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婚地域圈，又稱通婚地域半徑，是婚姻關系研究中一個重要內容。通婚地域圈的大小，除了與人們的活動空間有關以外，也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社會環境，以及傳統思想、生活習慣等有重要關系。以農耕為主的普通民眾，只要沒有災荒和戰亂等大的變故，或者因生活逼迫無法在本鄉過活，大都耕于斯、食于斯，很少與外界接觸，婚姻地域的選擇也十分保守。如當時人所說“嫁娶不越境”；[1]“鄉村相望，非姻婭即故舊”[2]即是。但值得重視是，清代人口的大量流動，卻使人們原有的通婚地域圈的范圍有了一定的突破，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

清代人口流動的原因，除了戰亂、災荒之外，更主要、也是更經常的是，隨著市場化經濟的發展，以及因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劇，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鎮、水陸交通沿線聚集，由人多地少的窄鄉向人少地多的寬鄉遷居。這種人口流動，不但時間上連綿相延，而且規模也在擴大。有的學者通過對南北49種家譜147941個男性成員的觀察，發現離開原居地遷往外地的共有18696人，占總人數的12.64%。盡管這其中，某些家族無1人外遷，有的外遷者不多，但從總比例數看，外出謀生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動向。至于他們的遷徙范圍，大致限于本州本縣的有11765人，占遷徙總數的62.93%；省內流動的3429人，占18.34%；流向外省的2262人，占12.1%；遠走國外的126人，占0.67%。另有外出去向不明者1114人，約占5.96%。[3]又據筆者查閱清代檔案，在乾隆刑科題本婚姻奸情類的483對夫妻里，有50人戶屬于外地遷居戶，占統計總數的10.4%。不過因統計沒有包括單個外出者，所以實際比例可能還要高于前面的12.64%數。 這些遷居外地的人戶，有相當部分是帶著妻兒老小合家同行的，也有攜帶妻兒，同時留下若干人守護祖墳作根。四川綿陽張氏，原籍廣東惠州府龍川縣人，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入蜀，領頭的是母親巫氏，追隨者有兒孫十余人。[4]世居于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的黎玉昌，乾隆元年（公元1741年）進川，率全家同往，插業立籍。[5]差不多時候從嘉應州遷入四川的隴西李氏，本人外，也有妻兒兄嫂等13口。[6]清初隨鄭成功由廣東遷往臺灣今桃園大溪南興莊的徐相簡，當年43歲，生有3個兒子。他把長子徐根仁夫妻留在原籍看守家園，另帶妻子并兩個尚未成婚的兒子共4口，渡海創業。[7]還有乾隆年間從福建長樂遷臺定居的何彥賜，也是攜帶妻子、兒子同往的。[8] 在眾多的外遷者中，單個人外出闖蕩世界的占有相當的比重，有的則與鄉里親友做伴，相邀外出。這些人，除商人和手工工匠外，多數是貧苦農民。乾隆安徽桐城《高氏宗譜》第12至14代，有21人先后遷往陜西，其中攜帶妻兒的5人，占統計數的23.8%；攜子同往，把妻子、父母或若干子女留在家鄉的3人，占14.2%；剩下單個外遷13人，占62%；只身外出的比例最大。湖南寧鄉《資陽高陽三修族譜》記載往四川的12人，僅3家帶有家眷，光棍漢占75%。至于在外遷浪潮中，山東人渡海闖關東（關外東北地區），直隸、山西人出長城走西口，因主體是貧苦大眾，單獨前往者更占有絕對多數。在此且以山東濰縣陳姓為例，這個家族從12代起便不斷有人外出往關東和口外等地謀生，內到口外的51人，明確記載在那里安家生子的13人，占25.49%；去關東的18人，安家生子者3人，占16.66%。[9]本來，安家生子不等于全是攜帶家口外出的，而未見記錄者也可能會有少數漏載的，不過總體權衡，單身外出應是主體。

誠然，在這些單身外出人中，有的已在家鄉成親安家。像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山西崞縣人溫滿小子，將自種地6畝典出，留銀子9兩，交丈人趙明士委托養活妻子，只身前往口外尋找活計，[10]便屬于此類。有的人雖沒有成親，但在康雍之際的早期移民中，他們往關東、口外或到臺灣等等，多是春去秋回，類似候鳥式的活動，所以一般不存在異地婚姻的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在客地“微立產業”，或因其他緣故，定居者逐漸增多。于是，在這些移居者或移居群中間，婚姻的選擇就越來越顯得突出了。這里有幾種情況，一種是單個或少數零星移居者。他們想在客居地結婚成家，常常只好把個人溶入到當地社會中去。類似例子在檔案刑科題本中時有所見。且見下表：

單個客民在異地結婚示例

劉子賢，直隸大城人，在河間縣娶再嫁婦田氏為妻。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衛題。

程子彥，山西永濟人，在山西曹州府經商，娶當地人韓氏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禮題，123號。

孫歧山，浙江山陰人，在蘇州做踹匠，娶蘇州張氏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禮題，133號。

彭章，湖北漢陽人，駕船為業，娶黃坡人馬氏為妻。

乾隆元年十月二十日鐘保題，126號。

邱明瑞，江西南康人，在廣東耕山為業，妻林氏，廣東和平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八日徐本題，138號。

李三，安徽蒙城人，客居霍邱，妻汪氏，霍邱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題，138號。

張南直隸唐山人，在元氏縣食力為生，妻王氏，元氏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題，138號。

蘇祥，河南固始人，在安徽阜陽開豆腐店，妻武氏，阜陽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 日盛安題，119號。

馬利圣，湖北蒲圻人，在沔陽打鐵為生，妻朱氏，沔陽人。

乾隆十年七月四日晏斯盛題，124號。

胡淑遠，江西長寧人，在會昌佃種為生，妻何氏，會昌人。

乾隆十年七月八日塞楞額題，126號。

黎正然，湖南邵陽人，在貴州鐵匠生理，娶思南王氏。

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張廣泗題，134號。

李重，河南中牟人，在外唱戲為生，妻李氏，新鄭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三日盛安題，137號。

此表共列12例。這些人能在當地娶妻，通常都是生計較好，或有較穩定的職業，如做買賣、開小鋪，或有一技之長的手工工匠等等。示例中的[1]孫歧山、彭章、蘇祥、馬利圣、黎正然就屬于此類。第2例山西程子彥在山東客地娶韓氏，是因為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曹州府遇到水災，逼得很多人賣兒賣女，程花了9兩銀子，把路兒的妻子韓氏買過來成親，用以照顧生活起居，但因雙方年齡差距較大（成婚時程40歲，韓29歲），程又熱衷于賺錢，夫妻感情并不融洽，加上韓未生得子女。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當程返回山西，便以62兩銀子，將韓轉賣于某紳宦做小妾。程子彥在曹州娶韓氏，是因為他有錢，能乘人之危。后來他不顧夫妻情份，再用高價將韓氏賣出，也是因為有錢可以另娶更好的，反映了“商人重利輕離別”的本質。對于像程子彥這樣的人，不管在本地還是異地，都不存在娶妻困難的問題，[11]這與清代盛行的“婚姻論財”的風氣是合拍的。至于第10例胡淑遠，以一個貧苦佃農能在客地娶妻成家，那是因為他娶得的何氏，生活作風不好，與人通奸，被丈夫陳世經休賣出來的。另如劉思賢娶再醮婦田氏，亦因田氏不守婦道，從轉手人那里以銀6兩買得的。 一般地說這些在外闖蕩江湖的光棍漢，很難在客地找到合適的配偶，原因是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往往不是為人傭作，就是無固定職業。在上無片瓦可供棲息，下無寸土以作養生的情況下，縱使本人有意在客地成親安家，也很難會有可心的女子嫁他。上面說到的胡淑遠、劉思賢的婚姻，很可說明問題。在檔案中，我們?？吹竭@樣的婚嫁情況，即男女同是寄籍者，安徽當涂人孫圣良和湖廣女子于氏的婚姻便屬于此類。孫于二人均客居江蘇江寧縣（今南京市）。于氏原夫去世，生活無著落。孫年屆40，孤身飄泊在外。一個需要經濟支持，另一個缺妻子照料生活，于是兩人就合在了一起。[12]山東掖縣人范福亮，寄居熱河多年，眼看年近50還孑然一身，實在孤苦難熬。那一年，鄰近的樊氏死了丈夫，留下9歲和11歲兩個男孩，沒有勞動力，生活陷于絕境。范便以聘銀6兩娶了46歲樊氏，同時也把兩個兒子帶了過來。[13]再一種類型像河南長葛人秦蕙，移居裕州佃田度日，恰好與從山東到裕州佃田的孫二相識。孫二有個17歲的女兒待嫁，見秦年歲相當（時年19歲），人又老實，雙方均在客地，命運相同，結成親戚，可以多個幫手，從而促成了這宗婚姻。[14]廣東應德人全進，在廣西娶陳觀嬌為妻，也是因為陳的父親同是從應德遷居廣西的客民。[15] 在一些地曠人稀的地區，人們因為缺乏勞動力也有把客民作為人力資源招來作女婿的。西北的陜西、甘肅一帶，女少男多，外來客民把女兒嫁與土著戶，換得土地耕種。光緒《靖邊縣志稿》：“近來地荒人稀，土民多占絕產，然力不能墾；東路客民攜眷遷居，并有以女易地者”，便是例子。再比如，檔案中有四川隆昌人周國啟，娶寄客戶湖北麻陽人成氏為妻；張曾龍娶外來戶湖南宜章人蕭氏為妻，等等。那是成、蕭二氏父母進川后，想依藉周、張土著戶的力量，在當地立下腳跟。[16]當然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偟恼f來，人口流動對打破相對封閉的婚姻環境是有作用的。不過因為他們中相當部分屬于赤貧或少產者，一些土著戶又常常排斥他們，不得已只好降格以求，反映在婚姻質量上，也不盡如人意。

移民者婚姻的另一種情況，是在某些地區，由于連續不斷移民，形成一個或幾個相對集中的客民群落。這些人很多是攜帶家口進入的，在婚姻關系上往往呈現出地區移動了，可婚姻的選擇上仍停留在原來不大的圈子范圍內。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四川省。清代四川是個移民大省，從順治年間一直沿續到乾隆初年，沿邊各省如兩湖、陜西以及廣東、江西、福建等等，有大批居民進入，而且很多是全家或同里、同姓家庭先后遷居的，出現了像“湖廣填四川”等等的說法。[17]他們進川后，常集中居住，自成一統，甚至出現一個新的相對封閉群體。比如移居金堂縣的百姓，有從兩湖、江西來的，也有從廣東、福建來的，他們各自結群，“大都知此而不知彼也”。[18]東邊的云陽縣，夾著瀼水分作南北兩岸（應為東西兩邊），南岸是明朝洪武時從湖北麻城、孝感遷來的，清代成了土著老戶；北岸則是康熙、雍正年間遷入的寄籍戶，其中以兩湖人士最多。他們遷移時間不同，形成的風俗習慣也有差別，大致南岸儉而北岸奢。[19]相互關系既是如此，人們之間當然很難有婚姻關系了。川南敘州府所屬的南溪縣，粵、閩、湘、贛移民“插占”聚居，有的還自稱為麻城鄉、孝感鄉，官府為了方便管理，專門設立客長加以約束，“各省僑民自為婚姻”。[20]四川的不少地方志在談到婚禮、婚俗時，常作如此記載：

川省五方雜處，各從其鄉之俗； 婚禮，五方之民各從其俗； 吳閩秦楚良民“咸來受廛”，頗雜五方之俗。[21]

上述記載明白地顯示了，客民為保持原先的生活傳統，在婚姻選擇上，多數仍以同鄉近里為基軸，圍繞進行的。這里再舉個個案例子：湖北蒲圻人涂宏亮一家遷居四川云陽后，稍稍立起家業，便帶兒子回原籍娶妻。當重返云陽時，隨同的除涂氏父子和新媳婦外，還有姻親芮氏，以及周、王等家。他們在云陽，比鄰而居，互相嫁娶，形成獨自的婚姻圈。[22]但由于客地畢竟不是原居地，人數有限，初來乍到，社會關系不廣，特別是有的來自多個地方混雜居住的村落，在土著居民不情愿接納的情況下，他們只得在客籍居民間互擇配偶，出現一種客客相配的婚姻格局。 類似四川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有。陜南、漢中、興安和鄂西的秦嶺、大巴山區，從乾隆時候起，陸續有好幾百萬外地人戶進入。他們中很多都攜老扶幼，全家同來；或親戚鄉曲，接踵聚族而居。[23]陜西乾隆《雒南縣志》說的“婚姻必擇同鄉”，指的就是客民間的婚姻關系。有的間或與本地土著“互通慶吊，締結婚姻”，亦因“俗尚不同，而口音亦歷傳不改”，客民們仍“得以自為風氣也”。[24]清代的海南島，也是土滿人稀，島西北的儋州，居民中有老客、新客的區別。老客指的是嘉慶、道光以前由外地遷居的；新客則指咸豐、同治時才剛進入的恩平、開平人。新客與舊客，言語、衣冠和婚喪習俗多有差異，故各自為婚姻，不通戚屬。[25]浙江于潛縣，當地官府鑒于太平天國后，百姓死散流亡，田畝荒蕪，實行招墾政策。一時間，江西、安徽、福建暨浙東諸郡百姓，紛紛應墾與籍。他們之間，“其婚嫁喪葬，土客既不相同，即客與客亦多互異”。[26]所以一時很難談得上交往結親了。 造成如此等等原因，從客民方面來說，是因為他們成批遷居，成群定居，有的地方還出現主客相等、客多主少，人口籍貫上的倒置狀況?？兔駛儽M管居住的地區變更了，可固有的思想、固有的習慣并沒有多大改變，而抱群而居的條件，使其仍有可能選擇同鄉鄰里。當然，客民的這種婚姻局面，從根本上說，與前面一再說過的中國傳統婚姻觀是有關系的，而共同的習俗，方言等等，本身就是一種吸引，特別在他鄉異地和初期創業的困難條件下，一提起同鄉便會油然地產生親近感，進而通婚，是很正常的。 此外，當地居民的排斥和不認同，也是個重要因素。這里既有主客雙方生活習俗的差異（這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也牽涉到經濟方面的沖突（如爭奪土地、水源引發的糾紛等等）。四川云陽縣土著居民，面對不斷增多的客民，起始頗多仇視；[27]有的地方的土著百姓，甚至長期堅持婚姻不對外。[28]只要雙方仍在對立不合作，那么各自抱團、互不交往的局面，也不會根本改變。 但是，不管主客之間，或客民和客民之間，開始的關系如何隔膜，乃至不相融洽，可他們終究共同生活居住在一個局部的環境里，不能長期不相往來。誠然，這中間可能充滿著痛苦和矛盾，在痛苦中調整感情，在矛盾中磨合關系，以至終于相好、結成親戚。前面說到的云陽縣，土著者由初始仇視客民，到“久乃相沐，尋結婚媾”，[29]文字很簡潔，可把變化的進程表達出來了。南溪縣主客和客客之間，亦因“歷時既久，習俗同化”而“漸通婚姻”；[30]潼川府屬的中江縣，客民多來自閩粵楚贛等省，“先至者或恣雎自雄”，到后來“靡相齟齬，互通婚姻”，進而“歡洽大和，無復南人來土之患矣”。[31]順慶府儀隴縣，外來移民也很多，久而久之，營造出婚姻相維相系，“何有主客之辨”的良好氛圍。[32]另如湖北長樂縣（今五華縣），原系土司地區，是五華、石寶長官司屬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朝政府對其實施改土歸流，政治方面的阻攔取消了，各地流民紛紛進入。面對此情此景，長樂人在婚姻關系上也經歷了由封閉到開放的過程。同治《長樂縣志》對此有所敘述：

設縣初，惟張、唐、田、向四姓為土著，合覃、王、史、李為八大姓，繼有十大姓之稱，向、李、曾、楊、郭、王、皮、鄧、田、庹是也。惟此十數姓互相聯姻，今則不拘。

一直到清末咸豐、同治年間，伴隨著土著和外來戶、這些外來戶和那些外來戶之間，在生產生活上融為一體，婚姻的藩籬也由逐漸拆除到徹底拆除。 一些個人或家庭的資料，比較具體的記錄了此種婚姻的過程。 第一例出自《傅雅三先生自訂年譜》。傅雅三即傅詩，生于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在咸豐、同治年間做過知縣、通判一類地方官。傅詩的祖籍是安徽宿松縣，祖上曾是紳士家庭，到他曾祖傅必元時已逐漸衰敗。必元眼看著自己和兒子都讀書未成，又不善謀生，心急如焚。當時正是乾隆初年，宿松一帶不斷有人到陜南租山墾殖，有的還因此起家。這給傅家帶來一絲希望，于是由傅詩的叔祖父傅祖麟先往探路。祖麟在商南縣一個叫松樹溝的村子作了塾師，有了初步的落腳之地。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在傅必元的率領下，3個兒子及有關眷屬都來到商南。不久，傅詩的祖父傅廷先又輾轉遷至商南西邊的山陽縣謀求發展。在山陽期間，庭先為他兒子，也就是傅詩的父親娶徐氏。徐氏原籍宿松，占籍山陽，屬于異地同鄉間結親。徐氏早亡后，其父再娶鄧氏。鄧氏不是宿松人，可也不屬山陽土著戶，所以仍算客籍之間聯姻。接著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傅詩本人娶妻成家，原配潘氏還是客籍。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傅詩的繼配張氏進門，這才是地道的山陽縣人士，而此時傅家因耕讀傳家，傅詩又有了功名，在山陽已小有名氣了。從傅詩曾祖進陜西，到道光二十五年，中間隔了60多年，才實現了土客連姻的夢，雙方的差距終于縮小彌合了。 第二例是國學生祝方厚家。祝的先世亦系安徽宿松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方厚5歲，歲父親祝匯并母楊氏遷居湖北鄖西縣。方厚善于經商，在販運貿易中賺了錢。他不但在鄖西買房置地，而且把勢力由鄂西北一直伸展到陜南的洵陽等地。就在祝方厚發跡的同時，他的兒孫們也先后得了功名，有了官銜。長子祝吉以鄖陽府學增廣生議敘八品銜，次子英則取得從六品侯選布政司經歷的資格，等等。一家兼有商人、地主、官紳三重身份，在小小鄖西山城，算是首屈一指了。反映在婚姻關系上，祝方厚妻馬氏仍為宿松人，但到了兒孫一輩，挑選的已多是鄖西名族。[33]計從他父親起，也隔了兩代，才實現土客結親。然而比起傅家來，經歷的曲折似乎要小一些。這可能與祝方厚出道較早，土著名族不得不屈身巴結有關。

清代的人口流動，給相對封閉的通婚地域圈造成一定沖擊，不過因為客民中的情況各種各樣，所以沖擊力的大小也不一樣。一般說來，單個零散的客民，他們要在留居地成婚成家，大抵只好屈從于當地的婚俗習慣，并最終溶入于客地的主流社會。對于那些相對集中集居的客民，或主客參半、主少客多的地方，他們的通婚變化就要曲折緩慢得多。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土客雙方在思想習慣等方面交匯融合的過程，而且最后可能成為既非全是土著區的原貌，亦與客民祖居地有所區別的一種混合型習俗，特別是有些來自多個地區組成的居民區，其風俗更顯出多樣化的趨向。此外，客民們本身經濟、政治力量的大小，與在客地能否順利擇偶婚配，也有重要的關系。多財有力者并不困難，可對于貧苦大眾、尤其是單個零星戶，難度卻要大多了?？兔裰谐霈F的許多質量不高的婚姻，相當部分就發生在這些人身上。 清代的人口流動，還促進了客籍地與原居地之間的婚姻聯系。有的客民在新居地生活有了頭緒，便回祖籍娶妻，或把留家的眷屬接到客地。也有的把客地生下的子女送回老家，在那里找對象、結連理。據有的學者統計，康熙、乾隆以后，隨著大陸移民在成婚立業的日益普遍，又有許多在臺灣出生的女子被嫁回大陸。在所查閱的福建70余部族譜中，有11部記錄了這種婚姻，人數達到83人。[34] 清代的人口流動，對促進各民族間的婚姻，也起著積極的作用。由于歷史的形成，我國少數民族大都集中在邊疆山區，而清代移窄就寬的移民活動，亦多流向那里，從而使各民族間交往大大增加了，結婚聯親的事自然無法避免。關于這一點，很多資料都有記載，因不想多占篇幅，不一一列舉。在《大清會典事例》和《大清律例》等有關條例中，載有不準蒙漢、苗漢聯姻，在臺灣禁止漢人娶番婦，這本身就告訴人們，他們之間的通婚已是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引起了統治者的警覺，感到需要防范了。由于條規違反歷史潮流，最后不是被迫松禁，或名雖禁而實不止，聯姻的人數和聯姻地域仍在擴展。 在清代，隨著向國外移民的增多，又出現了涉及地域更廣的跨國婚姻。福建永春縣《桃源潘氏族譜》記錄該族族人，自雍正年間起便有人移居外洋，到清末止，先后有802人輾轉于南洋，即今東南亞各國。按時期分：清初期外出85人，中期298人，后期419人，愈到后來出去愈多。明確記載在國外娶妻的起于19世紀，她們的國籍包括今菲列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永春《桃源潘氏族譜》中反映的跨國婚姻，在閩粵僑鄉發現的還有很多，他們中有的也明確寫進了族譜。光緒《慈溪縣志》言：浙江寧波人善于經商，商旅遍天下，日本、南洋以致西洋國家，都有其足跡和鋪號，其中亦不乏在當地“娶婦長子孫者”。看來跨國婚姻遠不限于閩廣。 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以及傳統婚姻制度對人們思想、精神造成的束縛，總的說來，清人婚姻地域圈，不管是普通百姓，或中上層人士，都不算寬廣。但是，延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的人口流動，卻給封閉的圈子打開了一個缺口。盡管這個缺口在各地造成的影響有大有小，而且在有的地方，特別是群居移民區，一旦新的婚姻網絡形成，可能又會出現新的封閉圈。不過無論如何，比起原先的紋絲不動來，畢竟是一種變化、一種擴大。考察清人婚姻地域圈，如若不把人口流動這個因素包括在內，就是不全面的。

[1] 光緒《廣德州志》卷24。 [2]《陸隴其年譜》，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72頁。 [3]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所，1981年版，第254頁。按：原表尚有出家、被擄、殉難三欄，未加收錄統計。 [4]民國《綿西張氏族譜》卷2，《德邑巫太君專祠修建始末》。 [5]民國《黎氏族譜》《梅縣折田家譜跋》。 [6]民國《隴西李氏族譜》，《蜀渝州官莊始祖敏蔡公記》。 [7]東海堂編：民國《徐氏族譜》，抄本。 [8]臺灣新竹《何氏宗譜》抄本。 [9]道光（濰邑）《陳氏族譜·寄籍圖》。 [1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刑科題本·婚姻奸情類”（以下簡稱檔案），乾隆二十年12月12日晉撫恒文題，125號。 [11]商人出外貿易，在客地成親的例子是不少的。曲阜孔府檔案中，就保留了好幾件族人因到外地貿易，娶妻成家，而定居蕃衍的事（見檔案1201之2，1201之4）。又如湖北潛江縣賈啟貴家貧外出做買賣，由河南南陽再轉泌陽縣董家莊落業，在那里娶董氏為妻?！叮ê保S岡朱氏支譜》中，亦記有族人外出貿易不歸，落籍客地的情況。 [12]檔案，乾隆元年八月二十日顧琮題，124號。 [13]檔案，乾隆十年四月十三日高斌題，133號。 [14]檔案，乾隆二十年三月四日阿里袞題，128號。 [15]檔案，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允禮題，133號。 [16]檔案，乾隆元年十月五日慶復題，130號。 [17]參見拙著《清初四川外來移民和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8]嘉慶《金堂縣志》卷2。 [19]咸豐《云陽縣志》卷2。 [20]民國《南溪縣志》卷4。 [21]同治《嘉定府志》卷6，嘉慶《金堂縣志》卷2，光緒《秀山縣志》卷7。 [22]民國《云陽涂氏族譜》卷19，《功亮公傳》。 [23]畢沅《復奏民生吏治疏》，《皇清奏議》卷64；同治《竹溪縣志》卷14。 [24]光緒《鎮安鄉土志》卷上。 [25]民國《儋縣志》卷2引前志。 [26]光緒《于潛縣志》卷9。 [27]民國《云陽縣志》卷13。 [28]同治《房縣志》卷10。 [29]民國《云陽縣志》卷13。 [30]民國《南溪縣志》卷4。 [31]民國《中江縣志》卷2。 [32]同治《儀隴縣志》卷15。 [33]張沛編：《安康碑石》，第171－172頁。 [34]莊為璣、王連茂：《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