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是《浙江通史》（明代卷）第四章《社會生活、民間信仰和價值觀念的變遷》之第一節，全文以浙江為例，勾勒和敘述了14—17世紀江南地區鄉村社會的特征，描述了當時鄉村地區鄉民的四時農事、日常生活、歲時節日和鄉民的娛樂活動，探討了明代社會教化和鄉村自治的特點。

【關 鍵 詞】明代浙江/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社會教化/貧困化 【 正 文】 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相號召開創大明一統江山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建國的過程中就已著手重振因蒙元王朝定鼎中原而遭廢棄的中華禮教，糾正和肅清因蒙元王朝百余年的統治而形成的“胡風”、“夷俗”。立國以后，皇帝通令全國官民恢復漢唐衣冠和中國禮俗，禁止一切胡服、胡語、胡姓、胡俗，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并“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對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及其行為方式都作出了一系列嚴格而不得逾越的規定：士農工商、官民人等，不論貧富，其衣食住行、婚嫁喪祭、日常禮儀等等，都必須按照其擁有的等級身份，遵循禮教的規定行事。 新朝的嚴刑峻法和禮法等級制度，確實制控和造就了一種貴賤有等、淳厚儉樸的社會風氣。自洪武以后的一百多年間，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物質生活富足而不失儉樸，士、農、工、商各習其業，官民臣子恪守禮法、循規蹈矩。正統（1436～1449）以后，法網漸疏，民風漸變，明朝立國之初確立的禮法秩序開始走向衰微。 到嘉靖（1522～1566）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重本抑末”的傳統觀念開始動搖，等級森嚴的禮法制度和倫理規范受到沖擊；而社會財富的積聚，也大大刺激了達官富豪、地主富商的消費欲望，于是，在蘇州、北京、杭州等大都市，權貴高官、富商巨賈和士大夫階層開始窮奢極欲、揮金如土。這股奢靡之風迅速得到傳播：從官紳富商到下層百姓，從通都大邑到鄉村海疆，人們“華侈相高”、互相攀比；甚至連身份低賤的優伶奴仆們，也膽敢藐視朝廷禮法，竟相追求高消費，追求生活的奢侈。在傳統禮法等級制度受到沖擊而趨于解體的同時，各種畸形的社會丑惡現象也隨之膨脹并漫延開來，歷史上皇朝末世應有的種種“危象”，在晚明的浙江、江南和整個中國大地處處充斥，令人觸目驚心。 一、鄉村與里甲 古代江南，在省城、府邑、縣城之外遼闊的農村地區，人們一般聚族而居，幾十戶、數百戶乃至上千戶同宗同族的農民，比屋而居，煙火相連，組成一個村落。村址的選擇，在平原地區，人們往往依高阜而居，以便于防潮避澇，上百家乃至數百家組成一個村落；在山區和丘陵地區，村落一般依山傍水，方便生活，每個村莊的規模，一般要比平原地區小一些。村落與村落之間的間隔地帶，是分屬于相鄰各個村落的土地、山林、河流和湖泊。 在明代，朝廷在縣城以外的鄉村地區推行里甲制，以便于向基層的農戶征派賦糧和徭役。里甲一般以人戶為單位編制而成，以110戶為1“里”（又稱“圖”），每里設里長1人，由里中向官府繳納賦糧最多、承擔徭役的成年男子最多的10戶輪流充任，每年輪換一次； 其余的100戶分為10甲，每甲10戶，稱作“甲首”。官府每年征調里長1人、甲首10人，承擔官府征派的各種賦役。因此，里甲制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成了明代地方上的一種準行政式的基層建置。明代中葉以后，在有些地區，又開始實行“保甲制”，以強化鄉村地區的社會治安。 在農村地區，鄉民聚族而居，一姓往往構成一村。如浙北的平湖縣，孫姓，明代時從松江府華亭縣胥浦鄉遷居平湖大易鄉；魯姓，自宋代以來世代定居當湖；陳姓，元代遷居當湖望云橋畔；曹姓，南宋初年從山東徙居鵝湖之長福里的白茅涇；趙姓，一支從南宋初期開始，世代定居廣陳鎮的周家圩，其中的一支在明代時從廣陳鎮移居平湖縣城南隅；趙姓的另一支則世居武原鄉十九都東扇新倉；馮姓，世居鹽官大易鄉；馬姓，一支居武原鄉，一支居蒹葭圍；賀姓，祖上為元朝高官，元末隱居當湖鎮；呂姓，明代時定居當湖；毛姓，祖上定居海鹽縣華亭鄉二十四都毛家圩，后劃入平湖縣；陸姓，有數支散居該縣，其中一支為唐朝宰相陸贄的后裔，世居平湖縣城，另一支世居靈溪。又如處州府松陽縣移風鄉、烏程縣霅川鄉中書里，葉姓自唐代以來在那里聚族定居。在浙南山區，聚族而居的現象更為普遍，如金華府東陽縣，“民樸而勤勇，……族居巖谷，不輕去其土，以耕種為生，不習工商。”（注：萬歷《金華府志》卷五：《風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6冊，第533頁。） 鄉村地區聚落的規模比現代要小得多。一般以數十戶為一村的居多，數百戶一村的，就算得上是大地方了。在偏遠的山區和沿海地帶，自然村落零星散布，規模尤小。以寧波府象山縣為例，該縣在明初時編戶為24都45圖（里），到嘉靖年間改并為32圖，共有217個自然村落。 各都擁有的自然村落數分別為：第1都7個，第2都7個，第3都17個，第4 都6個，第5都6個，第6都5個，第7都8個，第8都7個，第9都4個，第10都20個，第11都8個，第12都10個，第13都8個，第14都10個，第15都8 個，第16都5個，第17都7個，第18都13個，第19都8個，第20都10個，第21都9個，第22都4個，第23都18個，第24都12個（注：《象山志》卷二：《村岙》，上海書店影印本，第50頁。）。那些規模較大的村落，一個自然村就可編為1個里；而規模較小的村莊，則往往由許多個小村集中并為1個里，如象山的每個圖（里），平均擁有約7個自然村落。 在當時人口密度較高的平原地區，如天順年間，鄞縣有451里、 嘉興縣有381里、海寧縣有484里；而一些山區小縣，如杭州府的臨安、于潛、新城、昌化，嚴州府的桐廬、遂安、壽昌、分水，湖州府的武康、孝豐、紹興府的新昌，寧波府的象山，臺州府的天臺、太平，處州府的慶元、云和、宣平、景寧，溫州府的泰順等，每縣擁有的里數均不到70里。一般來說，山區或丘陵地帶的村落規模較小，而平原地區的村落相對要大些，這種規模上的級差，自然是由各地不同的地理環境和資源條件所決定的。 二、四時農事 在農村地區，特別是山區那些聚族而居的村落里，鄉民們以一家一戶為中心，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個村莊大抵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單位。如嚴州府，六縣之民“惟居山中，俗尚勤樸，商賈工作皆習簡樸，不尚華麗，男女不鬻外境。”（注：萬歷《嚴州府志》卷二：《風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9冊，第288頁。）如處州府松陽縣，“惟地無他業，一意力本”，慶元縣“俗鮮工商，一意農務”，云和縣民眾“力耕勤織，……惟工藝貿易悉資外販”，景寧縣“山谷遐阻，商賈罕集，人惟力田務穡，無他為生。”（注：《栝蒼匯志》卷一：《風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第193冊，第454、459 、460、463頁。）當然，在一些規模較大的村落中，還會有一些從事百工技藝的陶匠、木匠、篾匠、縫衣匠和鐵匠等，為廣大農戶生產或提供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農具、家具及其他日常生活器皿。不過，這些村落里的百工匠人，多數往往不是純粹的商品生產者，他們的本業實際上還是務農，只是在農閑時兼做百工技藝，為鄉民提供必要的服務而已。 以農為業的鄉村農民，在浙西的杭嘉湖平原地區，大多從事蠶桑絲織業；在浙東地區，則大多耕地種糧、種瓜果蔬菜。山區農民有的以砍柴燒炭謀生，江河湖海邊還有捕魚捉蝦謀生的。有關明代浙江農民一年四季中的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漣川《沈氏農書》留下了以下記錄： 正月：天晴時，下地墾田，種桑秧，倒地，倒芋艿田，澆菜苗、麥苗，罱泥（從河底撈取爛泥作肥料）；如遇陰雨天，則要給桑苗修剪桑枝，捕捉害蟲，或者在家劈柴、撒蠶草秧界繩，編織竹簾、竹簀等養蠶用的工具。在這個月里，農夫要購置鐵扒、鋤頭、桑剪等一年中必用的農具，還要備好柴炭、蓑衣、箬帽等生活用品。 二月：天晴時，繼續倒地、倒田，挖水溝，倒秧田，給麻秧澆水，從河底撈取爛泥作肥料；陰雨天，修剪桑枝、捉去桑苗的害蟲，開掘水溝，做田塍，修圩岸，劈柴，捆桑繩，等等。此外，還要雇好農忙季節必需的人工，購置木炭、腌制芥菜的鹽，買小鴨、養蠶紙等。 三月：天晴時，整地，埋下梅豆、晚豆籽；墾花草田，澆桑苗，罱泥，倒田，種芋艿。如遇陰雨天，就要做秧田，窖藏花草，罱田泥，把桑繩，劈柴。此外，還要雇手工匠做車扉，修理蠶具、絲車；種瓜秧、浸谷種。 四月：晴天收割麥子；做秧田，播撒谷種；繼續整地、倒花草田，壓桑枝，澆桑苗，剪桑枝。陰雨天時，下田，看秧水。此外還要架好瓜豆棚，給剛種下的瓜苗茄子苗澆水；腌青菜，買蒜苗、繭黃等。 五月：陰雨天，下田拔秧，種田；拔地草，挑草泥，劈田塍腳。天晴繼續整地，澆桑苗，澆瓜果茄子秧。此外，還要打菜油，給桑苧樹壓枝條，到長興、澉浦等集鎮上糴大麥，購買麻苧布、大蒜，醬鹽；腌梅子，熏楊梅。 六月：整地，拔梅豆，開墾種菜地，鋤田。砍黃麻梗，收藏蠶豆、梅豆和大小麥的種子。此外，還要曬制醬油，做豆豉。 七月：天晴時，蕩田、蕓田，修剪桑枝；施追肥，下麥秧、胡蘿卜秧；種蔥，下菜秧。 八月：整地、倒地，挑河泥，罱泥，刪胡蘿卜苗，種白蘿卜，種菜；捉蟲。陰雨天時，削地邊蘆草，罱地梗泥。此外，還要抹車油，修船，撒花草子，購置鐮刀、稻鋏、篩匾，做酒曲。 九月：天晴時，割早稻，墾地，墾麥地，蠶豆下種；罱泥，拔晚豆。陰雨天時，做稻場，打稻谷；罱泥，絞繩索。此外，還要捉蛀蟲、毛竹園鋤草翻地，挑稻桿泥，等等。 十月：天晴時，割稻，曬谷；種麥種菜，給麥苗、菜苗澆水；墾地。陰雨天，舂米，砍蘆葦，罱泥。拔赤晚豆，種芥菜、青菜，采菱，掘芋艿。買枯葉，買柴草，制菜干、蘿卜菜干，做酒。 十一月：天晴時，墾菜地，種菜，菜地、麥地挖溝排水；種大小麥，曬谷、收藏稻種；墾地，罱泥。陰雨天，舂米，絞繩索，修理谷倉，桑地開溝排水。糴礱糠炭屑，入糠，做風魚火腿。 十二月：天晴時，墾坂田，澆菜，罱泥；陰雨天舂米、絞繩索。此外還要砍樹枝，編籬笆，購置榆樹、柴薪，買臘豬油，釀酒做醋，準備過年了。 由于村落內部經濟上自給自足，村民們足不出村就可足衣食，足不出鄉就可足器用，而朝廷又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鄉民出遠門時都要從官府領取“文引”，隨時接受設置于交通要道上的巡檢司的檢查，因此，許多村民往往一輩子沒有出過遠門。如浙東慈溪一帶，“鄉村之人，至老不識城市”（注：雍正《浙江通志》卷九十九引《慈溪縣志》，四庫全書第521冊，第531頁。）；象山縣“民剛勁而直樸，利漁鹽，務耕穡，樂于家居而憚于行遠，去家百里率有難色。”（注：《象山縣志》卷四：《風俗》，上海書店影印本，第92頁。）如安吉、孝豐等地，“往時人皆悛悛，樸魯謹畏，至或老死不識城市。”（注：《安吉州志》卷三：《風俗》，上海書店影印本，第730頁。）在杭州府的余杭縣，“民有至老不見官府者，見人惟作方言，一時不能通曉。”（注：萬歷《余杭縣志》卷二：《風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0 冊，第286頁。 ）這些終年累月生活在一個與外界隔離的封閉式村落里的鄉村農民們，雖然未必都是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式的桃花源中人，但他們對于遠離村落的外部世界的了解，卻是極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