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大致以王安石變法為分界點，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宋朝政府在鄉村中增加了大量協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鄉役人，即鄉役人的數量有了明顯增長．倘若以唐宋對比，這一增長更加明顯。這是宋代也是中國古代鄉村社會中的一大變化。它反映出在國家財政困窘和基層社會混亂的巨大壓力下，兩宋出現了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延伸的傾向，由此，也可以顯現出唐宋之際社會和經濟領域發生的一些變革。

關鍵詞：宋代 王安石變法 鄉役人數 增長 唐宋社會變革

宋朝的職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戶服役地點的不同，分為州、縣和鄉役，在鄉村服役者即為鄉役人。南宋陳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設“鄉役人”條，孫應時等所撰《琴川志》卷六也有“鄉役”的記載，說明這一名稱已為時人接受。兩宋期間，不但鄉役名目有所變化，而且有從輪差到雇募，再到差募并用、名募實差的充役方式的變化，鄉役人數成倍增長則是其中又一較為顯著的變化。中外學界對于宋朝職役制度已多有研究①，但是，對鄉役人數的變化及其相關問題卻鮮有探討，故作此考述，以補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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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聶崇岐、孫毓棠、黃繁光、王曾瑜、漆俠、雷家宏等學者的相關研究，請參見刁培俊《當代中國學者關于宋朝職役制度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原載臺灣《漢學研究通訊》總第87期(2003年8月)，增訂后轉載于中國宋史研究會主辦《宋史研究通訊》2004年第1期。另外，美國學者Brian E．Mcknichl(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Aina(《中國南宋鄉村職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版)，日本學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戶長、耆長》(載《東洋學報》第34號，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縣職役和胥吏的發展》(《宋代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版)，《宋代鄉村制的變遷過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版)，佐竹靖彥《宋代鄉村制度的形成過程》(《東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節子《宋元鄉村制的研究》(創文社1986年版)等也多有研究。

一

兩宋鄉役制度前后變化很大。《宋史·食貨志·役法上》載：宋初，循唐五代舊制，在鄉村中設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設耆長、壯丁“逐捕盜賊”，都是輪流差派(即所謂之差役)鄉村民戶中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戶承擔。開寶七年(公元974年)，詔令“廢鄉，分為管，置戶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①。此外，三年一次攢造戶等簿，也由耆長、戶長和鄉書手共同承擔。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四月，詔令廢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隨之廢除。宋神宗朝，王安石變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稱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設，最初意在部分恢復府兵制，減省養兵費用，增強軍隊候補者的戰斗力，并藉以加強地方社會的治安管理②。然而，熙豐后期卻逐漸與鄉役法混同為一了。這主要表現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以大小保長或催稅甲頭取代戶長等負責催納賦稅。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甲頭等也就相應地轉化為鄉役人。兩宋鄉役之制，雖然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時期，就大多數地區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來的戶長、耆長等(鄉書手則于元豐前后上升為縣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長、承帖人及催稅甲頭承擔鄉役之責。雖此后又有元祐改制、紹述之變等反復，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時期，各地多以后者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還有所謂“兼差”之制③。

趙宋王朝給鄉役人所設定的社會角色是“民”，是“庶人在官者”，是國家用來“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④，其身份并非是“官”。在貴官賤吏的宋朝，鄉役人并非由中央直接任命，其社會地位很低，除王安石變法時外，一般情況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報酬，他們沒有固定的辦公衙門，更沒有國家權力象征的官府印信，所以不能構成一級政權。對于廣大應役的鄉村主戶中的上戶而言，尚有充役為吏的某些好處，而對于鄉村中下等主戶甚至部分客戶而言，卻往往成為自家一項沉重的負擔。⑤但是，宋代鄉役人卻又是介于國家和鄉村社會之間、官與民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社會群體。他們處于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在填補縣政和鄉治之間“權力空隙”的諸多方面，起著極為關鍵的中介性樞紐作用。國家政令，大凡須由州縣政府轉交于鄉役人，方能最終落實于鄉間；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經由他們上達于州縣乃至朝廷。國家對于廣土眾民的控制、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尤其是政府斂于民間的各種財賦，也端賴于他們的運作和努力，國家機器方得以正常有效地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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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松：《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職官四八之二五，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下同)。

② 《宋會要》兵二之五；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華書局點校本；脫脫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中華書局1990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轉對論役法札子》，《四部叢刊初編》本。勾勒上述役法變化的已有研究如黃繁光先生《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承蒙黃教授慨贈大作，謹此致謝)，先師漆俠先生《宋代經濟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關“兼差制”則參前揭Brian E．Mcknigh所著之第四章。

④ 《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五·役法上》，第4299、4295頁。

⑤ 參見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吏戶》，載《新史學》第四卷第一期，1993年3月；并其《宋朝階級結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9頁，第333—346頁。

二

北宋前期的里正、戶長、鄉書手和耆長、壯丁等鄉役的設置，現存史料幾乎沒有具體人數設置的記載。但是，依據當時設置名目和士大夫的一些議論，可知這一時期大致的設員情況。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七月，范仲淹在一道奏疏中反映河中府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馀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于鄉村差到”①。所謂“鄉村差到”，應指鄉役人。按上述數字，河西縣主戶中平均每4—5戶就輪差鄉役一人，但其中并不包括鄉村客戶在內，這與后來保甲法中“通主、客[戶]為之”②所算出的比例是有差距的。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十一月時，李覯云：“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耆、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戶出力?”③其中的鄉役人數并不確切。同樣，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文彥博有“比近三兩鄉合差一里正”④的建議；熙寧年間，司馬光曾說“向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⑤，均未提及其他鄉役。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在上奏中說，先前“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⑥。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知靖江府胡舜陟說：“……若祖宗時，于人戶第一、第二等差耆長，第四、第五等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二人而已。今保甲于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⑦只說此前一鄉之中有差役二人，是未將戶長等負責稅收的役人計算在內，但這則資料同樣反映出這一史實，即熙豐以前鄉役人數是比較少的。根據以上文獻中僅存的吉光片羽，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即熙豐前，鄉村中一鄉⑧的鄉役人員大致在1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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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譜》，《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載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例”，第5297頁。需要強調的是，擔任保正長者須是主戶。

③ 李覯：《直講李先生集》卷二八《寄上孫安撫書》，《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文彥博：《潞公文集》卷一七《奏理(里)正衙前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

⑤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八《衙前札子》，《四部叢刊初編》本。

⑥ 《長編》卷三二四，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⑦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并六五之八二(靖江，一作靜江，誤)；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與前引《宋會要》的記載相同，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下同)。

⑧ 按宋初以來，職役制度沿襲唐五代舊制，王安石變法初期，仍然設置一都管轄范圍為500戶，與唐一鄉之制相當。因此前并無相關變化的記載，故此處暫按一鄉500戶計。日本學者河上光一也推測，這時鄉役的推行是以100戶左右為單元的，合于唐朝一里百戶之制，參見其《宋初的里正、戶長、耆長》一文，載于《東洋學報》第34號，1952年。

宋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保甲法規定，以鄉村中相鄰近的每10戶為一小保，設小保長一人；以50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以500戶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二人。不久，又改為以每5戶為一小保，設小保長一人；以25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以250戶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二人①。到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時，已有保甲法混同于鄉役法的記載②。另據“元豐本制”云：“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保]長。今若常輪二太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③朝廷的詔令和現存南宋地方志中所載的有關規定，也與上述熙寧八年之制大體相同，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還有一些細微的變化④。

現存南宋時期的史料，則反映出熙豐之后鄉役人數增加的情況。如前揭紹興五年時胡舜陟就說，自從章惇、蔡京等將經過他們改造的募役法推行于東南地區，“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十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正、一保副，號為一都”。這樣一來，“今保甲于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為寬”⑤。而在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時，知常州鄭作肅說：“一都之內，當執役者，都副保正凡二人，大保長凡十人，小保長凡五十人。”⑥據上所述，“以一都計之，則廢農業者六十人”⑦，反映出鄉役人數的增長變化情況。換言之，這些史料與熙寧八年的制度規定是一致的。南宋人舒璘以徽州歙縣為例，論說南宋役法弊病云：該“縣三十七都，每都稅[長]二人，則一稅不過七十四人，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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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會要》兵二之五；《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卷二四八，熙寧六年十一月戊午。而揆諸中國傳統社會之實情，在血緣和地緣關系緊密交織、聚族而居和親善友鄰的鄉土社會中，以5戶為一單位，設置小保長催稅一事，能否真正貫徹到實際之中，或者說，小保長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治理理念，通過現存史料還很難加以說明。關于南宋保甲制的編制，可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點校本，第866—867頁)、《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一○一載乾道九年十二月詳定一司敕令所修立法條等。

② 《長編》卷二六三，熙寧八年閏四月乙巳條載：“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并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一稅一替……凡盜賊、斗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

③ 《宋史》卷一七八《食貨上六·役法下》，第4329頁。

④ 如《宋會要》食貨一四之四七至四八并六五之一○一載紹興五年四月十六日朝廷敕旨云：“于‘大保’字下添‘通’字，‘選保’字下刪去‘長’字。及紹興九年四月四日敕旨，于‘都保’字下添‘通’字，‘選’字下改‘大’字為‘都’字，‘保’字下刪去‘長’字。自此差役極便。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明……故有是命。”類似更改，似都無害于熙寧八年之制的宏旨。

⑤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六五之八二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記事。而據《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二一載淳熙元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諸路州縣，一都之內，保正凡二，而保長凡八。”同前六六之二六載紹熙二年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張叔椿言：“夫有鄉則有都，有都則有保。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稅用保長二人。二年之間，為稅長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數少則上中戶為之而有余，保長之數多則中下戶為之而不足。州縣之間，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長，不理役次，固有朝辭保長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戶俱受其困矣……”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轉對論役法札子》引紹圣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似有身為保正副而兼任同都保內大小保長者，則一都之中，鄉役總數為50人，如此，則一都役人比熙寧之制少12人。近見楊宇勛先生《取民與養民：南宋的財政收支與官民互動》(臺北，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集刊之31，2003年6月版，第267頁注釋)亦有相似的疑問。兩宋是否皆然，當再詳考。

⑥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記事。

⑦ 《宋會要》食貨一四之一九。

為十，則一稅將差三百七十人……是向也一稅之內，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禍；而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禍”①，同樣反映出鄉役人數的成倍增長。

現存明朝天一閣方志中還有三則相關史料，茲摘錄于下。

唐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據唐華亭一縣，統鄉十三，則里正六十五人也。宋制：熙寧以前……熙寧以后，曰保正曰保長，據《嘉熙便民省札》，華亭諸鄉苗稅舊例，差保長三百人有奇。②

宋分鄉、吏二役，舊以人戶等第差充……鄉役：舊有里正、戶長、鄉書手、壯丁，分主賦稅及煙火盜賊。中間罷里正，募耆長。熙寧行保甲法，令五家為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都有都保正副，專一逐捕盜賊等公事。而耆長、戶長專督賦稅。其后，耆、戶長亦廢，保正副遂兼其役。本縣二十里，為都三十有四，保正副六十八人。嘉定間，簿林榘創義役，每都為十甲，大保長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人。小保長每甲五人，共一千七百人。鄉書手十八人。③

役法之弊久矣……淳熙六年春……縣十四鄉三十五都，保正凡五十四人，而當役之家實四百三十五，視力高下，出田有差……④

今按：依上所載，宋時華亭縣單保長一役就差有三百多人，比之唐朝差里正65人，已多出5倍。惠安縣有34都，差保正副68人，正好與宋制每都設保正副二人相符；而嘉定后的鄉役人數，大小保長數即達2040人，也反映出其間鄉役人數的增長。至于淳安縣的記載，其35都中當役者達435人，依熙寧之制，應是指保正副和大保長而言。下面，我們再根據成書于南宋淳熙九年的《淳熙三山志》⑤卷一四《版籍類》做成下表，來考察其中的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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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舒璘：《舒文靖集》卷下《論保長》，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溧陽縣均賦役記》載陸子遇所記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時，建康府溧陽縣自從推行義役后，溧陽縣“而贏役戶凡得保正三百六十有七，保長二千八百八十有七”。

② 《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戶口》，(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本，第268頁。

③ 《嘉靖惠安縣志》卷七《職役》，(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初編)上海書店1965年影印本。

④ 《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載錄[宋]胡一之《義役記》，(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初編)上海書店1965年影印本。

⑤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華書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上面兩個表格中的數字統計，未必完備，但仍可反映出以下問題：

其一，在表1中，熙寧元年時，鄉書手還是鄉役之一，到元豐和紹圣之后，則因已上升為縣役而不再列出(修撰于南宋嘉定時期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中則明確將其劃為縣役人)。表2中北宋后期和南宋時期所出現的鄉書手，或是福建路所推行的兼差制。

其二，根據表2中福州地區有關年份的民戶總數，我們對淳熙年間鄉役人數在民戶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做一大致測算。據《淳熙三山志》卷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福州民戶總數為321284，而該州所轄諸縣鄉役人數，據現存史料的統計為16486人，所占比例為21．3％。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福州，每5戶左右就有一人充當鄉役。這與每5戶設一小保長的熙寧之制是相符的。

其三，表1中顯示，福州一地元祐元年的鄉役人數為2187人，而到紹圣元年則上升至10429人，比前者多出8242人，后者約為前者的5倍。表2中顯示：連江縣淳熙年間有鄉役1919人，熙寧年間為213人，淳熙比熙寧多出1706人，后為前的8．8倍。長溪縣中，淳熙年間鄉役人數為5440人，比熙寧年間多出5197人，后者為前者的19．7倍。寧德、羅源等縣也有大致相當的比照。另，福建路個別地區的個別年份也有差派甲頭催稅的情況，但在表2中并沒有顯示。而倘若再依各地每20—30戶(一般應接近30戶)設立一催稅甲頭計算，以一都250戶計，每都應有8名左右的催稅甲頭，若非兼差，基層鄉村負責稅收者則又有增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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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據《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三并六五之七七載紹興元年九月十二日臣僚言：“……大保長催科，每一都不過四家……今甲頭每一都一料無慮三十家……”可知。另汪應辰《文定集》卷五《論罷戶長改差甲頭疏》載，潼川府中江縣差甲頭862人，懷安軍金堂縣差甲頭700人。又據真德秀言，福建路浦城縣七十二都，每年差144名保長催督夏秋二稅，見《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四部叢刊初編》本。關于一都催稅者僅有大保長四人，朱熹曾說：“……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但他又同時又有“……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之說，均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據《朱熹集》第s66—867頁。這和前揭《宋會要》均與熙寧之制不符，尚需詳考。

其四，分析表2中的數字，我們發現，各縣并未嚴格按照熙寧之制設置鄉役人員，而只是與制度大體符合而已。如，就連江縣淳熙年間的鄉役而言，保正副為60人，則大保長應為300人，小保長應為1520人，而史料的實際記載卻是大保長302人，小保長則實為1520人；再以長溪縣為例，元祐年間的鄉役人數是263人，而淳熙年間缺少大保長的記載，卻同時兼差有耆長、壯丁和鄉書手。再如，古田縣淳熙年間設有81名保正副，那么，按規定，則大保長的人數應是405人，小保長的人數應有2025人，而實際史料的記載，大保長只設398人，小保長只設1874人；再看永福縣的情況，淳熙年間，該縣設73名保正副，那么，按規定，其大保長、小保長設置的人數應該分別是365人和1825人，而實際史料的記載卻分別是316人和1030人。其中的差距是比較大的。閩清、寧德、羅源等縣的情況也大致相當。總之，從中既可以發現前后鄉役人數的增加，也可發現其中的人數設定并非十分嚴格。這或許既與中國傳統社會構成中，國家對于地方的控制，越到基層，管理機制的控制力就越顯松弛的特點有關，似也與王安石等在制訂保甲法之初，就有因地制宜的規定有關①，即各地可以因民戶多少以及“其風俗利害，各有不同去處”②等因素，而確定都保、大小保的具體設定。

通過上面的兩個表格，還可以發現，宋神宗熙豐以后，福建路等地鄉役人數大幅度增長的史實。這相對于北宋初期而言，增長數量確實是比較大的。雖然現存史料僅江浙、福建等地的記載較為詳備，其他地區的相關史料卻相對缺乏，但是，參照熙寧八年的朝廷詔令，南宋時期朝廷的屢次詔敕以及各地官員的反映，大致可以說，北宋熙豐后、整個南宋時期比熙豐之前鄉役人數的增加，應是一個不爭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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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長編》卷二四八，熙寧六年十一月戊午條載朝廷準司農寺奏請：“……但及二百戶以上，并為一都保，其正、長人數且令依舊。即戶不及二百者，各隨近便，并隸別保。諸路依此。”并《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五》，第4300頁。

② 《宋會要》食貨六五之八二，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轉運常平司據知平江府長洲(一作常州，誤)縣丞呂希常陳請。據史料記載，各地還出現了如下現象：如《宋會要》兵二之二○載元豐四年正月判尚書兵部蒲宗孟言：“開封……十大保為一都保，保外別立副都保正各一人，及二小保以上亦立大保長一人，五小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附別保。隔絕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長一人，四保亦置保正一人。”又《宋會要》食貨六五之八八載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十日權知復州章燾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其都分名額悉無改并，每遇都副保正闕，官司依舊隨都選差，則是頻并。欲乞今后每一都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即合并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候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選差。”得到朝廷的允許。又，《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九○載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朝廷也批準了處州遂昌縣丞黃揩的奏請“……兼契勘州縣差募保正副，依法系以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材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緣州縣鄉村內上戶稀少，地理窄狹，并有不及一都人戶去處，致差役頻并。今看詳，欲下諸路常平司行下所部州縣，委當職官將都保比近地里窄狹，人煙稀少并不及十大保去處并為一都差選，仍不得將隔都及三都并為一保，如內有都分人煙繁盛，山川隔遠，更不須撥并。其并過都分，從本司保明供申……”再如《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一○一載乾道九年十二月時，詳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條云“……諸村疃五家相比為一小保，選保內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通選都保內有行止、財勇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余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長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保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附大保，大保附都保”；以及宋金邊界地區因民戶稀少而合并都保等等相關記載。另，在狹都戶貧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還有以下的議論：“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據《朱嘉集》，第866—867頁。

上溯隋唐，我們再看有宋之前鄉村管理體制中設員的情況。隋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二月，隋高祖的詔制云：“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①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載：“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人大村，不須別置村正……”②則反映出中唐以前鄉村管理體制的狀況。與宋朝并存二百多年的金朝(公元1015—1234年)，也大致沿襲上述隋唐兩朝的鄉村之制。其500戶中所設管理人數，一鄉五里在6人左右；村正的設置，似乎只在少于10戶的村落才能設置一人，而具體人數設置卻難以確定，但考慮到平原與山區的區別，以及古代人口較少，并且為了合力耕作和共御盜賊，一般在平原聚族而居的村落，人戶稍多，則村正人數較少；偏僻山區、湖泊的居民，則多散居各地，一鄉所設，應該稍多。中唐以后，鄉里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后期的鄉村管理體制中，則在原有設置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書手”等役名，五代時期則又出現了“耆長”、“三大戶”等。這時，鄉村管理人員較此前大致已有所增加③。上述似乎可以表明，鄉村管理人員是逐漸增加的：北宋前期，鄉村社會中還沒有大量增加管理人手，直到熙豐之后，才出現了大量增加的現象。由唐朝初期500戶中僅設10人左右(唐后期設置數量上的變化情況，現存文獻并無更為明晰的記載)，到宋神宗朝以后，每500戶中多達120人左右，鄉役人數增加了數倍之多，這一變化是極其顯著的。

三

由唐人宋，特別是在宋神宗朝以后，鄉村社會中何以出現鄉役人數大幅增長這一現象，其中是否蘊涵有唐宋之際社會變革、國家權力極欲滲透到基層社會，以強化政府對鄉村的治理等史實④，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等，又可以申述并印證哪些史實，尚有待進一步探索。下面，謹從唐宋社會經濟變革的角度，稍加探索。

唐中葉以來，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較快，隨著兩稅法的實行，改變了過去鄉村賦稅征收的體制，與此同時，民戶有了更多流動的自由，且逐漸為社會所接受。因事設職是行政管理體制中慣常的道理。為了適應社會和經濟領域的變化，勢必要求鄉村社會管理體制的適時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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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征：《隋書》卷二《高祖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2頁。

② 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62—63頁。依同書第68頁王永興先生所做校勘記云“其村居如滿十家者求人大村，疑‘如’下脫‘不’字。這一推斷，頗有道理。

③ 李錦繡先生從地方財政的角度，探討了唐朝后期州縣鄉村胥吏的增加及其作用，見其《唐代財政史稿》下卷第一編第六章第三節《里胥典正與地方財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06頁。

④ 最近，黃寬重先生《唐宋基層武力與基層社會的轉變——以弓手為中心的觀察》(《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拙文《宋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對此進行了討論。拙作淺陋，純屬初步涉及。其中諸色鄉役、縣役的社會效用較之縣尉、巡檢等，似乎更能反映出唐宋時期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的努力，但尚有待進一步詳加探討；黃先生的大作則跨越唐宋，視域廣闊，挖掘甚深。

第一，魏晉南北朝以降，迄于隋唐，門閥士族開始走人城市，他們在鄉間的統治力量逐漸減弱，原來在宗主督護制下，士家大族強有力控制鄉村民眾的現象不復存在①，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權力對鄉村的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唐五代和宋初，國家控制力難以抵達鄉間，更缺乏支配每一個社會細胞的能力，似乎可以說是鄉村發展史上的一個無序化時代。入宋后，統治者勢必要采取措施，以彌補前此“權力空隙”，加強國家對鄉間的控制。鄉役人數的增加，以及宗族重新出現等，都是宋政府為順應這一歷史發展趨勢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唐以后，“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②，或說“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③的新稅制的出現，即由“稅丁”到“稅產”的變化，對國家基層管理方式影響很大。我們知道，相比而言，“稅丁”的方式簡單而易行，履產而稅，這就需要鄉村稅收人員在履定稅額時，既要走遍所轄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邊邊角角，勘驗田畝多少、貧腴成色，又要到農戶家中逐一檢察各種各樣的家產，以便最后計算鄉戶的資產總數，評定戶等，征稅派役。自中唐人宋后，鄉村賦役攤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鄉村主戶的戶等、按家業錢和稅錢等劃分鄉村主戶戶等的財產標準。這四種方式往往重疊，又派生出多種攤派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④鄉村稅收人員的工作日趨復雜化了，工作量也大大地增加了。這樣一來，就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及時有效地完成上述各項事務⑤。這是中唐以降尤其是宋代，鄉役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三，按“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⑥的規定，改變了過去人口相對固定的戶籍制度，鄉村民戶對于地主的人身依賴漸趨淡化，有了一定的流動自由。在租佃關系占主導地位的宋代，佃戶還擁有了一定程度的起移權，流動性也相對增大⑦。民戶的自由流動，和災荒、戰亂等因素導致的民戶流移，不但使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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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韓昇先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劉昫：《舊唐書》卷——八《楊炎傳》；同書卷四八《食貨志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頁。

③ 陸贄：《唐陸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唐陸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囤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已大致反映出兩稅法之后計算民戶資產、評定戶等的繁難。類似論說，宋人尤多。梁太濟先生對此有精詳研究，參其《宋代家業錢的估算內容及其演變》，載《宋遼金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91年版，今據氏著《兩宋階級關系的若干問題》，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另參閱王曾瑜先生《宋朝劃分鄉村五等戶的財產標準》，載《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宋朝鄉村賦役攤派方式的多樣化》，載《晉陽學刊》1987年第1期。

⑤ 本處參考了王棣先生《從鄉司地位變化看宋代鄉村管理體制的轉變》(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代鄉里兩級制度質疑》(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兩文中的部分研究。

⑥ 《舊唐書》卷——八《楊炎傳》，第3421頁。

⑦ 參見先師漆俠先生《王安石變法》(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頁。朱瑞熙先生《宋代社會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38—43頁。陳明光先生《唐朝兩稅預算形式與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見氏著《漢唐財政史論》，岳麓書社2003年版。

問題日益突出，而且也進一步給評定鄉村民戶的戶等、征收賦稅等帶來了難度。由于宋代田產、戶等以及其他家產的變動是極其頻繁的，有限的人手難以勝任評定戶等、征派賦役等繁難的工作，所以，在基層社會管理中，不但要增加鄉村社會治安人員，而且也往往差派他們承擔催稅的任務。第四，鄉役人數的變化，也是與宋朝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等，尤其是與財政收支狀況密切相關的。自宋仁宗朝以來，三冗三費和積貧積弱、邊境等問題就日益突出出來，此后，趙宋朝廷就陷入了財政上人不敷出的窘局。疆域大為縮減的南宋更是如此，國家財政也更顯窘迫，地方州縣財政同樣日益匱乏①。既然國家允許土地私有，并確定根據產業的多少繳納賦稅，那么，具有這樣或那樣背景的形勢戶官戶、豪強民戶就會想方設法隱瞞田產，貧窮不能自存的民戶則只能蔽身于形勢戶，詭名挾戶(隱戶)、詭名寄產、詭名挾佃等現象也就隨之出現，并成為宋朝一大社會痼瘤②。總而言之，對于趙宋王朝來說，其所要求于鄉役人者，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及時、足額完成稅收任務，以保證國家財政的正常運行；第二，保證基層社會秩序的安定。為了應對上述各種壓力和社會變動，就需要向鄉村民戶征收盡可能多的賦稅，以保證國家財政的運轉。國家賦稅本已沉重，而這些官無俸給的地方吏役還會對民戶有更多的侵剝，這就導致鄉村民戶負擔的增重。剝削量的增加，無疑又會引起民眾各種方式的反抗，一些鋌而走險者就時不時地對地方政府構成威脅。隨著財政稅收和鄉村治安管理問題的突出，如何避免中唐五代以來基層社會失控等問題，并進一步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從稅收和治安兩個方面，加派替政府管理廣土眾民的鄉役人員，也就成為宋神宗和王安石們治理國家的要務了，有關鄉役問題自然也就引起了此后宋朝君臣更多的關注。順應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于是，在這一時期，鄉役人數也就發生了數量上的較大增長。宋代鄉役人數的增長，其社會作用固應重視，然社會影響也不容忽視。另外，這一增長從某些方面也顯現出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延伸的趨勢，但是，考諸于兩宋社會之史實，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一趨向并非宋王朝政治制度的治理理念所在，而是從保證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的角度，所轉化出的一種統治意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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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前揭《王安石變法》(增訂本)，第18—27頁。并黃繁光先生《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第三章，第257—268頁；汪圣鐸先生《兩宋財政史》第一編諸章，中華書局1995年版；包偉民先生《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95頁。兩宋差役、募役之爭，以及鄉役人并無官方支付的報酬，而淪為“職役”，都是和國家財政狀況密切相關的。這也是兩宋期間役法中有“名募實差”現象及其一再更革的原因所在。

② 參閱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詭名挾戶》，載《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4—5期。

③ 習作先后承蒙王曾瑜、李治安、汪圣鐸、黃寬重諸先生惠賜教益，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