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唐代齋郎與挽郎的研究，一般散見于相關的學術論著中①，專論較少，目前僅見黃正建《唐代的齋郎與挽郎》一文，黃先生主要利用文獻記載做制度研究②。毛漢光運用墓志拓片，在《唐代蔭任之研究》一文中，也有部分內容專述唐代的齋郎與挽郎，主要對其釋褐官職及官歷進行分析③。以上學者的研究，使我們對唐代的齋郎和挽郎有了一定的基礎性認識。但是，其中部分觀點值得商榷，部分內容有待補充，如齋郎的人數、充任年齡與制度規定的差異、齋郎和挽郎的守選問題、唐代女子充任齋郎現象，以及齋郎的釋褐官職等方面，大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齋郎

1. 齋郎的人數設置 張澤咸認為：“齋郎是皇帝致祭宗廟、郊社的辦事人，分為太廟齋郎、郊社齋郎”④。黃正建考證出，唐代齋郎主要有太常寺兩京郊社署齋郎、宗正寺太廟齋郎和鴻臚寺司儀署齋郎，“合計唐代共置齋郎四百人”⑤。《新唐書》載：唐代齋郎862人⑥；《通典》載，唐代“齋郎五百五十二人”⑦，與黃正建先生的考證數字相差較大，值得深究。 據文獻史料：兩京郊社署有齋郎一百一十人⑧；宗正寺轄下“太廟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⑨。鴻臚寺司儀署置齋郎三十人⑩；一說三十三人(11)。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右祝史三人，齋郎各三十人”(12)。武周及中宗時期，還有武氏崇恩廟，也設置有齋郎(13)，只是不知何時設置、何時廢除、人員數額怎樣。 可見，唐代除太廟、郊社、鴻臚寺司儀署齋郎外，還有五岳四瀆、武氏崇恩廟齋郎。是否還設置于其他部門，有待于更充分資料的發掘。據上引史料，唐代齋郎的人數設置具體可考者達670多人，遠不止400。黃正建忽略的是五岳四瀆的齋郎人員，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達270人之多。 實際上唐代的齋郎人數，有唐一代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處于動態的變化過程中。如唐德宗貞元元年(785)四月十三日敕：“準建中三年(782)二月二十三日敕，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并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準郊社例停廢”(14)。即廢除東都的郊社和太廟齋郎。貞元八年(792)的敕令也提到：“其東都太廟及郊社齋郎，先并準敕停訖”(15)。由此可知，德宗貞元時期，唐代齋郎的人數已經有了相當數額的減少。 文宗太和八年(834)，“禮部奏：明經、弘文館生、太廟郊社齋郎、掌座等，共五百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請減一百三十八人。從之”(16)。六色減少后，還剩414人，齋郎人數的變動顯而易見。 因此，《新唐書》所載之862人，為唐代最盛時的齋郎人數；杜佑所載之齋郎人數，可能為德宗時期的齋郎人員設置，因為《通典》一書成于貞元十七年(801)。唐代齋郎的人數變動，大體上與門蔭制的消長趨勢一致。

2. 齋郎的充任年齡及守選 《新唐書》載：凡齋郎“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17)。從墓志材料來看，也存在例外，如卒于開元二十年(732)的郭懌，“年十二，補太廟齋郎”(18)；卒于天寶十四載(755)的鄭氏，“年未十歲，以恩澤戚屬，選為皇后齋郎”(19)。這些充任者的年齡皆在制度規定之外。由此表明，制度在實際操作中，并非完全象文字規定的那樣死板，而是具有一定的彈性。這一現實，與齋郎的蔭任資格在“實際執行時很有伸縮性”的情況大體相符(20)。 唐代前期，齋郎要經六至八考，才可參加銓選(21)。至于其何時開始守選，以及守選時限為多長？目前為止，還沒有充分的史料來證明，但齋郎守選是一無可爭辯的事實。如唐敬宗《寶歷元年正月七日赦文》中提到：“郊廟行事齋郎，減二年勞；……崇玄館行事學生及齋郎、禮生，番考已滿，所司緣大禮卻追入行事，各減一選”(22)。顯然，齋郎番考滿后，并沒有立即參加銓選，而是處于守選狀態，故朝廷重新征召他們“行事”時，給予“減一選”的優待。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禮部奏： “山陵挽郎，準光陵合補二百二十人。伏以近者仕進多門，身名轉濫，茍循往例，為弊滋深。若便令停，又乖事體。今請補一百一十人，其余一百一十人，請取前弘文、崇文館生及已考滿太廟齋郎充；如人數不足，兼取前明經充。其中有未過者，請放冬集，仍減兩選。已定各集者，減二選。從之。”(23) 這里的齋郎考滿后，同樣沒有立即放選，而是又被選充挽郎；優惠條件是“減兩選”。眾多史實表明，齋郎考滿后，處于守選狀態。類似史料在文宗發布的《南郊赦文》、武宗發布的《加尊號后郊天赦文》、宣宗發布的《大中改元南郊赦文》中都有記載。(24) 文宗時，針對齋郎冒名頂替增多的現象，朝廷要求御史臺嚴加點檢，“如有替代非正身者，當時禁身推問聞奏，當重科懲。既責躬親，須議優獎，其齋郎委中書門下商量，量與減選”(25)。即只要本人親自充任齋郎，可以受到減選的獎勵。 可見，唐代中后期齋郎考滿守選是一無可爭辯的事實。

3. 唐代的女性齋郎 原則上齋郎沒有女性充任一說，可現實中唐代卻有女性充任齋郎的例子。如監察御史鄭余慶的曾孫女、吏部郎中鄭訥言的孫女鄭氏，“景龍之際，屬應天皇帝有事於郊廟。夫人年未十歲，以恩澤戚屬，選為皇后齋郎。能執豆邊，實佐祀事。禮畢，恩詔皆賜一官。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夫人以為家人之道，親親尊尊，非常之恩，請讓大父。故我郎中有華省之拜”(26)。鄭氏身為女性，不可能充任朝官，故把朝廷的賜官讓給其祖父鄭納言。從“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一語來看，當時女性充任齋郎者，絕非鄭氏一人，而是一個群體，并有相當一部分為已婚女性，故才會將朝廷的賜官讓與其夫、其子的可能性。 文獻史料對此事也有詳細記載，據《新唐書·祝欽明傳》，中宗祭祀南郊時，“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邊。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舊唐書》對此事也有類似記載(27)。可見，當時除了鄭余慶曾孫女充任齋娘外，還有李嶠之女，其余諸人難以詳考。文獻史料僅云“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從墓志材料來看，除了有夫者進官外，無夫之未婚女性，也可以將朝廷賜官讓與其家族成員。文獻史料稱“齋娘”，而墓志徑稱“齋郎”，反映出此次南郊祭祀女性承擔男性角色，充任齋郎的事實，“娘”和“郎”無非為性別的代稱而已。 中宗景龍年間，以女性充任齋郎，承擔起“接神”職責，在古代中國是非常罕見的。這一時期出現的女性齋郎絕非偶然，因為，中宗以前已有武則天以女主身份登位，武則天之后，又有一批強悍的女性，如韋后、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等，她們認為“婦女有參與政治的正當權利”(28)。因此，當時朝廷用女性代替男性充任齋郎，是社會性別意識不嚴重的表現之一，具有歷史的特殊性。

4. 齋郎的釋褐官職 毛漢光用墓志拓片考證了唐代齋郎和挽郎的釋褐官職及官歷，考證出其釋褐官職主要有縣尉、州參軍、州錄事參軍、率府參軍、衛官幾類(29)。事實上，除此之外，齋郎的釋褐官職還有： (1)州府諸司參軍和王府參軍。如，葬于開元九年(721)的張承休，“初以南郊齋郎補兗州兵曹”(30)。終于開元五年(717)的路太一，“以先蔭補太廟齋郎，歷衛、益、齊三州司功參軍”(31)。終于天寶七載(748)的陳祎，弱冠以齋郎擢第，“解褐任睦州參軍事”(32)；卒于開元廿八年(740)的沈浩豐，由太廟齋郎選授定王府參軍(33)；卒于大歷十四年(779)的張翔，“天寶初，自前齋郎調補濟王府參軍”(34)。 (2)縣主簿、縣丞。如，卒于天寶九載(750)的顏幼輿，“后土齋郎，調補汝南郡新息縣主簿”(35)；崔倰，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36)；卒于天寶年間的崔湛，“以門子選齋郎出身，補曹州成武縣主簿”(37)；卒于開元十九年(731)的盧翊，“屬則天皇后受圖溫洛，以門子預執邊豆(即充任齋郎)，因調選授杭州錢塘丞”(38)；卒于癸巳年(813)的柳聳，“始以門蔭補太廟齋郎”，釋褐為陵州仁壽縣丞(39)。 (3)校書郎。如卒于貞元六年(790)的鄭甫“少以門資奉俎豆，于太廟調習，書判超等，擢秘書省校書郎”(40)。授予此類官職者相對少見，可能與其參加吏部的科目選有關。 (4)直官、王府國官。如，卒于開元四年(716)的張肅珪，“補清廟齋郎，以經明舉也。……遂直相王府，以文翰登也。……逾年，制授總監主簿”(41)；葬于咸亨元年(670)的孫玄則，“起家太廟齋郎，任滿十周，……隨令屈申，任南康公國尉”(42)。 可見，齋郎出身以授予地方官和中央事務官為大宗，獲得清官者極少。齋郎充任武官的事例較為少見，這與其為文選有很大的關系，“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43)。

二、挽郎

挽郎的充任年齡，史書缺載，黃正建認為，挽郎的充任者“歲數不定。最小的有十三歲，大的也有二十余歲”(44)。近來，筆者還發現一位37歲充任挽郎的事例：鄭紹芳，“洎德宗晏駕(貞元二十一年，805)，山園禮成”，為挽郎，元和四年終(809)，“享年卌有二”(45)。鄭紹芳充任挽郎已是中年人。是否還有更大年歲者充任挽郎？有待于更充分資料的發掘。 關于挽郎的放選，黃正建認為，一般是“事畢即授官”(46)。但是，從現有實例來看，有部分事實與此不符。如薛元超，“十六，補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靜縣主。……廿一，除太子通事舍人”(47)，從挽郎至入仕用了五年時間。周紹業，“起家為□(太)穆皇后挽郎。”顯慶二年(657)卒，年四十四，自始至終皆未能釋褐為官，終身僅得一散官宣義郎(48)。因此，即便唐代初期，也并不是所有的挽郎都“事畢即授官”。 唐代中后期，挽郎還有守選規定。關于其守選時限，安史之亂以前的史料未見記載，安史之亂以后在幾位帝王的赦文里，都反復提到挽郎的守選時間為七年。如唐穆宗《景陵優勞德音》：“其挽郎，放出身后，七選許集。”(49) 敬宗《光陵優勞德音》：“其挽郎放出身后，七選許集”(50)。此外，文宗、懿宗的赦書或德音中，也都有同樣的表述(51)。這些記載表明，唐代挽郎的守選時間較為固定，并前后一致，有著制度的連貫性。 概言之，作為門蔭群體之一的唐代齋郎和挽郎，其發展軌跡離不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首先，齋郎人數的增減與門蔭制的興衰浮沉有一定關系，二者發展趨勢大體一致；其次，唐代官缺與選人緊張的矛盾，影響著唐代齋郎和挽郎的守選問題；再次，唐代出現的女性齋郎，無疑與初、盛唐時期女性地位的提高、性別意識的淡薄有著直接聯系；最后，唐代齋郎的釋褐官職，也與門蔭群體的整體釋褐官職大體相當，因為，唐代的門蔭入仕，大多數都是授予中央事務官和地方官，毛漢光先生《唐代蔭任之研究》一文對此有詳細考證，茲不贅述。

注釋： ①張澤咸：《唐代的門蔭》，《文史》第27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寧欣：《唐代門蔭制與選官》，《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這些論著主要從門蔭制的角度，順帶提及唐代的齋郎，而沒有細化和深入進行研究。 ②⑤(44)(46)黃正建：《唐代的齋郎與挽郎》，《史學月刊》1989年第1期。 ③(29)毛漢光：《唐代蔭任之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55本第3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版。 ④(20)張澤咸：《唐代的門蔭》，《文史》第27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⑥(17)(21)《新唐書》卷45《選舉志下》。 ⑦《通典》卷25《職官七》。 ⑧《大唐六典》卷14“兩京郊社署”條，另參《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 ⑨《大唐六典》卷14、《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 ⑩《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 (11)《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 (12)《新唐書》卷49下《百官志四下》、《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大唐六典》卷30載五岳四瀆“齋郎三人”，廣池千九郎認為有誤，筆者認為也有誤，應為30人。 (13)《通典》卷25《職官志七》。 (14)《唐會要》卷17《緣廟裁制上》。 (15)《唐會要》卷65《太常寺》。 (16)《冊府元龜》卷631《銓選部·條制三》。 (18)(33)(34)(37)(38)(41)(48)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開元343、開元536、建中002、天寶180、開元379、天寶063、顯慶0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9)(26)(32)(42)(45)(47)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天寶108、天寶108、天寶059、咸亨007、元和022、垂拱0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2)《文苑英華》卷427《寶歷元年正月七日赦文》。 (23)《冊府元龜》卷631《銓選部·條制三》。 (24)《全唐文》卷75，文宗：《南郊赦文》；《全唐文》卷78，武宗：《加尊號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82，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 (25)《冊府元龜》卷34《帝王部·崇祭祀三》。 (27)《舊唐書》卷21《禮儀志一》。 (28)榮新江：《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載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680頁。 (30)《文苑英華》卷955，張說：《恒州長史張府君墓志銘》。 (31)《文苑英華》卷930，獨孤良弼：《并州太原縣令路公神道碑》。 (35)《全唐文》卷341，顏真卿：《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36)《舊唐書》卷119《崔倰傳》。 (39)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3輯《唐故坊州中部縣令柳府君(聳)夫人河東薛氏合附墓志銘并序》，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版。《全唐文補遺》后面的考證認為，薛氏死時之丁酉年，應為元和十二年(817)，則柳氏死時之癸巳年(813)當為元和八年。另參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殘志00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0)《文苑英華》卷953《舒州刺史鄭公墓志銘》。 (43)《文獻通考》卷34。 (49)《唐大詔令集》卷77，穆宗：《景陵優勞德音》。 (50)《唐大詔令集》卷77，敬宗：《光陵優勞德音》。 (51)《唐大詔令集》卷77，文宗：《莊陵優勞德音》；《唐大詔令集》卷77，懿宗：《孝明太皇太后山陵優勞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