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魯迅逝世后，毛澤東在延安多次公開評價魯迅，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魯迅形象，并使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延安知識分子乃至中國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號。

[關鍵詞]延安；毛澤東；魯迅形象；知識分子；文化符號

Abstract：After Lu Xun passed away，Mao Zedong publicly appraised him for many times in Yan’an，successfully portraying the image of Yan’an’s Lu Xun and making this image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Yan’an and eve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Key words：Yan’an；Mao Zedong；Lu Xun’s image；intellectual；cultural symbol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傳出，舉國同悲。當時，身在上海的馮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等組成了治喪委員會，發布了訃告。毛澤東的名字也列在治喪委員會名單里。緊接著，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3份電報：一份發給許廣平，一份給南京國民政府，還有一份《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3份電文均對魯迅作出了相當高的評價，稱他為“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非凡的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對于我中華民族，功績之偉大，不亞于高爾基之于蘇聯”[1]。同時，經毛澤東倡議，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了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單位：魯迅藝術劇院、魯迅師范學校和魯迅圖書館。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還代表全國人民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將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列傳；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廢止一切禁止魯迅先生生前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等8項建議[1]。 一 隨著一系列紀念活動的展開，毛澤東先后發表關于魯迅的談話。從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先后多次公開評價魯迅，它們構成了毛澤東的魯迅觀，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塑造的魯迅形象。 第一次正式評價魯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當時“七·七事變”剛爆發不久，國難當頭，為了抗日大業，國共兩黨再度攜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時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共同抗日，以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被稱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無疑是凝聚全國人民抗敵御侮的光輝旗幟。10月19日，毛澤東應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之邀，為陜北公學學生作了一次演講。演講記錄由陜北公學第一期學員汪大漠整理，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上，題目為《論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給予魯迅很高的評價，稱他為“民族解放的急先鋒”、“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他“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并著重提出了“魯迅精神”，同時總結了它的3個特點，即“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而且最后總結道：“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使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2]。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此前中共已開辦了培訓軍事干部的抗日軍政大學和培養政治干部的陜北公學。“魯藝”的成立表明，中共急需培養一批新的藝術人才。毛澤東親自領銜發起創辦“魯藝”，以示對文學藝術及人才培養的重視。1938年4月28日，在“魯藝”開學后的第18天，毛澤東來到“魯藝”，為學員作了一次演講。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重點提出了“魯迅的方向”，他說：“藝術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方面的，但在統一戰線原則之下，我們并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3]。毛澤東號召“魯藝”所有學員都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 1938年5月，毛澤東接見了徐懋庸，此時徐已來到延安兩個多月。毛澤東和徐懋庸主要談了“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在談到徐懋庸和魯迅的沖突時，毛澤東提出“要尊重魯迅”，并進一步強調“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注：詳見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頁。關于魯迅是“旗手”的說法，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1936年4月，毛澤東曾經對離開延安遠赴上海的馮雪峰說：“先生是一面抗戰的旗幟，一定要團結好他。”1940年1月毛澤東在邊區文協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時指出，魯迅是中共領導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澤東對魯迅最經典的一次論述出現在1940年1月9日。這一天，他在邊區文協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著名演講：“……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詳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原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出自《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短短一段話，毛澤東用了4個“偉大”，9個“最”，還有“旗手”、“主將”、“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向”等來形容魯迅。 1941年，延安掀起了整風運動。1942年2月8日，毛澤東指出“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4] 。毛澤東還把經他親自審閱編定的《宣傳指南》發給每個與會者，要求大家認真學習。這本小冊子包括4篇文章，即《聯共(布)黨史簡本》中講列寧怎樣宣傳的部分，季米特洛夫的一個報告的摘文，魯迅的《答北斗雜志社問》，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的一部分。在這里，毛澤東把魯迅的作品和無產階級領袖的作品并列起來。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做關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報告，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即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5]。在中央學習組的報告中，毛澤東又強調說：“文藝是一支軍隊，……魯迅、高爾基就相當于總司令”[6]。在論述個人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引用了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并指出，“千夫”是指敵人，而“孺子”則是指“人民大眾”；在回應“雜文時代”與“魯迅筆法”時，毛澤東指出，魯迅的冷嘲熱諷的雜文筆法只適合“黑暗的國統區”，而不適合“光明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在論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時，毛澤東引用了魯迅的話：“……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5]。 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著力建構的魯迅的形象：文化戰線上一名堅決擁護中共領導和統一戰線政策、一心為工農大眾、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和韌性的戰斗精神的革命戰士。 二 從1937年到1942年，毛澤東先后7次公開評價魯迅，次數之多、評價之高，都是罕見的。那么，他為什么要這樣去建構魯迅的形象? 首先，魯迅是對抗國民黨文化“圍剿”的一面重要旗幟。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政權的瘋狂迫害和血腥鎮壓下，中國共產黨的處境一直非常艱難。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不僅進行軍事圍剿，而且進行文化圍剿，而魯迅卻一直不遺余力地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他的文章“像匕首一般”插入當局的心臟，成為國民黨政府推行反動文化政策的極大障礙。而對于共產黨，魯迅不僅同情，而且是支持的。魯迅與中共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都有很深的交誼。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多次幫助過共產黨，而“九·一八”事變后目睹國民黨的腐敗與對日的軟弱妥協以及與之相反的共產黨的積極抗日，魯迅在思想上更加向中共靠攏。1936年是魯迅與中國共產黨“走得最近”的一年。1936年春，在聞知中共東征勝利后，魯迅不顧個人安危，與茅盾聯名給中共發賀信，鄭重表示擁護中共的抗日救國大計，并且高度評價紅軍東征的英勇斗爭。他甚至高呼：“中華蘇維埃政府萬歲”、“中國紅軍萬歲”[7]!1936年4月，馮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上海面見魯迅，希望通過魯迅恢復與上海地下黨的聯系，并請魯迅幫助在上海建立秘密電臺，與救國會等愛國組織建立統戰關系。馮雪峰多次與魯迅深談，據馮雪峰回憶，魯迅在與他的談話中曾經多次肯定毛澤東。如4月25日夜，魯迅曾對馮雪峰說：干革命，總是人多一點好。我想過了：M(魯迅對毛的代稱)的政策是對的[8]98。還有一次，在他們談過中共與毛澤東以后，魯迅在沉默了一陣后，忽然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用筆”[8]98!1936年夏，魯迅發表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在信中，他怒斥了托派的言行，并且鄭重表示：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9]。在這里，魯迅所指的“為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顯然是指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1936年秋，魯迅又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在文中，魯迅表示堅決擁護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10]。 其次，魯迅是中共凝聚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旗幟。魯迅生前對帝國主義惡勢力口誅筆伐，他不僅“用他那一枝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去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2]，而且痛斥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揭露當局瞞和騙的拙劣表演以及貪官污吏發國難財的卑劣行徑。他攻擊浪費民族力量、阻礙民族抗戰的一切黑暗和愚昧，他支援正義的學生運動，擁護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毛澤東凸顯魯迅“民族英雄”的形象，使魯迅的戰斗精神和獻身民族解放的犧牲精神深入人心，這可以使更多的人在魯迅的影響下積極投身革命，而且還可以使中共在與國民黨的對抗中占據道義的制高點。 第三，魯迅是毛澤東進行文化整合，推行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的重要旗幟。紅軍長征結束到達陜北后，延安涌進大量知識青年，民族文化建設的任務被提上議事日程。如何在延安進行文化建設，這是毛澤東必須思考的問題。早在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成立時，毛澤東就指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要文武兩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內戰者，要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11]。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讀書較多、著述頗豐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廣泛收集并潛心攻讀馬列主義的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原著和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的著作。同時，他還系統閱讀了魯迅的著作，但由于延安環境封閉，魯迅的著作很少，而且非常零散，毛澤東為不能系統閱讀魯迅著作而感到苦惱。1938年1月，毛澤東在給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12] 1938年8月，毛澤東得到了一本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在上海編輯出版的《魯迅全集》，他如獲至寶，經常秉燭夜讀。1940年，在大量閱讀和思考的基礎上，毛澤東寫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文，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 第四，魯迅是毛澤東改造延安知識分子的重要旗幟。1937年以后，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涌向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介紹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 2 288人，全年共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這里獲準去延安。到1943年12月為止，共有4萬多知識分子來到延安[13]。而這些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除個別人因名氣較大由延安指名調入之外，絕大多數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識分子，身上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氣息”，必須盡快革掉這些青年知識分子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使他們盡快認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意識。毛澤東為延安知識界樹立的典型便是魯迅一個“嚴于‘解剖’自己，自覺改造主觀世界”，“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人。他塑造了魯迅形象，使之成為中共文化政策乃至整個革命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