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

鄭學檬

關于宋代福建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情況，已有許多論著述及，這里將側重就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沿海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問題作一個總的說明。

所謂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是指兩個方面，一是所有制形式的變化，這一點本節略而不論；二是生產中的商品生產比重增大和生產中的出口比例增大，這一點是本節所要分析的重點。

宋以前的福建經濟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商品經濟很不發達，鄭學檬主持編著的《福建經濟發展簡史》和唐文基主編的《福建古代經濟史》兩書已作了詳盡的分析。

但是，五代兩宋時期，福建經濟發展加速，商品經濟有醒目的發展，內外貿易十分活躍，這就加速了福建經濟結構的變化。商品生產的比重增大，進出口增加，對外經濟聯系擴大。

為了說明這種趨勢，擬從以下幾個方面略加論證。

首先，糧食生產的發展和糧食的生產的商品化。五代兩宋糧食生產的發展表現為種植區域擴大；品種增多和良種培育、引種成功；稻米以外的糧食生產的如麥、粟、黍、豆的種植較為普遍。有關以上資料本書的第三章有兩節專門涉及，故這里不再贅述。

這里著重談一談占城稻問題。占城稻引進無疑是對外貿易發展的結果。關于占城稻的資料，以《宋史·食貨志》的記載最廣為人知，以《宋會要輯稿·食貨》的記載最為詳盡，以《淳熙三山志》的記載最為具體（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產于印支半島的高產、早熟、耐旱的稻種。《唐會要》卷九八《林邑國》記云：“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闭f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環王國，五代時環王國改名占城，《五代會要》有占城國條亦謂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僅指占城國種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國普遍有的稻種。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安南國》講到“占禾”：“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為元日之犒”。而《占城國》條反而稱其國“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這么說來，似乎占城稻非產于占城而產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趙汝適的《諸蕃志》卷上《占城國》條云：“民間耕種率用兩牛，五谷無麥，有稿、粟、麻、豆，不產茶，亦不識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說占城五谷，以稻為首。該卷《真臘國》條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米谷廉平。”

可見，印支半島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環王國）、真臘盛產稻米，且稻種早熟，由于耕作粗放，無灌溉設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長。這和廣西地區（廣西的欽州地區三國時亦為交州境）的情況差不多，直到南宋，嶺外的水旱稻種植方式就是如此，《嶺外代答》卷三《惰農》條云：“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后，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p>

占城稻耐旱、耐澇的特性可能就是在這種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雖以占城為名，但在廣西地區和安南、占城、真臘等國普遍種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閩商往返占城、安南有關。閩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島、安南、占城貿易的傳統。“唐成都猛將花驚定之裔，五代入閩，寓閩之豐州東焉。有花琳善培異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爭購也?；ɑ莒叛?，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閩中矣?！?〕”商人李富安購買花琳培育的花卉，運到交州去賣。交州，唐以后轄境限于河內附近地區，即越南北部及瀕海地區。這是五代閩商與交州（交趾）往來的一個例子。李富安不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臘、占城、暹灣：“李富安字山平，棄學經商，航舟遠涉真臘、占城、暹灣諸國，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罴腋勰死钌狡街鄄刺幰??！?〕”因為舉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真臘貿易，就會出現移居問題，占城稻極有可能是這些賈販者、移居者（早期華僑）們攜至泉州的。

我從以上兩條引自《西山雜志》（手抄本）的記載推測，占城稻之傳入福建在五代閩時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時已有上百年歷史，故大中祥符五年從福建可以一次取種（占城稻）三萬斛。

占城稻的傳入和沿海對外貿易密不可分，似無疑問。

其次，棉花、棉布的傳入、推廣與福建棉織業的發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樣是印支地區的特產?！稁X外代答》卷二“占城國”條記載說，“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奔栜娭魏Ｄ蠉u，閩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這是閩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據《諸蕃志》卷上記載，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皆出產棉花與棉織品：交趾土產為“木棉、吉貝花布”、“白疊”；真臘土產象牙、香、黃蠟、羽毛、番油、生絲、綿布（棉布）等，“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假錦、涼傘、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屬博易”。

這說明，棉布已通過貿易進口到泉州?！吨T番志》是趙汝適任福建路市舶提舉任內撰成的，有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斷定棉布的進口（從交趾、占城、真臘諸國）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進口則未見記載。棉花在以上三國的臨近地區如廣東西、海南島是廣泛種植了，這可以《嶺外代答》卷六《吉貝》一節所記得到證實。

福建棉織業的發展和棉花種植技術、棉布的進口、推廣有關。《西山雜志·紗崗》記載泉州紗崗村的情況頗能說明問題：

“陳厝，蓋起自三國陳時之宗族也。從嶺南至閩中，到處有木棉，又曰茄＠①。陳氏已能于紡且織，機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為之，一方人咸績，績之紡也。陳有木棉絮田野，豐稔皆出而易之紗，曬之崗也。織布之雅，運之交州，交人皆曰陳氏之布焉。”“沙崗者一訛作沙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傯兌玻３比胙傘！鄙掣詿迨敲藁ㄖ種睬?，有?紡紗、紡織業，產品遠銷交州，其時間估計在五代北宋。陳厝村毀于宋末元初。

有關文獻中也有若干條記載可以證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種植棉花。一是劉ｙǎｎ＠②《龍云集》卷七《莆田雜詩二十首》這一記興化“家家余歲計，吉貝與蒸紗”。二是謝楹得《疊山集》卷三記：“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天何厚八閩”的八閩實際上僅指興化、泉州一帶，閩北種棉只見于元代。

棉花與棉織業的發展對于解決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問題意義非同一般，也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礎。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記載有上面舉出的例子（泉州陳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間接的記載見《諸蕃志》等書。

《諸蕃志》在述及層拔國（今坦桑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云：“其民皆大食種落，遵大食教度，纏青番布，躡紅皮鞋，……地氣暖無寒，產象牙、生金、龍涎黃檀香，每歲胡茶辣國及大食邊海等處，發船販易，以白布、瓷器、赤銅、紅吉貝為貨。”胡茶辣國在印度西北部，考慮到泉州海外貿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達泉州如《諸蕃志·大食國》提到的施那ｙī＠③“僑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經大食商人販往大食海邊，轉賣到層拔國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則，泉州與印度半島的貿易也很頻繁，泉州商人甚至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臨和胡茶辣國，這樣泉貨（白布、瓷器、紅銅）經由胡茶國轉販到層拔國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業的發展。中國古代陶瓷出口歷史悠久，唐宋時期即達到相當規模，南宋時又有較大發展，至元而盛極一時。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記載最稱規模?！吨T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國、真臘國、三佛齊國、單馬令國（今馬來西亞南部）、凌牙期國（今馬來西亞南部）、佛羅安國（今馬來西亞南部）、新拖國（今印尼爪哇島西部）、ｄū＠④婆（今印尼爪哇）、南毗國（今印度馬拉巴爾海岸）、層拔國（今桑給巴爾島）、麻逸（今菲律賓民都洛島）、三嶼（今菲律賓呂宋島西南岸三港口）等處，至于間接的瓷器貿易，也較頻繁，例如大食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3〕。這類間接貿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產的發展。《西山雜志·窯前》記窯前村即五代閩時，王延彬治泉州，命航運使李建興“建窯為陶工之役，以充蠻舶交易。”“涂沙街在其東南，便于海運”。葉文程同志《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一書有許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銷瓷生產發展的情況，如泉州東門發現的碗窯遺址，說明《留氏族譜》關于泉州“陶器銅鐵，泛于番國”的記載有根據。泉州東北約8公里處的碗窯多，有小溪通潯美港，會合洛陽出海，潯美港是外銷瓷器的一個港口。碗窯鄉古窯遺址堆積層厚達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見其生產規模相當大。產品以青釉瓷居多?！?〕

晉江磁灶鎮早在唐以前即為外銷瓷的生產基地?！段魃诫s志·前鋪》：“唐開元時林鑾航舟遠運，采集磁灶之瓷器，陳列大埔之前?！贝笃壹辞颁?。該書的“磁灶”條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藝，釉彩青綠，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贝旁钸€發現不少宋瓷窯址，《晉江縣志》卷一輿地志記載說該地生產的小缽子、缸、甕之屬“甚饒足，并過洋（指外銷）”〔5〕。瓷灶窯遺址堆積層亦較厚，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醬色釉、綠釉、黃綠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細小的冰裂紋。據臺灣學者研究，澎湖群島發現的宋元陶瓷標本中，以青瓷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晉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數量最多，分布最普及?！?〕

德化窯以生產白釉瓷馳名中外，屬瓷器之上品，“質滑膩似乳，宛似象牙。釉水瑩厚，與瓷體密貼，光色如絹”?！? 〕已經發現的德化古窯址一百八十多處，其中屬于外銷瓷窯址有二十八處之多。〔8〕

葉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銷瓷器生產，因為其銷路極大，“商人為了謀求利潤，勢必盡量設法投合消費者的愛好和要求，以廣其銷售數額”，從而形成外銷瓷本身的特點?！? 〕雖然葉先生所舉例子多為元明時期的事，但可以肯定這種生產適應國外市場的趨勢，始自五代兩宋。也就是說，對外貿易對沿海生產發展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現為按市場要求即按買方需求生產。這種趨勢的背后則是價值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為對外貿易服務的商品生產和為國內貿易服務的商品生產在滿足市場需求（產量與設計）上是有所差別的。

第四，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的發展。關于福建甘蔗種植情況有關著作多引用蘇頌的《本草圖經》的記載：“甘蔗今江浙、閩廣、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數丈。葉有兩種，一種似荻，節疏而細短，謂之荻蔗；一種似竹，細長，榨其汁以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廣多作之”。“蔗有兩種，赤色名昆侖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節紅而淡，出泉漳者皮節綠而甘。其于小而長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吳越間?！背颂K頌（籍貫泉州同安）的記錄外，《淳熙三山志》、《容齋五筆》亦有述及?！洞疚跞街尽肪硭囊弧疤恰弊⒃疲骸叭≈裾幔洙＃铮愧菡?，候官甘蔗洲最盛。”《容齋五筆》則云：“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霜”。

關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譜》的記載堪稱詳實?！侗静輬D經》所記“赤色昆侖蔗”或稱紅蔗是一種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譜》所記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鐮、蔗凳、蔗碾、榨斗、棗杵、榨盤、榨床、漆甕。削和鐮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葉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胺仓握幔檬轮潦辉隆Ｏ认魅テ?，次銼如錢。上戶削銼至一二十人，兩人削供一人銼。次入碾，碾闕則舂，碾訖號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盡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約糖水七分熱，權入甕，則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過期則釀），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餳（十分太稠則成沙腳，沙音＠⑥），插竹遍甕中，始正入甕，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別入生水得榨作醋，極酸?！薄疤撬氘Y兩日后，甕西如粥文，染指視之如細沙，上元后結小塊，或綴竹梢如粟穗，漸次增大豆，至如指節，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謂隨果子，結實至五月，春生夏長，雖結糖水猶在，瀝甕者戽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梢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定曝烈日中，極乾收甕?！?

糖霜極易受潮溶解，所以貯存措施必需嚴密?！短撬V》接著記載說：“凡（糖）霜性易銷化，畏陰濕，及風遇曝時，風吹無傷也。收藏法：乾大小麥鋪甕底，麥上按竹篼（音ｄou）。密排筍皮，盛貯綿絮，覆甕。簸箕覆甕。寄遠即瓶底著石灰數小塊，隔紙盛貯，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縣志》亦有制糖之記載：“宋時王孫、走馬埭及半門諸村皆種蔗煮糖，商販幅湊”。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響糖、糖霜四種。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雜質而成，響糖和糖霜則由白砂糖烹煮而成?！?0〕

以上引用的資料說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產地之一，制糖工藝比較先進。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藝，基本上為元明時代制糖業所繼承，只要參閱《天工開物》一書即可見一斑。

糖的外銷情況見于《諸蕃志》等書。主要外銷對象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單馬令、佛羅安（今馬來西亞西岸）等國，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島、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為什么糖未遠銷至印度大食？因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煉糖食的記載，可能甘蔗種植自西往東傳至爪哇一帶，故《諸蕃志》“ｄū＠④婆國”條有“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說明爪哇也有糖的生產。大食的食糖不知從何而來，但從《諸蕃志》“大食國”條所記大食與三佛齊、佛羅安等國貿易的情況來看，可能也會購買爪哇生產的糖。

第五，花卉的進出口貿易。先說花卉的進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麗花，“此花獨閩中有之，夏開，白色妙麗，嵇含《草木狀》謂之末利。佛經曰：末麗花香。又是番末麗，藤生，亦香?！狈岳蚧☉獙俸Ｍ鈧魅氲摹Ｋ剀?，“蔓生，白色，露ｙ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詩：‘素馨萬里來商舶，團園末麗叢毓香?！笔聦嵣宪岳蚺c素馨均為進田花卉，陳善的《捫虱新語》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閩商移而至”。ｄū＠④提，“南海種，商人傳之，花皙白而香，勝如素馨，蓋巖桂之流品也，仙書曰ｄū＠④提?！睅r桂即九里香，亦為閩中名花之一。

以上僅據《淳熙三山志》所記，舉出三個例子說明宋代福建已有從海外傳入的名花，實際傳入的花卉不止這三種。花卉傳入不僅有觀賞價值還有其他經濟價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葉，生產茶葉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ｄū＠④提、佛桑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產，〔11〕開創了我國香料油加工業。

其次說福建花卉的出口，前舉《西山雜志·花埭》記載的一則故事即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泉州之豐州，出現了花卉專業戶花琳，他栽培的異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運銷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貴重，奇缺，花琳富閩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還“拓海興田，遍植名花”，擴大經營。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稅，嚴重打擊了花卉業。

福建花卉業的發展，除了本身自然條件優越外，還和東南亞交往頻繁有關。東南亞各國地處熱帶或亞熱帶南沿，大自然賜給它們奇卉異花，培育了人們的愛花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藥用經濟價值而更為人們所接受?；ɑ艿馁Q易把這種人文精神帶入福建，如除了競相觀花外，還學會提取香料油，作為化妝品美化婦女，作為藥用保健品增進人民健康。

以上五個方面的發展，都是圍繞著商品化這個關鍵課題。糧食生產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動下發展，是一種必然趨勢；但是，糧食生產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產、對外貿易的需求推動下發展，則具有新的意義，即商品生產的意義。換一句話說，糧食生產因為農業人口增殖（包括農業人口的統治都群體的增殖）而發展，屬于沒有經濟意義的發展；而一旦農業因為城市或從事商品生產、對外貿易的非農業人口的增加而發展，則具有經濟意義，具體說，農業發展因此納入商品經濟范圍，而且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如良種的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即農業進步的技術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進及其他糧食生產進步均屬這一趨勢的表現。糧食生產的發展自然又和經濟作物的引進發展相聯系。

所以，我曾對什么是經濟結構變化問題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為中心）經濟的發展、變化以后，才悟出了這個道理，即所謂經濟結構的變化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指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如國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層意思是指經濟的商品意義增大即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因素則是城市的發展和從事商品生產活動的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這些人口必然以交換活動為生存手段。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經濟意義上的發展，相比之下，由農業人口增殖而導致的農業生產發展是一種沒有真正的經濟意義的發展。

我要說明的第二個問題是受對外貿易影響的商品生產，具有一般商品生產所沒有的活力。從理論上說，一切商品生產均受價值規律支配，中世紀的商品生產亦無例外。由于中世紀販運貿易盛行，商品的價格遠高于價值的情況很普遍，尤其對外貿易行業如此，例如，上面列舉的棉織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貿易中，因為屬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價格自必遠高于價值，因而反過來刺激棉紡織業、制瓷業、制糖業、園藝業（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業的發展，形成類似今日出口導向型產業，從而產生內地所沒有的經濟優勢。這一動向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種變化就是本節開頭所說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注釋：

〔1〕〔2〕蔡永兼：《西山雜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圖書館藏）。

〔3〕《諸蕃志》卷上《大食國》。

〔4〕葉文程：《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79—80頁。

〔5〕轉引葉文程文80—81頁。

〔6〕〔8〕〔9〕參閱葉文程文81、170、171頁；84頁；88頁。

〔7〕法西爾著，戴獄譯：《中國美術》卷下，36—37頁，1934年版，轉引葉文程文83頁。

〔10〕嘉靖《惠安縣志》卷五《物產》。

〔11〕蘇頌：《本草圖經》，轉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