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試圖通過對毛澤東文革理論之得失的研究，探討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現代性”重建問題。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先對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說明。

正如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對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團結”的合理愿望，但實際上不利于我們這個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訓。只有對文革的復雜的社會成因進行公開的自由學術探討，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國走上“安定團結”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實上，已有多種跡象表明，隨著二十一世紀和臨近，我們對文革的認識正在日益豐富和深刻起來。難能可貴的是，許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難”的經歷，泠靜地思考文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和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下面幾個例子，說明對文革的進一步研究在目前實屬極其必要：

例１．著名小說家馮驥才先生在紀實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中，生動地記述了一百位不同階層、職業和家庭背景的中國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經歷。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這一百位人物雖都受了很在磨難，但他們受難的原因卻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有人形象的佐證：“不管是當年的保守派，還是當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關于‘兩派都是錯誤的’的說法。前保守派認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文革的激進作法，何錯之有？前造反派強調，他們沖擊的是官僚主義和文革前極左政策（如劃成分等），也不認錯。”因此，籠統的“十年動亂”、“十年惡夢”之類說法，雖易引起廣泛的情感共鳴，但無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難”的不同性質及其不同的社會根源。對于文革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超出“傷痕文學”的視野。

例２．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動亂，全國遭動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下卻可以說因禍得福。社隊工業正在這時狹處逢生，發展了起來，所以有人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對此我起初頗覺意外，后來聽了一些社隊工廠的開辦發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動刀動槍地打派仗，干部、知識青年下放插隊這兩 ? 使城里人或許到現在還要做惡夢的事情，從另一面來看，卻成了農村小型工業興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１］文革后期下放到蘇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練老工人為社隊工業帶來了必需的技術和市場信息，這一事實正為研究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史的中外學者所公認。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也不象“崩潰邊緣”四字所描繪的那樣簡單。

例３．中國大陸１９９４年的暢銷書《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中，大量涉及了對毛澤東文革理論的重新評價。其中說道：“中國社會后來發生的許多悲劇性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理論的謬誤性，這是無可辯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幫身上。但是，這個理論也是一道多步驟的運算題，它是從頭錯起呢，還是僅僅在最后一步發生了偏誤？……根本否認毛澤東的思索和憂慮，或僅把它看作精神過敏性偏執者的一種恐懼型臆想，這是不公正的。”［２］不論《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的作者是誰，此書在中國廣為流傳的事實，說明社會上有著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之得失的客觀需求。

例４．中國 1995 年的暢銷書《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中，多處涉及如何將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問題。該書第 365 頁中寫道：“我們不是有過武斗的兩派嗎？現在這兩派還在互不慪氣。這簡直成了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兩派遵 從民主規則來競賽，禍亂的因素就可變成進步的動力。”顧準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擔任上海首任財政局長。孫冶方于 50 年代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是受到顧準的啟發的。在受到歷次政治運動沖擊的艱難環境下，顧準仍孜孜不倦地進行基本理論探索，寫作了《希臘城邦制度》，翻譯了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等著作。雖然顧準不幸于 1974 年去世，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內的獨立思考者，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理論的先驅，今天終于被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顧準關于文革中“大民主”應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現代中國民主理論發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義：他在文革的兩派中，看到了“社會主義兩黨制”（《顧準文集》第 370 頁）的萌芽，盡管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從上述這四個例子看來，國內許多人士正帶著對中國未來的思索，重新審視文革的歷程。本文旨在通過對毛澤東文革理論之得失的研究，加入這一集體的思索。我將依次論證三個觀點：

（１）毛澤東文革理論之“得”，在于他多處突破了教條化的馬列主義，嘗試用“大民主”的辦法解決現存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系列內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徹底擺脫馬列主義教條，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徑。

（２）教條化的馬列主義（不一定是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現代性”的內在矛盾的集中表現，而不是對這一矛盾的解決，毛澤東對教條化的馬列主義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國實踐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重構。 ? 耶克等保守主義者雖也批判西方主流現代性，但他們的解決方案卻不足為訓。

（３）以中國 ? 十世紀革命建國和“改革開放”的豐富經驗教訓為基礎，以西方學界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批判自省為借鑒，二 十一世紀的中國將以自身的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 、文革理論解析：“黨內走資派”與“大民主”

海內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對如下事實幾乎達成了共識：毛澤東晚年的文革理論，嚴重脫離了正統馬列主義。曾任毛澤東工業秘書的李銳先生指出：“毛澤東早年的思想初戀，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種‘懷舊之情’。”［３］這意味著，毛澤東早年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他晚年的文革理論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系。李銳先生著重強調，甚至早在１９３７年寫作《矛盾論》時，“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提法似已有所偏離”。［４］

雖然毛澤東偏離馬列正統的事實無可爭辯，但各研究者對這一事實的價值評判卻大為不同。本文認為，毛澤東對馬列正統的偏離，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處；他的失誤和悲劇，正在于他對教條化馬列主義的超越還不夠徹底。由于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我們下面分幾小節來展開論述。

2.1 文革起因，不只是權力斗爭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文革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說，“黨內走資派”與“大民主”是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的兩個主要概念。毛澤東１９６５年與法國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羅談話時明確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產生新階級的力量是強大的”。［５］同年，毛澤東在“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又強調：“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６］。顯然，這種“黨內走資派”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理論，是嚴重偏離正統馬列教條的：因為正統教條是說，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經消滅了階級產生的客觀物質基礎。那么，毛澤東是怎樣形成他的“黨內走資派”的理論的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派”理論無非是權力斗爭的托辭，不必認真對待。但這一觀點不能解釋如下兩個難點：第一，正如海內外不少學者所說，以毛澤東當時的個人權 ? ，若僅想打倒劉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動干戈，發動幾億人參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 ，當毛澤東召喚“造反有理”、號召群眾起來打碎自己締造的黨和國家機器之時，若僅想搞掉權力斗爭中的對手的話，他不可能不想到這種搞法必然危及到他個人的權力之基礎。有鑒于這兩個難點，本文認為，我們應認真對待毛澤東的文革理論，而不只把它看作權力斗爭的托辭。正象毛澤東本人說過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國。

退一步說，即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是高層權力斗爭，但他訴諸“大民主”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他的“黨內走資派”理論具有了獨立的研究價值。因為，如下文將要解釋的，重要的不僅是毛澤東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論，而且更是各派群眾如何運用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支持普選權，最初只是為了打倒政敵，但普選權一旦落實，便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邏輯，其結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麥的初衷。歷史經驗表明，每當統治階級中有人試圖通過訴諸群眾的辦法來解決其內部矛盾時，多種發展、變革和創新的機會就來臨了。因此，無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認為權力斗爭是主要動機），他的文革理論－－“黨內走資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細的研究。

2.2 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難題：削足適履

嚴格說來，“黨內資產階級”或“新階級”的觀點，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范圍內，并不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來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 M.Djilas) 都指出現存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集團形成了一個“新階級”。但是，毛澤東的令人特別矚目之處，在于他以執 政黨領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社會防止新階級的出現、實現“大民主”的理論并付諸實踐。

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派”理論，不僅明顯偏離馬列正統，而且與中共傳統的也相悖。當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廣播《紅旗》社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周恩來總理大為不解。他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么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７］可見，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派”理論，從馬列正統和中共傳統上看，都是“異端”。

毛澤東的“異端”思想，由來已久。為了揭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們須回顧馬列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所產生的難題。自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 ? 主義”之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便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產業無產階級極為弱小的社會，而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中，社會主義社會是要靠產業工人階級才能建立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從實際出發，決心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戰爭的道路。當毛澤東的《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完之后，瞿秋白立即為之作序，號召“中國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８］正如梁蔌溟先生所總結，“中國革命的動力是要知識分子下鄉與農民合起來構成的”。但是梁先生不無道理地接著說，“中國共產黨明明是許多知識分子和農民，卻自號為無產階級，顯然名不符實”。耐人尋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終對這“名實不符”給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黨三十周年紀念，讀到彭真市長那篇論文，把他們從一個知識分子或農民怎樣在特殊境況中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說出來，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９］彭真的文章是怎樣說的呢？鑒于這一解釋的代表性和生動性及其與本文下述論點的關系，這里不妨將其詳細引證出來：“他們（共產黨）加入在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生活。……而且過著嚴格的集體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亞于產業工人的組織性、紀律性和覺悟性。現在這種黨員的實際社會成分，已經不是農民，而是革命職員或革命軍人。所謂農民成分，對于他們不過只是一種歷史成分。（他們早已脫離了小塊土地和小生產對于他們的束縛和局限性）”。［１０］

今日的讀者讀到這段引文，難免不發生此乃“削足適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產業工人必有“組織性、紀律性和覺悟性”；第 二，引文說軍事共產主義使農民共產黨人成了產業工人的“功能等價物”，似乎只有產業無產階級才能使中國革命具有在馬列正統上的合法性。

如李澤厚先生指出，毛澤東的思想深受中國古代“實用理論”和“兵家辯證法”的影響［１１］。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顯然與上述引文的“削足適履”的做法難以協調。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以及毛澤東本人認識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毛澤東相當長時間內也不得不在“削足適履”的大范圍內去進行理論創造。這方面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日后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放棄，正是他發展“黨內走資派”和“大民主”理論的契機。因此，回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和完結，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論的所不可缺少的。

2.3 從模仿到創新：“新民主主義論”之興衰

從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５２年，毛澤東的建國理論是“新民主主義論”。根據對１９４０年１月發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來官方出版的《毛選》）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原文的細致考證，我國學者王占陽先生指出：“新民主主義論”的關鍵在于“只有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進入社會主義”［１２］。毛澤東于１９３９年４月發表《五四運動》一文，其中明確說：“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１３］。可見，毛澤東也在相當長時間內，試圖用正統馬列的“歷史發展必然階段論”來套中國現實，雖然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已經對馬列正統有了不少變通和創新，如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等。

但是，當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１９５２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后，毛澤東日益放棄“新民主主義論”及其理論基礎－－正統馬列的歷史發展必然階段論。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中央 ? 治局會議上講道：“‘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法？每天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確立，是很難哩！”［１４］毛澤東對自己“新民主主義論”的放棄，是他超越正統馬列的重大步驟。他因此甚至反對“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因為中共七大是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即“新民主主義論”的。這才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取消“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真實原因。［１５］

與放棄“新民主主義”密切相關，毛澤東突破正統馬更的另一重大步驟，是他的“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觀點，這又和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的新見解有關。芝加哥大學鄒讜教授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澤東的關于“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的提法，與恩格斯的“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是不同的。恩格斯是在“因果”意義上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而毛澤東則是在“頻率”意義上（“一般地”）說這同一句話的。［１６］毛澤東的“一窮二白”反倒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之論，更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對正統馬列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之說的超越。這一超越，使得他能夠擺脫對“歷史發展必然階段”的依賴，來思考中國的前途。如果我們對照恩格斯所說的下一段話，毛澤東的“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一新思考對正統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說：“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因此，誰竟然肯定說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他就只不過是證明，他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第６１６－６１７頁，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澤東的問題并不是需要“再學一學社會初步知識”，因為他早些時侯的“新民主主義論”正是這種“初步知識”對中國的套用。毛澤東對“一窮二白”的贊揚，是他放棄正統馬列的“歷史發展必然階段”論的新思考的結果。

在新的思考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他的最具異端色彩的文革理論。他認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黨內走資派”形成了一個新官僚階級，只有用“大民主”的辦法才能保證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認為，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統馬列，斷定不和“大民主”相結合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證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方向。然而，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也有嚴重失誤，其要害在于他還是未能充分擺脫馬列教條的約束，未能創造出一個新的適合“大民主”制度建設的“話語結構”。他的“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之說法，由于未與馬列教條的“舊話結構”充分脫鉤，常在實際運動中被誤用，達到與毛澤東初衷相違的效果。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簡單地歸結為少數野心家的陰謀或上層最高領導的爭奪權力，是膚淺而不符合實際的。當然，有這一方面的內容和成份。但當時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如醉如狂地忠誠地投入這場革命這一基本史實，是無法用上述說法來解釋的。”［１７］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一次流產了的“大民主”實驗。為什么這一實驗以悲劇而告終呢？這就不能不討論毛澤東的文革論中“失”的一面。

2.4 創新的障礙：舊“話語結構”

本來，毛澤東的文革對象是“黨內走資派”。但是，“黨內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之類說法，在正統馬列的“話語結構”中卻沒有合法地位；于是，“黨內走資派”往往不得不被說成是社會上的資產、小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樣一來，真正的文革對象－－黨內官僚集團，常常可以用打擊“地、富、反、壞、右”和知識分子的辦法，來轉移斗爭的大方向。據王紹光的研究，文革的頭５０天內，各級領導往往把它當“第二次反右運動”來搞。湖北省省長張體學的一番話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們已拋出一個三家村，再拋出幾個人就主動了，省委就沒問題了”。［１８］由此可見“舊話語結構”對文革誤導之一斑。

美國學者理查德·克勞斯 (Richard C. Kraus) 頗有見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資產階級”一詞可被用做三種指謂：“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資產階級殘余；第二 ，它可指人的政治態度、行為或“階級立場”；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黨內官僚集團。［１９］第三種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才是毛澤東的真正文革對象。但是，由于毛澤東未能徹底與正統馬列的“語話結構”脫鉤，從而給各派力量從自身利益出發，操縱“資產階級”一詞的含義，留下了充分的空間，并最終使各派斗爭的結果完全違背了他發動文革的本意。

毛澤東未徹底超越馬列正統的另一個表現，是他的文革理論過分依賴于“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以之作為“黨內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基礎。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認為“按勞分配”仍是一種“資產階級權利”。張春橋早在１９５８年就用“資產階級法權”理論批評當時“供給制”結束后的新工資制，而毛澤東親自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２０］但是，單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來看“黨內走資派”是很狹隘的。這種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的因素。而忽視了“黨內資產階級”或官僚集團對生產過程和生產資料的控制。更關鍵的是，只從分配著眼的“資產階級法權”理論是“向后看”的理論，它嚴重妨礙了文革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建設性創新，結果導致“破字當頭，立卻不在其中”。［２１］

總之，由于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派”理論未能徹底擺脫正統馬列的“話語結構”，再加上“資產階級法權”論又妨礙正面的經濟制度創新，“文化大革命”最終以悲劇告終。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中不包含對正統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著“大民主”－－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和 ? 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澤東的未競事業，是他的 ? 治遺產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部分。辯證地揚棄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是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高度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必要條件。為此，我們必須對正統馬列主義在西方主流現代性中的位置有一個深刻的認識。毛澤東與正統馬列的關系，實即中國實踐與西方主流現代性的關系。只有對這一關系有了深刻的認識，我們才可能創造出一套新的“話語”，來刻畫和把握中國的現在與未來。

三、西方現代性的矛盾：“規律”與“解放”

本文認為，西方主流現代性具有一個深刻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強調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須按照“規律”和“理性”來解放。正統馬列是西方現代性矛盾的一個突出體現，而并不是對這矛盾的解決。

“規律”與“解放”這一矛盾的起源，可追溯到１７世紀笛卡爾等思想家對啟蒙精神的誤導。過去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現代”世界誕生的精神標志是以笛卡爾和伽利略為代表的１７世紀的科學理性。但是，近十幾年來西方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對這一傳統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新研究成果中有兩部著作特別值得在此一提，因為它們簡潔鮮明地點破了西方現代性的問題。

第一本著作名為《宇宙政治：被隱藏的現代性綱領》，其作者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圖明（ Stephen Toulmin ）。他從一個簡單、但常被人忽視的事實入手，提出如下問題：為什么１６世紀的哥白尼并沒有受到在他１００年后的伽利略所受的教會迫害呢？這一事實，生動地說明，“科學、理性”的１７世紀并不如人們原來想像的那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恰恰相反，１７世紀是一個“反文藝復興”的時代，１５、１６世紀的文藝復興人道主義和理性（ reasonable ）的寬容精神被代之以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理性” (rationality) 和“規律”被誤解和混同為“絕對確定性”。為什么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在１７世紀歐洲知識界蔚然成風呢？這就必須談到１６１０年５月１４日轟動全歐洲的事 ? ：法國王亨利四世及其朋友蒙太尼 (Michel de Montaigne) 的宗教寬容 ? 策不能奏效。隨后三十年宗教戰爭席卷歐洲。笛卡爾不僅作為亨利四世所創立的學校的學生參加了祭亨利四世之心的儀式，而且親身參加了宗教戰爭。［２２］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套象幾何學一樣確定的理論體系，以解決各教派紛爭。可見，啟蒙精神對科學和理性的追求，本并一定導致以“絕對確定性”為科學和理性的準 ? ，如文藝復興人道主義中也不乏達·芬奇這樣的科學巨匠，而將科學和理性與絕對確定性等同起來，則是１７世紀宗教 ? 治對啟蒙精神的誤導。它開始用“規律”來束縛“人的解放”的手腳。

第 ? 本著作名為《現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布魯門伯格（ Hans Blumenberg ）。［２３］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創世論和末世論，提出了一個古希臘人不知道的問題：世界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和構型。在中世紀結束后，“現代”思想家雖然放棄了基督教對這一“世界歷史作為整體的意義”的問題的答案，但卻不得不回答這一基督教的問題，以顯示“現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關心的問題。因而，“現代”思想走向了一條以“規律”和“理性”重新占領 (reoccupy) 基督教創世與末世論的概念體系的歧途。［２４］。本來，認識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沒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樣可以促進“人的解放”；但為了和基督教抗衡，為了說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問題，現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規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礙了。

由此可見，１７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思想陷入了“規律與解放”的兩難困境。這是西方主流現代性的根本內在矛盾。整個１９世紀德國哲學就是想解決這一矛盾。即主體與客體、規律與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說，“德國哲學作為一個整體－－菜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叔本華等－－是迄今為止浪漫主義和尋找家園的最基本形式。”［２５］。與尼采的說法類似，恩格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標志著“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意即馬克思主義解決了“客體與主體”、“規律與解放”之間的矛盾。但是，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這一矛盾的集中表現，而并未解決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強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堅定地捍衛人類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規律”。雖然馬克思本人一再宣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實乃使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自縛手腳。這至少可以追朔到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理論失誤。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理論缺乏充分的辯證性，具有技術決定論的傾向。近十幾年來經濟史學界的新成果，說明馬克思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理解是大成問題的。例如，馬克思過多強調了珍妮自動紡布機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證的烏勒（ A. Ure ）的關于珍妮機的說明是不確切的，烏勒本人是被商業化珍妮機的廠商雇來做宣傳的［２６］。這種對技術史理解的錯誤，導致馬克思在與薄魯東的辯論中，夸大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農業人口眾多的法國）薄魯東所倡導的雅各布織布機－－現代計算機的先驅－－的巨大潛力，即另有一條不同于英國工業革命的、減低城鄉沖突與工農沖突的技術進步的可能道路。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能象注意英國的珍妮自動紡布機一樣地注意法國的雅各布自動織布機，是有著深刻的理論原因的。正如埃爾斯特 (Jon Elster) 指出，馬克思認為“在給定時期內只有唯一一種有效率的技術” ( 見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P.163) 。不錯，馬克思常常強調技術被引入生產過程時的 ? 治因素：資本家引入機器以便使用非熟練的童工和延長相對剩余勞動時間。但是，馬克思完全忽視了影響機器設計本身的政治因素。他認為機器設計只是現代自然科學應用，而未能了解現代科學并不給出唯一有效率的機器設計。例如，雅各布自動織布機以卡片操作，可以靈活適應組裝樣式的多變需求；而珍妮自動織布機可以實現生產單一樣式 組裝的規模經濟。很難離開社會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這兩種機器設計何者“更有效率”。

由于馬克思未認識到影響機器設計本身的政治因素，他實際上未能超出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他竟與斯密如出一轍地說：“勞動過程的協和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資本論》第一卷，第４２３頁，人民出版社）。恩格斯后來在《論權治 》一文中說得更象斯密：“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可以想象，如果馬克思、恩格斯活到今天，他們也會反對毛澤東倡導的“鞍鋼憲法”，因為毛澤東的經濟思想的核心，就是用“經濟民主”來打破“技術決定論”（詳見本文作者《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一文對此的詳細論述）。

第二 ，由于馬克思誤認為英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他斷定產業無產階級將日益成為人口的大多數。但考茨基１８９９年寫作《農業問題》一書時的最大難題，就是馬克思這一預言在歐洲大陸沒有實現，農民、手工業者和職員等非產業工人階級仍是人口大多數。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忽視（如《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人民國家”一詞，因德國“人民”仍多為“農民”），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日后在戰略策略上的失敗直接影響。

例如，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著如何爭取德國南部的貧農和中農的嚴 ? 問題。１８９５年的“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委員會”，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著名領導人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但是，考茨基卻堅持認為“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社會民主黨的農業綱領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把小農排除掉。考茨基還說， 恩格斯支持他的觀點。由于恩格斯的權治，“農業委員會”中德國南部社會民主黨人和倍倍爾的意見被壓制了。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資本主義大農場吃掉小農，而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幫助小農。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１８９０年代即已經是德國獲選票最多的第一大政黨，１９１９后又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執政黨，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在‘工農聯盟”問題上的失敗，是與考茨基的教條主義理論有密切關系的。事實上，１９２０和１９３０年代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得到廣大在社會民主黨找不到支持的小農及其政黨的支持的（見 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第三，由于相信“工人無祖國”和“國家最終消亡”論，馬克思未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國家學說。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民族”和“國家”問題日益突出之時，固守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拿不出建設性的行動綱領。而馬克思之忽視“國家”，與他過份籠統地使用“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有內在關系的。［２７］馬克思眼中的典型資本主義－－英國，其“國家性”是較歐洲大陸的“絕對主義國家”為弱的。

這部分是由于英國在１２１５年“大憲章”時即用“普通法” (Common) 統一法律，而法國大革命時（１７８９年）仍有３６０種不同的地方法律在法國全境。因此，當英國“資本主義”沖擊歐洲之后，法、德等國不僅面臨世界性經濟競爭，而且需要解決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問題。這就使得不可分的“主權”概念在歐洲大陸國家發揮了遠比在英國為大的號召力，而英國國王與議會的互補性（所謂“ King in Parliament ” ) 使得不可分的“主權”概念在英國欠發達。［２８］由于馬克思過度依賴英國經驗，他的“民族”、“國家主權”理論也是“欠發達”的。他只從“統一國內市場”角度去理解“民族國家”的形成，甚至贊揚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發展被壓迫民族經濟的作用。恩格斯更明確地支持美國占領加亞福尼亞和德克薩斯，他認為這是“從不知道用這兩塊地方做什么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奪得的（引自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2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總之，盡管馬克思主義中有不少有價值的觀點，但它過多地用“歷史的必然規律”套“人的解放”，往往阻礙了后者實現。列寧 領導的“十月革命”本身，是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技術決定論的部分突破，但是，列寧在革命后只是強行用國家機器去推行與西方強國同樣內容的工業化（這是列 ? 欣賞泰勒制、福特主義的原因），故蘇聯并未超越西方主流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反而最終以極端的自取滅亡的形式集中暴露了西方現代性的矛盾。

發人深省的是，雖在１９１７年，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在德國獄中寫作了《俄國革命》，斷言若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俄國革命必定退化為扼殺勞動群眾創造性的官僚體制。蘇聯在十月革命后７０年的發展，證明盧森堡是頗有遠見的。而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的“大民主”理論，與盧森堡有不少異曲同工之處。

毛澤東自１９５２年放棄“新民主主義”論以后，日益加緊超越正統馬列的理論創新，他在１９５８年成都會議上講到，馬克思也只有兩只眼睛，也會犯錯誤。盡管毛澤東的理論創新還不夠系統，但我們已可以概括出其大致輪廓。本文認為，毛澤東的核心新思想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將這一思想充分展開，自然就沒有必要非按“自然歷史進程的規律”去爭取解放不可，自然也就可以“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中說，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是違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原理的。［２９］目前許多研究中國經濟的中外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毛澤東１９５６年《論十大關系》開始的。這一說法不無道理，由此可見今日改革開放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連續性。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另一重大含義是突破教條式的正統階級分析。我國學者李君如注意到，“人民”這一概念在毛澤東的理論中遠比在馬克思理論中重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狠批拉薩爾的“人民國家”概念。他說：“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名詞聯系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過個問題有幫助。”［３０］馬克思認為德國人民多是農民，故對“人民當權的監督”等說法也不滿。然而，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卻靈活得多，他不是靜態地“照像”，而是動態地“拍電影”。盡管毛澤東未徹底擺脫正統馬列的“話語結構”，但他對“人民群眾”的強調正預示著超越靜態階級分析的新的認識社會等級的思想。

毛澤東對正統馬列的另一超越是他的“國家主權”論。據王力回憶，毛澤東曾說自己和蔣介石，“有兩上共同點。一個是中國要統一，一個是中國要獨立……我們喊‘一邊倒’，夸蘇聯，可是決不聽他的指揮棒。蔣介石靠美國反共，夸美國，可是他也決不放棄獨立國的地位。”［３１］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問題有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對內完成社會改造之兩方面”［３２］，毛澤東在這兩方面的實踐使他能對正統馬列做出理論創新。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

如前所述，正統馬列乃西方主流現代性之內在矛盾的集中表現；因此，毛澤東對正統馬列的突破，實即意味著中國實踐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重構。歷史不是由神意，不是由“規律”來決定，而是由人來創造的－－這正是被１７世紀以來西方絕對理性主義所誤導的啟蒙精神的精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哈維（ David Harvey ）論證了“從哥德到毛澤東的現代精神”。［３３］

當然，“大躍進”和文革中的嚴重失誤，使許多人對毛澤東的理論創新持懷疑態度，認為其不過是“唯意志論”。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的確可以說毛澤東犯過不少“唯意志論”的錯誤。［３４］但是，深刻的問題是，在“唯意志論”和“客觀規律”之間，必定有“實踐意志”的優先性；若沒有嘗試、實踐，人們是不可能事先知道“客觀規律”何在的；況且，在人類社會中，“客觀約束”（本身是過去人類行動的結果）是比“客觀規律”更準確的說法。任何熟悉尼采、薩特、海德格爾哲學的人，不難看出他們在“實踐意志的優先性”方面與毛澤東的相通之處。當代著名法國思想家布爾迭（ Pierre Bourdieu ）在創立“實踐的邏輯”時，突出“主觀的客觀性”（ O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ive) ，是頗有深意的。［３５］

由此看來，面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矛盾－－“規律與解放”，毛澤東是從“解放”這一邊突破矛盾的。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義也批判西方主流現代性（正是因為 ? 耶克等批判者的存在，本文才用“主流現代性”一詞），但他們的替代方案卻不足取。 ? 耶克強烈批判西方１７世紀以來的絕對理性主義，寫作了《科學的反革命》一書［３６］；但是，他卻陷入了對另一種“規律”－－“自然進化”的“規律”－－的崇拜。在經濟上，為了不“干擾”市場經濟的“自然進化”， ? 耶克要求取消中央銀行，由私人各自發行貨幣競爭，在政治上，他要求盡量限制民主對市場的“自然秩序”的干擾，提出議員必須都在４５歲以上并任期長達１５年；［３７］在文化上，他要求取消“社會”這一“毒化了的名詞”，因為“社會”給人以“人為”而非“自然”的感覺，故“社會主義”、“社會權利”等名詞應從字典中取消［３８］。顯然，盡管哈耶克本人否定科學理性，他實際上是還是用“規律”－－自然演化的規律－－去克 ? 西方主流現代性的矛盾的。與毛澤東強調“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相比，哈耶克的理論具有深刻的保守性。

四、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構想：經濟、 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

綜上兩節所述，毛澤東試圖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論去克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矛盾。他在文革中倡導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一次大實踐。盡管這次實踐以悲劇告終了（部分原因是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本身未徹底超越正統馬列教條），但其經驗教訓卻為我們建立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政治 、經體制體提供了豐厚的借鑒。本節將通過對毛澤東的“大民主”的辯證揚棄，構想二 十一世紀中國的“經濟民主”與“ 政治民主”的體制。

什么是“大民主”呢？應該說，這一概念的發明權不屬于毛澤東，而屬于中國的民主黨派人士。１９56年反右斗爭開始之后，一些民主黨派人士覺得開小型座談會和小組會的方式還不夠，提出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毛澤東本不同意。但他說：“有幾位司局長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３９］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北京一些高校中開始貼出大字報，毛澤東對之十分首肯，他說：“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 ? 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里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４０］后來到“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對“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４１］

可見，“大民主”一詞是毛澤東從民主黨派人士那里借用來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單位座談會，而是指整個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節所分析，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派”理論和“資產階級法權”論本身有嚴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實踐中被扭曲了，文革后期中國社會為專制壓抑的空氣所彌漫 。

今天，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建國”和“改革開放”的豐富經驗教訓為基礎，以西方學界對西方主流現代性的批判反省為借鑒，我們可以批判地繼承毛澤東的“大民主”理論，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構想出如下“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澤東所謂“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來一次”，應制度化為定期的國家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直接選舉（可從縣長、省長、縣人大、省人大做起）。應使中國的選舉比目前西方國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錢和私人大資本對民主過程的干預。美國在１９７４年后，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由公共財政支出；１９９２年美國大選中限制個人捐款最高數額的呼聲激烈。這些做法可供中國參考使用。巴西規定每個公民必須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國借鑒。

毛澤東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為直接民主選舉，是和民國初期的選舉給他留下的壞印象有關的。毛澤東多次談到曹錕賄選的惡劣性（見林克等著《歷史的真實》，第２３１頁）。因此，毛澤東１９６７年２月和卡博、巴盧庫談話時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文化結構》，集賢社，香港，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０頁）。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實際上和新古典經濟學大師帕累托（ V. Pareto) 對選舉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時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 (G. Mosca) 看來，選舉永遠是走形式，社會永遠是由“權力精英” (Power elite) 或“統治階級” (Political class) 所統治的。有趣的是，列寧對選舉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時代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影響而產生的 ( 見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 1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但是，毛澤東未能認識到，選舉并不必然是賄選。選舉本身并不一定是資產階級的。例如，古希臘城邦有選舉，１７８７年美國憲法規定了全國選舉，但這時工業資本主義尚未出現。后來，資產階級的確用金錢破壞了選舉的民主性。但這不等于說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就不能把選舉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連美國１９７４年選舉法還規定個人捐款不得超過一千美元；中國若發展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大民主”選舉，一定能比美國做得更好。

第二，現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報”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電視。“電子民主”的出現，使政黨在歐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為電視帶來的信息的迅速和普及，使選民可以深入了解具體問題，而不必再靠候選人的政黨身份去推測候選人的政策取向。１８世紀以來，代議制民主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非政黨的個人化的的候選人為特征，如美國憲法的起草人麥迪遜和杰佛遜均反對政黨；第二 階段，是１９世紀中葉以來的政黨政治；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期以來，由于大眾傳媒的飛速發展，侯選人的政 黨身份又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個人化”的候選人又正占據主導地位。［４２］因此，今天中國的民主化沒有必要再走 政黨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國的電視網絡，直接進行“個人化”的選舉。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兩個因素：（一）它避免了以“反對黨”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帶來的現執政黨的緊張沖突；（二）中國共產黨１９４３年以來實現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強了黨的控制力，另一方又使黨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溶為一體。這與蘇聯共產黨與政府平行因而有更強的獨立的本黨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可能允許“個人化”選舉的實行，并推出有個人魅力的候選人。

第三，應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時建立“不可侵犯權” (immunization rights) 和“不穩定權” (destabilization rights) 。毛澤東的大失誤，是沒有建立“不可侵犯權”，沒有給予個人不受政府和其他個人與集團非法干預的制度化保障。［４３］實際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權”，個人才能更積極地投入毛澤東所喜歡的經常的大民主社會實驗。與“不可侵犯權”相輔相成的是“不穩定權”，它的目的是保證任何個人或集體的特權不得長久控制社會的物質與文化資源。“不穩定權”在目前美國憲法中的初步體現是所謂“平等的保護” (equal protection) ，它使得當某些法律將某些社會集團（如黑人、婦女）置于嚴重不利地位時，司法重審 (judicial review ）可以推翻現有法律，而司法重構是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做出決定的。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動性。

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的美國 ? 佛大學法學院安格 (Roberto Unger) 教授及其領導的“批判法運動”，一直致力于將“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論探討。安格主張，西方法律目前的“權利”體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論自由”、“政治參與”的基本權利與不受限制私人財產權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稱做“不可侵犯權”。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權利體中，包括四項權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權”，包括“言論自由”、“ 政治參與權”等，但不包括絕對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絕對的私人生產資料所有權；第二是“市場權”，這與今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項分散經營決策權、承包權等相似；第三是“不穩定權”，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組織一經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傾向，必須不斷受到挑戰才能具有“開放性”；第四是“團結權” (Solidarity right) ，這是對經典合同法中關于“相互預期”和“信任”的進一步發展。［４４］本文作者認為，安格教授受毛澤東思想啟發而建立的四項權利體系理論，對于中國今后使“社會主義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鑒意義的。

第四，中國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應是“經濟民主”，而非“絕對的財產權”。原因有二 ：（１）西方目前主流產權理論強調產權功能在于穩定經濟行為者的預期，但實際上，“經濟民主”比產權在更深層次上穩定預期。例如，我國農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著產權思路改革的（即通過延長承包期，從１５年不變到３０年不變），但近年來不少農村家庭自愿將承包地交回村集體以便務工。他的預期并未因此而不穩，因為村民委員會對務工、務農的協調安排，實際是以“經濟民主”的方式為農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層次的穩定預期；（２）“財產權”其實并非一個權利，而是一束權利 (bundle of rights) ，如“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資產管理權”、“轉讓權”、“托管權”等等。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這一束權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組的過程中，問題是如何使這種分解和重組更向“經濟民主”的方向發展。中國國營企業在改革中與集體、鄉鎮企業合資聯營（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術）的傾向，就是對原來的“國有產權束”的分離與重組之一例［４５］。它比蘇東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進“經濟民主”的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經濟民主”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的“鞍鋼憲法”將展現出新的生命力［４６］。

第五，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應是文化上“推陳出新”的時代。我們可以將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地重新闡釋，以應對現代的問題。不錯，毛澤東曾發動“批要批孔”。但正如尼采對柏拉圖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礙柏拉圖、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為西方文化傳統的經典一樣；毛澤東對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礙我們從中國文化傳統中汲取營養，以壯大今日之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事實上，毛澤東本人的確身體力行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例如，他在考慮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時，曾閱讀柳宗元的“封建論”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關論著。這當然絕不意味著毛澤東與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著歷史經驗對于今日創新可以有所啟發。

更有象征意義的是，據毛澤東多年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的可靠回憶，毛澤東十分欣賞六代禪宗大師慧能，經常把《六祖壇經》帶在身邊。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勇于創新，把外來的佛教中國化，甚至可以“喝佛罵祖”。這與毛澤東津東與正統馬列主義的關系，頗有相通之處。［４７］本文作者認為，毛澤東與正統馬列的關系應使我們認識到：勞動人民爭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業，不應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直接劃等號；前者遠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從后者正確的部分涉取營養；但后者的錯誤決不應該使前者自縛手腳。否則，我們就是搞暄賓奪主，就要犯阻礙勞動人民解放事業的嚴重錯誤。

總之，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特別是他的“大民主”理論之得失，為我們構想２１世紀中國的藍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鑒。縱觀當今世界，西方主流現代性的“規律與解放”的內在矛盾仍繼續困擾著人類。福柯去世前曾與 ? 貝馬斯計劃在美國這個“中立地帶”辯論“現代性”問題［４８］，便是這一矛盾懸而未決的明證。如果２１世紀的中國能以“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澤東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開放性制度”，那么，中國就真的以自身的實踐對西方主流現代性進行了重構，從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注釋

[1] 費孝通，《行行重行行》，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 頁。 [2]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王山譯，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64 頁。 [3]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頁。 [4] 李銳，同上注，第 233 頁。 [5]Andre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P.373， 1968).[6] 轉引自王紹光，《理性與瘋狂》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第 19 頁。 [7]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第 67 頁。 [8] 轉引自李澤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三聯書店， 1988 年，第 36 頁。 [9] 梁漱溟，“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 869-870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轉引自梁漱溟，同上注，第 870 頁。 [11] 同 [8] 注，第 49 頁。 [12] 王占陽，《毛澤東的建國方略與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43 頁。 [13] 同上注注第 143 頁。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 ? 的回顧》 ( 上卷 ) ，第 65 頁， 1991 年。 [15] 這一結論是王占陽先生根據大量考證做出的。同 [12] 注，第 637 頁。但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1 頁記載，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因蘇聯反對。 [16] 鄒讜，《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第 74 頁。 [17] 李澤厚，同 [8] 注，第 85 頁。 [18] 王紹光，同 [6] 注，第 38 頁。 [19]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9-142.[20] 鄒讜，同 [16] 注，第 8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