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與農業

曾雄生

（三）農業中的城市：城市對農業的貢獻

洛陽牡丹何以成為天下第一？宋人的解釋是洛陽“得中華之氣者多，故獨與他方異”；或“得一氣之偏”[82]，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洛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并不全面，歐陽修就不大同樣此種說法，因此引入了災妖之說。今天看來，牡丹的繁榮除了自然條件之外，還與城市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國的城市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首先，它是政治的中心。城，即城墻，城堡的意思，它是政治中心的象征，從京城到省城，再到縣城，莫不如此。城市的主要職能在于統治和管理，所以城又經常與另一個字結合起來稱為“城鎮”。其次，它也是經濟的中心。作為經濟中心，它雖然具有商業的一面，這也就是“市”的由來，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仍然占有很大的成份，市場上出售的也以農產品為主。農業成為城市經濟的主體，這也和傳統中國重農輕商，重本輕末的歷史特質是相一致的。中國古代城市鄉村化和以工商為主體的本方城市形成鮮明的對照。政治中心和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中心相結合，導致了城市農業全面的發展，使得城市在中國農業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這個作用主要是通過下面兩個方面的因素來決定的：

首先，城市農業的內容廣泛。中國傳統農業把解決溫飽為己任，產品不過是五谷、桑麻、六畜而已，一切與衣食無關的項目都被排除在農業之外，這就使得中國傳統農業的內容相對來說比較單一。但這種較單一的農業遠遠不能滿足城市人口對于物質和精神的需求，于是一些被傳統農業排斥的項目，在城市及近郊區得到發展。

以觀賞植物的栽培為例，這在一個以溫飽為目標的農業大國里，原本是不受重視的行當。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就說過這樣的話：“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偽，蓋不足存。”[83]但愛美之心會隨著經濟的繁榮而跳動。唐宋就是這樣的時期。當時洛陽、揚州、杭州等城市，每到春天都有花節，屆時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都要傾城而出，一睹牡丹、芍藥風采。“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在這種風氣之下，花卉栽培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花卉事業的發展，又為各種諸如《洛陽牡丹記》、《揚州芍藥譜》之類的花譜著作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并成為唐宋時期農學發展的一朵奇葩。這就豐富了中國農業的內容。

城市農業內容的廣泛性不僅表現在加入了觀賞植物栽培和寵物飼養這樣一些屬于消遣性質的內容，即便是在解決衣食方面，城市農業也走在農村的前面。以食物而言，中國農村的人口的食物結構一般都比較簡單，相比之下城市相對要復雜一些，這也是與經濟狀況相聯系的，由于城市居民相對富有，他們也有能力對食物在一定范圍內做出選擇，這就導致了食物品種的多樣性，以蔬菜為例，據宋《夢粱錄》記載，僅南宋臨安（今杭州）一地，蔬菜就有近四十種，遠遠超出現在一般農村所擁有的蔬菜種類的數量。

城市需求是導致城市農產品豐富的根源，同時城市所具有的政治、經濟優勢也為這種需求提供了可能。占城稻的引進就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后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84]

和占城稻引種一樣有名的就是花石綱，宋廷為了興建艮岳等園林建筑，從南方將大量的花草樹木和異石運到東京，真宗時，“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85]到宋徽宗時，在宦官權貴童貫、蔡京和朱勔等人的主持下達到了高潮。“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歩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86]宋徽宗在御制《艮岳記》中也寫道：“即姑蘇、武林、明、荊、越之壤，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郍、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欄曲楹。”加上藥寮中的各種草藥及西莊中的各種農作物，艮岳可謂集中國南北各地植物之大成。艮岳之外，移植到汴梁的植物還有很多，舉例如下：

物種原產地資料出處銀杏江南曲洧舊聞，卷四江梅江南曲洧舊聞，卷三無花果（木饅頭）嶺南續墨客揮犀，卷七禇子江南能改齋漫錄，卷十五七葉木（娑羅）洛陽居士集，卷十四紅梅姑蘇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巴攬子西蕃曲洧舊聞，卷四金橘江西游宦紀聞，卷二山茶浙江宛陵先生集，卷十八紫竹西南宛陵先生集，卷十六美人蕉兩廣楓窗小牘，卷下

物種

原產地

資料出處

銀杏

江南

曲洧舊聞，卷四

江梅

江南

曲洧舊聞，卷三

無花果（木饅頭）

嶺南

續墨客揮犀，卷七

禇子

江南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七葉木（娑羅）

洛陽

居士集，卷十四

紅梅

姑蘇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

巴攬子

西蕃

曲洧舊聞，卷四

金橘

江西

游宦紀聞，卷二

山茶

浙江

宛陵先生集，卷十八

紫竹

西南

宛陵先生集，卷十六

美人蕉

兩廣

楓窗小牘，卷下

城市在引進外來的物產同時，也在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人才和技術的優勢不斷地培育出自己的新的物種和品種。韭黃和黃芽的就早先出現在宋代的城市。

宋代的城市盡管有自己一定的蔬菜生產能力，但由于人口眾多，城市生產的蔬菜并不能滿足自身人口的需要，特別是到了冬季，北方一些大城市，如首都東京等地，蔬菜難以越冬，為了解決冬季城市蔬菜的供應，是有蔬菜黃化技術的出現。

韭黃 XE "韭黃" 即是宋代出現的一種黃化蔬菜 XE "黃化蔬菜" 。黃庭堅有詩云：“韭黃照春盤，菰白媚春菜”。宋代詩人梅堯臣 XE "梅堯臣" 在一首題為《聞賣韭黃蓼甲》的詩中描寫了當時汴京賣韭黃的情景，詩云：“百物種未活，初逢賣菜人。乃知糞土暖，能發萌芽春。柔美已先薦，陽和非不均。芹根守天性 XE "天性" ，憔悴澗之濱。”[87]梅堯臣之后，蘇東坡 XE "蘇東坡" 、黃庭堅 XE "黃庭堅" 、張來、劉摯和曾幾等人都曾寫有詠韭黃的詩篇，但可考韭黃的培育地域都不出京畿一帶。只是到了南宋以后，韭黃的生產地域才得以擴大[88]。可見韭黃的出現與解決城市冬季蔬菜短缺有關。《東京夢華錄》 XE "《東京夢華錄》" 中就有“十二月，街市盡賣撒佛花、韭黃、生菜、蘭芽、勃何、胡桃、澤州餳”的記載。可見當時韭黃已成為京師冬月的當家菜。梅詩中提到“乃知糞土暖，能發萌芽春”系利用糞肥發酵所產生的熱量生產韭黃，這種方法是宋元時期普遍采用的一種方法，《王禎 XE "王禎" 農書》 XE "《王禎農書》" 卷八“百谷譜”五“蔬屬”載：“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蔭中，培以馬糞，暖而即長，高可尺許，不見風日，其葉黃嫩，謂之韭黃。”

古人還將培育韭黃 XE "韭黃" 的方法運用于其它的蔬菜。《本草綱目》載：“南方 XE "南方" 之菘，畦內過冬，北方 XE "北方" 者多入窖內，燕京圃人又以馬糞入窖壅培，不見風日，長出苗葉，皆嫩黃色，脆美無滓，謂之黃芽菜 XE "黃芽菜" ，豪貴以為嘉品，蓋亦仿韭黃之法也。”這里說的是明代北京冬貯大白菜的情況，實際上，類似的方法在宋代即已采用。東京城在每年的“立冬前五日，西御園進冬菜。京師地寒，冬月無蔬菜，上至宮禁，下及民間，一時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車載馬駝，充塞道路。”[89]南宋時期這種技術又出現在臨安。《夢粱錄·物產·菜之品》中有黃芽一品，“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葉，以黃白纖瑩者，故名之。”

農歷的四五月份也是個蔬菜淡季，適應市民生活的需要，從事蔬菜生產的菜農（圃人）還通過促成栽培技術，使蔬菜瓜果提高上市，以搶占市場，獲得較好效益。梅堯臣有一首“五月七日見賣瓠者”詩曰：“老圃奪天時，馬通為煦嫗，四月彼種瓜，五月此賣瓠，陽陂與糞壤，功力且異趣，瓜遲瓠何早？豈不同雨露，速利乃在人，爭先無晚暮。”道出菜農為爭“速利”而種早瓠的實情。

其次，城市農業的技術先進。城市在擴展農業內容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發展著自己的技術。以引種為例，宋時，將各地作物引種到汴梁，它不僅豐富了農產品的種類，同時也帶動了相關技術的發展。引種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首先是要保證長距離移栽的成活。真宗時，“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攏，（黃）震奏罷之”。[90]由此可見，移栽的成活率是極低的，并且這也影響到引種移栽能否正常進行。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借助于保鮮技術。其次，就南方向北方移植而言最難的是越冬。因為“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但這些問題在宋代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宋代洛陽在向京師開封進獻牡丹花時就運用了一種保鮮方法。具體作法是：“用菜葉實竹籠子，籍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保鮮技術的進步是引種得以成功的保證。宋代城市中的樹木移栽普遍采用了帶土移栽的方式，如內翰就曾將李右丞相家的紅薇子帶土移栽到學士院。[91]宋代還發明了保障南木北移安全越冬的方法，如，銀杏從南方移到北方后，一些不能正常結實。于是便有人想出了這樣的辦法：“于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92]對于一些從嶺南遠道移植而來的物種還采取了特殊的保護措施。使得一些南來的植物得以安全越冬，甚至早花早實。如美人蕉從嶺南移植到京師之后，“大都不能過霜節，惟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獨過冬，更能作花。”[93]還有“淳化三年（992）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逾春月”[94]，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一日睿謨殿“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95]雖然大臣們往往要借此吹捧皇帝的“神圣”，但顯然這些地方都采取了特殊的保護措施。據《癸辛雜識》的記載，艮岳萬歲山的山洞中就放置了大量的爐甘石，以便在天陰時，能夠營造出“云霧滃郁，如深山窮谷”[96]的環境，這對于某些植物的安全越冬也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城市的需要也導致了果品保鮮技術的發展。綠豆藏金橘技術便是適應京師對于原產江西的金橘的需要而而被介紹進來的。[97]在此基礎上又出現了小株連根帶果販運的技術。并成功地降低了運銷成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二：“金橘產于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髙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镮，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綠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農業人才。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各級政府無不把勸農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國家機構中就有專門的主管機構，這些機構主要設在城市，里面集中了一大批的農業人才。現存所謂農家著作，多為各級政府官員所作。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其中主管農業的官員，在農書寫作的同時，也利用城市中已有的農田就近進行一些農事試驗和觀察。對中國農業產生重大影響的代田法、區種法、占城稻、康熙御稻都與此有關。

宋真宗在引種推廣占城稻的同時，還在皇宮內苑親自督種，并進行觀察，使他對于占城稻有比較深的了解，如“祥符六年（1013）九月丁酉，內出玉宸殿所種占城稻，示輔臣曰：……此稻耐旱，不擇地，頗省民力，可喻諸道廣種植之。”[98]不僅如此，真宗還將占城稻的栽培方法，揭榜示民，進行推廣，“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籠周以稻稈，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稈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熱如甲拆狀，則布于凈地，其萌與谷等，即用寬竹器貯之。于耕了平細田，停水深二寸許，布之。經三日，決其水。至五日，視苗長二寸許，即復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種蒔。如淮南地稍寒，則酌其節候下種，至八月熟。”[99]這樣切實可行的技術操作正是真宗等在宮中試種觀察和研究的結果。

同時，城市也以自己的優勢吸引著大量的農業人才。漢唐時期京師長安的召平和郭橐駝，就分別以種瓜和種樹聞名于世，其中唐時的郭橐駝更以其精湛的園藝技術，“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100]。宋代的一些大都市中涌現出一批技藝精湛的園藝能手。據歐陽修、周師厚等的記載，僅在洛陽從事牡丹栽培的名家就有：錢惟演、姚氏、魏仁溥、牛家、張齊賢、蘇家、賀家、林家、袁家、唐家、段家、呂文公、門氏、觀軍容使、李蕃、左氏等十幾家。洛陽城中有專事牡丹嫁接的行家里手，人稱“門園子”，最受歡迎，以致“豪家無不邀之。”[101]還有一圃里人薛某，“善栽植，凡花穿接無不冠絕，常持厚脊利刃，芟洗繁穢，人遂名此樣為薛丑刀”。[102]由于掌握精湛園藝技術的人受到歡迎，吸引了很多農業技術能手到京師或城市里前來獻藝。徽宗宣和年間，一位四川的接花人劉幻，自言其術與常人異，徽宗召入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干十已截去七八”。詰問所以，劉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頃正月，奇花當盛開，茍不然，甘當極典。”至正月十日請觀花時，“則花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回絕，酴釄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芳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103]鎮江府大港鎮孫沂兄弟，“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他植者莫及之，負販者爭趨之”。[104]豫章（今江西南昌）東湖，南宋紹興年間就有來自四川廣漢的蘇云卿結廬獨居，他“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滋欝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105]城市吸引著農業人才，而農業人才也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實現了人生的價值。

當然，生活在城里的農業人才有得意之時，也有失意之時，范仲淹《和葛閎寺丞接花歌》就敘述了一個接花工的遭遇。他原本出生在洛陽的一個富貴人家。宋朝時洛陽人以善接花而著稱于世。[106]此人少年時“止以花為事”，把家里的錢都花光了，卻沒有學到別的本事，只好作了一個瓊林苑中吏，專門負責養花，為了滿足君王對于奇芬異卉的追求，他學會了“神仙接花術”，并且到成都等地尋求優良品種，再進行嫁接，一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的功夫，培育出牡丹花王，得到了天子的獎賞，正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卻不想“中途得罪”了什么人，流竄到了江南[107]。

再者，相對富有的城市居民，也有更多的閑暇從事農事觀察與試驗，而不至于為生活所迫無暇也無力進行技術改進。北魏時，洛陽人劉仁之就曾于自家的宅基地上進行區種試驗，取得了七十步（240步為1畝）收粟36石的高產記錄。此事被當時的農學家賈思勰載于《齊民要術》之中。[108]在北宋都城開封，每到七月七夕所謂“乞巧”節，就能看到許多熱鬧的場面，其中就有以“又以黃蠟鑄為鳬鴈、鴛鴦、鸂鶒、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苖，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谷板。”[109]水上浮及谷板和宋代廣泛分布于南方水鄉的葑田（又稱架田和浮田）在道理上是一致的。通過種谷板使城里的居民能夠清楚地了解到農作物生長的習性。七夕前后，東京城里的居民“又以綠豆、小豆、小麥、于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藍彩縷束之，謂之：種生。皆于街心彩幕帳設出絡貨賣。” [110]種生，又稱為“生花盆兒”，據陳元靚《歲時廣記》二十六引《歲時雜記》載：“京師每前七夕十日，以水浸綠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漸長至五六寸許，其苗能自立。則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長尺許，謂之：生花盆兒。亦可以為菹。”[111]從生花盆兒這個名字來看，豆芽等最初可能是作為觀賞出現的，后來才用作腌菜或酸菜。這也是豆芽菜最早的記載之一。

同時，由于農田與市民的緊密結合，也便于觀察與試驗。陳旉說：“民居去田近，則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語有之曰：‘近家無瘦田，遙田不富人’豈不信然”[112]。這雖然不是指城市農業而言，但城市農業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宋史上多有皇帝，或地方官員觀稼的記載。觀稼的地點大多在城近郊區或宮殿、府衙附近。普通市民也可以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看到各種動、植物，進行栽培、飼養。一些栽培植物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得到很好的照顧。比如，“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腳子（即銀杏——筆者注）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托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113]

城市是農業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一些農業技術也最先在城市里得到發明和運用。為了培養自己喜歡的花草果實也促進的繁殖栽培技術的發展。比如，宋時人們發現，“棠性多類梨，核生者長遲，逮十數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贅之，則易茂矣。”[114]宋人還發現，“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蓋用此術。”[115]這些技術的出現都是與城市分不開的。

一些先進的繁殖栽培技術和作物品種也都是首先在城市之中得到傳播和推廣，然后才向城市四周地區擴散。金林檎（沙果的一種）的傳播便可以說明問題。金林檎是一種既可觀賞又可食用的果樹。原產于北方，栽培技術在《齊民要術》中便有記載。此種果樹可能是隨著宋朝的南遷，由中州傳到南京，而后由南京傳至杭州，再由杭州傳到蘇州一帶。范成大《吳郡志》有如下記載：“金林檎以花為貴，此種紹興間自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后流傳至吳中。吳之為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饤盤。”[116]金林檎沒有直接從南京傳到更近的蘇州等地，而是先到臨安，再到吳中。從中也可以看出城市，尤其是京師重鎮，對于農業技術傳播的影響。大白菜也可能是北宋時東京培育出來的。白菜原產南方，最初名菘 XE "白菜" 。宋代開始在北方移植，并由于氣候等生態條件的變化而由原來的散葉型發展出結球型（又名黃芽白），由于其適于貯藏的特點，很快就成為北方漫長冬季的當家菜。《東京夢華錄》寫道：“立冬前五日，西御園進冬菜。京師地寒，冬月無蔬菜，上至宮禁，下及民間，一時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車載馬馳，充塞道路。”這里的冬菜可能就是冬貯大白菜。黃芽白菜隨宋廷的南遷重回到南方，先是到了南宋的首都杭州，《夢粱錄》寫道：“黃芽：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葉，以黃白纖瑩者，故名之。”以后又由杭州傳到了江西等地。江西人楊萬里有一首題為“進賢（江西管下的一個縣）初食白菜，因名之以水精（一作晶）菜云”的詩，詩中寫道：“靈隱山前水精菜，近來種子到江西”。

許多農業上的發明最初都是源于城市然后才在廣大的地區得以推廣。

源于城市的農業技術舉例

禁中種竹宋代汴梁禁中種竹，一二年間無不茂盛。園子云：“初無他術，只有八字：疏種、密種、淺種、深種。” 種藝必用補遺移栽技術宋代汴梁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臘月去根旁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燃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成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曲洧舊聞，卷三獸醫院宋代汴梁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宋史·兵志·馬政洛陽牡丹宋代洛陽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城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洛陽牡丹記·風土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曲洧舊聞，卷四堂花術宋代杭州馬塍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熏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反是，蓋桂花必涼而后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署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齊東野語，卷十六量雨器南宋州郡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測雨水。數書九章·天時類水旱試驗南宋臨安紹興七年七月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宋史·禮志觀賞魚南宋臨安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置之檐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黒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 金魚有銀白、玳瑁色者，東坡有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又曰：金鯽池邉不見君。則此色魚舊亦有之。今錢塘門外多蓄飬，入城貨賣，名魚兒活。豪貴府第宅舎，作池蓄之。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桯史，卷十二夢粱錄，卷十八

禁中種竹

宋代

汴梁

禁中種竹，一二年間無不茂盛。園子云：“初無他術，只有八字：疏種、密種、淺種、深種。”

種藝必用補遺

移栽技術

宋代

汴梁

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臘月去根旁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燃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成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

曲洧舊聞，卷三

獸醫院

宋代

汴梁

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

宋史·兵志·馬政

洛陽牡丹

宋代

洛陽

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城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

洛陽牡丹記·風土記

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

曲洧舊聞，卷四

堂花術

宋代

杭州馬塍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熏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反是，蓋桂花必涼而后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署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六

量雨器

南宋

州郡

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測雨水。

數書九章·天時類

水旱試驗

南宋

臨安

紹興七年七月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

宋史·禮志

觀賞魚

南宋

臨安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置之檐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黒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

金魚有銀白、玳瑁色者，東坡有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又曰：金鯽池邉不見君。則此色魚舊亦有之。今錢塘門外多蓄飬，入城貨賣，名魚兒活。豪貴府第宅舎，作池蓄之。

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桯史，卷十二

夢粱錄，卷十八

回過頭來再說，宋時洛陽的牡丹何以天下第一？除了洛陽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之外，更因為洛陽作為一個古都聚集了大量頂尖的農業人才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宋人梅堯臣有詩云：“唯是圃人巧，非關元化偏。折條違物理，遷艷得花權。美女嫁寒婿，丑株生極妍。世間多妄合，吾不謂之然。”[117]道出了洛陽牡丹何以第一的原因。

適應城市需要而發展起來的花卉業，也為各種諸如“牡丹 XE "牡丹" 記”、“芍藥譜”之類的花譜著作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根據《中國農學書錄》 XE "《中國農學書錄》" 的記載，宋代有農書著錄為一百余種，其種涉及花木栽植技藝的達三十多種。這些園藝著作的出現都與城市和城市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時人就注意到了這種現象：“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 XE "荔枝" 與茶 XE "茶" 之品，為經及譜，以夸于市肆”[118]。可見譜錄 XE "譜錄" 類著作有相當多的成份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出現的。

“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古代哲人對于理想社會的一種描述，然而，無論是人們是否情愿，都市化的浪潮勢不可擋，農村包圍城市最終會被城市包圍農村所取代。城鄉之間的矛盾自古就存在。人們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的發展需要占據大量的良田沃土，城市和農業都必須占用一定數量的土地，特別是在今天的實踐中，城市的發展往往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建設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使原本緊張的耕地愈加顯得不足。相對于今天來說，古代中國盡管可以說是地廣人稀，但城市建設與農業生產在用地上的矛盾也是存在的。戰國時期，人們在計算土地面積時，就將房屋建設用地考慮進去了。[119]根據秦國商鞅的計算，方園百里之地，都邑蹊道（即城市建設）需占十分之一，才足以處其民[120]。當時兩者之間的矛盾，從齊宣王與孟子的一段對話中即可窺見一斑。[121]秦漢以后，隨著城市建設速度的加快，特別是京師膨脹[122]，大量的耕地被占用，矛盾開始激化。因此，在漢武帝大舉舉修上林苑時，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甚至有人諫除上林苑[123]，但結果上林苑還是建立起來了。如何在進行城市建設的同時，保證農業生產用地呢？古人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盡量將城市及其附屬物，如園囿等，建在荒地上[124]。二是控制城市建設規模，以“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125]。三是在城市中進行農業生產，以彌補因城市建設所致的耕地流失。這當然不是說，城市的設計和建造者有意為之，但城市農業的存在客觀上具有這樣的作用。

唐宋時期業已出現“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以致“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不勝稼”的局面，城市農業的存在與發展客觀上緩解了人口增長和城市發展對于中國土地和農業的壓力，這也是宋代人口得以迅速增長的原因之一。

[1] [法]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578-579頁。

[2] [法]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579-580頁。

[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十八，《宗廟考》八《祭祀時享》。

[4]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908頁。

[5] 《宋史》，第2603頁。

[6] 《宋史》，第2602頁。

[7] 《宋史》，第2691頁。

[8] 《宋史》，第3905頁。

[9] 宋會要輯稿·方域·園。

[10] 宋會要輯稿·方域·玉津園。

[11]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七十一，宮室苑囿園。

[12] 蘇軾〈游玉津園〉詩中就有“承平苑囿雜耕桑，六圣勤民計慮長”的詩句。宋人楊侃《皇畿賦》對玉津園中的稻麥種植有這樣的描述：“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耒，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舂紅粳而花綻，簸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宋·呂祖謙編，《宋文鑒》卷二。

[13] 《石林燕語》；《宋會要輯稿·方域·玉津園。

[14] 宋會要輯稿·方域·玉津園；宋會要·職官二三之三；

[15] 宋庠：《元憲集》卷三十一，《乞于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札子》。

[16]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七十一。

[17] 《東京夢華錄》卷之七，《駕幸瓊林苑》。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42頁。

[18] 《東京夢華錄》卷之七，《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40頁。

[19] 《彭城集》卷八。

[20] 《宋史》，第154頁，第166頁，第4162頁。

[21] 《宋史》，第1402頁。

[22] 《宋史》，第166頁。

[23] 《宋史》，第2692頁。

[24] 《宋史》，第2099頁。

[25] 《宋史》，第2693頁。

[26] 東觀漢紀·張堪傳。

[27] 《宋史》，第341頁。

[28] [宋]趙佶：《艮岳記》。引自[明]李濂：《汴京遺跡志》卷四。

[29] [宋]宋祁：《景文集》卷十九。

[30] 《景文集》卷十三。

[31]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七，《和劉原父從幸后苑觀稻呈講筵諸公》；又《全宋詩》，卷三○二，第6冊，3795頁。

[32] 《宋史》，2490頁。

[33] 劉益安：《北宋開封園苑的考察》，《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560頁。

[34] [宋]歐陽修：《文忠集》卷七十二，《洛陽牡丹記》。

[35]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7-13頁。

[36] [宋]蘇軾：《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二，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48-49頁。

[37] [宋]韓琦：《安陽集》卷二十一，《定州眾春園記》。

[38] [宋]范成大：《吳郡志》，六卷，《官宇》，三頁。

[39] “誰取霜禾種，來依郡圃栽，芒隨虎掌熟，畦作佛袍開，自應蟬鳴候，應無蟹嚙災（自注：河洛無蟹），公庖豐甑飯，知免拾顏煤。”《元憲集》卷五。

[40] [宋]張耒：《柯山集》，卷四。

[41]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十二，《東坡八首，并序》。

[42][宋]《東坡全集》卷八十一，《與楊元素八首》。

[43] [宋]陳旉：《農書》卷上，《地勢之宜篇第二》。

[44] 隱居在西湖孤山上的林逋（林和靖）在一首詠西湖風景的詩中說：“陰沿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說明當時西湖上葑田就像棋盤格子一樣漂浮在湖面上。

[45] 《齊民要術》為北魏賈思勰所撰，但其卷端的“雜說”，一般都認為是后人所加。

[46] [元]王禎：《農書》〈田制門〉〈圃田〉。

[47] 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52頁。

[48] [宋]陶谷：《清異錄》卷一。

[49] 轉引自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第53頁。

[50]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二。

[51]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34頁。

[52] [宋]洪邁：《夷堅志·支志》甲集卷五，《灌園吳六》。

[53]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收燈都人出城探春》。第38頁。

[54]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二。

[55]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九，《陳州牡丹記》。

[56]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二十六，《衢州近城果園》：“未到衢州五里時，果林一望蔽江湄，黃柑緑橘深紅柿，樹樹無風縋脫枝。”

[57] 《孟子》《梁惠王上》。

[58] 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北京：華齡出版社，1995年，第334頁。

[59] 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28頁。

[60] [清]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一，《苑》。

[61] [宋]岳珂：《桯史》卷一，《汴京故城》。

[62] [英]阿綺波德·立德著，王成東、劉皓譯：《穿藍色長袍的國度》，時事出版社，1998年，186頁。

[63]R.Feng，Agriculture，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SophiaH.Chenzen，Shanghai:China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1931，p.224.

[64]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92頁。

[65] [宋]王禹偁：《小畜集》巻三，《觀鄰家園中種黍示嘉佑》：“北鄰有閑園，瓦礫雜荊杞，未嘗動耕牛，但見牧羣豕，今夏赤旱天，斵琢誰家子，播種甚莽鹵，苖稼安能起？秋來連月雨，柴門晝不啟，新晴一攜杖，出戶聊徙倚，重到田中立，黍稷何薿薿，吐穗欲及肩，鳥雀聲亦喜，力穡乃有秋，斯言不虛矣，向使懶種植，荒榛殊未已，有書閑不讀，為學還如此。”

[66] 《宋史》，第1453頁。

[67]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熙寧八年二月乙酉。

[68]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元豐三年二月壬戌。

[69]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八，《物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172頁。

[70] [宋]楊杰：《無為集》卷十九，《華藥圃記》。

[71] 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5年，第81頁。

[72] [美]德·希·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187頁。

[73] [宋]《王安石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7頁。

[74]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十二，《洛陽牡丹記》《風土記第三》，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529頁。

[7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僧仲林《越中牡丹 XE "牡丹" 花品序》。

[76] [宋]王應麟：《玉海》卷七十七。

[77]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

[78]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十七。

[79] 《宋史》，第02693頁。

[80] 《宋會要輯稿補編》，1988年，第148頁。

[81] 《宋史》，第02503頁

[82]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不過歐陽修本人認為這兩說都解釋不通，而認為是一種不常的妖花。見《歐陽修全集》，第526頁

[83]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自序》。

[84] 《宋史》，第4162頁。

[85] 《宋史》，第10045頁。

[86] [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徽宗政和七年。

[87] [宋]《宛陵集》卷十一。

[88] 楊寶霖：《韭黃生產宋代已盛》，《古今農業》1992年第4期，第29頁。

[89] 《東京夢華錄》卷之九，《立冬》。第55頁。

[90] 《宋史》，第10045頁。

[91] 《宛陵集》卷十九，《次韻和韓子華內翰于李右丞家移紅薇子種學士院》：“紅薇花樹小扶疎，春種秋芳賞愛余，丞相舊園移帶土，侍臣淸署看臨除。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干生宜近禁廬，此地結根千萬歲，聮華榮莫比茅茹。”

[92]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四。

[93] 《楓窗小牘》卷下。

[94] 《楓窗小牘》卷上。

[95] 《宋詩紀事》卷三十七。

[96]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

[97][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載：“金橘產于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后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于錄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見《歐陽修全集》，1031頁。

[98][宋]王應麟：《玉海》卷七十七。

[99]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十七。

[100]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十七，《種樹郭駝橐傳》。

[101]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風俗紀第三》：“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于崇徳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

[102] 《清異錄》卷下，《器具門》。

[103] 《夷堅志補》卷十九，《劉幻接花》；《玉芝堂談薈》卷九。

[104] [宋]劉宰：《漫塘文集》卷三十一，《故常熟縣丞孫承直墓志銘》。

[105] 《宋史》，第13459頁。《游宦紀聞》卷三，《宋稗類鈔》卷六也有類似記載。

[106] 《東坡全集》卷二十，《贈朱遜之并引》。

[107] 《范文正集》卷二。

[108]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種谷第三》。

[109]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之八，《七夕》。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48-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