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現代經濟形成的過程中，經濟倫理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經濟倫理之維的存在，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經濟倫理中，關于義利之間探討又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本文旨在聯系中國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結合宋代特殊的歷史背景，對宋代的義利思想的新特點、新現象進行歸納和總結。希望通過該項研究對我國經濟倫理思想的研究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構建做出一定貢獻。

關鍵詞： 宋代經濟思想；義利觀；欲望論；經濟倫理； 引 言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當時作為道德哲學教授的亞當·斯密（Smith，1776）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原因及其性質的研究》一書中就已指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交換，正是由于這種頻繁的經濟交換活動的存在，才使社會分工得以實現，進而社會財富得以增加，經濟得以發展。但是遺憾的是商品交易的實質究竟是什么，亞當·斯密并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認識。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德姆塞茨針對商品交易的實質給出了一個經典的答案。德姆塞茨(Demsetz，1967)認為“商品交換的實質是兩束權利的交換”。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內部有著一個經濟倫理之維的存在。此外，道德倫理對與經濟的發展資源的配置起到特殊的作用。如在沒有國家、沒有市場、沒有政府時，人們的經濟生活照樣有條不紊的進行，其依靠的力量是什么？這種力量就是道德調節。所以道德調節經濟貫穿于人力生活的全過程（厲以寧，1998）。然而自十九世紀末邊際效用學派發展至今，隨著工具主義在現代經濟學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顯著，在現代經濟學中，倫理道德之維是缺失的。因此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阿馬蒂亞·森，2000）發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極端貧困化的現象”的感嘆。這種現象似乎既與經濟學原本起源于哲學分支——道德哲學相違背，又與市場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這個歸宿相背離。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進行重新的審視和研究。 中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這決定了中國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個典型的大型灌溉農業社會，從而導致了中國在民族文化、思想意識等方面帶有較強烈的倫理色彩（錢穆，1997；陳平，1981）。在眾多的倫理問題的探討中“義”與“利”的探討是較為活躍的一個話題。在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奴隸制生產關系的瓦解，封建生產關系的確立，“義”“利”之辨開始產生（趙靖，2002a）。此后關于義利問題的探討又成為歷朝歷代社會知識分子之間相互廣泛討論的話題。而到了宋代，可以說中國關于義利關系的認識達到了世界認識的最高峰（姜錫東，2003）。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黃仁宇，1997）。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器使用于軍事，指南針用于航海，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織布機，船只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在宋朝出現。正是這些新的因素的產生使宋代關于“義”與“利”之間關系的探討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的某些社會知識分子對“義”與“利”的理解已經接近或者已經達到現代水平。但是現有的關于中國古代義利思想的研究僅僅限于經濟思想通史的范疇，沒有給宋代義利思想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中的地位給予正視。正是基于這種情況，本文主要對宋代義利思想作以進一步的考察，希望通過對某些問題的著重說明和整理，對我國目前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構建，為倫理道德能與現代主流經濟學重新回歸做出一定貢獻。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闡述了兩宋時期關于義利之辯之所以繁榮的背景；第二部分主要針對傳統義利思想在宋代社會中繼承和發展的情況進行說明；第三部分是對宋代反傳統義利思想的闡釋；第四部分是對宋代義利思想的進一步探討，分別從其特點及影響來對其在整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中的地位進行肯定；最后一部分是對全文的總結。 一宋代義利之辨產生的背景 人類社會關于義利之間關系的探討不是與來俱有的，他是一定社會發展的產物。綜觀中國古代歷史，我們會發現關于義利之間關系的討論會發生在兩種情況下[1]。其一是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的結果，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前，盡管人們對社會財富觀、人生觀有一定的認識，但是“義”與“利”的觀念還沒有形成。直到春秋末期，封建生產方式初見端倪，并且在財富積累方面要比原有的奴隸制生產方式更為便利、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奴隸制生產方式面對新的生產方式的挑戰和社會廣大新興地主的譴責，迫切需要相應的思想武器，于是，義利之辨隨之產生（趙靖，2002a）。其次是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普遍脫離非正式制約的道德行為規范。例如在中世紀歐洲，人們的經濟行為由于受到基督教神學的高度統治，因此一些商業中高息借貸行為被視為違反基督教的教義，因此后來在十一世紀，引發了宗教內部的義利之爭，最后由教皇下令把高利貸視為卑劣的行為，從事高利貸者將會受到宗教懲罰（De Roover， Raymond， 1965）。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定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才會廣泛的開展關于義利之間關系的爭論。 宋代雖然只有三百年的歷史，但是在這三百年的歷史中，這兩種因素宋代社會發展都同時具備，而且宋代社會發展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社會特征。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宋代在義利思想認識上所具有的高度。 （一）生產方式的新變化 宋代之所以目前被受中外學術界的青睞，一個核心的因素就是在宋代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而且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已經在其中孕育（黃仁宇，1997；Maddison，1998；林毅夫，1994）。兩宋時期，政府通過獎勵農耕對廣大佃農進行激勵，提高了其勞動生產的積極性。此外地方官員注重水利設施的維護和興建，從而使宋朝農業發展具有一個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生產技術的提高以及高產糧食作物的廣泛播種使單位面積的糧食作物產量大大增加，從而也促進了經濟作物種植和發展。因此使得小農經濟內部產業結構發生一定的變化，形成了農副業生產彼此促進的經濟格局。所以不少農戶直接進入市場進行謀生，或合伙從事買賣活動（龍登高，1997）。由于農業的高度繁榮，其他經濟領域宋代也不甘示弱，其面臨著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城市的勃興，內陸河流舟楫繁密，造船業突飛猛進。中國與國際貿易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峰。銅錢的流通量也大大的增加，創立了新的記錄，之后再無其他朝代打破（黃仁宇，199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紙幣在宋代的部分地區開始使用。也正是由于宋代經濟的繁榮，使的中國傳統市場得到了發展。宋代完成了市場的革命性變化，奠定了我國傳統市場的基本格局與以后朝代演化的基本路徑（龍登高，1997；龍登高，2003）。此外宋代經濟中一個特點就是官營經濟，政府對某些行業進行壟斷經營。雖然政府壟斷某些行業的經營權不是宋代開始，但是宋代對經濟領域的壟斷經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模，因而使得與民爭利的現象就會頻頻出現最終導致宋代法律的調整問題（趙曉耕，2000）。此外宋代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分水嶺，正是在這個時期，南方經濟開始超過北方。除了物質上的繁榮以外，一種新的生產組織關系也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生產出現了分工，如在專門種植茶葉的地區，茶葉生產中已經產生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分工（詹子慶，1993；翦伯贊，1964）。此外，由于商品經濟的高度的繁榮，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于商品生產的行業，如絲織業的發展，不但出現了一些獨立絲織的作坊（機戶）。而且出現了行會組織，有的稱為“行”，有的稱為“作”。更重要的是在兩宋時期出現了封建手工工匠從封建“結合主義者”向自由雇傭勞動者轉化，而這是隱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胡寄窗，1981；漆俠，1999）。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種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繁榮，以及一種新的生產關系正在這一時期緩慢的發展，刺激了兩宋時期義利思想的活躍。 （二）非正式制約的違背 中國由于其地理自然環境的影響，這不僅決定了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而且決定了在中國地域內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人們“安、足、靜、定”的民族性（錢穆，1997）。因此一切引起社會動蕩的因素在社會知識分子的眼中都是要加以反對的。其中土地政策問題就是一個讓歷朝歷代統治者非常棘手的問題。 在春秋以前，農業生產主要是通過在土地王有的前期下，施行對土地進行分封而形成的井田制度來實現的。但是一方面由于鐵制農具的使用導致農業生產技術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度對在土地上勞作的自耕農、奴隸缺乏生產的激勵，因此使這種土地制度不適應奴隸制末期的社會發展，因此具有有效激勵并且適應新生產力發展的土地私有制漸漸產生并發展起來。到了春秋時期，魯國初稅畝的施行，正式承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并且在私有土地上生產出來的財富逐漸成為了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但是由于農業生產活動中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和土地，由于土地的面積是一定的，而人口的數量可以得到調整，所以在古代農業社會中人口的多少往往決定了農業產出的高低。但是由于在中國傳統繼承制度中往往追求公平，不像歐洲采取長子繼承制度[2]，而是采取諸子稀產的辦法，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塊。由于農業生產的自身特性，當土地面積過小時就不能產生規模經濟，因此為土地的變賣和土地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3]。從此土地兼并現象由此出現。通過土地兼并，造成了農業生產勞動者地位和角色的變化，原來有地的自耕農通過土地兼并獲得更多的土地成為了地主，而另一些自耕農由于土地被兼并失去了生產生活的來源成為了佃農和流民。由于土地兼并的頻率和范圍的不斷擴大，導致流民人數不斷增加，再加上某些朝代統治者稅賦負擔沉重和自然災害，由此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危機。正是這種原因自春秋以來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社會圣賢都會對土地制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們往往認為土地制度的好壞與否直接關系到社會的“治亂興衰”。而中國歷代的士大夫往往形成一種錯誤的邏輯，認為社會危機源于流民過多，而流民泛濫源于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源于土地制度的私有制，而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則源于井田制度的瓦解。因此在中國古代很多時賢要求恢復以往的井田制度來取代目前的土地私有制。為了使該問題能夠得到更有效的論證，一些知識分子往往把抑制土地兼并看成“義”，而把不抑制土地兼并看成“不義”。這一點在宋以前已經上升到一種非正式制約的范疇。但是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統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由此形成了與傳統非正式制約的沖突，由此也導致了在宋代空前的義利之間關系的深入討論。 （三）悖論叢生的時代 在宋代統治三百多年的歷史里，既有在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的新契機，同時在這一時期里，其也是一個充滿著許多離奇悖論的朝代。在政治方面，其雖然完成了唐末及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其卻沒有完成全國的的統一；雖然在宋代國家經歷多次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改革[4]，但是幾乎沒有成功的；宋代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削弱了宰相的權利，分散了地方軍事首領的權利，形成了部門內部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而且地方都直接對中央負責，但是其結果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績效較差的一個朝代。在軍事方面，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常備駐軍最多的一個朝代，最高峰達百萬之眾。但是為什么宋代的軍事力量卻十分軟弱，宋代的疆域沒有向北方和西方進行擴張，在南方的領土也不向他以前的朝代伸向越南的內陸。而且宋代雖有強大的軍隊卻沒有同北方半游牧民族的戰爭中取得任何好處，一直處于稱臣的地位。在經濟方面，宋代經濟繁榮發達程度超過唐代，特別是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北方，而且商業發達，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市場格局在宋代已經開始形成和確立，并且為明清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創造了演化的基本路徑。雖然宋代已經具備了商業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條件，但是為什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會與西方分岔，沒有邁進近代化。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歷史上又一次百家爭鳴，各學派相互兼收并蓄，特別出現了吸收道家、佛家認識論和宇宙觀而從儒家思想演化而來的宋代儒家道學（理學），而且流派眾多，如關學（張載）、洛學（程氏兄弟）等。此外非主流學術觀點也曾出不窮，如永嘉學派功利主義（葉適、陳亮）等。但是思想上的活躍既沒有給宋朝統治者帶來除弊革新的良方，同時也沒有改變宋代滅亡的厄運，而且導致了在宋后一直到今天人們思想上的保守和禁錮。 由于宋代社會既有生產方式變化的新動向，又有現實統治政策與傳統主流非正式制約的沖突，同時又由于宋代所面對的歷史特殊性，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宋代展開義利思想大討論的背景。

三反傳統義利思想的興起和發展

在宋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于其土地政策采取“不抑兼并”，使社會流民增加，無地的農民生活日益困苦，使在兩宋時期農民起義頻生，社會危機不斷加劇。此外，北方半游牧民族不斷侵擾，使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再有由于宋初為了避免唐末出現的藩鎮割據局面的再次出現，宋朝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造成了冗兵、冗員的局面，因此使社會財政危機突出。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危機叢生的時期，一些反傳統義利思想不斷涌現出來，與儒家正統“貴義賤利”主流思想相對抗，這成為宋代義利思想中的又一靚點。在兩宋時期，涌現出很多反傳統義利思想的思想家。在這里僅對北宋的李覯以及南宋的功利主義學派的義利思想進行說明。

（一） 李覯的“義利”與“王霸”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李覯的義利思想。宋初幾十年，經濟思想不夠活躍，但是到了北宋中葉，特別是仁宗時期，開始改變，經濟思想領域開始激起波瀾。李覯就是其中一個比較活躍的思想者。李覯的義利觀主要體現在他的利欲論中。李覯的義利思想前后經歷兩個階段，其早期的利欲觀主要論證了求利的合理性和利與義的統一性。關于言利的合理性問題，首先，李覯認為“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29]，這就是說李覯認為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欲望是自然的，為了滿足這種欲望而進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求利，是禮儀產生的基礎。而且“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30]，也就是說失去了物質利益這個前提，禮儀也就不能夠存在了。李覯在其《禮論第一》中對禮義產生于物質生活的全過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31]。這種分析方法是對荀子的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展，其進一步闡明了利欲作為禮義的基礎的地位，人們為了解決飲食布帛、饑渴寒暑等物質生活的需要，進行各種社會生產活動，必然導致禮義的應運而生。因此，李覯不僅把禮義從抽象的理論說教中，還原為實在的經濟生活，而且明確地指出：沒有利欲這個前提條件，就沒有禮義的起源，倫理綱常也就不能賴以生存了，從而有力地論證了利欲的合理性。該種認識中和了傳統的義利思想“義重于利”的極端認識。而關于義利統一性的認識上，為了論證利與義的統一性，李覯在理論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釋。李覯把“禮”的作用盡可能的加以擴大（胡寄窗，1981），他說：“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32]他還指出，禮包括很多的內容，禮、樂、刑、政這些“天下之大法”和仁、義、理、智、信這些“天下之至行”都“一本于禮”[33]。可見，李覯突破了歷史上將禮、樂、刑、政、仁、義、理、智、信并列的傳統說法，而是把禮抬高到首位，認為禮是其余七者之本，這七者實際上就是禮的體現。更重要的還在于，他把經濟生活納入到了禮的內涵，認為物質財富本身也是禮義的組成部分。在這里，他把社會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質條件，與那些在封建時代視為神圣的綱紀倫常共同作為禮的基本內容，而且還突出地把前者放在首位。禮與經濟生活密切結合了，利與義統一起來。重視現實，發展經濟，已經成為禮義本身的內在要求了。李覯思想的成熟階段時期的義利思想則其旗幟更加鮮明，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主要表現在：第一，對傳統批評的更加犀利。李覯在早期的利欲論只是曲折地反對“貴義賤利”的思想。而到了李覯思想成熟階段，李覯則對這種思想展開了正面的攻擊。他強調：“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34]在思想成熟時期他又指出，利欲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準人們言利是“賊人之生，反人之情”[35]，并公開否定孟子“何必言利”[36]的說教，認為這是一種偏激的言論。這種對儒家權威思想的批評在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此外，李覯有從歷史分析的角度，從歷史上尋找依據來批判儒家正統的義利觀，李覯曾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望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無欲也。”[37]第二，把義利問題同國富問題聯系起來。在李覯早期的經濟思想里，沒有把利欲論作為經濟思想的理論依據提出來。但是到了李覯思想成熟時期，李覯深化了他的認識，針對“儒者之論，鮮貴不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38]的情況，其十分明確的指出了為順應人的欲望，滿足欲望而進行的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活動對“富國”的基礎作用。他認為，物質財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無論是人們的衣食主行，還是政治、軍事、外交等等都離不開“利”即財富。第三，在批判義利問題的同時還批判尊王賤霸思想。在宋代反對改革的勢力，往往用“貴義賤利”的思想作為反對富國主張理論武器，而用“尊王賤霸”的主張作為反對強兵主張、掩蓋自己對外屈辱妥協面目。（趙靖，2002b）由于李覯要求改革以改變宋代積貧積弱的局面，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必然在他的對傳統義利思想的批判中也對尊王賤霸思想進行了批判。首先李覯對“王道”與“霸道”做出了新的解釋和說明。他指出“王”和“霸”只是對人的一種稱號，而不是指人所實行的那個道的名目。所謂“霸”就是諸侯的稱號，而不是天子的稱號。人們所實行的道有粹與駁之區別，但其稱號卻是不能變動的。在世俗人眼中，看到古代王者之道純粹，于是就把諸侯之道純粹也說成是王道；看到古代霸者之道駁雜，于是就把天子之道駁雜說成是霸道，這顯然是悖謬之論[39]。李覯基于這種王與霸的認識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批評，認為宋朝更應該講“利”，強兵富國。

（二） 永嘉永康學派的反傳統義利思想

在兩宋時期另一個反傳統義利思想則源于宋代實學的興起。在兩宋時期，由于中國的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發展到一個比較成熟的地步，因此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學術思想體系——以儒學為主，糅合釋、道而成的道學（或者理學）、心學。但是這種社會主流思想卻僅僅強調三綱五常，高談性命、天理等空洞虛無的東西。雖然受到宋代統治者的青睞，但是由于宋代的積貧積弱的時代特征，使宋朝的統治者又不能依靠這些空洞思想來實現和達到增強國家經濟、軍事實力，抵抗北方半游牧民族侵略的目的。因此在一部分愛國的關心國是的士大夫中就產生了反對空談性命的功利實用之學。特別是在南宋，這種功利之學成為當時與朱熹、陸九淵二派，鼎足而立的有影響的學派[40]。正是由于功利之學的實用性，所以導致了其對義利思想的廣泛而又深入的探討，也正是由于功利之學的實用性，所以導致了功利之學義利思想的反儒家傳統性。在這里我們主要介紹功利之學兩個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義利思想，一個是永康學派的陳亮，另一個是永嘉學派的葉適。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陳亮的經濟義利思想。陳亮的義利觀主要表現在他的欲望論[41]中。在陳亮看來，人欲是與生俱來的。“耳之于聲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42]“出于性，則人之所同欲也”[43]。這些表明人們有各種各樣的欲望，而這些都是由于人性決定的。但是陳亮有認為雖然人性決定了人的欲望，但是這些欲望的擴展是有一定限制的，這就是有一定的“節”。陳亮認為，這種“節”欲要依照封建制度下的“典”和“禮”來進行。他反對以個人的喜怒來決定人們欲望的滿足。在陳亮看來，人有欲望，屬于人的本性，是要滿足的，但是只能在維護封建秩序的范圍內來滿足，即在一定的制度約束下實現這一欲望。朱熹的利欲論與陳亮的利欲觀有著截然的不同，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而陳亮與其看法不同。陳亮雖然也把人欲看作“不凈潔”的，這與朱熹一樣，但是，他不主張滅人欲，而是主張由君主依據“典”和“禮”來“節”欲。除了陳亮的欲望論中涉及義利思想以外，在其王霸思想中也有所體現。關于王霸義利之辨，陳亮和朱熹進行過長期的爭論（翦伯贊，1964）。他反對朱熹只把三代說成合于王道、合于義，把漢唐以來數千年的歷史則一律否認是昏暗無道。他認為：“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44]。從陳亮關于王霸義利與朱熹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出，陳亮實用性的義利思想，即能夠使國家社會富強的“利”就是“義”的實用功利主義思想。

其次讓我們來探討一下葉適的義利思想。葉適是宋代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貢獻遠遠超過當時功利學派當中的其他學者（胡寄窗，1981；葉坦，2000）。因此探討葉適的義利思想對了解整個功利之學特別是浙東永嘉學派都是有一定幫助的。由于功利主義是葉適經濟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所以葉適必然反對傳統的“貴義賤利”的主張。但是葉適走向功利主義是有一個過程。在他二十八歲是還認為“秦漢以還，習于功利雜伯之政，與群圣人之道不類”[45]。他還贊賞“談誼日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46]的人，“可謂修潔博習之賢，亦足當卿大夫之選矣”[47]。可是七年之后，特別是在晚年就公然主張功利，批判貴義賤利的這一主張。在葉適看來，古代“道義光明”是由于“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所致，所以功利與道義相比是第一位的。因而離開功利，道義就成為了沒有意義冠冕堂皇的話了。正是在這種功利主義的認識基礎上，導致了葉適“成其利，致其義”，反對“貴義賤利”的主張。

對于義利的認識，葉適提出了“以義和利”的主張。在評論三國時期和洽關于節儉的論述中體現了這一思想。葉適評論說：“和洽貧至賣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悴’。‘疲悴’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48]這里闡明的是，利是“和義”的基礎，沒有利，義就不能達到“和”，決不能把“義”抬到“利”之上，不能以義來壓制利。葉適的這種認識是對傳統義利觀“貴義賤利”的公然否定。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葉適所講的功利，主要是整個地主階級國家社會的功利，而且重視長遠的功利。他說：“天下自周之衰而極于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后來者無所則仰也。”[49]可見葉適不贊成只顧眼前的功利，而贊成從天下、萬世之利來考慮問題。

以上基本勾勒出在兩宋時期，社會上與儒家正統“貴義賤利”主流思想相對抗的反傳統義利思想觀。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反傳統的義利思想，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儒家義利思想的禁錮，能夠在宋代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思考和認識義利之間的關系。這既符合了時代的要求和發展，又對義利思想這一傳統的議題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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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thics and Economic Gain in Song Dynas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economy developing， economic eth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f economic ethics didn’t exist，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will be unknowable. However， Yi-Li (ethics and economic gain) conception is the core of economic eth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ummaries the new phenomena and new characters in Song dynasty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research would b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the thought history of economic ethics in China and build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Keyword： Economic thought in song dynasty; Yi-Li (ethics and economic gain) conception; Economic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