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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伴隨偉大祖國各項建設事業的高歌猛進，對各種古遺址、遺跡、墓葬的調查、發掘和研究，日益廣泛深入地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從而積累了十分豐富而系統的實物資料和研究成果，學科領域不斷擴大，并逐步趨向體系化。

對于新中國三國至明代考古的重大成就，80年代中期相繼出版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已經做過比較全面而有重點的總結。我們今天為慶祝建國50年而撰寫的這篇短文，擬在前述總結的基礎上，重點闡述1986年以來除宗教遺跡、遺物、陶瓷、文書、碑刻以外之各項遺址、遺跡、墓葬考察、研究的主要收獲。

一、城址及相關建筑遺址

50年來考古發現的三國至明代城址，可分為歷代中央政權的都城和離宮遺址、地方民族政權都城遺址、地方城市和軍鎮遺址三大部分。

（一）歷代中央政權的都城和離宮遺址

歷代中央政權的都城遺址是所有城址中最受人們關注，也是考察工作做得最充分的部分。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書中，已將鄴城、鄂城、漢魏洛陽城、隋大興唐長安城、隋唐洛陽城、遼上京、遼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大都、明北京、明南京、明中都等遺址列為專條或有較集中的敘述，其中除鄴城遺址當時僅有少量地面調查材料外，其他城址皆已有較多的調查發掘資料作依據，至少業已明確城址的范圍、形制，而絕大多數城址已經查明了它們的城垣、主干道路、宮殿區、居民區和商市之所在，對其城市布局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1986年以來都城遺址考察工作的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一些基礎較好的都城遺址，考察工作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新的擴展。對漢魏洛陽城遺址，相繼進行了城垣馬面遺址、建春門遺址、北魏永寧寺西門遺址、大市遺址的發掘（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和太極殿、金墉城城垣的試掘（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漢魏洛陽故城金墉城址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3期。），取得了關于漢魏洛陽城市防御、交通、北魏寺院布局、宮殿建筑的新資料，得知金墉城的3座小城并非同一時期所建，只有丙城是魏晉時期的建筑。與此同時，還開展了城垣解剖（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外郭城和水道勘探，初步掌握了自西周經東周、漢魏，該城由小到大的沿革軌跡；證明北魏確曾在故洛河北岸修筑外郭城，使此城的規模東西、南北都達到了10公里。勘察和研究表明，隨著城市范圍的擴大，城內布局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至晉代，宮殿區經歷了由相對分散的南北宮制向集中于城區北中部的單一宮制轉化；北魏時外郭城的出現，使漢至晉代洛陽城變成了內城，內城之大部為宮城及宗廟、中央衙署所占據，已具有某些如同隋唐皇城那樣的性質，郭城則成為主要居民里坊區和工商市場所在地（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大興唐長安城，這些年又相繼發掘了皇城含光門，大明宮含耀門、三清殿、翰林院、朝堂，以及大城內的青龍寺、西明寺部分遺址，并對大明宮含元殿做了整體揭露（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唐洛陽城，相繼發掘了郭城永通門（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等：《隋唐洛陽城永通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12期。），宮城應天門、乾元門、武則天明堂和皇城右掖門外上陽宮遺址（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洛陽唐東都上陽宮園林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2期。），勘探、發掘了宮內九洲池遺址和郭城東南隅的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并根據新的發現，對前所發表的宮城及宮側諸小城的平面布局圖提出了若干訂正（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過長安安定坊和洛陽履道坊坊內道路的清理，還明確了當時里坊的基本建筑布局。這些，對于再現隋唐兩京的歷史風貌，無不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一些以往尚未充分開展考察的都城遺址，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種情況，突出表現在對鄴城和北宋東京城遺址的勘察發掘上。對此二城址較大規模的考察同始于80年代。在鄴城遺址，迄今已完成對南北二城的城垣、城門、城內主干道路及宮殿區的勘探和重點發掘，據此可知鄴北城平面呈橫長方形，東西2400、南北1700米，四面城垣上勘探確定了6座城門的位置。城區之內，由東垣建春門通往西垣金明門的大道，將整個城區分成南北兩大部分：道南為里坊區，道北部分自東至西分為三區，分別相當于文獻記載中的戚里、宮殿區和銅雀園。在銅雀園西側的大城西垣上，發現了銅雀三臺中居南二臺的遺跡，展現出有別于秦漢以來都城的一種新的城市布局（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鄴南城平面呈豎長方形，南北3460、東西2800米。對南垣正門朱明門的發掘表明，此門為一門三道，門洞建筑同漢唐諸城門一樣，采用大過梁式結構，不同的是，門外所筑雙闕以短墻與大城垣連為一體（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因地理條件所限，對北宋東京城的勘察難度頗大?，F已查明，此城由外城、內城、皇城（宮城）三重城構成。外城范圍大于明清開封城，諸城垣夯筑，處于明清開封磚城墻外1.3～2公里處。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7590～7660、東西寬6940～6990米。按《東京夢華錄》，四面城垣上應有城門12座、水門6座，現已發現城門10處，門外多有甕門。內城位于今開封市內，南垣在大南門以北約300米的東西一線，北垣南距龍亭大殿約500米，東、西二城垣疊壓在明清開封磚城墻下。平面略呈方形，周長約11.5公里，面積較明清開封城略小?；食俏挥趦瘸俏鞅辈?，即今開封市區之潘、揚湖一帶，平面略呈東西短、南北長的長方形，周長2500米。東京城內主干道路共4條。其中最主要的街道，北起皇城宣德門，南達外城南薰門，時稱御街，實為全城的南北軸線，其位置、走向約與今開封城中的中山路相應。另外3條大道，一條自州橋往西通往外城新鄭門，一條由州橋往東通向新宋門，另一條從相國寺往北通向新封邱門。州橋遺址位于今中山路中段，其為橫跨汴河而建的南北向磚石結構拱形橋，長17、寬30米，保存基本完好（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在東京外城西垣外近300米處，還勘探發現了金明池及其周邊的建筑遺跡（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關于北宋西京城遺址，在勘察隋唐洛陽城的過程中，也有不少較重要發現，包括一些不完整的宮殿基址和官府衙署遺址等（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鄴城和北宋東京城，都是處于我國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發生歷史性轉變時期的關鍵城址，對它們的勘探和發掘，不僅填補了我國都城遺址系列的空缺，而且對都城史研究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此外應該提到的是，北魏前期國都平城和南宋都城臨安的考古勘察工作，近年也有重要收獲。平城北魏明堂辟雍遺址的發掘（注：劉俊喜等：《平城考古獲得新突破——大同發現北魏明堂辟雍遺址》，《中國文物報》1998年1月21日。）和臨安郭城南垣及太廟遺址的發現（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都預示著究明其整體布局的那一天將不會距我們太遠。

其三，多處著名離宮遺址被發現，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勘察或者清理發掘。迄今所知的此類遺址有唐九成宮、華清宮、玉華宮和翠微宮4處。九成宮系在隋仁壽宮基礎上經修繕、增建而成，位于今陜西麟游縣新城區。坐落于青山綠水之間，平面略呈長方形，有宮墻二重，內垣平直，外垣屈曲而跨谷據嶺。外垣之內，以居中主殿為中心，憑山面水建造殿臺亭榭數十座。已發掘的數座，規模大小不一，建筑風格各異，近年報道的37號殿址，以其宏偉的規模、獨特的建筑結構，贏得各方面的重視（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圖版柒，2）。位于陜西臨潼的唐華清宮遺址，發掘面積已達6000平方米，清理出7個形制、結構各異的石砌湯池。據考證，其中的5個分別是當年的蓮花湯（又稱御湯九龍殿）、海棠湯（貴妃湯）、太子湯、星辰湯和尚食湯。各湯池的供排水系統設計合理，自成一體，彼此互不干擾，并注意避開地面建筑物（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玉華宮和翠微宮，俱為唐代皇室的避暑勝地和舉行佛事活動的場所，分別位于陜西銅川和長安縣，對它們的了解雖不及前兩個離宮遺址清楚，但現已可以初步確認玉華宮建筑群體的中軸線和宮殿建筑范圍，并知道南風門、玉華殿、肅成殿的位置（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在翠微宮，也發現了當時的一處主體建筑基址和石舍利塔等遺存（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

（二）都城以外的地方城址

這類城址中，規格最高、工作成果最為顯著的首推隋唐揚州城。它曾是隋江都宮所在地，又是唐代僅次于東西兩京的重要城市，且為宋及以后歷代所沿用。1987年以來的勘察表明，隋江都宮城位于今揚州北部的蜀岡上，系在漢廣陵城的基礎上修建而成，平面呈不規整的方形，南北約1600、東西約1900米，四面各辟一門。南門一門三道，規格略同京都皇城正門。唐代揚州，除沿用隋江都宮舊址建子城外，又在蜀岡下營建了羅城。子城乃官府之所在，羅城則用以布置工商市肆和居民里坊。羅城平面呈長方形，南北4200、東西3120米，周繞夯筑城垣，四面共辟7門。城內勘探出南北大道3條、東西大道4條，并在諸東西大道間探出方向與大道相同的小道9條。依據這些實物資料，已能基本復原羅城內道路、水道網絡和里坊分布的整體面貌?？辈爝€表明，宋代揚州由大城、寶祐城、夾城等三城構成。宋大城和寶祐城，分別以唐羅城東南隅和子城為基礎縮建而成，夾城處于大城和寶祐城之間，起著連絡南北二城的作用。宋代揚州軍事意味濃厚，其性質與唐代揚州截然不同（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新發現的三國至明代城址，有州郡城，也有軍鎮和軍事要塞，總數約有數十座之多，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位于江西九江縣的六朝時期尋陽城和半洲城，位于江蘇鎮江市東北的東晉京口城，內蒙古境內北魏代北六鎮中的懷朔鎮城和柔玄鎮城；位于河北石家莊市振頭村的唐恒州都督府城；位于內蒙古庫倫旗的遼靈安州城、遼寧喀左縣的遼利州城、黑龍江克東縣的金蒲峪路城，以及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西夏黑水城元亦集乃路城等。有些地方古城遺址分布十分密集，如在吉林永吉一地即發現遼金古城址7座、烽燧遺址5處；在內蒙古科右前旗遼金泰州境內發現古城址57座。令人高興的是，對這些古城遺址，不僅僅是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對有些重要遺址，如金蒲峪路城（注：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克東縣金代蒲峪路故城發掘》，《考古》1987年第2期。）、元亦集乃路城（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年第7期。）等，還做了較大面積的發掘。這一形勢說明，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地方城市和軍鎮城址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心和重視。

（三）與地方民族政權相關的古城址

這類古城址，主要分布在歷史上曾是地方民族政權所在地的我國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1985年以前發現者，如南詔太和城、大夏統萬城、高昌國都高昌故城、高句麗國內城和諸山城、以及渤海的上京龍泉府城，已寫入《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書。自那以后，又有不少新的發現。這種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業已查明城市基本布局的基礎上開展進一步的調查和發掘，以取得更加準確的科學資料。如在渤海上京龍泉府城，相繼發掘了宮城第一宮殿的東西廊廡遺址和宮城南垣的城門遺址。前項發掘，是對早年日本人挖過的遺址再作全面清理，結果在兩廊之東西向段中部各發現一處具有特殊意義的建筑單元，可能是樓閣之類的附屬建筑物；在兩廊之南北向段，清理出早年發掘遺漏的一列柱礎，因知南北向段并非28間而是29間；同時還清理出了廊廡建筑的壁柱和地面。這次清理不但糾正了舊資料在兩廊結構、布局方面的錯誤，還以實物資料證明，兩廊的建造年代，可能晚于第一宮殿的主體建筑。后項發掘，是清理宮城南垣之午門臺址及其東側的4號門址（同側的1號門址前已發掘）和西側的2、3號門址。據此可知，諸門址皆采用大過梁式門洞結構，門枕石、門檻石等也近似于唐代建筑的形制；1、2號門址應為上層統治者進出的通道，3號門址當供運輸或宮廷其他人員出入，4號門址為假門，大約只有求得建筑上對稱方面的意義（注：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渤海上京宮城第一宮殿東、西廊廡遺址發掘清理簡報》、《渤海上京宮城第2、3、4號門址發掘簡報》，同見《文物》1985年第11期。）。屬于這類情況的工作，還有對吉林集安高句麗國內城的重新調查、試掘和測繪（注：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麗國內城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年第1期。）。通過工作確認，此城址原為一座有夯筑城垣的土城，高句麗遷都國內城之初，曾予沿用，遷都一段時間之后，才沿用土城垣舊基修筑了石城，現存石筑城垣下部砌作規整、墻面平齊的部分，即是高句麗石城的遺跡。據實測，其平面略呈方形，東垣長554.7、西垣長664.6、南垣長751.5、北垣長715米。城之西北、西南、東南角部各有一個突出墻外的方臺，似為角樓遺基，東北角呈弧形彎轉，不筑角樓，但夾城角之東、北兩面各筑一座馬面。城之四面共設城門6座，門外均有甕門，城垣外側還建有馬面。城之中部發現較多建筑基址，或為宮殿區所在地。另一種發現，以往不曾見于報道，可視為新發現者。其中有近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南郊發現的烏拉泊回鶻故城，更有一批分布于遼寧、吉林的高句麗山城。新報道的高句麗山城有遼寧新賓縣黑溝山城、太子城，寬甸虎山高句麗山城，沈陽市石臺子高句麗山城，鐵嶺市西豐縣城子山山城、催陳堡山城和吉林柳河的羅通山城。通過調查或小規模發掘，對山城的形制、范圍、建筑布局及其歷史沿革，大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它們無疑都是雄踞山口要隘的防御要塞。有些在高句麗歷史上頗有名氣，據考證，鐵嶺市城子山山城，始建于夫余時期，高句麗占據此地后，一直被稱為夫余城；催陣堡山城當為高句麗的金山城；寬甸虎山的高句麗山城，即是著名的勺泊城。這些發現，大大豐富了關于高句麗都城建設以及完整防御體系的研究資料。

關于古城址研究的文章，除去前面涉及到的探討城市布局、城市建筑、水道系統者外，傅熹年《隋唐長安洛陽規劃手法的探討》（注：傅熹年：《隋唐長安洛陽城規劃手法的探討》，《文物》1995年第3期。），應該算是一種新的有益嘗試。

二、其他建筑遺址

這里所說的其他建筑遺址，包括祭祀遺址、水陸交通遺址、水利工程遺跡、金界壕遺址、礦冶等手工業遺址。

（一）遼、西夏祭祀遺址

內蒙古巴林右旗罕山，是遼道宗及其以后的祭祀圣地，其祭祀遺址位于罕山主峰正南。其處原有石碑，附近分布著8處建筑遺址，對其中的4處作了清理。1、2號遺址建筑面積小、結構簡單，當分別為小型祭室和碑亭；3號遺址面闊5間、進深4間，室內北中部有一凹字形祭臺，西北角有燒坑2個，應是用于祭祀的主要建筑；4號遺址，為一組庭院式建筑，約為與祭人員的休息場所（注：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內蒙古巴林右旗罕山遼代祭祀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88年第11期。）。西夏與祭祀有關的遺址，位于西夏陵園北端，為一平面呈長方形的建筑群體，面積約6萬平方米，現存各類建筑遺跡10余處。過去曾以之為西夏陵邑，發掘表明，它可能是西夏的祖廟遺址（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園北端建筑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

（二）隋唐橋梁遺址和遺物

新發現的隋唐橋梁遺址有隋灞橋遺址、唐東渭橋遺址和蒲津橋遺址三項。西安隋灞橋遺址，已清理出橋體長度達20多米，包含4個船形石砌橋墩和3孔橋洞。橋墩有分水尖，上飾石雕龍頭；墩體之下，自上至下依次鋪設石板、方木、栽植柱樁以為基礎（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依記載，此橋建于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元代始廢。1978年曾在陜西高陵縣耿鎮鄉出土唐《東渭橋記》碑碑體，1981年～1983年發掘了唐東渭橋橋址。知其為一座大型木柱橋，全長548.8、寬11米，清出22排木柱和一批鐵石構件，以及分水金剛墻4處（注：陜西省博物館編：《隋唐文化》，學林出版社，1990年。）。蒲津關，又名臨晉關，地當陜西大荔之東，隔黃河與山西永濟蒲州古城相對，控扼蒲津渡口。秦昭襄王于此初作河橋，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連舟為浮梁。唐浮梁稱蒲津橋，是唐代的三大河橋之一。關于此橋，《方輿匯編·職方典》曾有這樣一段記載：“唐開元十二年鑄八牛，東西岸各四牛，以鐵人策之，其牛并鐵柱入地丈余，前后鐵柱三十六、鐵山四，夾岸以為舟梁?！?989年在蒲州城西門外黃河古道東岸發掘出鐵牛和鐵人鑄像各4尊，4牛之間且有兩座形體高大峭拔的鐵山，在諸大型鑄件所在處的中心部位，還有一根碩大鐵柱深植于地（注：樊旺林等：《唐鐵牛與蒲津橋》，《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1期。）。這些應即開元時期橋頭遺址上用以結纜系舟、固定浮橋的主要設施。

（三）黃河兩岸古棧道遺跡

為配合黃河小浪底水庫建設工程，1996年～1997年山西、河南兩省考古工作者，對三門峽以東黃河兩岸棧道遺跡的調查，又有新發現。據報道，在山西平陸、夏縣、垣曲三縣沿河50余公里的地段內，發現古棧道遺跡40處，累計長達500余米（注：張慶捷等：《黃河古棧道的新發現與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在河南新安縣八里胡同峽長約5.5～6公里的黃河南北兩岸，發現古棧道遺跡14段。其遺跡包括不同形制的壁孔、底孔、橋槽、歷代題記等（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編：《黃河小浪底水庫文物考古報告集》，黃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題記中紀年最早者為東漢建武十一年，次為曹魏正始九年，而最常見的仍是唐、宋、明、清紀年。

（四）水利工程遺址

80年代初期，在配合浙江省杭州市江城路立交橋建設工程時，曾清理出一段吳越錢氏時期所筑捍海塘基（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錢氏捍海塘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4期。）。基礎寬25.25、上面寬8.75米，殘高5.05米，用石塊、竹木、細沙土等材料筑成。其中心為寬厚的泥塘，內外兩側建護基木樁。于塘基外側復植4排木樁，木樁間置竹籠沉石，再外更設有滉柱。此作法屬“竹籠沉石”結構，是我國古代筑塘技術邁進一個新階段的標志。新發現的另一項水利工程遺址，是始建于北宋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的引涇灌溉渠道——豐利渠的遺跡（注：秦建明等：《陜西涇陽北宋豐利渠口發現石刻水尺》，《文物》1995年第7期。）。此渠首設在陜西涇陽縣王橋鄉西北的涇河峽谷之內。渠首現存兩組閘槽，在前閘的前方和前閘頂部之東壁，各發現1處保存較好的線刻水尺。水尺為連續方格狀，格高平均值約為30.6厘米。水尺前后尚有閘槽、石窩、水標等相關設施。這組水尺，當是鑿渠時為直接觀測渠水正常流量和超常流量而專門設置的。

（五）金界壕遺址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曾設專條闡述金界壕的性質、形制結構和分布狀況。此后又在吉林省舒蘭縣西部和內蒙古哲里木盟霍林河礦區各發現一段金界壕遺址，對后者且作過必要的發掘、清理。霍林河礦區的金界壕為東北、西南走向，全長12.5公里。由堤墻和壕塹兩部分組成，一般是山崗處壕塹較窄，堤墻較低，平原處壕塹較寬、堤墻較高且附建馬面；正當山口處，增設附壕小堡，并以之與界壕內側的邊堡相呼應。礦區內共發現邊堡4座，均建于視野開闊、水源豐富，適于居住的地方，距界壕1公里左右，堡間距5～10公里。平面多方形，邊長200米上下，圍墻夯筑，附建馬面、角樓和護城壕。發掘表明，戍卒除守邊作戰外，平時還從事農業、畜牧、建筑等勞動（注：哲里木盟博物館：《內蒙古霍林河礦區金代界壕邊堡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2期。）。

（六）礦冶等手工業遺址

80年代以前發現的礦冶和其他手工業遺址，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書中曾有涉及，但此后見到的有關報道則更為引人注意。礦冶遺址中，有河南的安陽縣后堂坡、鏵爐，林縣鐵爐溝、申村和南召縣下村唐宋冶鐵遺址，江西的分宜縣唐宋采礦冶鐵遺址，南京的九華山唐代銅礦遺址，安徽銅陵的漢唐至北宋采礦冶銅遺址，河南的桐柏圍山城唐宋至明清銀礦遺址，欒川紅銅溝金、明銀鉛鋅共生礦遺址，靈寶明清秦嶺古金礦遺址，以及山東萊蕪宋及以后古鐵礦冶煉遺址和河南禹州北宋煤礦遺址等。這些礦冶遺址，分布范圍大，采礦或冶煉遺跡密集，有的甚至是采礦、冶煉、鑄造遺跡集中存在于一地，體現了古代礦冶生產的特點和發展水平。如河南林縣申村冶鐵遺址，面積可達30萬平方米，遺址中北部是冶煉區，至今仍殘存爐基21座，遺址南部為生活區（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江西分宜縣湖澤鄉采礦冶鐵遺址，露天開采褐鐵礦，其地礦粉、鐵渣、鐵流散布面積超過15萬平方米，發現冶鐵爐9座，附近還有與鑄造相關的遺存（注：彭振聲等：《分宜發現唐宋采礦冶鐵遺址》，《中國文物報》1992年1月26日。）。南京唐九華山銅礦，是在現礦區發掘過程中發現的；迄今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處、古采礦場4個。在4個采礦場的頂部及壁面共發現10個天井、28個巷道口，還清理出一處冶煉遺跡（注：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九華山古銅礦遺址調查報告》，《文物》1991年第5期。）。在安徽銅陵采礦冶銅遺址發現采礦遺址9處、冶煉遺址20處（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銅陵市古代銅礦遺址調查》，《考古》1993年第6期。）。河南桐柏圍山城銀礦遺址，分布于銀洞坡和破山洞兩地。在銀洞坡發現古采坑和礦洞21個，破山洞發現較大古礦坑12個；在銀洞坡山下館驛村一帶普遍可見古代冶煉留下的爐渣（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河南禹州北宋煤礦遺址，發現于神垕鎮梨園煤礦，由管理區和礦井兩部分組成，遺址面積約6萬平方米。已查得古井口11個，已知2豎井的深度分別為54和64米；由今煤礦巷道中猶可看到古巷道的遺跡（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其他手工業作坊遺址，最可稱述者當是河南鄭州市金水河路發現的宋代水力磨坊遺址（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該遺址由連為一體的水槽、水道、水池三部分組成。水槽，木質，呈長方形凹槽狀，長16.9米，出水口裝有閘門。往東接石砌凹槽形水道，水道底部、側壁尚存水力機械立軸插孔和承支架小龕。再東，則為石砌方形水池。這組遺跡以西，曾探出大水潭一處，潭水當引自金水河，此即水力磨坊用水的水源。像這樣完整的古水力磨坊遺址，以往尚不多見。

三、墓葬

建國以來全國各地發現的三國至明代墓葬，概括起來可分為歷代帝后陵墓、官宦貴族和平民墓、地方民族墓葬三大類。

（一）歷代帝后陵墓

除前蜀王建墓、遼慶陵建國以前已被發掘外，所有1949年～1985年調查、清理的帝后陵墓，諸如河南洛陽西晉帝陵，江南六朝陵墓，山西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萬年堂，河南洛陽北魏帝陵，陜西西安地區唐代十八陵，五代的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南京南唐二陵，廣州南漢劉晟墓，杭州吳越王錢氏墓，河南鞏義北宋皇陵，浙江紹興南宋六陵攢宮，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南京明孝陵，北京明十三陵，以及建于安徽鳳陽和江蘇泗洪縣的明皇陵、祖陵等，已寫入《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書中，對各陵的形制、布局、陵園制度甚至墓室結構、隨葬器物等也都做了簡要的闡述，由此不難看出各代陵墓制度的特點及其演變規律。自那以后有關歷代帝后陵墓的新發現，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調查勘探隋文帝泰陵并發掘了一些亟待清理保護的帝后陵墓，如北魏宣武帝景陵、北周武帝孝陵、唐僖宗靖陵和五代十國之閩國王審知墓等。

隋文帝泰陵（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是楊堅與獨孤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陜西扶風縣東南的王上村旁。由調查和勘探得知，其陵園東西756、南北652米，四面陵垣中部設門，四角建有闕樓。陵園內墓葬封土尚存，整體呈覆斗形，底部東西166、南北160、殘高27.4米。在陵園東南的陵角村和陵東村之間，舊有隋文帝祠廟，廢墟上曾有倒臥螭首圭額石碑一通。

北魏宣武景陵，是洛陽北魏諸陵中唯一得到全面清理的一座（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過勘探和發掘，取得了有關該陵封土形制、規模、神道石刻以及墓室結構的科學記錄，結合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萬年堂的資料進行對比研究，形成了關于太和以后北魏帝后陵寢制度的初步認識。

北周武帝孝陵，是宇文邕同武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咸陽市底張鎮陳馬村東南約100米處，地上既無陵前石刻，也無封土和寢殿遺跡，是因被盜而清理的（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它是一座長斜坡墓道的單室土洞墓，有5個天井、5個過洞、4個壁龕，全長68.4米。甬道內平置“孝陵志石”，還出有武德皇后志石1方，天元皇太后印1枚，隨葬器物主要是150余件陶俑、一些陶模型器和陶器，另有不少金、銅、玉質小件器物和裝飾器。資料顯示，孝陵的營建、葬埋是遵照武帝臨終“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的遺詔行事的。

閩國國王王審知墓，位于福州北郊蓮花峰下，東西二冢并列，墓后土坡中央樹有明萬歷十三年重修閩王墓碑，墓前神道兩側依次排列石人2對，石虎、石羊、石獅各1對。發掘表明，其墓系鑿山為陵，由斜坡墓道和墓室組成。墓道長8.8米，兩側有石砌排水溝；東、西二墓室皆作長方形，長近8米。因多次被盜，隨葬品僅存墓志和瓷器、玻璃器、鐵器碎片（注：福建省博物館等：《唐末五代閩王王審知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5期。）。

這些帝后陵墓的調查和發掘，填補了歷代帝后陵制度研究資料的缺遺。

其二，對業已多次調查之帝陵如唐乾陵（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北宋皇陵（注：楊育彬等主編：《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陵園做進一步的考察，除一般意義上的地面建筑調查、實測外，還對陵園之各類主要建筑遺存開展較大面積的發掘，取得了關于唐宋帝陵門闕以及宋陵封土、下宮建筑形制和結構的新資料。在北宋皇陵，更考察了與皇陵密切相關的寺院遺址。從而使有關帝陵的考察資料變得更加準確、完備和充實。

其三，發表了一批唐朝廷追尊之陵墓的考察報告，諸如河北隆堯唐高祖李淵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和第三代祖李天賜啟運陵、咸陽市后排村唐高祖父李昞興寧陵、河南偃師唐高宗太子李弘恭陵、陜西蒲城縣唐玄宗之兄讓皇帝李憲惠陵等。這些雖是與帝后陵墓有所區別的另一類陵墓，但作為其時陵墓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學術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

其四，對一些已經發掘的大型墓葬，學者們經過仔細甄別提出，它們有可能是尚未能夠確認的帝陵遺構。比如蔣贊初的《南京東晉帝陵考》（注：蔣贊初：《南京東晉帝陵考》，《東南文化》1992年第3、4期。）一文認為，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可能是元、明、成三帝陵墓中的一個；幕府山2號墓應是東晉穆帝的陵墓。又比如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形制、結構與洛陽北魏宣武帝景陵近似，墓內既有1500余件隨葬陶俑和其他隨葬品，更有氣勢宏偉、內容豐富的壁畫（圖版柒，1），發掘者認為它應該屬于帝陵一級，近年更有推測其為東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被追尊或謚為文襄帝的高澄或文宣帝高洋之墓者（注：參見宿白：《關于河北四處古墓的札記》，《文物》1996年第9期。）。此外，根據在山西右玉和內蒙古和林格爾地區發現的10余座較大北魏墓葬，有人認為，它們在地理位置上與北魏前期的皇陵——金陵應有密切關系（注：李清?。骸侗蔽航鹆甑乩砦恢玫某醪娇疾臁?，《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二）帝后陵墓以外的各類墓葬

對于1985年以前的發現和研究成果，《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書已做過分區分期的闡述，一些重要墓群、家族墓地和墓例，還被列為專條和專題作了重點介紹。此后公布的新資料甚多，連篇累牘，不勝枚舉。限于篇幅，這里擬從中歸納出以下幾點，以概略揭示其學術價值。

其一，新發現的墓葬中，包含大批紀年墓，且形制、結構完整、隨葬品豐富者占絕大多數。紀年墓的分布范圍十分廣泛，幾乎遍布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王朝。其中有的還是當地乃至全國某一朝代少見的紀年墓。這些，無疑為歷代墓葬編年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科學依據。

其二，又有一些關于重要家族墓地的新發現。這類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已知家族墓地補充了新資料，另一種是將一批新的大家族墓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南京堯化門、甘家巷及麒麟門地區曾是南朝蕭梁皇族聚葬地，建國以來已先后在這一帶清理出可確定或推測屬于王陵的墓葬4座，即安成康王蕭秀墓、南平元襄王蕭偉墓、桂陽簡王蕭融墓、桂陽敦王蕭象墓，1997年又在棲霞區白龍山北麓發掘了一座凸字形大型磚室墓，墓主可能是臨川靖惠王蕭宏或其家族（注：南京市博物館等：《江蘇南京市白龍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多年來的考古發現證明，南京戚家山為六朝時期以謝鯤為代表的謝氏家族墓地，而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臺區謝珫墓、謝溫墓等7座墓葬的發掘結果顯示，司家山地區當是謝氏的另一處墓地（注：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南郊六朝謝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屬于新發現的大家族墓地有：安徽南陵縣麻橋東吳蕭氏墓地、山東臨淄北朝清河崔氏墓地、陜西長安縣韋曲鎮唐韋氏墓地、廣西欽州隋唐寧氏墓地、內蒙古科爾沁族遼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河北宣化遼張氏家族墓地（圖版捌，3）、河北石家莊市郊元史天澤家族墓地、南京雨花臺明徐達家族墓地、四川平武明王璽家族墓地、廣東東莞明羅亨信家族墓地等等。這些大家族墓地，都是各該歷史時期強宗豪族的族葬地，規模大，墓葬數量多，延續時間長，排列嚴格有序，墓室建筑講究，多有墓室壁畫，隨葬器物豐富且不乏珍貴文物，并有一定數量的墓志出土，不僅對恢復各宗族的世系和埋葬習俗是絕好的實物資料，而且對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也有重要價值。這里還應該提到的是，在內蒙古赤峰市寶山主峰陽坡，發現一處由塋墻和墻內10余座大、中型墓組成的契丹顯貴家族墓地。1993年～1996年對其中的兩座墓進行發掘，二墓皆為磚石結構或石筑的壁畫墓，1號墓并有“天贊二年（公元923年）”墨書題記，是為早期遼貴族墓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實例。雖不能肯定其墓主為誰，但不排除是耶律阿保機嫡親墓地、甚至先塋的可能性（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期。）。此外，在吉林省雙遼縣還曾清理出一處與上述大家族墓地形成強烈對比的遼代平民家族墓地。

其三，新發現一大批富有資料價值的大、中型豎穴土坑墓、磚室墓（含磚石結構墓）、磚室壁畫墓、畫像石墓和仿木建筑雕磚壁畫墓，隨葬品豐富甚至極為豐富，墓主中不乏當朝太子、公主、貴族、高官大吏或一代名流。有的墓室結構頗為特殊；有的隨葬品種類與通行葬俗迥異；有的隨葬品不多，墓室建筑及設施卻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因此，足以作為研究歷代埋葬制度和社會生活的典型實例。此類墓葬為數甚眾，稍加檢選，即可舉出數十例之多。其中屬皇室成員墓者，有曹魏陳思王曹植墓，南梁桂陽敦王蕭象墓，東魏茹茹公主墓，唐李承乾墓、大長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金鄉縣主墓、睿宗貴妃豆盧氏墓、吳王妃楊氏墓，遼陳國公主及駙馬蕭矩合葬墓，金齊國王完顏晏墓，明遼簡王墓等。其他墓葬之較重要者，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江蘇金壇方麓東吳墓、湖南安鄉西晉劉弘墓、山東蒼山縣西晉畫像石墓、廣州沙河頂西晉墓、江蘇江寧下坊村東晉墓、遼寧朝陽十二臺鄉磚廠前燕墓、錦州前燕李廆墓、寧夏彭陽北魏墓、山西大同北魏元淑墓、內蒙古和林格爾縣三道營北魏大型壁畫墓、山東濟南東八里洼北齊壁畫墓、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寧夏固原隋史射勿墓、湖北武昌馬房山隋墓、甘肅天水隋至唐初石棺床墓、寧夏固原王澇壩唐史道德墓、河北獻縣唐墓、陜西咸陽賀若氏墓、咸陽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懷道墓、寧夏固原南郊鄉唐梁元貞墓、北京豐臺史思明墓、北京海淀八里莊唐墓、河南伊川鴉嶺唐齊國太夫人墓、四川成都金牛區后蜀孫漢韶墓、陜西彬縣五代馮暉墓、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河南洛陽北宋王拱辰墓、安徽合肥北宋馬紹庭墓、河南新安宋代壁畫墓、江蘇武進南宋薛極墓、江西星子縣南宋陶桂一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圖版捌，4）、遼寧阜新契丹墓、河北宣化遼韓師訓墓、內蒙古科爾沁旗遼耶律祺墓、山西襄汾金墓、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內蒙古敖漢旗老虎溝金博州刺史墓、北京密云太子務元代壁畫墓、遼寧遼源富家屯元墓、福建將樂元代壁畫墓、山西運城西里莊元壁畫墓、山東濟寧元張楷墓、四川重慶江北區明玉珍墓、山西永濟明韓揖墓、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墓、江蘇泰州明胡玉墓等等。

其四，新發現一批大型墓群。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北魏都平城時期的文化遺存?，F已發掘各種形制的墓葬167座，出土各類遺物1088件，其中以陶器數量最多。陶器形制既表現出對鮮卑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又體現了大量吸收中原漢族文化因素的特點。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拓跋氏某部族的成員（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8期。）。在河北臨漳縣鄴城遺址以西，發現古墓葬213座，內有磚室墓101座，土坑墓112座。磚室墓規模較大，墓室最長可達18米，應為曹魏墓；土坑墓則可能是后趙、冉魏、前燕的墓葬（注：鄴城考古隊專稿：《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設鄴城考古勘探又有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1993年10月10日。）。在西安西郊熱電廠勘探，發現墓葬1000座以上，已清理各種形制的中、小型隋唐墓140座，出土各式陶俑、陶器、釉陶器、三彩器、瓷器、銅器、鐵器600余件，另有一些銀、銅、玉、石、蚌質小件器物和近300枚貨幣，并有5方墓志。經整理研究，這批墓葬可分為隋至唐高宗、武則天至中宗、玄宗至代宗和德宗至唐末4期。墓主可能是不同姓氏的平民，少數為中小官吏，應是一處公共墓地（注：姜捷：《陜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在陜西鳳翔南郊發現一處龐大墓群，分布范圍東西1.5、南北近1公里，墓葬總數可達數千座。已發掘其中的155座，墓葬形制計有5種，葬式多樣，多以木棺為葬具，出土隨葬品400多件，它們分屬盛唐墓和中唐墓。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是：在其中34座墓內發現殉人，總計達87人之多。發掘者認為，這些人可能是異族戰俘和墓主人同族的奴婢，然有證據顯示，他們更可能是與墓主人屬于同一支居住在鳳翔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成員（注：雍城考古隊尚志儒、趙叢蒼：《陜西鳳翔縣城南郊唐墓群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5期。）。與此同時，也發現了一此規模較小的墓群，如南京富貴山的六朝墓群、四川松潘唐代墓地、河南偃師杏園漢唐墓群（圖版捌，1）等。在偃師杏園墓群，前后發掘漢至唐代墓葬200多座，其中西晉墓近50座、唐墓69座。西晉墓非常典型而且遺物品類齊備，對中原西晉墓研究頗有參考價值；69座唐墓，墓主多為中小官吏，其中37座出有墓志。以這批唐墓資料為主要依據進行的研究，對洛陽地區唐墓分期的確立，起了關鍵作用（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此外，還揭露出一些特殊墓群。在安徽繁昌縣城西郊的基建工程中，清理出13座頗有特色的北宋墓，為單室磚墓和土坑墓，部分用殘瓷窯具或瓷片封頂，隨葬品主要是普通陶、瓷器，墓室后部又都放置1～2件盂缽。據認為，其墓主應是一個特殊的人群，即當時的窯工（注：繁昌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縣老壩沖宋墓的發掘》，《考古》1995年第10期。）。

其五，在北魏洛陽城東外郭城內，曾清理了兩處叢葬墓地。墓地內墓葬排列緊密且井然有序，隨葬器物很少，隨葬朱書銘文磚上有“西人”一詞。被認為是桓溫北伐所統“義故西人”在洛陽附近戰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的集體葬地（注：段鵬琦：《對漢魏洛陽城外廓城內叢葬墓地的一點看法》，《考古》1992年第1期。）。

其六，對分布于我國西南地區的崖葬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調查和必要的清理，迄今已相繼發表了四川宜賓、珙縣、興文、高縣、筠連、樂山、綿陽以及廣西左右江流域的調查及清理資料。調查者認為，四川境內的崖葬，流行于六朝至宋元，當為古獠人的葬俗；廣西左右江流域的崖洞墓，流行于南朝末至明清，可能是壯族及其先民的遺跡（注：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70級實習隊等：《宜賓縣雙龍、橫江兩區巖穴墓調查記》；同校78級實習隊：《四川敘南崖葬調查紀略》，分別見《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2期和1985年第1期。）。

（三）地方民族政權控制區的墓葬

這類墓葬，包括高句麗墓、渤海墓、吐蕃墓、南詔大理墓和其他部族的墓葬。對高句麗墓、吐蕃墓、南詔大理墓的發現和研究，在80年代已經做過初步總結，此后較重要的工作有：在吉林集安東大坡高句麗墓群清理積石墓和封土墓95座，在遼寧桓仁縣原高麗墓子村大型高句麗墓地上，又發掘由4座近方形和長方形大石堆組成的積石墓1座；在黑龍江發掘渤海大型石室壁畫墓并在寧安發現渤海墓葬群；在西藏洛扎縣調查吉堆吐蕃墓地；在四川西昌陸續發現一大批南詔大理時期的火葬墓和一通刻有大理國“盛德二年”紀年的墓碑，在云南澄江發現大理國至元代的火葬墓等等。

另外，近幾年相繼對新疆尉犁縣營盤漢晉墓地（注：蔣迎春：《199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揭曉·尉犁營盤漢晉墓地》，《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18日。）和青海都蘭縣吐蕃時期吐谷渾人墓地（注：蔣迎春：《’96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揭曉·都蘭吐蕃墓群》，《中國文物報》1997年2月2日。）進行了較大規模發掘，分別清理葬俗頗有特點的墓葬110余座和60座，出土一大批毛制品、絲織品等珍貴文物。不少織物融匯了東西方文化因素，有的顯然為境外輸入品。對研究我國古代毛織、絲織工藝和東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價值。關于歷代墓葬的研究，涉及到很多問題，但重點仍在對墓葬的編年研究方面。這項研究一直是沿著對墓葬進行分區分期的路子開展。80年代以后發表的主要文章，有張小舟的《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注：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徐殿魁的《洛陽地區隋唐墓的分期》（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漢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權奎山的《中國南方隋唐墓的分區分期》（注：權奎山：《中國南方隋唐墓的分區分期》，《考古學報》1992年第2期。）。張小舟的文章將此期墓葬分為中原、西北、東北三區，并將中原地區墓葬分為4期，將西北、東北地區墓葬各分為3期。徐殿魁的文章將建國以來洛陽及周圍地區發現的隋唐墓葬分為4期，從而結束了以往以西安隋唐墓分期涵蓋兩京地區隋唐墓分期的歷史。權奎山的文章，將南方隋唐墓分為長江上游、長江中游、贛江地區和福建、嶺南等六區，每區墓葬又劃分出若干個發展階段。以此為基礎，還探討了墓葬分區與唐代“道”的關系，各區之間的關系、各區與中原地區的關系等問題。此外還有一批探討三國兩晉南北朝袝葬墓、唐代雙室磚墓、陰陽勘輿對北宋皇陵的影響、金代女真貴族墓、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制度以及山西境內金墓、福建境內六朝至宋代墓葬的文章。關于地方民族地區墓葬的研究文章，有《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和分期》、《渤海墓葬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代西南民族墓葬研究》等。

四、出土文物研究舉要

對于遺址、墓葬各類出土文物的研究，除散見于專著、專刊者外，還有大量文章刊布于各種期刊雜志，內容涉及金銀器皿、貨幣、銅鏡、馬具、玻璃器、瓦當及文化藝術品等。

方興未艾的古代金銀器皿研究，繼80年代初期首次出現關于唐代金銀器皿的分期意見之后，1989年出版的《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一書，又推出了一種關于唐代金銀器分期的看法。齊東方在評論文章（注：齊東方：《評〈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考古》1991年第2期。）中，在肯定其積極貢獻的同時，對書中的“復古潮流”說表述了不同的觀點。關于宋代金銀器，則發表了《試談宋代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藝術》（注：蕭夢龍：《試談宋代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藝術》，《文物》1986年第5期。）一文。歷代貨幣研究近些年取得的突出進展，是對曹魏五銖錢的辯識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注：戴志強：《曹魏五銖考述》，《文物》1998年第4期。），對唐開元通寶的分期也作出了初步的嘗試（注：徐殿魁：《試論唐開元通寶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關于歷代銅鏡這一考古學研究課題，新發表的文章有《略論中國古代人物鏡》（注：孔祥星：《略論中國古代人物鏡》，《文物》1998年第3期。）、《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注：徐殿魁：《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考古學報》1994年第3期。）等。關于漢魏瓦當的編年研究，則發表有《漢魏洛陽城出土瓦當的分期與研究》（注：錢國祥：《漢魏洛陽城出土瓦當的分期與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一文。與文化藝術相關的研究文章較多，既有對寧夏固原北魏漆繪木棺畫、南北朝壁畫和拼鑲磚畫、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和樂舞圖的研究，又有關于宋金社火雜劇雕磚和宋元戲臺建筑的探討，還有對孫吳墓出土佛像（圖版捌，2）問題的綜合分析。如果說上述文章所論涉及中外交往的內容不是很多的話，那么由下列諸例應能看出有關中外交往文物研究之大勢。此類文章似以有關金銀器的最多，僅1986年以來發表的即有7篇以上，齊東方等撰《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注：齊東方等：《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和林梅村撰《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注：林梅村：《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文物》1997年第9期。）都是其中較有份量的著作。王仲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日本出土三角綠神獸鏡的文章，重在探討此類鏡的作者和產地，認為它們應是我國三國時期東渡日本的吳國工匠在當地制造的（注：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三角緣盤龍鏡》，《考古》1987年第3期。）。董高撰《公元3至6世紀慕容鮮卑、高句麗、朝鮮、日本馬具之比較研究》（注：董高：《公元3至6世紀慕容鮮卑、高句麗、朝鮮、日本馬具之比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王巍撰《從出土馬具看三至六世紀東亞諸國的交流》（注：王?。骸稄某鐾榴R具看三至六世紀東亞諸國的交流》，《考古》1997年第12期。）等則是從馬具出發探討了中國和東亞諸國的文化交流關系。還有多篇文章，分別對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何家村出土的瑪瑙獸首杯和波斯釉陶的胎釉本質和燒造工藝作了深入的研究，王仲撰《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和國外的流傳》（注：王仲殊：《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及國外的流傳》，《考古》1998年第12期。）更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揭示歷史上中外之間的交往關系。

以上的簡要敘述，顯然不能涵蓋建國五十年來三國至明代考古取得的全部成果，但由此已足以使人感到歡欣鼓舞。展望未來，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三國至明代考古必將迎來它的更加光輝燦爛、繁花似錦的發展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