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城鎮的物資供應與消費

陳國燦

【內容提要】宋代江南州縣城市的物資供應總體上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個系統，每個系統具體又包括多種途徑和形式，而且不同類型城市物資供應的結構和形態是有所差異的。在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方面，表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貧富分化十分明顯。就商業市鎮而言，其物資供應主要依賴于民間工商業；工商業及相關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居民消費以日用品為主，對奢侈品的需求較為有限。江南城鎮的物資供應與消費狀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城市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變革。

【摘要題】古代經濟史

【關鍵詞】宋代/江南城鎮/物資供應/居民收入/消費

【正文】

宋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州縣城市的空前繁榮和眾多商業市鎮的興起。特別是在江南地區，不僅形成了頗為密集的區域城鎮網絡，而且城鎮經濟形態也發生重大變革，逐漸形成了不同等級和層次的社會經濟中心。有關宋代江南城市經濟發展的一般情況，學術界已多有討論，本文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就江南州縣城市和市鎮的物資供應、居民收入與消費等方面的情況作一番具體的考察與分析。

一、州縣城市的物資供應

宋代的江南地區，主要是指兩浙路和江南路，其范圍相當于今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和江蘇、安徽南部。這一地區是當時城鎮最為發達的地帶，許多方面在全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州縣城市是宋代江南城市體系的主體，其物資供應大致可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個系統。官方系統的物資供應主要有三種途徑和形式：一是政府的直接調撥和配給，其對象主要是官吏、軍隊和官屬工匠、仆役等政府人員。宋朝官員的俸祿，除貨幣形式外，還包括衣料、糧食、廚料、薪炭、紙張等基本日用品。如衣料供給從“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冬絹百兩”，到“春、冬絹各三匹”不等；糧食供給從每月100石到1石不等；薪炭供給從“月給薪千二百束”、 “給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余月一百秤”，到月給“薪十束，蒿二十束”，或給炭二十秤不等；食鹽供給從每員7石到2石不等。（注：《宋史》卷171 《職官志·奉祿制上》。）軍隊的供應也是如此。如南宋嘉定（1208—1224）年間，浙東臺州駐軍的配給物資包括糧食、衣料等。其中屬于禁軍系統的雄節第六指揮，每名在編兵卒月給白米1石5斗，春冬衣各2匹，綢緞半匹，綿12兩；屬于廂軍系統的牢城第十三指揮，每名在編兵卒月給糙米1石5斗，春衣絹4匹，冬衣絹2匹，綢緞半匹。（注：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8《軍防門》。）州縣城市是政府人員的聚集地，因而政府調撥和分配也成為城市物資供應的一個重要途徑。如南宋時，都城臨安有大量的軍隊、官吏及其他政府人員，“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眷、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其中僅糧食一項，紹興十八年（1148），“歲支軍糧百五十萬石”；紹興三十年（1160），“合用米百十二萬石”；到南宋中期，“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注：吳自牧：《夢粱錄》卷9《諸倉》；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8，紹興十八年九月丙申，卷184，紹興三十年正月癸卯；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4《敷文閣直學士李公（椿年）墓志銘》。）亦即年供應量高達170余萬石。這些糧食部分來自租稅上供米，部分來自和糴米。如乾道元年（1165），來自兩浙各地的租稅米為80余萬石，來自各地的和糴米為70余萬石。（注：《宋會要》食貨，40之40。）建康府城政府人員的數量也相當龐大，南宋中期僅軍隊就有10多萬人。每年政府都要從附近各地調撥大量糧、絹、帛、綿等供應該城，僅從徽州一地每年調撥的絹就達萬余匹。（注：據羅愿《新安志》卷3所載統計。）其它如常州城駐軍的糧食供應，舊額每月為米5000石，一年合計6萬石；南宋后期雖有所減少，每年仍有近2.8萬石。（注：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24《財賦》。）二是官營手工業生產。江南許多城市都有一定規模的官營手工業，其產品也是城市物資供應的一部分。如北宋時，宋廷先后在湖州設織綾務，杭州設羅織務，蘇州、常州等設織造局。南宋時，臨安城內官營作坊繁多，規模很大。到南宋中期，僅隸屬朝廷的官營作坊就有各色工匠近萬人。紹興三十年（1160），江西洪、吉、贛三州的官辦造船場，各有“工役兵卒二百人”；明州官辦造船場初額400人，寶慶（1225—1227）年間為179人；常州作院到宋末“額管八十人”。（注：《宋會要》食貨，44之7；羅ｊùｎ＠①等：《寶慶四明志》卷7《郡志·敘兵》；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18《武備》。）不過，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生產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其產品一般不投放市場，在城市物資供應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三是官營專賣商品的供應。宋朝對酒、鹽、茶等物品實行嚴格的專賣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實際上壟斷了各城市此類物資的供應。其中一部分由政府直接銷售，一部分則采取“買撲”的方式，即由私人承包經營。由于這些物品大多是基本日用消費品，銷售量很大，政府從中獲得高額利潤。如北宋中期，杭州每年的酒稅收入高達30萬貫，是熙寧十年（1077）該城商稅額的3倍多。（注：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7《征榷考》；《宋會要》食貨，16之7。）蘇軾曾贊嘆地說：“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注：蘇軾：《東坡奏議》卷7《乞開杭州西湖狀》。）南宋前期，紹興府城都酒務、比較務等機構的年酒稅額有62752貫，是商稅額的1.1倍多。（注：施宿：《嘉泰會稽志》卷5《課利》。）淳熙十三年（1186），嚴州經政府銷售的茶葉有258.6萬余斤，鹽585萬余斤，總收入近100萬貫。（注：劉文富：《淳熙嚴州圖經》卷1《課利》。）

民間系統的物資供應具體有兩種形式：一是民間生產供應。宋代江南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民間手工業的廣泛興盛。如婺州“城中民以織作為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注：劉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狀〉。）湖州、杭州、蘇州、常州等城市的絲織業十分發達，產量巨大。南宋時，臨安城除各種一般手工業外，還有碾玉作、鉆卷作、篦刀作、腰帶作、油作、鋪翠作、金銀打＠②作、打紙作等多種加工業，其中僅“專以打造金箔及鋪翠銷金者，不下數百家”。（注：《宋會要》刑法，2之139。）徽州的制墨業享有盛名，其上品之墨“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被時人視為珍品。（注：《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貨·土產》。）衢州的蔡氏墨也頗為有名，需求量很大，以致一度出現了假冒現象嚴重的情況。（注：姚勉：《雪坡舍人集》卷19《贈墨客呂云叔》。）其它如越州（紹興府）、湖州、杭州、蘇州、明州（慶元府）、婺州等城的釀酒業，越州、溫州、杭州、蘇州、臺州、吉州、撫州、信州、宣州（寧國府）等城的造紙業，杭州、秀州（嘉興府）、湖州、越州、婺州、袁州、饒州、臺州、吉州、建康、南康等城的刻書和印刷業，明州、溫州等沿海城市的海產品加工業，湖州、睦州（嚴州）、杭州、溫州等城的漆作業等等，都相當發達，使各城市經濟的生產功能和消費品自我供應能力不斷增強。同時，在許多江南城市的郊區及周邊地帶，經濟作物種植業、水產業、園藝業十分興盛，直接為城市物提供了相應的農副產品。如南宋臨安城東門外，“彌望皆菜圃”；紹興府城西郊，“雞頭最盛，有一戶種及十八里者”；建昌軍南城縣近郊村民寧六，“一意農圃”，頗能自給；鎮江府丹徒縣居民孫大成有園地30畝，雇人種植蔬果，“不數年，嘉蔬美實，收利十倍”；蘇州城郊的花圃種植業尤為盛行，“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4；施宿：《嘉泰會稽志》卷17《草部》；洪邁：《夷堅志》支甲卷5《游節婦》；劉宰：《漫塘文集》卷33《孫大成行述》；范成大：《吳郡志》卷30《土物下》。）二是民間商業供應。相對于手工業等生產領域而言，江南城市的民間商業更為繁榮，特別是在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從商品流通到批發、零售的較為完整的商業體系，有力地促進了城市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成為城市一般居民物資供應的主要途徑。如南宋時臨安城普通居民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民間市場流通渠道。時人吳自牧說：“杭州人煙繁密……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鋪戶。”（注：吳自牧：《夢粱錄》卷16《米鋪》。）周密也說：“杭州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注：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杭州食米》。）建康府城的情況大致相似。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余嶸稱城中居民“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以是數拾萬之生齒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米”。（注：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闕志四·諸倉》。）袁燮說：“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輻輳，米、麥、薪、炭、ｃｕó＠③、茗之屬，民間日用所需者，悉資客販。”（注：袁燮：《＠④齋集》卷13。）

不過，就江南地區不同類型的城市而言，其物資供應的具體結構和形式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政治型城市由于受民間工商業發展水平的限制，官方系統在城市物資供應中占了主導地位。如地處山區的徽州“舟車不通，商旅罕至”，工商業發展緩慢。紹興二十二年（1152），城區商稅額僅6000余貫。到嘉熙四年（1240年），在當地官員的請求下，宋廷同意裁撤該城的稅務。在這種情況下，其民間系統的物資供應顯然相當有限。與此相聯系，該城的居民數量也不多。直到寶慶三年（1227），城內外在籍坊郭戶仍只有3887戶，其中還包括為數不少的吏員、雜役等政府人員。至于戶籍外的政府人員，則數量相對較多，僅駐軍就有1300余人。這種人口規模和結構也決定了該城物資供應以官方系統為主的特點。（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公署·郡邑》；卷2《戶口》；卷4《駐軍》。）綜合型城市的物資供應，官方系統和民間系統都占有重要地位，某些方面民間系統更為重要。如前面提到的南宋建康城的糧食供應，大部分仰仗商販，一旦“客舟稀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注：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闕志四·諸倉》。）經濟型城市工商業發達，市場活躍，其物資供應主要依靠民間系統。如蘇州城鄉經濟十分發達，“田疇沃衍，生齒繁夥”，“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余”，“織衽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城市居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賈販以游者”。（注：范成大：《吳郡志》卷37《縣記》。）顯然，其所需物資主要是通過本地生產和市場流通。

二、州縣城市的居民收入與消費

宋代江南城市居民的貧富分化現象相當嚴重，不同階層和群體在收入和消費水平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其中官僚貴族、地主豪紳、大商富工等無疑屬于高收入階層，是城市消費的主體；一般工商業者和部分士人、吏員等屬于中等收入階層，其消費活動也較為活躍；小商販、小手工業者、貧寒士人、傭工、游民等屬于低收入階層，其消費需求僅限于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準。

城市官僚貴族的收入首先來自政府提供的貨幣和實物形式的俸祿，這一點無需多說。此外，還包括地租和工商業收入。大多數官僚貴族擁有相當數量的土地，有的是朝廷賞賜的，有的是依仗權勢從農民那里兼并的。如神宗、哲宗兩朝，執政王安石、呂惠卿、章ｄūｎ＠⑤等人在浙西、江東一帶擁有不少田產。徽宗時，佞臣朱＠⑥在蘇州等地有田地30萬畝，另一佞臣蔡京僅受賜的江寧府溧水縣永豐圩就達千頃。（注：《宋史》卷470《朱＠⑥傳》；洪邁：《夷堅志》丁志卷5《石臼湖螭龍》。）宋高宗即位初，將蔡京、朱＠⑥、童貫、王黼在浙西的田地籍沒出賣，六年后未賣出的還有5000多畝。（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1，紹興二年二月辛未。）迨至南宋，官僚貴族的土地兼并之風更為盛行。大將張俊“喜殖產”，其田莊廣布蘇、湖、常、秀等州，“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強奪常州邵家地20余里；權臣秦檜“田業甚富”，其死后十余年，雖家業漸趨衰落，但歲收粗米仍高達10萬斛；恭國公楊存中田產眾多，曾一次就獻出土地近4萬畝給朝廷。（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5，紹興十年四月乙丑，卷191，紹興三十一年七月己丑；洪邁：《夷堅志》丁志卷5《荊山莊＠⑦》；《宋會要》食貨，63之138。）由此形成了“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一都之內，膏腴沃壤，半屬權勢”的狀況。（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1，紹興二年一月丁巳；《宋會要》食貨，14之37。）端平元年（1234），劉克莊在《備對札子》中說，官僚貴族“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則自開辟以來，未之有也”；（注：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稍后謝方叔也說，“國家駐蹕錢塘百有二十余年矣……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注：《宋史》卷173《食貨志·農田》。）與此同時，官僚貴族還積極參與工商業活動，“托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卑商賈之利”，“甚者發舶舟，招蕃商，貿易寶貨，麋費金錢”。（注：《宋史》卷388《陳良佑傳》。）如楊存中廣事買撲酒坊，在臨安、湖州等地許多城鎮承包酒坊數十處，總資本高達72.5萬余貫；徽、高兩朝內侍李從之在平江府吳縣經營大藥鋪，“他州異縣來者益眾”；家居臨安城的昭慶軍節度使韋淵，在浙西有田地5000畝，又在城里經營房舍租賃業。（注：《宋會要》食貨，21之2至3；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39《李從之墓志銘》；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4，紹興十二年二月己卯。）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大量田產收益和豐厚的工商業收入，使官僚貴族的財富不斷增加，許多人“金帛山積”，以至“有擁二三千萬資者”。（注：王邁：《衢軒集》卷1《乙未館職策》。）

江南各級城市普遍住有不少地主豪紳，稱為“遙田戶”。他們的收入，一部分來自農村田產的經營。如南宋中期，朱熹在南康軍賑災，曾勸得“在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碩”。（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別集卷9《論上戶承受認糶米數目》。）這些在城上戶能夠出米賑糶，其中部分人顯然是租米豐厚的城居地主。另一部分來自工商業活動。杭州、蘇州等繁華都市的地主普遍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情況自不必多說，就是在一般府州縣城也是如此。如吉州城內經營糧食零售的鋪戶，“初非家自有米，米所從來蓋富家實主其價，而鋪戶聽命焉”。而“城郭富家之有米，多寡不一”。（注：《巽齋文集》卷4《與王吉州論郡政書》。）可見供應鋪戶食米的“富家”，其米的來源主要來自農村的租米。

城市大商富工階層收入的主要來源自然是工商業活動，但許多人也在農村購置田產，收取租米。如平江府“城北民周氏，本以貨麩面為生業，因置買沮洳陂澤，圍裹成良田，遂致富贍”；原籍大梁的張勰，因從事海外貿易致富，遂“買田婺州郭外”。（注：洪邁：《夷堅志》三志己卷7《周麩面》；呂祖謙：《東萊文集》卷7《大梁張君墓志銘》。）

上述這些城市高收入者，資產殷富，生活豪奢，所消費的除了日常生活用品，還包括各種奢侈品。如杭州城內豪富之家云集，早在北宋時就已是“風俗輕靡”，“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注：歐陽修：《居士集》卷2。）南宋時更是“侈靡相尚”，“衣不肯著布縷綢絹、衲絮ｙùｎ＠⑧敞、浣濯補綻之服，必要綺羅綾＠⑨、絞綃靡麗、新鮮華粲、ｃｈī＠⑩繒繪畫、時樣奇巧、珍貴殊異，務以夸俗而勝人”；“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糲、豆麥、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饈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為之巧，縷簋雕盤，方丈羅列”。（注：陽枋：《字溪集》卷9《雜著·辨惑》。）時人袁說友曾感嘆地說：“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寬，隨即縱馳，累歲以來，其侈日盛。”（注：袁說友：《東塘集》卷10《禁蕺銷金札子》。）為了滿足豪富之家的奢侈生活，臨安城的相關工商業十分興盛。如在融和坊北至市南坊有著名的珠寶市場；在官巷有大型花市和眾多奢侈品店鋪，“所聚奇異，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錦繡羅帛，銷金衣裙，描畫領抹，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有之”。（注：吳自牧：《夢粱錄》卷13《團行》。）其它城市也有類似情況。如紹興（1131—1162）后期，鎮江府城有個酒務官，“夸多半靡，務以豪奢勝人”，“飲食極于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嘗令匠造十桌，嫌漆色稍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注：洪邁：《夷堅志》丁志卷6《奢侈報》。）

城市的一般工商業者，其收入基本上來自工商業經營活動。他們的經營規模不大，收入也有限，一般只能保持生活的溫裕。如“湖州人陳小八，經商販縑帛致溫裕”；饒州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鱉以供衣食”；鄱陽城“市民許二，與弟許三居于行春橋北，多釀酒沽，而日輸官課，稍致富足，遂買馬乘騎”。（注：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10《陳小八子債》，支甲卷3《汪乙鱉》，三志壬卷6《許生墜馬》。）此外，部分吏員、士人等也有較為穩定的收入。這類城市居民的消費一般以基本生活品和日用品為主，奢侈品的需求量不大。

小商販、工匠、傭工、貧寒士人之類在江南城市人口中占了相當比重，他們收入低微，且很不穩定，“一日失業，則一日不食”。（注：《宋會要》食貨，12之6。）如臨江軍城“為牙儈者例皆貧民，雖有百斛求售，亦無錢本可以收蓄”；臨安城“有貧而愿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始終“無分文之儲”；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鄱陽城寒士劉十二，“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注：《雙溪類稿》卷21《上趙帥》；《武林舊事》卷6《作坊》；洪邁：《夷堅志》支癸卷8《魯四公》，支甲卷4《劉十二》。）臨安官營作坊里“和雇”的工匠，雖收入相對較為穩定，但每日只有食錢170文、米2升，除了自己生活外，還要養活家小，處境艱難。（注：《宋會要》職官，16之23。）顯然，此類低收入者的消費完全局限于米、鹽之類的基本生活品，而且往往連基本生活品也不能正常保證。

此外，江南城市中還有許多完全沒有收入的流民、乞丐之人，他們靠政府的救濟和他人的施舍為生，常陷于“口無飲食，身無衣蓋，凍餓于道”的悲慘境地。（注：吳自牧：《夢粱錄》卷18《恤貧濟老》。）南宋人洪邁在《夷堅志》中記載了不少這方面的具體事例，如：“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乞丐者蹣跚行前，滿股瘡穢”；“嚴州東門外有乞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污，便穢滿前”；“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來，不肯入道堂，日行丐于市”；“明州有道人，行乞于市”；“豫章丐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媼，年八十余歲，獨處茅檐之下，日丐于市”。（注：《夷堅志》乙志卷1《小郗先生》、卷13《嚴州乞兒》、《海島大竹》，支丁卷10《鄭道人》，丁志卷2《李家寓仙丹》，支景卷3《吳江鄭媼》。）這些處于社會最低層的城市居民，已談不上正常的消費需求了。

從江南地區不同類型城市的居民消費特點來看，在政治型城市，消費奢侈品的需求量相對較大；在綜合型和經濟型城市，各種物品的需求都相當旺盛；港口型城市的消費品還包括相當數量的海外舶貨。三、市鎮的物資供應與消費

作為新興的農村經濟中心地和城鄉市場結合體的各種商業市鎮的廣泛興起和迅猛發展，是宋代江南城市發展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由州縣城市一統天下的城市發展格局，促成了區域性城鎮等級網絡的形成，而且有力地推動了城市活動向農村的擴展和滲透，引發了鄉村都市化現象的出現。與傳統州縣城市不同，市鎮并不是憑籍一定的政治因素興起的，而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城鄉市場聯系不斷加強、各地區之間商品流通日趨活躍的產物。因此，一方面，市鎮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城市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一種新型的經濟都市形態；另一方面，市鎮又保留著部分農村社會的特點，成為介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社會、經濟混合體。

宋代江南各地興起的市鎮數量繁多，具體形態不一。大致說來，主要可分為環城衛星市鎮、農業市鎮、手工業市鎮、商品轉運市鎮、沿海港口市鎮和消費性市鎮等六大類。對此，筆者在另文已有專門論述。（注：參見拙著：《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拙作：《略論南宋時期江南市鎮的社會形態》，載《學術月刊》2001年第2期；《論宋代兩浙路的城鎮發展形態及其等級體系》，載《浙江學刊》2001年第1期。）從總體上講，作為初具形態的新興經濟都市，市鎮的物資供應主要依賴于民間工商業，而且由于工商業的專業化程度相對較高，其物資來源除了本地生產外，相當部分是通過區域性市場網絡由外地輸入。其中，環城衛星市鎮主要分布于繁華都市的周邊地帶，實際上是城市向周邊鄉村擴張的一種形式，成為所在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工商業極為發達。如南宋臨安近郊分布著北郭、江漲橋等10多個規模不等的市鎮，其中僅浙江、龍山、北郭、江漲橋4個市鎮，到南宋后期年商稅額就高達26萬多貫，是城內商稅額的1.7倍多；江陰城澄江門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歲常輻湊，駔儈翕集”。（注：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19《疆域·市》，卷59《商稅》；朱昱：《重修毗陵志》卷2《坊市》。）這類市鎮的工商業人口規模龐大，其物資供應更多地由市場從外地調入。農業市鎮主要興起于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帶，承擔著當地農副產品的外銷和流通職能。如嘉興府的魏塘鎮、蘇州的直塘市、建康府的孔鎮、寧國府的水陽鎮等都是典型的糧食市鎮，溫州的白沙鎮是典型的林業市鎮，紹興府城東的梅市和項里市是果品交易中心，臨江軍的肖家峽市是山區蔬菜市場，明州的鮚ｑí＠(11)鎮是大型漁業市鎮。這類市鎮所消費的農副產品自然來自本地生產，手工業產品則大多依賴市場流通。手工業市鎮是隨著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其生產的專業化特點尤為明顯。如兩浙沿海的杜瀆鎮、于浦鎮、岱山鎮、大嵩市、錢清鎮、湯村鎮、下砂市、廣陳鎮等都是頗具規模的鹽業市鎮，其居民“以煎鹽為生”，多數“不曾耕種田畝”，“鬻鹽以自給”；（注：《宋會要》食貨，26之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4。）處州的琉田市、吉州的永和鎮、饒州的景德鎮等都是著名的陶瓷業市鎮，景德鎮有瓷窯300余座，“窯火既歇，商爭取售”；（注：《光緒江西通志》卷93《經政略·陶政》載蔣祈《陶記略》。）建康府的白土市、饒州的杭橋市和螺坑市、嘉興府的濮院市、湖州的南潯鎮等是著名的紡織業市鎮，濮院市到南宋后期，“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云集”，“濮院之名，遂達天下”。（注：夏辛銘：《濮院志》卷14《農工商》引《濮川志》；《光緒桐鄉縣志》卷1《疆域志》。）這類市鎮一方面生產和輸出其大量特色手工業產品，另一方面又從外地輸入各種原料和居民消費品，一般都形成地域性的物資供應網絡。商品轉運市鎮多興起于內陸交通沿線，承擔著溝通各地之間商品流通的職能。如太平州的黃池鎮、采石鎮，池州的雁汊鎮，臨江軍的樟樹鎮，蘇州的木瀆鎮、平望鎮，常州的奔牛鎮，嘉興府的烏青鎮，紹興府的西興鎮、曹娥鎮等。這類市鎮以發達的流通性商業為特點，其物資需求基本上依賴于市場供應。由于缺少本地生產基礎，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暢，商業活動和物資供應就會受到嚴重影響。沿海港口市鎮是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而興起，充當著不同層次的外貿口岸的角色。如嘉興府的澉浦鎮是南宋時臨安的外港，“招接海南諸貨，販運浙西諸邦”，年商稅額一度在3萬貫以上，在籍居民達5000余戶。（注：常棠：《澉水志》卷上《地理門》；《永樂大典》卷14622《吏部條法·差注門三》。）與商品轉動市鎮一樣，這類市鎮的物資供應也主要通過市場由外地輸入。消費性市鎮主要是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加和消費性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其物資供應有著自身的特點。如位于長江沿岸的蘇州許浦鎮、建康府靖安鎮、池州池口鎮等，駐有大量軍隊。許浦鎮在南宋時一度駐有水軍上萬人，“軍民市易為盛”，（注：《洪武蘇州府志》卷14《兵衛志》。）軍事人員及其家屬成為該鎮人口的主體，因而官府的調撥和配給在其物資供應中占了很大比重。常熟縣福山鎮則是遠近聞名的宗教市鎮，鎮上的東岳廟吸引了各地大批信徒前來祭祀，“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于道，不知幾千萬人”。（注：范成大：《吳郡志》卷13《祠廟》。）其所需物資全仗鄰近鄉村和外地提供。不過，這類市鎮在江南市鎮體系只占少數。

市鎮中也住有一定數量的政府人員，許浦鎮之類的市鎮政府人員之多自不必說，就是一般市鎮，也有相應的管理人員和部分軍隊。同時，宋廷對酒、鹽之類日用品的專賣施行于城鄉各地，包括市鎮。因此，官方系統也是市鎮物資供應的的一種途徑和形式，盡管在大多市鎮并不占主導地位。

從江南市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狀況來看，與州縣城市相比，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工商業及相關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二是居民消費以日用品為主，對奢侈品的需求較為有限。這是由市鎮的經濟形態和居民結構所決定的。

作為新興的經濟中心，工商業及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是大多數市鎮人口的主體。其中又可分為四部分：一是資本雄厚的富商、手工業主和充當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駔儈，如嘉興府的青龍鎮“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蘇州直塘市米商張五三“倉稟帑庫所藏錢米萬計”；池州池陽市有的織布機戶開設頗具規模的作坊；饒州九墩市有“大儈程氏”；衢州峽口市的祝大郎開設“質庫”，“富而不仁”。（注：楊潛：《紹熙云間志》卷下；洪邁：《夷堅志》志補卷7《直塘風雹》、《祝家潭》，乙志卷14《全師穢跡》。）這些大商富工通過工商業活動，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們生活豪華，除一般消費品外，還包括各種奢侈品。如明州小溪鎮有個富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極盡氣派。（注：洪邁：《夷堅志》丁志卷14《明州老翁》。）但從總體上看，市鎮中這類人員的數量相當有限。二是一般商人和手工業者，如在饒州德興縣南市開設酒店的汪一，在蘇州常熟縣梅里鎮開設藥鋪的江仲謀等。（注：洪邁：《夷堅志》三志壬卷10《汪一酒肆》，支庚卷4 《伏虎司徒廟》。）這類人員在市鎮工商業人口中占了相當大比例，他們經營規模和收入有限，只能保證日常消費品的需求，生活溫裕。三是小商小販和各色工匠，如南宋洪邁《夷堅志》中提到的饒州樂平縣桐林市銀匠童氏和杭橋市染工程氏，鄱陽縣石頭鎮小販龔三、汪三、陳二，臨安府浙江市賣魚飯的舒懋等。這類人員占了市鎮工商業人口的大部分，他們的收入并不穩定，只能維持最基本的消費需求。四是傭工、苦力等貧寒之人，如徽宗、高宗二朝內侍李從之退仕后，在蘇州呂山開設大藥鋪，雇傭雜工數百名；南宋后期，常州奔牛鎮和鎮江呂城鎮“舶腳、腳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數逾百家”。（注：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39《李從之墓志銘》；黃震：《黃氏日抄》卷72《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這類人員收入微薄，往往連日常的消費品都不能正常保證。

此外，江南市鎮居民中還包括部分官吏、士人、地主、農民、演藝人員、無業游民等，他們的收入和消費狀況也不盡相同。如南宋中后期，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鎮除監鎮官外，又有管理鹽場、酒庫、市舶場、抽解竹木場、鐵布軍需場的官吏；華亭縣青龍鎮“設監理財”，又“有學，有獄，有庫，有倉，有茶場、酒坊、水陸巡檢司”，其官吏數量相對較多。（注：常棠：《澉水志》卷上《廨舍門》、《坊場門》；《正德松江府志》卷9《鎮市志》。）但這些都屬于下層官吏，他們的俸祿不多，消費需求也不大。不少江南市鎮都設有鎮學、書院、家塾等官私學校，由此吸引了部分士人前來講學和求學。如南宋中后期，嘉興府澉浦鎮、青龍鎮、上海鎮等均有官辦的鎮學；饒州景德鎮、于店和信州貴店等均有民辦書院。這類士人大多生活清苦，滿足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許多市鎮以其發達的工商業和優裕的環境，吸引了部分地主前來寓居。如南宋中期蘇州橫金市的王玨有“田數百畝”；湖州南潯鎮的華文勝，田產眾多。（注：洪邁：《夷堅志》支丁卷3《寶華鐘》；汪日禎：《南潯鎮志》卷26《報國寺布施碑》。）這些地主往往也參與工商業活動，其收入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如前文提到的直塘市張五三、峽口市祝大郎都是由地主進而成為富商的。不少地主家財富足，與巨商富工構成市鎮的高消費階層。稍具規模的市鎮除中心市區外，還包括周邊部分鄉村，故農民也是其居民的一部分。如澉浦鎮便包括周邊的惠商、石帆、秦山等村落。市鎮農民一般多從事果蔬、園圃等經濟作物種植業，如鎮江府大港鎮孫沂兄弟，“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他植者莫及之，負販者爭趨之”。（注：劉宰：《漫塘文集》卷31《孫沂墓志銘》。）這種專業化、商品化的經營方式，使市鎮農民的收入往往高于一般鄉村農民；同時，受商業文化的影響，他們的消費需求也較一般農民要活躍，對市場的依賴性也大得多。

四、結論

通過前面的考察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宋代江南城鎮的物資供應日趨商業化、市場化，特別是在經濟型城市和商業市鎮，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州縣城市發展形態的重大變革，即由傳統的政治或軍事中心向真正意義上的經濟中心、社會中心轉變；而具有新興經濟都市性質的市鎮的廣泛興起，則進一步推動了這種轉變。

第二，宋代江南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結構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產業結構的多樣化和系統化。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古代城市經濟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三，與傳統城市居民經濟生活深受政治因素影響的不同，宋代江南城鎮居民在收入和消費上的兩極分化現象更多地是由經濟因素引起的，這既是促進城市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的動力，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進而對城市管理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宋代江南城市管理的一系列變化，很大程度上是與此相關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氵右加睿

＠②原字為钅右加及

＠③原字為鹵右加差

＠④原字為契的下部換成糸

＠⑤原字為忄右加享

＠⑥原字為面右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