、資源高消耗、環境重污染、自我封閉、自我循環的重工業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這不符合中國人均資源稀缺、資本短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二、改革開放的戰略內涵：推進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體系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是在既有發展戰略不能適應發展要求，必須加以改變的情況下展開的，當時，既沒有成熟的理論可資參考，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體現出強烈的“試錯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開放戰略一開始并不是以完整的體系的形式出現的，而是經過了長期的探索才逐漸呈現出較為清晰完整的發展脈絡。現代戰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標(ends)一途徑(ways)-手段(means)”。有鑒于此，改革開放作為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其戰略內涵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概括：戰略目標，這構成制定戰略的方向和統領；戰略途徑，這構成戰略實施的具體“抓手”；戰略手段，這構成與戰略途徑相配套的實施工具。 (一)戰略目標：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歸宿的發展目標的動態演進 國家戰略目標是國家所要達到的戰略預期任務，是一定時期國家利益的集中體現，是戰略決策中的關鍵性因素。戰略目標規定了一個時期的戰略任務。任務的提出既基于主體的利益訴求，也受發展的階段性限制。改革開放戰略最初是為了適應時代進步潮流提出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這表明，作出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決策和關鍵抉擇，既要擺脫我們黨和國家當時所處的嚴重困境，擺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長期束縛，擺脫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實現從困境中重新奮起，又要順應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趕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在系統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我國的發展目標日漸清晰：從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到新世紀新階段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再到提出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構建和諧世界的目標，標志著我們黨對發展階段性的準確把握和對發展目標的科學定位。從發展層次上，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的確立可劃分為：第一個層次，改革開放戰略的根本目標具有整體性，其目標在于使全體人們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中國的國家現代化，實現中國人民的富強文明民主和諧，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二個層次，改革開放戰略的具體目標具有漸進性，例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幾經調整，最終的確立直到黨的十四大才得以解決；第三個層次，改革開放戰略的階段性目標具有差別性，例如，開放之初，我們主要希望實施經濟開放，獲取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戰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內涵，而在當前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新時期，我們需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