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宋代湖州的商品經濟

沈慧

[內容提要]兩宋時期，湖州糧食產量迅猛增長，在此基礎上，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商品流通的活躍、商業性市鎮的勃興，“重本”不“抑末”主張的提出，農產品通過草市、鎮市等環節向城市集中，手工業產品通過商人向全國各地“輻射”。種種跡象表明，兩宋湖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確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關鍵詞]宋代；湖州；社會分工；商品經濟；商業市鎮

兩宋時期，湖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糧食迅猛增長，農業能夠提供充足的剩余產品——商品糧，供給專門從事其他行業的生產者，這為專業化分工創造了前提和條件。隨著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僅有政治、軍事意義的軍鎮被陸續廢除，州縣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軍事要地，而成為了一定范圍內的經濟中心。隨著商業性市鎮的勃興，商品流通的活躍，農產品通過草市、鎮市等環節向城市集中，手工業產品通過商人向全國各地“輻射”。種種跡象表明，兩宋湖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確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一、社會分工細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徹底辟墾，水利的進一步興修，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精耕細作式集約型農業的發展和北方粟、麥，南方“占城稻”的引進，宋代湖州成了聞名全國的稻米之鄉、糧食基地。當時湖州最好的田，畝產達到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充分說明了當時湖州農業在全國的地位。隨著糧食生產的增長，宋代湖州糧食的上市量超過了上代，糧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①南宋都城臨安北關有“湖州市”，為湖糧集散地。“湖州市”內米市橋、黑橋街區，米行鱗次櫛比。臨安城內外米鋪，憑行頭做價，從“湖州市”直接將食米運回出售，然后約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臨安食米供銷的樞紐。

宋代湖州糧食生產的增加，使農業能夠提供充足的剩余產品——商品糧，供給專門從事其他行業的生產者，這為專業化分工創造了前提和條件。從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織”的家庭內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農民植桑、養蠶、繅絲、織絹的連續性和自給性生產模式仍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農業、手工業及家庭絲織業，在其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中從事專業化分工的記載。據嘉泰《吳興志》載，當時，“本郡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家育蠶有致數百箔，兼工機織”，②并已出現“遞年以蠶桑為業”③的桑蠶專業戶。據陳旉的《農書》記載，當時湖州安吉人對桑蠶紡織技藝“皆能之”，“唯借蠶辦生事。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石四斗。絹與米價，常相侔也，以此歲計衣食之給，極有準的。以一月之勞。賢于終歲勤動，且無旱干水溢之苦，豈不優裕也哉?”。《農書》脫稿于南宋初，可見安吉縣這類桑蠶專業戶，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陳旉所云略計，這些專業戶每家“一月之勞”的生產能力，大體為31．2匹絹，其價值可購米四十三石六斗。從蠶——繭——絲——絹，農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出售，并通過市場變換成貨幣，然后買糧完納或購糧自給。在這樣一個生產與交換的過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產的成份。由于桑蠶絲織生產收益遠遠高于糧食種植，部分農業生產者在市場支配及利益驅動下，棄農從工、從商，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所以當時部分蠶桑絲織生產戶已經脫離農業，從事專業化的蠶桑絲織生產，作為獨立的家庭絲織業已經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還出現了桑戶、蠶戶與蠶絲戶的分離及蠶絲業與織作業的分工趨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內，其中不少專事養蠶。如蜀人高斯德寓居烏程縣王村，每年靠買桑葉飼養春蠶。由于養蠶頓盛，桑葉提價數倍，刺激種桑，境內出現種桑大戶。嘉泰《吳興志》記載了當時湖州植桑業的興旺景象：“今鄉土所種，有青桑、白桑、黃藤桑、雞桑。富家有種數十畝者(原字為：上厭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戶與蠶絲戶分離的同時，這一時期還出現蠶種戶與蠶絲戶分離的傾向。陳旉在《農書》中告誡“育蠶之法，須自摘種。若買種，鮮有得者”。可見當時購買蠶種育蠶已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以育賣蠶種為業者，亦不乏其人。放棄育種工序，直接從市場上購買現成的蠶種，這是更加專門化的“絲戶”，而專營蠶種者，則成為蠶戶。宋代湖州蠶絲業與織作業的分工也已出現，絲的商品化程度很高，絲的市場異常繁榮，蠶絲戶以此為產業換取其他生產生活資料，有些已與織作業分離。

盡管，宋代湖州賣桑戶或許未盡放棄農田本業，賣蠶種戶或許也兼營養蠶，賣蠶絲戶仍然兼營織作，然這無妨桑蠶繅絲業分工發展的總趨勢。宋代湖州農村，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經濟細胞，已開始呈現分裂趨向。內部和彼此間有著不同分工的各種各樣的專業戶，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為自身的直接消費而生產。他們產品的主要部分或絕大部分，都須迅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便及時購買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以維持生活和擴大再生產。因此這種生產已不同于原來的家庭副業生產，而成為了商品化的生產，這標志著湖州商品經濟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二、商品經濟發展

宋初湖州商業的發展水平總體上十分有限，商稅額20萬，但實際只能收到2萬。⑤隨著經濟的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斷擴大，北宋熙寧十年(1077)，湖州商稅為3．9萬多，已屬于全國商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南宋嘉泰年間，盡管商稅率從宋初的“值百抽五”調減為“值百抽二”，但年稅收收入達到20萬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為行都輔郡，境內城邑墟市、精廬相望，商品交換非常興旺。絲、綢、綾、絹、桑葉、蠶種、蠶具及果品、蔬菜、蛋、魚、肉等交易商品應有盡有。湖州為水鄉澤國，城內商鋪林立，子城內可通舟楫，“市魚蝦菱藕者集焉”⑦

僅從制鏡行業看，城內店鋪就很多，從已收集的“湖州鏡”銘文推知，當時湖州城內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蔣家、陸家等制鏡店鋪。諸如“湖州祖業真石家煉銅鏡”、“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煉銅照子每兩六十文”、“無比煉銅每兩一百文”、“湖州儀鳳橋南酒樓相對石三真青銅照子”等銘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湖州鑄鏡業發達。當時各商鋪店主為爭取銷路，竭力宣傳自己的牌號和產品質量保證，這正是伴隨著小商品生產的發展而出現的商品意識和競爭意識。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煉銅鏡子”，“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鏡”，“湖州儀鳳橋南酒樓相對石三真青銅照子”等銘文中特銘“真”或“真正”，充分說明仿冒名牌店鋪和打假保品牌的商業競爭已經發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轉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鏡在全國各地廣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運銷的情況。在杭嘉湖和寧紹平原、東海之濱、浙南山區的許多地方，都有湖州鏡發現。遠在廣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也發現有湖州鏡。這說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營手工業產品在全國的輻射力。德清縣某市鎮李從之藥鋪，“庀徒數百人”，生意范圍“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⑧臨安北關的湖糧銷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商品流通的情況。湖州石家鏡中有“石念二叔”銘文鏡，而今見建康鏡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銘文鏡，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設立的分店所鑄造。

與商業的繁盛相對應，宋代湖州已出現專職的商人。《夷堅志》載：“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至溫裕”。這說明商販在絲織品交換流通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價值規律的同時商販從中獲利，發家致富過上了溫飽富裕的小康生活。“攬戶”是一種特殊的中間商人，他們為無絹納稅的納稅人代購或代納絹帛。據《宋會要稿》記載，紹興三十年(1160)兩浙轉運司記述武康、烏程、歸安、安吉、長興、德清等縣繳納丁絹的情況時曾提到“攬納之人”。《蒙齋集》對攬戶“其受于稅戶也，則昂其價，其買諸機(織)戶也，則損其值”的中間盤剝轉手漁利作了揭露。“攬納之人”雖不是現代意義的經紀人，但這種中間商的出現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經濟發展的特殊產物。

與商品流通相適應，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鄉，邸店多集存儲與售賣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應的存貨、保管功能。當時專門化的倉儲設施也已出現，烏墩鎮的鋪戶，其存貨榻坊就集中于數里之外的璉市，朝夕旋取以歸。⑨

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流通量明顯增加。除銅、鐵錢外，南宋官府還大量發行紙幣關子、會子和鈔引，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貨幣種類增多，進行貨幣買賣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應運而生。南宋時，湖州城內已形成以貨幣和信用為業務對象的特殊行業——質庫和錢鈔交易鋪。質庫多由富豪之家開設，是帶有高利貸性質的金融行業。《夷堅志》所載的，原為小販的湖州城南市民許六“獲利日給，稍有寬余，因出子本錢于里閭之急缺者，取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正是反映了這種情形。三、商業市鎮勃興

據《吳興統記》記載，宋初湖州6縣有管鎮24個，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個鎮，至神宗時(1068—1085)，僅存烏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個鎮，比原來減少了18個。所余6個鎮或脫胎演變于商業比較繁盛的軍鎮，或是在草市基礎上發展而來。烏墩、四安、梅溪等鎮原為軍鎮，因地處交通要通，商業比較發達，北宋時仍被保留下來，成為縣治以下的市場建置。草市一般設在交通要道、驛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來頻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臨時性的，隨后逐漸定期開市，被稱為集市或墟。水口是顧渚匯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這里還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顧渚采辦貢茶和買賣茶葉的船只都停泊在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樓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鎮即是從水口草市發展而來的鎮。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換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為市鎮。如菱湖，“宋南渡后，興市廛、治橋梁，漸即稠密”。⑩時水產尤多，商賈四集，有水市還有夜市；千金，宋代設墟，有市廛數十家；雙林，宋初設有東林鎮，景德年間(1004—1007)為湖州16個鎮之一，后逐漸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稱商林；南潯，在南宋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村落，由于地處平江、嘉興等州的水陸交通要道，桑蠶業發達，且又為接待懺院和南林禪寺所在地，宗教活動的頻繁，絲織業的興盛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南宋時南潯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為“商旅所聚”、“行商坐賈”會萃之所，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建鎮。

“商稅額”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鎮的商業繁華程度。熙寧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烏墩鎮的稅額分別為1770貫、1963余貫、2781余貫和2100貫。到南宋中期新市鎮為6372貫、四安鎮為10800貫、施渚鎮為5285貫，分別為熙寧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烏墩鎮在紹興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達到42000余貫，為熙寧十年(1077)的20倍，此后雖有所減少，但仍保持在3萬貫以上，⑾嘉泰年間為24000貫。鎮在經濟發展、商品交換和稅收中，都據有重要地位。鎮的商稅額雖低于州治，卻都超過了一般縣級城市。南宋初新市鎮稅額為5721貫，而德清縣則為5238貫；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鎮，到南宋中期，分別達到同州武康縣城稅額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鎮商稅額的快速增長，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強商稅的征收和管理，以及發行紙幣所引發的通貨膨脹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業規模擴大和商品生產與流通空前活躍的結果。事實上，有宋一代，商稅率總體上一直呈下降趨勢，其平均稅率由北宋時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稅額急劇增長的背后，市鎮商業規模的實際增幅更為驚人。

市鎮的發展帶來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會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專職的監鎮官，負責維持日常的社會秩序，兼掌商稅、酒稅的征收。而且隨著鎮市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的日趨復雜，監鎮官的級別不斷提高，管理權限不斷擴大。不少市鎮的監鎮官由原低級文武官的“選人”上升為級別較高的京朝官。烏墩鎮監官兼管兵事，四安鎮監官兼管酒業和鄰近廣德軍盤運鹽事。與此同時，鎮市居民也從鄉村戶籍中分離出來，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戶體系，并采用相應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鎮都已實行坊郭役法，烏墩鎮居民要求享受與四安等鎮同樣的待遇，經多次申訴，終獲批準。⒁

從文化娛樂方面來看，市鎮已有眾多文化設施和豐富的娛樂活動。“瓦子”，即綜合性文娛場所。據《烏青記》記載，宋代烏墩鎮內有相當規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館、戲劇上緊之處”；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藝優于他處”，“樓八間，周遭欄楣，夜點紅紗梔子燈，鼓樂歌笑至三更乃罷”；善利橋西南太平樓，“為樓二十余所，可循環走，中構臺，百技斗于上”。⒂里邊的娛樂場所往往與酒肆、茶樓、妓館結合于一體，經營活動通曉達旦。⒃

在市政建設方面看，市鎮也逐漸形成了類似州縣城市的市區與郊區格局。如烏墩鎮“市逵縱橫”、“民物蕃阜，塔廟、橋道、宅地、園池甲他鎮戍”；⒄南潯鎮“市井繁阜”，分為7巷；⒅新市鎮“井邑之盛，賦人之多，縣道所不及”。⒆從鎮市的地理分布狀況來看，除臨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離州縣城市幾十里遠的鄉村腹地，如烏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諸、梅溪和南潯鎮，分別位于所屬縣城的東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東北30里和東72里。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鎮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場的附屬和補充，而是相對獨立的農村中心市場。它們一方面將周邊地區的草市結合起來，形成一定范圍內農村市場微循環網，另一方面又與州縣城市市場結合，充當了連結城鄉市場的紐帶。

四、余論

宋代商品經濟的大發展，沖擊著社會思想領域，促使人們的思想觀念乃至整個社會風氣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重農輕商”、“重本抑末”的正統觀念受到了挑戰。“本”是指農業，“末”指工商業，“重本抑末”于戰國時被確立后，即被統治者用作基本國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謂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沒有人敢對此提出質疑。到了北宋中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觀念有了明顯轉變，強調“重本”的同時并不贊成“抑末”的主張已經較為普遍。

最早提出這種主張的是烏程人陳舜俞。陳舜俞(?—1076)字令舉，烏程人，隱居秀州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1046)進士，歷官都員外郎。與蘇軾、司馬光等友好，為蘇軾湖州六客會之一。陳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經濟論述主要是關于農業問題。然而他在《說工》、《說商》等文章中闡述了“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的論點。他在《說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不制其末本亦從而害矣。”⒇像這樣認識“本”與“末”關系的，之前還真不曾見過。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張通過“抑末”來實現“重本”，把“本”、“末”對立起來，或者強調“本”與“末”皆利，不應有偏重。而陳舜俞卻認為“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他認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對立的，二者的關系應當協調好。日用品的生產是必需的，但過分的奢侈則會害“本”。因此他主張“使人人以約易侈，以質易文”，達到“民富而農勸”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確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計過高。第一，就全局而論，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家庭生產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內的制甲工匠，認為：“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煉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21]既使在絲織業生產過程中，盡管已有植桑、養蠶、繅絲、織絹各個環節的專業化生產的記載，但自飼蠶、自收繭、自繅絲、自織絹的自給自足的家庭絲織業仍占絲織業生產的主導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種賦稅中，貨幣稅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時期，更是如此。時人曾感嘆地說：“今民之輸官與其所以自養者，悉以錢為重，折帛以錢，茶鹽以錢，芻豆以錢……酒醋之賣于官，非錢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錢不行；坊場河渡之買撲，門關務庫之商稅，無一不以錢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開始一直是賦稅最為繁重的地區之一，其貨幣稅的征收額也相當大。如慶元間(1195—1200)，武康縣每年僅夏稅役錢就為41895貫。[23]開禧年間(1205—1207)德清縣稅絹有丁、產、和買三等，其中產絹5779匹，折納錢16703貫810文，買絹4650匹折納錢8320文。[24]為了完納賦稅，廣大農民不得不將更多的產品投放市場，賣者交納賦稅的目的往往大于獲取商業利潤的目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市場的畸型繁榮。

第三，宋政府強迫不產絹帛的地區繳納絹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榮。《乞免秀州和買絹》載：“蘇秀兩州鄉村，目前例種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戶輸納夏稅物帛為無所產，多數行販之人預于起納日前，先往出產處杭湖鄉莊，賤價僦攬百姓合納稅物，抬價貨賣，人戶要趁限了納，耗費甚多，宮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紹興三十年(1160)兩浙轉運司記述武康、烏程、歸安、安吉、長興、德清等縣繳納丁絹的情況時也曾提到“攬納之人”。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產絲織品的農民為應付賦稅而購買絲織品，故深受“攬戶”之害；另一方面這一政策客觀上也促進了商品性絲織生產的發展。不過這種商品經濟畢竟不是完全由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調控的，種種人為的因素決定了它還不是發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經濟。

注釋：

①王炎《雙溪類稿》卷21《上趙丞相》。

②嘉泰《吳興志》卷20《物產》。

③《夷堅丙志》卷15《朱氏蠶異》。

④嘉泰《吳興志》卷20《物產》。

⑤嘉泰《吳興志》卷8《公廨》。

⑥嘉泰《吳興志》卷8《公廨》。

⑦嘉泰《吳興志》卷2《城池》。

⑧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39《李之從墓志銘》。

⑨《宋會要·食貨》18之31。

⑩同治《湖州府志》卷22《輿地略·村鎮》。

⑾《宋會要·食貨》，18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