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Mao Zedong’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n Consolidating the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內容提要】建國以來，毛澤東率領全黨全國人民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極其艱難、復雜、曲折的探索。我們應該嚴肅地、實事求是地、全面準確地、科學地進一步加以認真的總結和研究。因為它關系著對黨和國家近30年的歷史評價，關系著10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實踐的評價。

【英文摘要】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one of Mao Zedong’spreoccupations was how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people’s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ideas about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at Mao developed reflected the conditionsfacing the new state， with a backward economy and threatsfrom within and abroad. Throughout the 1950s and 1960s Maoesplored the ways in which that dictatorship could beprotected， and he bec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classstruggle.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Mao saw political，especially establishing the NPC and CPPCC systemsandeconomic policies as means of consolidating the people’sdemocratic dictatorship.

【關 鍵 詞】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社會主義建設 Mao Zedong;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state power;socialist construction

【 正 文 】 一 毛澤東建國以后在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政治統治”的探索和實踐中，作出的重大決策有： 1.制定和實施新中國的大憲章《共同綱領》，向中外昭告中國共產黨的治國方略，迅速穩定了民心和局勢，并爭得了世界上友好國家的支持。 為了制定新中國的治國方略，毛澤東曾經反復深入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并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聯系中國的國情和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教訓，早在他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光輝著作中，便代表中國共產黨闡明了新中國的治國方略，建國前夕，毛澤東于1949年9月21—30 日主持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國家大法，新中國誕生后，毛澤東率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認真實施這一根本大法，迅速穩定了民心和國家局勢，恢復和發展生產，并爭得了世界上友好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從而為鞏固剛剛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在政治上贏得了第一場輝煌的勝利。《共同綱領》的制定和順利實施是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關于創建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的一大貢獻。 2.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意識和國家機器的專政職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最根本的、最長遠的政治保證。 毛澤東作出他認為必須作出的決策：（1 ）當時我們黨剛剛登上執政地位，缺乏經驗，而國家因為長期內憂外患和連年的戰爭，經濟非常落后，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2 ）剛剛被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在美國支持下時刻夢想卷土重來，并一次次策劃和進行了各種顛覆、破壞活動。而國內的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也遙相呼應，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反抗和破壞新生的人民政權的活動。毛澤東曾經多次說過“樹欲靜而風不止”。在當時，并非共產黨不想集中主要精力來搞經濟建設（事實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和國家機關的各級主要領導也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去抓經濟建設），而是客觀上迫使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繼續去考慮和處理有關階級斗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局問題。（3 ）建國以后，毛澤東耳聞目睹并親自批準處理了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部“從上到下”出現的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腐化變質分子。毛澤東認為，這些腐敗分子已經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企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或者干脆說，他們已經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是影響共產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障礙和敵人，因此，共產黨和他們的斗爭，是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爭”。（4 ）包括毛澤東在內黨和國家機關的各級主要領導均是從長期革命戰爭過來的，他們對階級斗爭的復雜性、殘酷性、敏感性、重要性等有著長期的體驗和認識，因而對階級斗爭問題有著特殊的警覺。（5）在毛澤東執政的年代， 我們黨和國家機關的各級領導干部中，有相當部分是工農兵出身的干部，他們雖有豐富的革命斗爭實踐經驗和對黨、對人民樸實、忠厚的感情，但在執政的位置上如何全面、準確地分析不同于戰爭年代的階級斗爭形勢，如何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法規，仍缺乏相應的知識、水平和能力。這也是后來在毛澤東領導的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容易導致出現偏差和“擴大化”的一個重要的、直接的原因。（6）蘇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已經出現了全盤否定斯大林，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潮。以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集團背信棄義，給我黨造成了嚴峻的局面。（7）以美國為首的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繼發動朝鮮戰爭以后，又在越南燃起戰火，并在我周邊國家和地區策劃形成“半月形”包圍圈，對我實行各種孤立、封鎖、扼殺政策，并多次實施了武裝挑釁等。這些事實表明，在毛澤東執政的那段時間，我們黨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事關大局問題上，所面臨的客觀形勢的確是非常嚴峻的。 3.建立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系列法律、政策、規章，使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建設逐步走上正軌，開創了“依法治國”的先河。 4.建立全國和地方人民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提供重要的條件和保證。 二 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如果我們“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1]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的講話中，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2]他耗費了大量的精力， 試圖通過吸取蘇聯的經驗和教訓，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親自作出了一系列關于我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方向、道路和政策的重要決策，領導了關系國計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建設事業，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他的關于我國經濟建設的思想和理論。 1.徹底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爭取國民經濟的盡快恢復和好轉。 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 構思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如何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的藍圖，毛澤東的這一思想被1949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所接受， 并被寫進《共同綱領》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指針。 依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思想和《共同綱領》的規定，新中國一成立，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領導全國人民開始了徹底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新的更艱苦的斗爭。至1952年底，我們不僅基本上勝利地結束了解放祖國大陸的戰爭，擊潰了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勢力對人民政權的各種破壞和反抗，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重大勝利，而且在經濟上取得了徹底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國家財經狀況基本好轉，工農業生產達到和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的重大的、輝煌的成就。這里凝聚了全黨全國人民在毛澤東為核心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三年艱苦奮斗的心血，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的偉大勝利。 2.領導制定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邁出國家工業化第一步，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為了更有步驟地組織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 毛澤東和黨中央早在1951年2月便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戰略思想， 并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毛澤東和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由周恩來、陳云直接主持，從1951年春開始了我國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編制工作。 隨著“一五”計劃的逐步制定和國民經濟已經得到基本恢復，國家財經狀況得到基本好轉，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地作出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決策，并于1952年提出了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這一轉變的順利完成，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并使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從而為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保證。 3.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支持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推動人民公社體制變革的實現和完善。 隨著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蘇聯援建的156 個工程的陸續“上馬”，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志氣和信心，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從而在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個個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高潮。 在大好形勢下，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有利的時機和條件，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經過黨內外反復的爭論和商討，黨中央在1958年5月5—23日成都召開的八屆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制定了由毛澤東倡議提出的關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也有“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的不足。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許許多多事業中發揮過我們今天難于想象的重大的、積極的（也包含著一些消極的）作用。 毛澤東當年一方面為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個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高潮感到歡欣鼓舞，并滿腔熱情地支持干部群眾敢想敢干敢闖的創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對其中出現的問題表示了善意的理解，并給予了及時的正確的批評和引導。 毛澤東及時發現并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糾正人民公社體制變革之初出現的失誤。他曾花費大量心血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并親自主持于1961年5—6月間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等重要文件，使人民公社體制逐步穩定下來。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決定廢除為止，前后在新中國歷史上保留了約25年的時間。如何評價這一段歷史？有人稱它為“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物”，有人用“一大二公”概括人民公社的功與過，有人把公社體制變革初期出現的“大辦公共食堂”、“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當作整個人民公社時期的普遍現象，還有人把人民公社當作是“造成農村經濟發展長期落后的根源”等等。作為曾經在農村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見證人之一，筆者認為，這些觀點最起碼可以說是淺薄的、片面的，是以偏概全違背客觀歷史事實的。 應該客觀地承認，在這25年間，由于全黨和億萬人民公社干部群眾的辛勤努力，人民公社在團結和教育、組織農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相當落后的農業生產條件和思想意識，動員農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推廣科學種田，培養大批農村工作干部，鎮壓農村被推翻的封建勢力和地主富農對人民政權的反抗并把他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共和國公民，有效地鞏固農村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等方面是發揮了重大歷史作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農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過去人民公社時期億萬農村干部群眾在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物質和經驗基礎之上的。我們不能割斷歷史，那些不考慮過去的歷史條件而簡單地否定過去一切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如眾所知，毛澤東在推動人民公社體制的變革實現和逐步完善中是起了關鍵作用的。之所以他作出如此重大決策？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希望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農村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而使具有幾億人口的廣闊農村一方面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加上國家有限的支持盡快改變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人民公社體制相對合作社來說，強化了管理的職能，從而有利于農村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鞏固。如同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為二那樣，不可否認，人民公社體制和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工作由于帶著那個時代的痕跡而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弊端，其中特別是在體制變革初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從古至今，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哪一次重大的變革，不付出巨大的代價和損失？ 4.號召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運動，進一步探索獨立自主、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新途徑。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國際風云急劇變幻，國內各種矛盾復雜紛繁。毛澤東和黨中央面對內憂外患，沉著冷靜地分析形勢，作出了一個個重要的決策。在國際上，繼續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旗幟，與以蘇聯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與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者的侵略、擴張行為進行了嚴肅的譴責和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國內，一方面對執行總路線、組織工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體制變革時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總結，并在方針、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的調整和修改補充，以求鞏固已經取得的成績，修正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事業。另一方面，毛澤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從國內外發生的一系列尖銳復雜的矛盾和斗爭中感覺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初步建立，遠遠沒有解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事關黨和國家民族興亡的重大問題。因此，毛澤東一方面在政治上重提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時刻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另一方面，他在繼續思考和探討，試圖找到一條既能保持政權穩定，又能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發展經濟，能應付各種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能有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新途徑。 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面對國內外的重重壓力和困難，毫不氣餒，繼續推進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涌現了許許多多先進單位和先進人物。于是，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 年1月4日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 毛澤東和黨中央正式發出了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為期近15年的全國性的群眾運動。 如何全面、正確地評價這一運動？首先應該充分考慮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這一重要決策的特殊的歷史條件，并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全面總結這一運動的歷史功過。客觀歷史事實已告訴人們，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這一重要決策的初衷是正確的，在整個運動開展的過程中是曾對當年的全國政治、經濟建設起過重大的、積極的作用的。不可否認，這一運動也曾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應該以慎重的、嚴肅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研究這一段歷史，并從毛澤東和黨中央當年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探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角度進一步加以認真研究和分析，才能對這一段歷史真正作出正確的評價和結論。

三 毛澤東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與革命學說，從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高度出發，極其關注思想文化戰線方面的工作和動態，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制定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并親自領導開展了思想文化戰線一個個復雜艱巨的斗爭。在領導開展這些斗爭中，既取得了極其重大的成就，也出現了嚴重失誤特別是“文革”期間的嚴重失誤。因此，回顧和正確總結毛澤東在新中國思想文化建設中所作的重大決策及其思想軌跡，有著特殊的重大意義。 1.改革整頓舊的文化教育事業，組織200 萬知識分子開展學習思想改造運動，批判封建主義、唯心主義錯誤思想和觀念，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 建國之初，我國思想文化戰線狀況非常復雜混亂，這些問題不加以改造和整頓，將嚴重影響新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和人民政權的鞏固。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思想，被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所接受。從1950年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逐步開始改革整頓舊的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舉措。從1951年秋開始，又有計劃地組織200萬知識分子開展學習思想改造運動，幫助他們轉變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解決好為誰服務問題，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并組織他們分批參加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使之從中受到極大的教育。至1952年底，這兩項決策基本實現，從而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領導改革整頓文化教育事業和知識分子學習改造的同時，毛澤東在思想意識形態又領導開展了批判封建主義、唯心主義思想和觀念的斗爭。現在看來，這些批判和斗爭確有過火之處，混淆了一些是非和矛盾，造成了一些嚴重的、消極的后果。但是，從積極方面看，通過這些批判，使許多人懂得和分清了什么是辯證唯物主義，什么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什么是封建主義的陳舊思想和觀念，什么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宗派主義錯誤傾向，這對于新民主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對于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有破有立。根據黨內外廣大群眾的愿望和要求，經毛澤東同意和親自校閱，中共中央組織編輯并分別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 年4月出版發行了《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 毛澤東著作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民幾十年來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真實記錄和經驗總結。《毛澤東選集》的相繼出版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熱烈歡迎并迅速掀起了自覺學習的熱潮，極大推動了黨內外思想政治建設，并再次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 2.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區別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為我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和發展指明正確的方向。 為了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繁榮我國科學文化事業，毛澤東批準以中共中央名義于1956年1月14—20 日召開了有中央領導，省、市黨委書記及軍事機關、重點高校、文藝團體、科研機關黨的主要負責人共1279人參加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題為《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后，中共中央于2月20 日發出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同年3月， 批準成立以陳毅為主席的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制定1956—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同年4月28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在藝術問題上實行“百花齊放”和在學術問題上實行“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此后，他多次重申了這一方針。1957年2月， 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一方面再次重申了這一方針，另一方面，又對執行這一方針過程中應注意的原則問題作了重要解釋和補充。[3] 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和“六條標準”是辯證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只講“雙百方針”，思想文化領域則可能出現良莠不分，乃至正不壓邪的局面；只講“六條標準”，則可能導致思想文化領域出現概念化、公式化、單一化的傾向，不利于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遺憾的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人們并沒有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好這種辯證統一的關系，因而，毛澤東提出的這一重要思想和決策也沒有得到全面貫徹執行。往往是，強調了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 毛澤東的這一重要思想和決策，對于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建設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聯系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親自領導的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中暴露的觸目驚心的事實特別是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的教訓，聯系近幾年來思想理論界發生的一場場事關國家命運前途的重大是非之爭特別是1999年黨中央領導的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斗爭，人們不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毛澤東當年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重要決策的深刻涵義及其深遠的重要指導意義嗎？ 3.提出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問題，嚴肅批評思想文藝界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重申思想文化工作必須堅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和思想。 隨著“雙百方針”貫徹執行，我國思想文化科學事業開始出現初步繁榮發展的局面。然而，從1957年春開始，在共產黨開始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毛澤東在領導反右斗爭中震動很大，他重新反思黨的八大作出的關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的結論，并于同年7 月在青島召開的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正式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4]此后， 他又多次指出：“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少受其害。”[5]“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6]等等。 毛澤東提出這一思想，并非憑空想象。毛澤東從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健康推進祖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事業的目的出發，向全黨發出振聾發聵的呼喊。 應該承認，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是有一部分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的斗爭。這是毛澤東最擔憂的，也是他反復強調要重視抓好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的最根本原因。 我們還應該承認，不管是毛澤東時代還是今天，我國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絕大部分已不帶有階級斗爭的性質，更多的表現為是思想認識的差異、學術觀點的不同、表現風格的取舍以及純粹是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恩怨等等。這顯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應該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當年的失誤就在于混淆了思想文化戰線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干擾、蒙蔽、煽動下，夸大了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矛盾的一面，把本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范疇的人和事也當作階級斗爭復雜、尖銳、激化的表現，并采取了他一貫反對的錯誤方式方法來處理。這不能不帶來思想文化戰線工作的重大失誤，并給有關人員造成嚴重的傷害。 應該指出，毛澤東在提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的同時，一方面嚴肅批評了思想文化界一些部門和單位不同程度存在的脫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現實生活，熱衷于寫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不愿去反映工農兵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展現的新的精神風貌，不愿意為工農兵服務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反復重申了新中國的思想文化事業必須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親自發出向“南京路上好八連”、大慶、大寨和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涌現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學習的號召，積極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新習慣。毛澤東的這些號召和倡導，得到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并迅速轉化為他們的實際行動，從而使全國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在國際上，毛澤東和黨中央還與蘇聯赫魯曉夫集團公開論戰，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從積極方面說，這次發生在20世紀50—60年代國際共運內部的論戰，如同當年恩格斯、列寧領導的國際共運內部的論戰一樣，使人們分清了許多理論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從對國內積極方面影響來說，它再一次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我國的傳播和普及。 4.提出警惕和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陰謀問題，積極倡導培養和造就千百萬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從更高更遠的角度考慮和提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如上所述，西方敵對勢力總是要交叉使用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手段企圖迫使社會主義國家就范。 毛澤東敏銳地看出了帝國主義者的險惡用心，并在1959年1 月召開的一次小范圍會議上，向黨內部分高級干部提出了要警惕和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陰謀問題。1964年之后，面對國內外復雜發展的矛盾和斗爭，毛澤東正式把這一事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問題提到了全黨的議事日程，接連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并采取了一系列實際的措施。 為了粉碎帝國主義對我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陰謀，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毛澤東認為：“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7]為此， 毛澤東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并鼓勵青年一代應該到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去，經受考驗，鍛煉成長。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毛澤東當年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蘇聯、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劇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敵對勢力對其實施了“和平演變”戰略，并輕易得逞，從而使這些國家發生了根本逆轉。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政治風波之后，在鄧小平支持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黨開展了一次警惕和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教育，是非常及時和完全必要的。此后，江澤民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不僅要繼續經受執政的考驗，而且面臨著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考驗，面臨著反對和平演變的考驗。”因此，他代表黨中央把“筑起抵御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的任務正式擺到了全黨的面前。這與后來鄧小平在幾次重要講話中告誡全黨要警惕“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8]和在1992年春南方談話中提出的“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 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的忠告精神上是一致的。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還特別強調：“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9] 這與毛澤東當年的告誡一脈相承，同樣反映了對黨和國家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的深謀遠慮和遠見卓識。 綜上所述，建國以來，毛澤東率領全黨全國人民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極其艱難、復雜、曲折的探索。這些探索，既反映著一定的客觀歷史必然性，又摻雜著不少人為的、脫離實際的主觀因素；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推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并使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建設成為獨立自主、政局穩定、經濟上初步繁榮昌盛、文化教育事業取得巨大發展、科技國防方面順利發射了“兩彈一星”、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東方大國，另一方面，又的確造成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重大損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內亂給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又出現了重大理論問題的失誤和偏離。所以，我們應該嚴肅地、實事求是地、全面準確地、科學地進一步加以認真的總結和研究。因為，它關系著對黨和國家近30年的歷史評價，關系著對10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實踐的評價，關系著億萬人民對黨和國家未來的信念和信心。

【參考文獻】 [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A］.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2]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A］.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 [3]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A］.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8—789. [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4—95. [5]人民日報［N］.1966—07—14. [6]人民日報［N］.1966—12—04. [7]人民日報［N］.1964—07—14. [8]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A］.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9]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A］.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