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反生態的價值觀
曲紅梅 劉福森
摘 要:“發展是天然合理的”、“能夠做的就是應當做的”是西方現代發展觀的兩個基本信念,它造成了現代發展的價值危機和倫理危機。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決定了現代發展觀具有反生態性質。抽象的人道價值觀是對生存的遺忘,可持續的發展需要一種生存論的價值觀的支撐。 關鍵詞:發展的合理性;現代發展觀的反自然性質;新人道主義價值觀
Abstract: The two principles in modern western development values, “development is necessarily rational” and “we should do what we can do”, give rise to the value and ethical crisis in moder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The primary logic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market economy determines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modern development values. The abstract humanistic values show oblivion of human, whi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support from values that take human existence into account.
Key words: rationality of development; antinatural nature of modern development values; neohumanistic values 一、價值的遺忘:發展“天然合理論” 西方工業社會所形成的現代發展觀最根本的危機是發展問題上的價值觀危機。當代世界之所以會出現人的“生存危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的發展模式只有動力機制(如追求無限占有、消費物質財富的欲望和自由競爭)而沒有發展的自我評價機制。它所關注的只是“如何發展”(即發展的技術問題),而對于“什么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和“為了什么而發展”的目的論和價值論問題卻漠不關心。社會發展的理論被看成只是研究“社會如何發展得更快”的“科學”,卻忽視了社會“應當怎樣發展”和“為了什么而發展”這個哲學的和倫理的問題。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說:“我們唯一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在解決‘如何’一類的問題方面相當成功”,“但與此同時,我們對‘為什么’這種具有價值含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涂起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誰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們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1]。 現代發展觀的“發展”概念不同于“運動”、“變化”概念,它是一個包含著價值預設的概念。運動和變化只是表示事物同原初狀態不同,無論是位置上的不同(運動)還是性質上的不同(變化)都不具有“方向”的意義:運動和變化既可以是向這個方向上的,也可以是向另一個方向上的。方向對這些概念來說是一個外在的因素。但是,發展概念卻不僅具有“與原來不同”(運動和變化)的意義,而且具有 “方向”上的預設:它是向著某種確定方向的變化。這樣,在發展概念中就內在地包含了一種價值預設:發展唯一確定的方向就是具有積極價值含義的方向,即“向上的”、“進步的”、“好的”方向。向著這個方向上的變化就是發展,而與此相反方向上的變化就是“反發展”,即“倒退”。因此,發展就是這種確定價值的積累和向這種終極價值目標接近的變化過程。發展概念已經否定了變化方向可以逆轉的循環論的“輪回史觀”,確立了單向度的、直線式的、無限進展的發展觀。具體地說,現代發展觀預設的發展的價值目標就是生產力的高效率、經濟的高增長、消費者的高消費。 既然發展本身包含著價值預設的概念,那么,發展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只要發展就是好的;而“不發展”或“反發展”則是“天然不合理的”,天然“不好的”。 因此,建立在“發展是天然合理的”這樣一個哲學信念基礎上現代發展觀就否定了對人的發展實踐進行評價、約束和規范的必要性。 當然,傳統發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評價。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術理性的評價”(如工業生產中的生產效率的高低、經濟增長和消費的指標)。這種評價只是對發展程度的評價,絲毫沒有涉及作為手段的發展對人的意義問題。這種評價不僅不涉及發展的目的性價值問題,而且還排斥和遮蔽了這個問題。因此它只與“如何發展得更快”相關而同發展的目的性價值無關。為了保證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經濟、消費指標的增長,資源的揮霍浪費、生態環境的破壞就都被看成為了發展而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這種“代價”不僅被看成是“必然的”,而且被看成是“必需的”。這樣,物的尺度就取代了人的尺度,本來是作為手段的經濟增長本身卻被當成了發展的目的。其結果是:發展背離了人,經濟的增長背離了發展的可持續性。西方現代發展觀因對手段的迷戀而導致對價值的遺忘,直接導致了發展的“價值危機”:我們“做”的越來越多,而“想”的卻越來越少;我們探索科學和技術的大腦越來越復雜,而我們思考價值和倫理的大腦卻越來越簡單。正是基于這樣的發展觀,地獄與天堂的界限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眼中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把無止境地追求對自然界的掠奪和對自然資源的揮霍叫做“文明”、“進步”,卻沒有看到這正是把人類推向懸崖峭壁的罪惡之手。在這種好壞善惡不分的情況下,我們發展得越快,我們就越接近地獄之門!如果我們還不及時醒悟,那么,總會有一天,即使我們僥幸沒有踏入地獄的門檻,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也會與地獄相差無幾。 這種發展觀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價值缺失,直接根源于近代西方主體性形而上學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框架。當笛卡兒把“我思故我在”作為其哲學出發點的時候,他也就在宇宙中確立了“我”的中心地位,同時把自然界的其他存在者都看成了依賴于“我”的存在。從此,人成為主體,成為宇宙的最高存在,而一切其他存在物則被看成是人的客體或對象。人把世界對象化了;世界也只是作為人(主體)的它者(對象)而存在,是被主體按照自己的本性“規劃”成的存在,是為了人而生成的存在。在這種哲學中,“人為自然界立法”,而自然界則失去了存在論的根基,成為只有依賴于主體才能獲得意義的存在。既然近代主體性哲學已經把自然變為滿足人的物質欲望的工具,那么,人無論怎樣對待自然界就都是“應當”的,即合乎道德的;對人的發展行為也就無須進行評價和規范了。 在這種行為無忌、價值缺席的境況下,我們亟須對我們的發展觀和已經走過的發展道路進行哲學的反思和價值的評價,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模式和道路進行倫理的約束和規范。只有如此,我們的行為才表明我們是一個真正的智慧生物,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用自己的智慧拯救我們人類自己。 二、背離自然:現代發展觀的“反生態價值觀” 在上述意義上,發展概念與進步概念具有某些相似之處,即他們都是指向某種價值預設的,因此,發展就意味著“進步”。現代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概念的價值預設就是生產力越來越高,經濟的規模、范圍越來越大,經濟效率越來越高,人均消費越來越多。這種價值預設被說成是“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指數的增長”。 現代社會是工業社會?,F代發展觀是工業社會的發展觀。工業生產的基本模式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邏輯是:首先把某些自然物從自然界的整體聯系中割裂出來,消除它與自然界整體之間的“自然聯系”,然后再按照人的欲望和目的,以文化的、文明的“非自然形式”重新“組裝”,其結果就是工業生產制造出來的“產品”。這種產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化自然”或“為我的自然”。支配著這個過程的邏輯,就是用人的“文化秩序”、“文明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邏輯。這是一個通過發展實踐對自然界實行的“去自然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產品中的自然秩序被打亂、消除,代替它的是一種“非自然的”、“反自然的”世界秩序。 因此,工業生產的過程是以破壞自然秩序為前提的活動過程。當人們在制造產品的實踐中把自然對象從自然界的整體聯系中割裂出來時,本來的自然秩序就受到了人為的破壞。因此,工業生產的實踐方式在本性上就是反生態的。誠然,在生產規模較小、生產力較低的條件下,自然生態系統本身的自我修復能力還能夠消除生產實踐造成的惡果。但是,當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規模無限度擴大時,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就將無力回天。個別的、少數的實踐后果長期積累,就必然造成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自然平衡,造成生態災難。可見,有限度的工業生產并非必然造成生態破壞,但如果工業生產無限度增長,造成生態系統的癱瘓就是早晚的事。 工業生產的基本經濟形式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正是這種經濟形式使得現代社會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成為無限度的。單就推動經濟增長來說,市場經濟具有其他任何經濟形式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巨大優越性。這是因為它有一種推動經濟無限度增長的內驅力。這種內驅力不是來自經濟外部的推動,而是來自市場經濟本身的內在機制。在市場經濟下,經濟的增長既是快速的,又是沒有極限的。為什么市場經濟自身具有高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呢?這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不僅對經濟主體的能力進行了系統的培植,有利于人的主體能力的提高,而且也為人的主體能力的充分發揮創造了優越的前提和條件。同時,市場經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以及自由競爭的機制都為經濟的無限度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動力?!熬芙^限度”——增長的無限度,是現代西方發展觀的基本觀念,也是各種各樣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共同特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