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百年來，以儒家傳統為主導的中華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挫折，簡直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一直到60年代尾，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還認為，儒家將會是只有在博物院里面才找得到的東西。而國內在文革時期對於傳統文化的摧殘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那知由70年代開始，亞洲起飛。日本與所謂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跡。它們都有儒家的背景，於是引起了對於儒家發生興趣的熱潮。而國內在文革以后也撥亂反正，放棄了鎖國，“新儒學”竟成為了國家的重要項目。海內外都在努力探索儒家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有人甚至宣稱二十一世紀將是人的世紀。試問這與五四的反孔潮流，形成了多么強烈的對比！

但我個人寧愿采取比較審慎的看法。一方面我們不必像世紀初那樣完全喪失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全盤西化”之議畢竟不可行。然而，我們也別無選擇，必須向西方學步。試看一百年來，我們已經向西方吸收了多少東西，而現在連西方列強也不得不承認，中華文化圈乃是一個不可侮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必過份高估自己的實力，以致產生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下一個世紀真正是中國人的世紀，也得由別人來說，不是自吹自擂可以奏其功的。

事實是，由近代以來，一直是由西方文化占據主導的地位。然而世變迄今，演變出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西方的霸權似乎已經到了一個必須改弦更張的階段。西方知識份子的批判與自省，使他們不只看到西方的盲點和缺陷，還看到其破壞與毀滅性的傾向。但未來世界并不會是另一文化——包括中華文化在內——取代西方的局面，必須要探索一種新思維的方式，才能夠把握此中的關鍵。

現在世界似乎同時流行著兩種表面上看來完全相反的潮流。一是離心的傾向：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盛行。在美國，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西裔（Hispanic）文化、亞裔（Asian）文化，各樹一幟，互相爭奇斗艷，拒絕再受主流白人文化的壓抑，并得到多數知識份子的支持。另一是向心的傾向：世界已演化成為一個地球村，如果大家找不到共識，覓得互相溝通、和平相處之道，就不免有互相沖突、戰爭、乃至全球性毀滅的危險。我們有必要由這一新的視域來考慮中華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作出怎么樣的貢獻的展望。

在過去，由於不方便，不同文化分頭發展。譬如基督教席卷西方，儒家則為東亞的母文化。無可諱言，傳統儒家有強烈的一元化傾向，但排他性不強，有包容的傾向，故明末流行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了現代，既無法抵抗西方的堅甲利兵，於是把一切弊病都歸咎於儒家。五四以后，先流行西化的思想，而后馬列思想席卷中國大陸，儒家思想不再居於主導的地位。少數新儒家學者不得不流亡港、臺、海外，華族陷於分崩離析的命運，於是引起唐君毅先生“花果飄零”的感嘆，而余英時兄乃形容當代新儒家為“笴魂”。正如他所說明的，這一詞并無貶義，只是對於現象的描述。坦白說，我是可以接受這樣的描述的。儒家作為一個精神傳統是有活力的，但高遠的理想難以落實，於是造成了當前的困境。其實想深一層，儒家并無須發展成為現實國家的主導意理，它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反而更容易突顯出來。我們上一代的學者在1958年元旦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他們透顯出一種深切的存亡繼絕之情，故此一方面他們強調要吸納西方的與民主，另一方面也突出道統的觀念。然而時至今日，我們這一代所要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蘇共集團崩潰，冷戰時代結束。美國霸權也因韓戰、越戰而減弱。亞洲經濟起飛，未來世界逐漸形成一個美、歐、亞三個中心的秩序：彼此不同，卻又互相依賴，亟需彼此對話、溝通的局面。在這樣的視域之下，十分清楚，儒家作為一個精神傳統，只是世界上眾多精神傳統之一。在這一多元架構的預設之下，它并沒有負擔要證明自己優於其他傳統，而只需要闡明自己的傳統有其立足點與吸引力，便已經很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