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與州級發生關系的行政單位除了向上的中央朝廷、總管府、都督府、都護府、道之外，還有向下的縣級。唐代在地方行政區劃上，前期實行州縣二級制，后期演變為道州縣三級制，但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以州統縣的地方行政區劃是始終不變的。唐史學界在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豐，而對于州縣關系問題的研究卻略顯不足，故本文將對涉及唐代州縣關系的幾個主要問題，略抒己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言

唐代州縣之間最明確的關系是以州統縣，雖然有唐一代，地方行政區劃的級別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無論是前期的州縣二級制，還是后期的道州縣三級制，（注：參見郭鋒《唐代道制改革與三級制地方行政體制的形成》，《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而且州還曾經在玄宗天寶年間一度改為郡，而以州統縣的這一行政關系卻是始終沒有改變的。

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這種以州統縣的關系應該包含兩層涵義。其一是從地域的角度講，以一州統屬數縣，由數縣而組成一州；其二是從行政的角度講，即州與縣之間是上級與下級的行政統屬關系。韓愈《送許郢州序》曰：“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注：[唐]韓愈撰：《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頁。）韓愈之語，明確地闡明了唐代州與縣之間的行政關系是上下級的行政統屬關系。

唐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對地方進行管理，賦予了州級對縣級的領導權，州級可以秉承中央的旨意對縣級的施政實施領導，而縣級行政機關必須接受它的上級行政機關州級的領導，不僅要對它所轄行政區域負責，同時還必須對它的上級行政機關州級負責。縣級行政機關必須執行上級州級行政機關的決議和命令，辦理州級交辦的相應事宜，并接受州級的監督。

由中央下達到地方的各種詔令，也都要通過州級下達到縣級，再由縣級通過各個下級機構傳達到百姓。唐代公文運作的方式多樣，《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皆曰符。”可知，州下到縣的公文稱“符”，體現了一種自上而下的關系。

關于“符”的格式，《唐開元公式令》保留了尚書省下諸寺的符式，州下到縣的符式亦當按此格式。（注：P.2819，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65頁。錄文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21-228頁。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公式令》，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年版，第558-559頁。）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唐代州下縣的符式，但宋人謝深甫等撰的《慶元條法事類》卷一六《文書門一》中卻保留有州下到縣符式的具體格式。

符

某州

某事云云

某處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日下

吏人姓名

具官（止書差遣帖式準此）書字

州下屬縣用此式本判官壹員書字（注：[宋]謝深甫等：《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5頁。）

這一符式，當為沿襲唐代符式而來，可以視為唐代州下縣符式的模板。

同時，縣級的各種事務和情報，也都要先上報統轄它的州級，進而再經過其他途徑上達中央。《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啟、牒、辭。注：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為狀。箋、啟于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可知，縣上到州的公文稱“狀”或“牒”（注：盧向前先生通過對敦煌文書的考察，認為“上施下”、“下達上”都可以使用“牒”的形式。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這又體現出一種自下而上的關系。

唐代州縣間就是通過各種自上而下的“符”（注：州下縣“符”的例子，如《朝野僉載》卷四：“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發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這段史料的最后一句“省符，解見任”，即為中央（主要是尚書省吏部）根據州級對縣令所做的考狀，做出了對現任縣令免職的決定，并通過這種“符”的形式，將解任令下達到州級，再由州級下達到縣級，從而完成了詔令的下達程序。）和自下而上的“狀”（注：縣上州“狀”的例子，見《全唐文》卷二二二張說《為留守奏瑞禾杏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霸陵鄉新出慶山南之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葉重花；嘉禾三本，同莖合穗。”亦見《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顏《進黃帝玉佩表》：“去月二十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于原上，選地對窟，穿深四尺，得玉石□□是一片。穿時為土工所折，今作四段，有懸佩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卻令州司自進。”）或“牒”（注：關于縣上州“牒”，在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大量西州諸縣上達西州都督府的牒文，李方先生通過對大量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考證，認為：“顯慶三年西州置都督府后，都督府與西州政府也應是一種合署辦公的關系。”（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既然西州都督府與西州政府具有合署辦公的關系，那么西州諸縣上達西州都督府的牒文，便可以被認為是上達西州政府的牒文，通過這些牒文可以反映縣級與州級的這種自下達上的行政關系。），將州與縣的行政事務聯系起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雖然唐代州縣間的行政關系是“以州統縣”，但縣作為地方的一級行政單位，與州一樣都是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要同時服從于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對州、縣擁有完全絕對的領導關系。而且縣作為地方行政實體，并不是州級的僚屬機構，有縣令、丞、簿、尉及其下的各級官員設置，可獨立地對所轄區域的各種事務進行管理并行使相應的權力。清人王夫之曾曰：“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注：[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二，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0頁。）明確指出了以州統縣的相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