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左”比右好，是我黨一以貫之的黨性特色。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這一黨性特色，是從“革命的進步力量”比“腐敗的落后勢力”好的本源定義上說的。對此毛澤東同志早有科學說明。長期以來，囿于狹隘的經驗主義立場，我們將“左”與“右”等同于“政治斗爭”與“經濟建設”，并與黨內“左傾”和黨內“右傾”的概念混淆起來。建國以來，我黨正反歷史經驗教訓，不是證明了右比“左”好，恰恰相反，它是“左”比右好黨性特色的科學證明。 關鍵詞：“左”比右好、本源定義、拒腐防變、三個代表 公元二000年九月十四日，曾經身為我黨高級干部的大腐敗分子成克杰，在北京被依法執行死刑，終于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對成克杰的依法嚴懲，是當代中國依法治國進程的重大突破，它不僅表明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同時也標志著當代中國轉入治理整頓時期的又一次重大戰役勝利。腐敗分子命運的喪鐘已經敲響。事實再次說明，社會腐敗永遠是中國革命的死敵。無論是誰，只要他敢于腐敗變質，或遲或早都會受到代表中國黨和人民意志的黨紀國法的嚴厲制裁。 我黨的一貫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僅僅嚴懲一個成克杰不是目的，我們是要以此警告一小批人；同時，還要深入剖析成克杰腐敗變質的社會思想根源，借以預防和治好其他人可能犯的同一病癥，以此挽救一大批人。從成克杰法庭上替自己的辯護理由看，他還沒有完全認清自己腐敗變質的思想根源。目前，這種思想上的混亂，不僅僅是成克杰一個人的問題，它還嚴重地表現在黨內外不少知識分子和干部的思想中，因而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社會思潮，是以很有深入剖析的必要性。 一 事實證明，曾經身為我黨高級領導干部的成克杰腐敗變質的社會思想根源，就是徹底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而奉資產階級政黨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為圭皋。目前，為什么會有相當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錯誤觀點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加緊了“西化”、“分化”的陰謀滲透，這是國際大氣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正反歷史經驗，從表面上似乎也證明了“右比‘左’好”的觀點，但這是建立在對“左”與“右”本源定義重大誤解基礎上的錯誤結論，這是國內小氣候，是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曾幾何時，人們諱言“左”與“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觀點，但在經濟建設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時，社會腐敗卻愈演愈烈屢禁難止，致有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杰等黨內大腐敗分子相繼出現、最終落入人民法網。因此，諱疾忌醫終究不是好辦法，要根本地解決問題還得從理論的本源定義上找原因才行。 習慣上，我們把革命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及其同盟軍，稱為“左”派；而把腐敗的落后的資產階級政黨及其支持者，稱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義上的“左”與“右”呢？毛澤東同志明確說過：“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進步，“右”就是腐敗、落后。這就是本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與“右”的本源定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建黨學說，無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金權政治”腐敗基礎之上的。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爆發和中國共產黨的相繼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是“左”派代表，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說來，“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著世界發展潮流的革命的進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強大的，但卻是早已從內部開始僵化、腐敗的落后勢力。只要暫時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學習、勇于進步、勇于革命、勇于斗爭、勇于勝利，勇于堅持“韌的戰斗”，就一定能夠戰勝暫時強大的腐敗落后者。“柔弱勝強”（毛澤東：《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辯證轉化就一定會實現。 其實，“左”與“右”的區別由來已久。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中國偉大的哲學家老子就說過：“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以責于人”。換句話說，在和平時期要注重革命先進性，防止黨內“右傾”；在戰爭年代要注重廣泛團結性，防止黨內“左傾”。圣人堅持自我革命的先進性要求，與一般群眾的廣泛性要求相統一的原則，而不會苛求一般群眾覺悟要達到與圣人同樣的高度。 通常，人們卻把本源定義的“左”與“右”，與黨內的“左傾”與“右傾”混淆起來了。后者實際上是“左之左”（極左為右）、“左之右”（左右為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什么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斗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后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后面，缺乏斗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結論〉》，1955年3月）由此可見，即使是黨內的“左傾”、“右傾”，也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與“右”本源定義說明的。 歷史證明，在戰爭年代，黨內“左傾”容易走向關門主義，“右傾”容易導致投降主義，因此要反對“左傾”、“右傾”，但主要是反“左傾”（左之左為右）的冒進性。在和平時期，黨內“左傾”容易走向空想主義，“右傾”容易導致妥協主義，因此還要反對“左傾”、“右傾”，但主要是反“右傾”（左之右為中間）的保守性。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 或許有人認為，在和平時期，黨內“右傾”是唯一穩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們與敵人達成的暫時妥協，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一切僵死的腐敗的落后勢力“亡我之心”是不會死的。因此，“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為善？”（《老子》）不僅如此，黨內“右傾”還從內部瓦解革命者的意志，搞亂人民群眾的思想，削弱人們為真理、為光明、為進步而奮斗的熱情，使革命政黨的“堡壘從內部攻破”、分崩離析、腐敗變質，最終只能向強大的僵死的、腐敗的落后勢力俯首稱臣、繳械投降，要么成為它們的罪臣和奴隸，要么成為與它們同流合污的附庸和幫兇。 二 然而，我們在“左”與“右”的理解上長期出現片面性重大失誤，為此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是由“右”的經驗主義的認識狹隘性造成的。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正處于共產主義運動的暴力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由于國共兩黨的不同特色和長期革命戰爭的影響，我們把革命的進步的“左”，片面地理解成“階級斗爭”；而把腐敗的落后的“右”，片面地理解成“全盤西化”。顯然，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離不開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無產階級的領導，離不開政治斗爭、經濟建設、文化革命（理論創新）的三大發展階段。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實際上就是在政治斗爭（第一步）取得勝利后的經濟建設（第二步）、文化革命（理論創新，第三步）。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新文化革命，只能是旨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文化理論創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階段低水平重復的“階級斗爭”；否則，“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民思想覺悟極大提高”的共產主義社會美好理想怎么能夠實現呢？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許多人還不認識，還企圖用過去的方法對待新問題。”（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年3月）因此，將革命的進步的“左”，僅僅理解成“階級斗爭”的觀點，實際上仍然是落后的“右”的觀點。這種片面性認識的根本危險，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政黨，同其它一切主張暴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的非馬克思主義政黨混淆起來，進而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論”科學立場，而走入傳統中國“外儒內法”的“政治決定論”的專制封建主義歧途。 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勝利和新中國政權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認識的巨大危險性暫時不僅沒有暴露出來，反而被現實地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全黨全國人民都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斗爭”對改良的“經濟建設”戰勝的巨大經驗喜悅之中，面對著新中國建立后必然到來的經濟建設和文化革命（理論創新）時期，我們并沒有作好充分的理論思想準備。一九五七年后，理論嚴重滯后的上述片面性認識的危險性迅速暴露出來，從而使我黨新時期指導思想上出現重大分歧。 根據事前不遠的“革命”對“改良”戰勝的歷史經驗，由我黨一以貫之的“‘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似乎應該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走所謂的“革命”派的政治斗爭道路；而根據新時期的經濟落后是主要矛盾的特點，由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基本原則，似乎應該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所謂的“改良”派的經濟建設道路。當時，這種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后果是十分殘酷的，盡管分歧雙方都是本著“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的“左”的善良愿望出發的。 其實，按照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對“左”與“右”的科學說明，此時的“革命”派已經開始落后于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要求了，這種沉迷于舊經驗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義特色，因而是客觀的“右”；此時的“改良”派大體上符合于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要求，這種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更具有現實主義特色，因而是客觀的“左”。由于我們理論上的嚴重滯后，上述劃分的科學性反而被歷史經驗顛倒了。形式上堅持“‘左’比右好”，實際上卻是堅持落后的“右”比進步的“左”好。正是這種“右比‘左’好”的錯誤指導思想，使我們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價。 我們能說，三年“大躍進”的虛報浮夸是革命的“經濟建設”嗎？我們能說，十年“文革”的打砸搶奪是進步的“文化革命”（理論創新）嗎？顯然不能。從主觀的善良愿望和空想主義出發，嚴重違背客觀規律性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我們的事業怎能不在無情的社會實踐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敗呢？因此，建國后的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我們不是真正的革命的進步的“左”了，反而是嚴重的極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虛報浮夸就是經濟上的嚴重腐敗，撈取個人實惠的本質未變；打砸搶奪就是文化上的極端落后，摧殘文明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國以來的反面教材證明，“右比‘左’好”是徹底荒謬的，它正是我們過去嚴重背離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比右好”黨性特色的沉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