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經濟基礎、科技條件及其社會環境

現在我們要問，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諸般條件，宋代社會是否具備呢？

毫無疑問，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封建社會后期的事情。門德爾斯、克里特等人著力考察的，正是工業革命之前即１５－１７世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馬克思也強調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１）ｉ］戰國、秦漢、隋唐，正處在我國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各種形式的封建隸屬關系仍是一種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場合還十分強烈），官營手工業還是多數手工業部門中的主要成分，在這樣的歷史時段既談不上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也談不上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主張戰國秦漢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同志，認為資本主義萌芽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始形態，只是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前提條件，這種定義取消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本質規定，有擴大概念內涵、泛化討論對象的傾向，不一定恰當。一定要到封建后期，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各種超經濟強制持續弱化，農民階級取得日益增多的遷徙和退佃自由，可以流移他鄉（包括城市）、自主擇業時，商品經濟的成長，包括民營手工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區域市場的形成、乃至海外市場的開拓等，才會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辟道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既然資本主義萌芽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始形態，那么帶有某些封建痕跡乃是不可避色的正常現象。

如果上述認識還算客觀公允的話，那么已經進入封建后期的宋代社會應該說基本上具備了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諸般條件：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之下，耕制革命的發生、糧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農業的成長，為原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和工藝革命的急速推進，導致機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為手工業各部門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人身依附關系的松馳、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導致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性質的嬗變和市民階層的初興，這一切則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社會條件。

（一）在人口壓力下農業革命的發生和商品性農業的成長

我國古代人口增長，出現過三個高峰。第一個高峰在戰國秦漢時期，《漢書·地理志》載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在籍人口有５９００余萬。南北朝時人口下降約三分之一，估計在４０００萬上下。到隋唐時又恢復到５９００余萬。［（２）ｉ］宋遼夏金是第二個高峰期。五代以降，人口再次大量南移，長江流域得到加速開發，人口增長率明顯提高。筆者曾推算過當時的人口，結果如下：［（３）ｉ］北宋開國時在籍人口有９７萬戶，４８５萬人，這是趙宋從后周繼承的人口遺產。在此后進行的２０年統一戰爭中，太祖削平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和南唐，得到１６０萬戶。太宗時陳洪進獻章、泉二州，錢俶獻吳越，又得７０萬戶。以上合計２３０萬戶，１１５０萬人，這可看作是五代南方九國的在籍人口?？梢娢宕鷷r南方人口已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分布格局由漢唐時期的北重南輕，一變而為南重北輕了。到１０２９年，趙宋轄區已恢復到１０１６萬戶，５０８０萬人。此時遼區人口已達２８８萬，西夏權按遼區人口的一半計亦有１４４萬口，宋遼夏三方合計共１１０２．６萬戶，５５０２萬人，恢復到漢唐水平。再過８０年，到１１０９年，宋區人口達到１．０４億，加上遼夏，超過１．１億，相當于漢唐的二倍。這是一個新的臺階。從十世紀中葉即北宋初年到十二世紀初，人口增長率為１４‰。

前面說過，在克里特等人看來，促進原始工業化出現的首要因素是農村人口的增長給經濟運動造成的巨大壓力。由于人口增長速率超過耕地面積的增長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斷下降，產生了大批無地或少地農民。他們處在失業和半失業狀態，為了謀生被迫進入工商業領域。南方，特別是兩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農業人口離開土地，流入城市，成為日傭販夫，加入城市雇傭勞動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現了專門的勞動力雇傭市場，如東京開封“即早辰，橋、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謂之雜貨工匠，以至雜作人夫……羅立會聚，候人請喚，謂之‘羅齋’。竹木作料，亦有鋪席；磚瓦泥匠，隨手即就?！保郏ǎ矗椋萜渌菘h城鎮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傭作。這種雇傭關系必然會波及到鄉村、礦區，如我們前面在鐵冶、井鹽等業中所看到的那樣。

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則為不斷增長中的非農業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糧食供應。兩宋時期鋼刃熟鐵農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韌性鑄鐵農具，［（１）ｊ］特別是適應江南水田耕種的農具進展極大，犁刀［（２）ｊ］秧馬、［（３）ｊ］耘蕩［（４）ｊ］等新式農具即誕生在開發江南沼澤地的艱苦勞作之中，我國傳統農具的配套與定型化過程隨之在兩宋完成，這是我國古代農具演進史上意義最為重大的一次變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捍海石塘的連點成線［（５）ｊ］和塘浦圩田系統的建成，［（６）ｊ］則標志著水利建設史上新時期的到來，促進了長江流域的大面積開發。圩田、壩田、涂田、梯田的興起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改善了耕地結構，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麥成為“五谷之首”。更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麥豆南移為標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規模交流，導致作物品種穩態結構的形成，不僅增強了抗災能力，而且推動了稻麥連作和雙季稻的逐步推廣，這就促成了我國耕作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戰國以來延續上千年之久的單作制向一年兩熟的復種制過渡。大約在兩宋之交，即１２世紀上半葉，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蘇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農業區，一年兩熟制成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來。［（７）ｊ］徽宗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水利專家趙霖指出，昆山縣有不少農戶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８）ｊ］稍后，浙籍農學家陳旉也有“早田刈獲才畢，隨即耕治曬曝，加糞雍培，而種豆、麥、蔬茹”［（９）ｊ］的話頭。季長文《吳郡圖經續記》稱，蘇州地區“其稼則割麥種禾，一歲再熟、，出現了“春花（麥）熟，半年是”，“以小熟（麥）種大熟（稻）”的局面。［（１０）ｊ］宋人蘇籀也說“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歲稻兩熟?！保郏ǎ保保辏?/p>

進入南宋以后，雙熟制不斷擴大自己的地盤。楊萬里詩“卻破稻田秧晚稻”，［（１２）ｊ］虞儔詩“腰鐮割晚稻，荷鋤種新麥”，［（１３）ｊ］，許淳仁詩“負廓潮田插兩秋”［（１４）ｊ］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雙熟制。高宗紹興二十年（１１５０年）淮西知廬州吳逵說當地種植制度是“稻田又種麥”，“歲收谷麥兩熟”。［（１５）ｊ］《宋史·地理志》載，川西成都平原“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礦，歲三四收?！惫烙嬍堑钧溸B作后還種一、二薦蔬菜。在現代農業出現之前，復種多熟制是傳統農業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賜予的光熱資源，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復種指數，宋代的農業生產率因此而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根據我的推算，宋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食在７０００斤上下，［（１）ｋ］較唐代增產５０％，較之１９８４年的最好年成每勞產糧４７７９斤，［（２）ｋ］還要高出６２％。前文述及的井鹽業、陶瓷業、紡織業等所在的四川、江西、兩浙等地，正是農業生產最為發達的幾個地區。因此從糧食剩余率這一點看，原始工業化賴以啟動的條件顯然已經具備。

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剩余率的提高，不僅保證了城鎮和工商業人口的糧食供應，而且可以騰出更多的耕地來種植苧麻、桑梓、茶葉、甘蔗、果樹、蔬菜、甚至藥材、花卉等經濟作物；而江南地區特別是兩浙、江東、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區地狹人眾的情況也逼迫著當地農戶尋求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當這些產品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同時產地周圍存在著相應的市場時，生產者的著眼點會從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向它的交換價值。這就是說生產者不再是為自家的消費而生產，而是通過把產品投入市場，轉換成貨幣，來補償其生產成本和活勞動的消耗了。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并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商品性農業由是而發展起來。

例如蠶桑業。大約在北宋中晚期，兩浙地區發明了桑樹嫁接技術，這是桑樹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３）ｋ］極大地推動了兩浙蠶桑業的發展，因此蠶桑業的商品化在這一帶表現得最為突出。兩宋之交，農學家陳旉說，湖州安吉縣農戶“唯籍蠶辦生事”［（４）ｋ］《嘉泰吳興志》說，（湖州）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室有蠶至數百箔，兼工機織。［（５）ｋ］莊季裕說，蘇州太湖洞庭山方圓數十里，“多種柑桔、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保郏ǎ叮耄菁热贿@些農戶專以蠶桑為業，自家口糧尚需買進而食，可見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產者。而種桑業的生產率確實高于種糧業。陳旉算過一帳：“彼中人唯籍蠶辦生事，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蠶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斛四斗，絹與米價常相侔也。”［（７）ｋ］據此，五口之家只需養蠶五箔即可維持一年生計。按一畝桑葉可飼三箔計，只需一畝七分桑地，即可織絹１５．６匹，合米２１．８４石。按當時江南每畝產米二石（合谷四石）計，則２１．８４石米至少需田１１畝?？梢娭采Ｉa率較之種糧要高出５倍！

再如種茶業，北宋神宗時呂陶報告說：“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稅賦一律科折，役錢一律均出。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保郏ǎ福耄菀嗯c糧食種植相分離了。甘蔗種植業，福建與廣東、四川等地同是著名產區，宋人方大琮說：“（今）仙游縣田，耗于蔗糖，歲運入淮浙者，不知其幾千、萬壇?！保郏ǎ梗耄蒿@然也是商品生產。果蔬業，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發達。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皆以樹桑梔甘柚為常產。”［（１０）ｋ］簡直可以視為水果生產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商品性農業部門中，北宋時也可見到包買商人的蹤影活動于其間。例如神宗熙寧七年（１０７４），以前，四川彭州茶園與茶商、茶鋪間就有這樣的交易習慣：“茶園人戶……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續采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蹠r相承，恃以為業。其鋪戶以貯變易，卻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保郏ǎ保保耄菘?，即茶商，茶園戶在頭一年就接受茶商預付定金（“客放定錢），茶商即取得包購包銷該茶園產品的權利（“指當茶苗”）。福建水果種植業也很發達，其中尤以荔枝為盛?！埃ǜＶ荩┮患抑?，至于萬株。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后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之，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飲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贝死砻?，通過簽定購銷合同（“立券”）、實行“計林斷之”的荔枝包買商，不僅擁有國內市場（“京師”、北戎、西夏），而且開辟了國際市場，遠銷東亞（朝鮮、日本）、西亞（“大食”即阿拉伯半島）各地。而且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促進了荔枝種植業的擴大，所謂販易益廣而種植益多。然而當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見包買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帶有明顯的壟斷性。

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雖仍處于初興階段，但其意義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農業的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應，不斷誘使著更多的農戶從自給性糧食生產向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商品性生產轉化，以至紹興二年（１１３２）洞庭山上的數千果農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保郏ǎ保欤莘酱箸嘁颉跋捎慰h田，耗于蔗糖”而驚呼“蔗之妨田固矣”［（２）ｌ］二是苧麻、甘蔗等經濟作物的增加，為紡織、制糖等行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農、蔗農的較高收益顯然也有助于擴大手工業品市場。三是各種經濟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業品一道，推動著流通中的商品構成發生實質性變化，原先主要為上層社會服務的販運性奢侈品商業因此而朝為黎民百姓服務的規模性日用品商業轉進。農業小商品生產者隊伍的擴大，手工業各部門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構成和流通性的轉折，均是原始工業化進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鐵革命的推動和海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手工業內部技術革新和工藝革命的興起

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當然是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煤鐵革命的推動下啟動的。然而若就手工業本身而言，則日趨擴大的區域市場、區間市場和海外市場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業中普遍發生的科技進步和工藝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無疑是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內在動力。兩宋時期，手工業領域中重大的技術革命層出不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我國古代史上成果最豐，成就最大的一個技術進步時期。就其總體成果和推進速度而言，不僅超過漢唐，而且為明清所不及。現略述數例，以明大勢。

１．煉鋼工藝——灌鋼法的推廣和生產效率的提高

在近代坩鍋制鋼法發明之前，利用熟鐵煉鋼主要有“百煉鋼”和“灌鋼法”這兩種辦法。百煉鋼是通過把熟鐵反復加熱錘擊，讓碳分逐步滲入，費時費工，效率極低，雖在漢代出現，但一直應用不廣。北宋大科學家在磁州鍛坊見此工藝，十分驚訝。竟認為這才是“真鋼”，［（３）ｌ］，正說明這種工藝至宋已被基本淘汰。南朝煉丹家陶宏景把“雜煉生鍒作刀鐮者”稱為鋼鐵，［（４）ｌ］，此即灌鋼法，但要到唐宋之際才推廣開來，沈括說“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封泥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保郏ǎ担欤莨噤撝匆蛏a過程中生鐵汁灌入熟鐵塊而得，在熔液煉鋼法發明之前，這種半流體煉鋼法最為快捷簡便，較之百煉鋼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這是晚唐以降熟鐵鋼刃農具、工具迅速普及的主要動力。

２．冶銅工藝——膽銅法的發明和推廣

膽銅法又稱膽水浸銅術，膽水即天然硫酸銅，把鐵片浸在膽水中，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換出銅來，這種水法冶金技術漢代已知，但大規模用于生產領域，從而真正形成為生產力，是在宋代實現的。史稱北宋初年信州（今江西上饒市）“又有膽水，出觀音石，可浸鐵為銅?！保郏ǎ叮欤荼彼沃腥~以后，試驗性生產的紀錄漸漸多了起來。不久，膽水浸銅法在冶銅業中迅速推廣。紹圣年間（１０９４－１０９７），信州鉛山場最早采用膽銅法進行工業生產，所謂“鉛山興利首鳩僝功”。［（７）ｌ］宋人游經說，他在任提舉江淮等地銅事官時（１１世紀９０年代）發現有１１個地方產膽水，其中韶州嶺水場、信州鉛山場和饒州這三處已經用膽銅法來生產銅。［（８）ｌ］其工藝流程據《宋史·食貨志·坑冶》和《文獻通考·征榷五》的記載：“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時，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边@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法冶金技術，由于原料簡便易取，無須開挖礦井，成本低廉，興辦容易，為利厚博，所以在北宋晚期得到迅速推廣，銅的產量也急劇上升。

３．金屬加工工藝——“旋作”的出現與簡易車床的使用

有色金屬產量的提高為金銀和銅器制造業的繁盛提供了物資基礎。在宋廷文思院中，除專門制造金屬器皿的鍍金作、銀泥作等外，還專設“旋作”。［（１）ｍ］朱瑞熙先生指出：“旋作”中裝備的簡易車床，專事金屬切削和加工。［（２）ｍ］本世紀７０年代初，河北定縣博物館在該縣兩座宋代塔基中發現一批金屬器皿，其中一些銅盆和銀盆的表面十分光潔，從加工紋跡上看同心度很強，紋理細密，子母扣接觸非常嚴密，據此他們認為，北宋初年機床使用已經比較普遍［（３）ｍ］機床的使用是機械加工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大進步。

４．掘井工藝－－卓筒井和小口深井技術的推廣

鹽井的開掘，早在秦漢即已開始，但直至北宋初年，一直處在探索階段。其特征是釬鍬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鹵，屬大口井范疇，固井困難，深度更受限制。北宋慶歷、皇祐年間，即１１世紀中葉，首先出現在四川井研縣的卓筒井，標志著鉆井技術從大口淺井向小口深井的過渡，這在掘井工藝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蘇軾記述說：“自慶歷、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環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堿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竊，其中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４）ｍ］３０年后，知陵州文同奏稱，“自慶歷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堿泉，鬻煉鹽色。后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保郏ǎ担恚?/p>

較之以往的大口淺井，卓筒井在技術上有四大進步。一是鉆井工藝上，用碗口大的“環刃”作沖擊式掘進，成倍提高工效，開近代各類鑿口鉆井之先河；二是取屑工藝上，使用活門式扇泥洞，解決了小口深井取屑出土的技術難題；三是固井工藝上，用巨竹去節，“牝牡相接”，作井膛導管，既防巖土塌陷，又能阻隔淡水滲透；四是汲鹵工藝上，用“無底而竊”的唧筒取代皮囊，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活塞啟閉技術。正因具有上述優勢，所以無論是生產效率、安全系數還是成本投資都優于大口淺井。卓筒井所產食鹽亦因之質優價廉，遠勝價高質劣的官井之鹽，所以一經出現就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迅速傳播開來。到南宋初年，川蜀地區已有４９００余井，年產井鹽６０００萬斤，［（６）ｍ］井數較北宋中葉的６４０井增長７倍，產量增加２．７倍，政府鹽稅亦從８０萬緡增加到４００萬緡，高出４倍。

５．紡織工藝－－進入第二技術高峰期

紡織技術繼秦漢之后，到唐宋之際進入第二高峰期，其標志有三。一是紡織機具有重大改進。手搖繅車至唐代仍是主要的繅絲工具，更為先進的腳踏紡車最早可能出現在唐代，但要到宋代才得到普遍運用。其重大改進是用腳踏轉動繩輪，不僅把右手解放出來與左手一道紡紗合線，而且牽引力大為提高，可以同時帶動三人以上的莩（紅去工加翟），提高了生產效率。［（７）ｍ］還有一種水轉大紡車，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水為動力的紡織機械，［（８）ｍ］工作時“弦隨輪傳，眾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遂使績條成緊，纏于輪上?！保郏ǎ梗恚輵且环N水力驅動的麻紡合線機。范文瀾先生認為，這有可能是宋代發明的，［（１０）ｍ］此說甚是。二是絲織技藝有重大進展，宋代普遍采用的軸架整經法，較之唐代耙式整經法效率更高，并導致織物結構從平紋向斜紋、從經顯花向緯顯花的過渡。［（１１）ｍ］三是染印法又有創新，受雕板印刷業的影響，臘染法得到推廣，大量用于絲帛染印，均是至今被人稱羨的重大革新。

６．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車船、水密艙的發明和航海羅盤的使用

所謂車船，是在船舷兩側對稱地裝上數對車輪，輪上裝有激水葉片，人在船內用腳踏動輪軸，帶動舷外葉輪旋轉，將原先槳楫的前后間歇運動改進為葉輪的回轉連續推進，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推進效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明輪船，晚唐雖出現，但到南宋初年才見推廣，并首先用于戰艦制造。高宗紹興二年（１１３２）知無為軍王彥造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保郏ǎ保睿萆院竽纤螌㈩I李綱等亦造車船，最大的一種上下三層，高７．５丈，船長３６丈，兩舷裝有３０－４０輪，速度快，攻擊力強。［（２）ｎ］１２世紀３０年代活躍于洞庭湖一帶的鐘相、楊么起義軍曾用車船大敗官軍，［（３）ｎ］可見車船之制已較普及。

水密艙技術是宋代“海舶”制造業處在領先地位的重要標志。用于這樣貿易的海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４）ｎ］據此測算，其載重量當在五六百噸以上。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帶動了東南沿海造船業的繁榮，所謂“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保郏ǎ担睿葸@是因為當時最大的外貿港口刺桐港是在泉州的緣故。１９７４年８月，福建泉州灣出土一艘宋代沉船。據《發掘報告》，［（６）ｎ］該船底部呈尖型，此即文獻所謂“上平如衡，下側如刃”，［（７）ｎ］吃水深，穩度高，便于在大洋中破浪航行。船體和底部采用多重外殼板構成，此即“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８）ｎ］堅固異常，經得起風浪沖擊。船艙用１２道隔板分成１３個艙室，每一艙室都是密封的，一艙受損漏水，它艙并不進水，抗沉性能好，大大提高了遠洋航行的保險系數。這種技術較之西方要早好幾百年，難怪至南宋泉州港取代廣州港一躍而為當時世界上最大和最繁榮的港口城市了。

導向儀器航海羅盤的發明，更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技術突破。沈括《夢溪筆談》載有“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絲懸法”等四種磁針裝置方法，其中水浮法是用磁化鋼針橫貫燈芯，讓其浮于水面，裝在刻有２４個方向的羅盤上，這種“浮針”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羅盤。北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二說：“舟師識地理，……陰晦則觀指南針……便知所至?！毙旄偂缎头钍垢啕悎D經》卷三四說：“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進。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這是世界上航海用“浮針”指南的最早記載?！案♂槨钡某霈F，奠定了現代磁變儀、磁力儀和航空、航海羅盤的結構原理，其于海外貿易、地理大發現之巨大使用，已為眾所周知。

７．印刷工藝——雕版、銅版和活字版的相繼發明

雕版印刷發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并未得到普及，所以“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９）ｎ］文豪蘇軾稱其早年求學之時，“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書?！保郏ǎ保埃睿萑恢帘彼沃腥~，雕版印刷術即風靡全國，“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保郏ǎ保保睿葸@無疑是兩宋時期知識傳播和技術推廣速度明顯加快的重要原因。

至于北宋仁宗慶歷年間杭州工匠畢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更是眾所周知的技術躍進。近有臺灣學者黃寬重根據南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１９８《程元成給事》一文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首恩臺覽。”以確鑿史據說明活字印刷術在南宋淳熙、紹熙年間（１１７４－１１９４）確實得到了實際運用。［（１２）ｎ］

僅從以上七個方面來看，兩宋工藝革命成果之豐，進展之快，涉及面廣，及其對社會經濟（如手工業發展、海外貿易興盛等）、文化（如書籍流轉、文化普及、知識傳播等）的影響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無古人，又后無來者，確是空前絕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進步和工藝革新，顯然是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最為直接的內在動力。筆者曾有專文論及宋代工藝革命碩果累累的諸般原因，［（１３）ｎ］此處不再贅述。 （三）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弛、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導致城市性質嬗變和市民階層初興

把原始工業化進程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視作同一歷史過程，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在歷史的座標軸上，兩者都位于封建后期，其時各種人身依附關系大為松弛，多數農民已經或正在取得日益增多的遷徙自由和退佃自由，可以自主擇業了；在工商業日趨繁盛的歷史環境中，相對于耕地顯得增加過快的人口，被迫另謀生路，持續不斷地流入城鎮市郊或工礦企業；導致城市數量增加，城市規模膨脹，城市功能漸趨多樣化，城市性質發生嬗變，近代型城市風貌隨之逐步顯現；以工商業人口為主體的市民階層初露端倪，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這一切既是原始工業化進程的邏輯結果，又是資本主義萌牙賴以成長的社會環境，彼此是互相涵攝的。

眾所周知，在中唐楊炎兩稅法出臺之前，農民頭上的人身依附關系還是相當強烈的。無數均田小農被田制框架束縛在土地之上，從總體上看并不享有遷徙、擇業的權利。北魏太和均田令規定“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保郏ǎ保铮葜撂?，農民流移仍有限制，武則天時鳳閣舍人李嶠說：“軍戶之地，戶不可移；關輔之人，貫不可改。”［（２）ｏ］而被束縛在部曲莊園經濟中的各類依附農民，則一如北宋時期仍在實行地客制的西川四路和明清時期仍在實行佃仆制的徽州地區那樣，各種旁戶、地客、大佃、佃仆“有同仆隸”，［（３）ｏ］“相承數世”，［（４）ｏ］“不得自齒于齊民”。［（５）ｏ］但在均田制崩潰以后，土地轉移率的提高，導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趨于瓦解；平民地主經濟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長，導致行政統轄權與土地所有制基本分離；地權集中而地塊分散的背離狀況，則迫使部曲莊園制經營方式日趨衰落。［（６）ｏ］在上述經濟變革趨勢的推動下，宋代農民之主體確已掙脫了昔日部曲、賓客、徒附、私屬、奴婢、佃仆之類的類農奴地位，并日趨普遍地獲得了遷徙和退佃等權利。所謂“民罕土著”，［（７）ｏ］“轉徙無?！?、［（８）ｏ］“徙鄉易主”、［（９）ｏ］“去來不?！薄ⅲ郏ǎ保埃铮荨傲饕扑?、［（１１）ｏ］“起移不定”、［（１２）ｏ］“作息自如，刑責不及”、［（１３）ｏ］往往“舍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１４）ｏ］等等記載，這是當時多數農戶享有遷徙自由的真實反映。

北宋仁宗時文彥博說：“不數年間，租佃之戶或退或逃……”［（１５）ｏ］哲宗時王嚴叟稱，（佃戶）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１６）ｏ］徽宗政和二年詔書語：“佃戶多是貧民……不辭離即逃走，宜加寬恤?！保郏ǎ保罚铮堇钤鰟裾]佃戶“待要移起，被人窺見所為?！保郏ǎ保福铮菀约啊肚迕骷分小暗枞撕樵偈型说琛保郏ǎ保梗铮莸日Z，則是宋代多數佃戶享有退佃權利，已可到期辭離、移居別住的明確記載。北宋仁宗《天圣法》明確聲言：“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保郏ǎ玻埃铮菽纤纬跄陸舨恐厣辏骸叭缱鈶舨环S令退佃。”［（２１）ｏ］說明起碼在法律條文上，此種退佃權利，已受國家保護。所以當時不少有識之士，曾反復申誡地主應靠經濟手段來籠絡佃戶。神宗時蘇軾說：“民庶之家……水旱之歲，又須放免欠債，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保郏ǎ玻玻铮葸@正是租佃經濟之下，廣大佃農擁有相當程度的遷徙、退佃自由的反映。他們一旦脫離土地，流入城市或礦區，就有可能以出賣勞動力謀生，從而成為近代雇傭人的前身。

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手工業的各部門的繁榮、以及交通條件的改善和交換手段的進步，我國古代商品經濟在宋代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都市化進程得到加速。此點意義特別重大，因為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演進史告訴我們，在所有社會分工中最有意義的是城市從鄉村中分離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梢哉f，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可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１）ｐ］如果說中世紀給人的印象是田園詩般的鄉村風光，那么近代則是城市獨領風騷的時代。

以城市數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脹為表現形式的都市化進程，正是在唐宋之際明顯加速的。朱瑞熙先生據《元豐九域志》統計，北宋全境擁有十萬戶以上的城市有４０多個，到１２世紀初的徽宗崇寧年間上升到５０多個。［（２）ｐ］人口在２０萬戶以上的有汴京（開封）、京兆府（治今西安）、臨安（杭州）、福州、泉州、潭州（長沙）六個城市。［（３）ｐ］汴京在１１０２年有２６萬多戶，按一戶五口計，達１３０萬口之眾。［（４）ｐ］周寶珠先生考訂的結果是，汴京最盛時有“人１５０萬左右，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保郏ǎ担穑輧烧懵肥赘贾菀喾笔o比，蘇軾估計在哲宗年間（１０８６－１０９４年在位）“約計四、五十萬人”，［（６）ｐ］到南宋，“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目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７）ｐ］這與唐代都城長安郊區除別墅、花園、墓地、寺廟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觀，［（８）ｐ］形成鮮明對照。

由于人口膨脹，不少地方州府，也在突破城墻，向外發展。據《永樂大典》卷７８９０所載，福建汀州在治平年間（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城內只有三個坊，城外四郊倒有２３個坊。北宋中葉張方平說，“徐城（按，指徐州）隘，廛肆列城外，公（按指李宗冰）筑而廣之，民以安居?！保郏ǎ梗穑葸@是增廣城墻，把市郊商業區攬入城內。再如淮南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眾?！保郏ǎ保埃穑葸@是城外，眾多草市墟集作為衛星城鎮環繞中心城市。

至于草市的勃興和商業城鎮的興起，更是兩宋都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草市，是指市郊、特別是鄉村地區自為聚落、私相貿易的定期集市，初見于南北朝，隋唐時數量增加，入宋以后如雨后春筍般成批涌現。其居民成份主要是各類商販和手藝工匠，亦有少量官商、豪賈及攬戶、市駔之流雜居其間，因而至宋多數草市已發展為新的居民點，這在江南地區尤為突出。宋人劉宰說，在浙西鎮江府一帶，“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１１）ｐ］他“如荊南沙市、太平州黃池，皆客商所聚?！保郏ǎ保玻穑菽纤纬跄晖踬|溯江而上，西入川蜀，記沿途見聞，說“市無翕于沙頭，九支次之?！保郏ǎ保常穑萆愁^市在湖北江陵，即今沙市前身。孝宗時沙市一次大火，“燔數千家，延及船艦，死者甚眾?！保郏ǎ保矗穑菘梢娨幠O盛。

市再向前發展一步，就上升為鎮。鎮的原意是軍鎮，與商業無涉。入宋后兵權上收，大多數鎮失去軍事意義。史稱“（宋）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盡。所以存者，特曰監鎮，主煙火、兼征商?！保郏ǎ保担穑荨端问贰ぢ毠僦尽芬舱f“（鎮）設監官，管火禁，或兼商稅之事?！笨梢婃偣俾氊煟皇欠澜馂?，說明鎮上房屋不少，人煙稠密；二是征收商稅，說明鎮確系當地商業中心。不少商業城鎮甚至在建筑規模、居民數量和繁華程度上超過州縣府治。如密州板橋鎮“正居大海之濱，其人煙市井交易頗伙。商賈所聚，東則二廣、福建、淮浙之人，西則京西、河北二路之眾，絡繹往來。”［（１６）ｐ］南方、特別是浙西太湖流域，鎮的密度更大。秀州澉浦鎮，居民５０００余戶，“人物繁阜，不啻一大縣?！保郏ǎ保罚穑莺贾荼标P鎮，“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保郏ǎ保福穑莺轂醵真偂⑿率墟偂熬刂?，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保郏ǎ保梗穑莘罨h鮚琦鎮“生齒厥多……居民環鎮者數千家?！保郏ǎ玻埃穑菀虼嗽谖宕蛢伤问芳?，我們?？梢姷缴袨殒偂⑸倿榭h的記載。［（２１）ｐ］

這些有著固定居民和商業設施的市、鎮，作為散布在農村地區的初級商業中心，既是周圍鄉村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外運銷的起點，又是各地運來的農村居民日常消費品的銷售終點。各色工匠的手工業生產與商業貿易一道，構成了此類鎮市經濟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意義在于，鄉村地區通過數千個墟集市鎮而與以城市為基地的交換經濟發生日趨廣泛而又頻繁的聯系；與此同時商品貨幣關系通過遍布各地的基層市場，更加深入而持續地侵蝕自然經濟的封閉體系。這就從市場這個角度，為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和加速提供了條件。

無庸諱言，我國城市興起甚早。但宋以前絕大多數城市是各級政府所在地，其政治、軍事意義超過商業意義。城市的商業活動只能局限在“市”中進行，市有圍墻環繞，市民按時啟閉，有限的商業活動主要是為城中統治者服務的。然而隨著城市商業意義的成長，城市性質發生嬗變，城市面貌亦隨之改觀。此點意義更為重大。晚唐五代以降，商人開始突破封閉性的坊市體制，侵街造舍、面街設鋪的現象愈演愈烈。［（１）ｑ］宋代商人只要納稅便可在城內經濟地點開設店鋪，徽宗時稅務機關正式征收“侵街房廊錢”［（２）ｑ］標志著面街設鋪的合法性終于得到官方承認。城市商業在空間上擴及整個城區以至城郊要道等處，在時間上打破晝夜限制，既可五更開門，也可三更方休，這兩大勝利帶來了城市商業意義的遞增、居民成分的衍進、及其在新的經濟格局中發揮新的作用等一系列結果。近代型的城市風貌，正是在宋代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宋都汴京、行都臨安仍是全國的政治、軍事中心，但其經濟意義仍在增長之中。［（３）ｑ］另有部分州級城市，雖然也是封建統治的堡壘，但因處在經濟發達地區或交通孔道之旁，逐步成長為區域性經濟中心和國內貿易的中轉站，起著聯系各方區域市場的樞紐作用。例如蘇州，“商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獄市雜擾；縉紳以吳為樂土，僑民閭里，幾亞京洛。”［（４）ｑ］這是太湖流域的中心城市。成都，地處西川四路的交通樞紐，既是川蜀地區糧食、紡織品、陶瓷、紙張、書籍的集散地，又是宋廷與吐蕃、大理進行茶馬貿易的商埠口岸。［（５）ｑ］揚州，地處長江、淮河和運河等水上交通網絡的交匯之地，“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以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返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十?！保郏ǎ叮瘢蓍L江中游的鄂州（今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錯”，沿江“賈船客舫不可勝計”。［（７）ｑ］也是一個地當沖會的商業重鎮。更重要的是，當時還產生過一些生產性、至少是準生產性城市。例如浙東金華“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為生，號稱衣被天下?！保郏ǎ福瘢菘梢钥醋魇羌徔棾擎?。前述陵州井研縣，是因卓筒井而興起的鹽業城鎮。而“以蕃舶為命”［（９）ｑ］的刺桐港泉州，則顯然是外貿港口城市了。

宋代城市性質的嬗變和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對于原始工業化進程來說，至少具有如下幾方面的意義：

首先是加速了部分農民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的過程。特別是城鎮周圍和交通孔道兩旁的鄉村農戶，其產品包括糧食、蠶桑、布帛、果蔬等，有日益增多的部分被拋入市場。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原來自給自足體制中的封閉型農民，會越來越多地被卷入到商品經濟的洪流中去。

其次是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的流動。市鎮手工業的蓬勃發展推動著城市雇工群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繁榮則必然需要更多的店員、駔儈和運夫，處在人口壓力之下并已獲得遷徙、擇業自由的無地或少地農民必然會進城（包括碼頭、港口等水陸交通樞紐和新興礦區）謀生，兩宋時期城市數量的激增和城市人口的膨脹，就是這樣達成的。

第三是在利孔大開的刺激之下，兼營工商業的官僚、地主日漸增多?！敖駝t沿?？たh寄居（官）不論大小，凡有勢力者皆為之”，［（１０）ｑ］“白屋士人多是占護為商，趨利過海?！保郏ǎ保保瘢萁钠髽I主階層中就有相當部分是從此等人中轉化而來的。

第四是城市（包括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業等在內）的繁盛為近代雇傭關系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城市中日趨普遍的雇傭關系必然會向農村地區遷延滲透。前述冶金、陶瓷、井鹽以至茶、桑、果、蔬業中存在的雇傭關系即是明證。

最后，作為這一切的重大結果，便是城鎮（含礦區、港口）市民階層的初興。兩宋文獻中的“富商巨賈”“磨戶”、“冶家”、“茶培主”、“行老”、“市頭”（以上為一方）和“裨商細販”、“雜作工匠”、“百姓繡夫”、“游手末作”（以上為另一方）等，就是這個階層的基本成份。就是明清時期被人視為資本主義萌芽之重要表征的市民、礦工斗爭，宋代亦有端倪可察。南宋安徽舒州就曾發生過汪革領導的礦工起義：［（１）ｒ］

淳熙辛丑（１１８１年），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眾叛?！ǜ铮┞劵从懈⒁笨蓸I，渡江至麻地家焉?！哉泻狭麽阏撸碧科渲?，起鐵冶。（革叛）……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眾。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盜，實從之。夜起兵……有眾五百余。

前文所述井研縣卓筒井“傭身賃力”之鹽工，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至少也可看作是為工資、待遇而起的經濟斗爭吧。按照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說法，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結合是近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性結構［（２）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雇傭關系發展和市民階層初興這樣一個歷史進程，視為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社會條件。無可否認而又令人惋惜的是，帶來近代曙光的原始工業化進程只在北宋階段風光了一個世紀（整個十一世紀）的樣子。十二世紀初，女真鐵騎頻頻南下、飲馬黃河，趙宋皇室倉皇南遷、偏安一隅。黃河流域淪為金國轄地，煤鐵革命因失去了北方基地而黯然失色。宋金對峙時期，淮河、長江一線成為戰場，長江、黃河流域分屬兩個并立政權，這一切既打斷了民營手工業的發展勢頭又縮小了國內市場。接踵而來的十三世紀是由蒙金、宋元戰爭拉開帷幕的，中原、江南同遭戰禍蹂躪。其后在元朝統治下雖復歸統一，但領主分封制、匠局制度（實質是工奴制）和驅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復燃；要到明朝初年才重新回到宋代開啟的軌道上來。［（３）ｒ］這就是說，在長達二個多世紀的歷史時段中，原始工業化進程因屢遭打擊而奄奄一息。因此對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所獲致的成就當然不能估計過高，然而這畢竟已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容待另文論列。 注釋

（１）ｉ 《資本論》第１卷，第９８３頁。

（２）ｉ 《通典·食貨七》載唐玄宗天寶十四年（７５５年）有５９８４萬余口，由于僧尼、軍士、游民等未計算在內，所以實際人口要稍高于漢代人口。

（３）ｉ 請參拙著五章一節“突破一億大關：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峰”，第１１５－１２６頁。

（４）ｉ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４《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條。

（１）ｊ 參楊寬：《我國歷史上鐵農具的改革和使用》，《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２）ｊ 犁刀，《宋會要》稱“酈刀”，王楨《農書》稱“酈刀”，專門用于開墾江南蘆葦叢生的沼澤地。可將其置于小犁犁床上，用一牛牽引，“置刃裂地”；也可附置于犁轅上，把辟地墾荒與翻耕田土合成一道工序，如此則與新式步犁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說見劉仙洲《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史》第２０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３）ｊ 秧馬，又稱“秧船”、“秧橙”、“秧鞅”。北宋中葉蘇軾首見于湖北，《秧馬歌·并引》稱其“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蘇東坡全集·后集》卷４）王瑞明先生將其正名為“扯秧工具”，極是。說見王撰《宋代秧馬的用途》，文載《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４）ｊ 耘蕩，水田中推蕩草泥的釘耙式農具。

（５）ｊ 從淮東長達４００里的“江北捍海堰”（亦即“范公堤”）。南經浙西（北起金山、南至錢塘，亦長３００余里）、浙東（北起余姚，南至溫州）捍海石塘，一直延伸到福建沿海的“海埭”和“長圍”南北連成一線，長達千余里。

（６）ｊ 塘浦圩田系統兼有蓄水、防洪、排澇和水陸交通功能，宋時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和浙西太湖流域均有修筑，而以太湖流域為最。

（７）ｊ 參拙著四章二節“耕作技術與耕作制度的革命”，第１０３－１１４頁。

（８）ｊ 范成大：《吳郡志》卷１９“水利下”。江蘇古籍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８７頁。

（９）ｊ 陳旉：《農書》卷下，《糞土之宜篇》，叢書集成初編本。

（１０）ｊ 蘇州地區的耕制演進，黃粟嘉《從蘇州地區歷史上的沿革看耕作制度的沿革》論之甚詳，文載《農業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１１）ｊ 《雙溪集》卷９《務農札子》，叢書集成初編本。

（１２）ｊ 《誠齋集》卷１３《江山道中蠶麥大熟》，四部叢刊本。

（１３）ｊ 《尊白堂集》卷１《和姜總管喜民間種麥》，四庫珍本初集本。

（１４）ｊ 許淳仁：《三山間詩》，見《輿地紀勝》卷１２８所引。

（１５）ｊ 《宋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一八。

（１）ｋ 見拙著五章二節“農業生產率：一個新的臺階”第１２７－１４４頁。

（２）ｋ 見柳隨年、吳群敢：《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第３８５－３８６頁，“表十二主要農產品產量”。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３）ｋ 參閱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載《農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４）ｋ 陳旉：《農書》卷七，《種桑之法篇第一》。

（５）ｋ 《嘉泰吳興志》卷２０《物產》。

（６）ｋ 《雞肋編》卷中。

（７）ｋ 陳旉：《農書》卷七《種桑之法篇第一》。

（８）ｋ 呂陶：《凈德集》卷１《奏置場買茶旅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

（９）ｋ 《鐵庵方公文集》卷２１《上鄉守項寺丞書》。

（１０）ｋ 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１３《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１１）ｋ 呂陶：《凈德集》卷１《奏置場買茶旅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

（１２）ｋ 蔡襄：《荔枝譜》，載《蔡忠惠公集》卷３０《雜著》。

（１）ｌ 《雞肋編》卷中。

（２）ｌ 前引方大琮：《上鄉守項寺丞書》。

（３）ｌ 《夢溪筆談》卷３，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版，第１４頁。

（４）ｌ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４《玉石部》。四部叢刊本。

（５）ｌ 《夢溪筆談》卷２，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版，第１４頁。

（６）ｌ 《太平環宇記》卷１０７“信州·鉛山”條。

（７）ｌ 洪咨夔：《平齋文集》卷１《大冶賦》，四部叢刊本。

（８）ｌ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五。

（１）ｍ 《宋會要輯稿·方域》三之五一。

（２）ｍ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第３頁，中州書畫社１９８３年版。

（３）ｍ 參閱：《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８期定縣博物館文。

（４）ｍ 蘇軾：《東坡志林》卷４，中華書局標點本。

（５）ｍ 前引：《丹淵集》卷３４《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６）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１４《蜀鹽》。

（７）ｍ 參閱李崇州：《我國古代的腳踏紡車》，《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

（８）ｍ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上載有復原圖，可參閱。

（９）ｍ 王楨：《農書》卷２２。

（１０）ｍ 《范文瀾歷史論文集》第１０５－１０６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

（１１）ｍ 黃贊雄：《高度發達的宋代絲綢業》，《絲綢史研究》第５卷第３期（１９８６年）。

（１）ｎ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５６。

（２）ｎ 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２９。

（３）ｎ 《金佗續編》卷２５，卷２６。

（４）ｎ 周去非：《嶺南代答》卷６《木蘭舟》條，知不足齋本。

（５）ｎ 呂頤浩：《忠穆集》卷２《論舟楫之利》，四庫珍本初集本。

（６）ｎ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報告》，載《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一書，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７）ｎ 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３４《神舟》。

（８）ｎ 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３４《神舟》。

（９）ｎ 羅壁：《羅氏識遺》卷１。

（１０）ｎ 《蘇軾文集》卷１１《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華標點本，第２冊，第３５９頁。

（１１）ｎ 前引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１２）ｎ 黃寬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關問題》，載〔臺〕《歷史語言所集刊》第５５本，第１３３－１３８頁。

（１３）ｎ 《兩宋工藝革命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１）ｏ 《魏書》卷１１０《食貨志》。

（２）ｏ 《文獻通考·戶口考一》。

（３）ｏ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３７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紀事。

（４）ｏ 《宋太宗實錄》卷７８，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５）ｏ 轉引自葉顯恩：《明清徽州田仆制試探》，《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６）ｏ 拙文《對宋代超經濟強制變動趨勢的經濟考察》，《江漢論壇》，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７）ｏ 《宋史》卷１７３《食貨志（上一）》。

（８）ｏ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１７《均戶口第九》，四部叢刊本。

（９）ｏ 王之道：《相山集》卷２２《乞止取佃客札子》，四庫珍本初集本。

（１０）ｏ 沈遼：《云巢集》卷９《張思勛墓志銘》。

（１１）ｏ 張方平：《樂全集》卷２５《論免役錢札子》。

（１２）ｏ 《景定建康志》卷４０《田賦志·序》。

（１３）ｏ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３４７。

（１４）ｏ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１７《均戶口第九》。

（１５）ｏ 《文路公文集》卷２１《論監牧事》。

（１６）ｏ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二一。

（１７）ｏ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一。

（１８）ｏ 《作邑自箴》卷６《勸諭民庶榜》。

（１９）ｏ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９《爭墓木致死》條。

（２０）ｏ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四。

（２１）ｏ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一三。

（２２）ｏ 《東坡文集·東坡奏議》卷７《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１）ｐ 《資本論》第１卷，第３９０頁。

（２）ｐ 《宋代社會研究》第１４頁。

（３）ｐ 據《宋史·地理志》。

（４）ｐ 據《宋史·地理志》。

（５）ｐ 《宋代東京研究》第３４８頁。河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６）ｐ 《蘇軾文集·東坡奏議》卷６。

（７）ｐ 耐得翁：《都城紀勝·坊院》。

（８）ｐ 參閱吳伯倫：《唐長安郊區的研究》，《文史》第三輯（１９６３年）。

（９）ｐ 《樂全集》卷３９《李宗泳墓志銘》。

（１０）ｐ 《東坡奏議》卷１２《乞罷宿州修城狀》。

（１１）ｐ 《漫塘文集》卷１１《丹陽丁橋太霄觀記》。

（１２）ｐ 《夢梁錄》卷１９《塌房》條。

（１３）ｐ 《雪山集》卷５《西征叢記序》。

（１４）ｐ 《宋史》卷６４《五行志》。

（１５）ｐ 《嘉泰吳興志》卷１０《管鎮》。

（１６）ｐ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３４３。

（１７）ｐ 《海鹽澉水志》卷上《戶口》。

（１８）ｐ 《咸淳臨安志》卷２１。

（１９）ｐ 《浪語集》卷１８，永嘉叢書本。

（２０）ｐ 《許國公奏議》卷３，叢書集成本。

（２１）ｐ 拙著《宋遼夏金經濟研析》第２８３頁。

（１）ｑ 參閱〔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考證》第１卷。

（２）ｑ 《文獻通考·征榷六》。

（３）ｑ 參閱周寶珠：《宋代汴京研究》第六章“商業（一）第一節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p>

（４）ｑ 范仲俺：《范文正公奏議》卷上。

（５）ｑ 參閱謝元魯：《宋代成都經濟特色》，《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６）ｑ 沈括：《長興集》卷２１《楊州重修平山堂記》。

（７）ｑ 陸游：《入蜀記第五》《陸游記》，第５冊，第２４４１頁。

（８）ｑ 劉敞：《公是集》卷５１《先考益州府君行狀》，叢書集成本。

（９）ｑ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１０）ｑ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四四。

（１１）ｑ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