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楊昌濟對青年毛澤東的成長產生過重大影響。在中西文化觀上，楊昌濟是持“中西融合論”的，主張融東西文化于一爐，冶出一種嶄新的中國文化。楊昌濟的這種中西文化觀代表了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青年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楊昌濟的中西文化觀，并成為他日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淵源。

關鍵詞：楊昌濟；毛澤東；中西文化觀 大凡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其成長過程中都會因為名師的影響而打上其思想烙印。青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他后來稱楊昌濟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觀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了解楊昌濟的中西文化觀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對研究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路向，把握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淵源具有重要意義。 一 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時的老師。他是一個學識淵博，學貫東西，融通中外的學者，更是一個誨人不倦，道德高尚的教育家，曾有明志詩句：“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被人稱為：“經師人師，備諸一身，以故來學之士一受其熏陶，無不頓改舊時之宇宙觀，如飲醇膠，受其影響。”青年毛澤東便是這“來學之士”之一。正處在“求學儲能”階段，求師求友之心甚切的毛澤東，為楊昌濟的學識、品德所折服，努力效仿，且內化為自身學識素養和道德理想框架中的重要因素。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曾說：“先生及死去了的懷中先生，都是宏通廣大，最所佩服。”當然，毛澤東與楊昌濟之間的認同是相互的。毛澤東把楊昌濟作為自己的精神導師，楊昌濟也以其伯樂之慧眼選擇了毛澤東作為自己的“欲栽大木”。青年毛澤東好學深思、志向不凡的品性深為楊昌濟賞識，并對其循循教導。曾有人記述：楊昌濟“在長沙五年，弟子著錄以千百計，尤心賞毛澤東、蔡林彬。”楊昌濟也在一則日記中詳細描述了青年毛澤東的身世品格，稱贊其：雖出自農家，但“資質俊秀，殊為難的”，并因材施教，引同樣出自農家的“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青年毛澤東，楊昌濟之間這種親密無間互動的特殊師生關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是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嬗變的過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意識、行為方式等的發展軌跡上，自然會或深或淺地，自覺不自覺地打上楊昌濟思想的烙印。在談到新民學會的緣起時，青年毛澤東寫道：“諸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成一種奮斗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從此產生了”。楊昌濟的“緒論”可謂是多方面、多層面的復雜體，中西文化觀便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么，二十世紀初的楊昌濟是怎樣認識中西文化，又具有什么樣的價值取向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思想文化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自然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要洞悉楊昌濟的中西文化觀必須先考察其社會、文化背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劇烈新陳代謝的社會階段。中西文化相互激戰：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仍根深蒂固，持續作用于中國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形態；另一方面，“歐風美雨”卻作為一種新的思潮，新的力量，以其強大的生命力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新舊文化激烈交戰的時代，自然也是思想家們的思想急劇碰撞、交鋒、分化的時代。分化的思想家們，本著自身的理念，或成為“全盤西化派”，或成為“本土文化派”，或成為“中西融合派”，各執一端，莫衷一是。“全盤西化派”，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在審視舊傳統舊觀念時，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而不知“桔逾淮為枳”，近代西方文化之苗得不到中國文化土壤的認同是不能茁壯成長的。相反，“本土文化派”，抱殘守缺，死守著因“過度成熟而腐化”的中國傳統文化不放，結果固步自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 與前兩個派別不同，楊昌濟持的是“中西融合論”。在他眼里西方文化不是絕對的好，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絕對的壞，兩者各有所長，且各有弊端。例如，在談到中國家族主義問題時，他指出其種種短處：“人各私其親，馴至以私滅公之弊，家族主義過重，則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因之而有所妨害，此中國家族主義之短處也。恃有同宗之助，長族人倚賴之心，使民性墮落，國力減損，此又中國家族主義之短處也。無賴之人，以親親之大義強索同宗之救助，使個人不能自由享受其財產；良善者受其蹂躪，不肖者肆其兇橫，此又中國家族主義之短處也。聚族而居，自為風氣，難于進化，此又中國家族主義之短處也。”盡管中國家族主義劣跡斑斑，但也不無是處。“宗以族得民，相生相養，相維相制，民情乃不渙散，而有安居樂業之風，此中國家族主義之長處也”。這些認識切實而深刻，由此楊昌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可見一斑。中國文化固然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但西方文化也不是盡善盡美，“西人物質文明極盛”，然精神文明難免缺失，“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己耳”。基于這樣的認識，在中西文化的價值取向上，他態度中庸，不走極端，主張融中西文化于一爐。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批判，但也僅限于“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西方文化不能不“拿來”，卻不能全盤不加分析地硬生生地照搬。關鍵要各取所長、各舍其短。可見，融合不是調和，更不是征服，而是中西文化之間的相互吸取和改造，融合的方向必須是代謝的，是揚棄的，融合后的文化是新的，具有原有文化所不具有的本質和特征。更進一步說，“中西融合論”是“破”與“立”的統一體，“破”的是中西文化的腐朽成分，“立”的是一種生機勃勃、嶄新的文化，猶如涅槃后的鳳凰浴火重生。從這層意義上說，楊昌濟的“中西融合論”已經脫出了“中體西用”的窠臼。 這種“中西融合論”既實現了文化的嬗兌，又“攀結上了民族情感的大樹”，使批判的激情和批判的理性達到制衡，相得益彰，這似乎更符合積淀了幾千年的中國中庸平和的民族心理。所以，當“全盤西化派”最終化為“強弩之末”，“本土文化派”走進歷史的死胡同，都沒有找到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時，“中西融合”卻有如初現之旭日，開始展現其東升之勢，成為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石。顯然，在當時“中西融合論”具有先進文化的性質，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 二 由于毛澤東、楊昌濟之間親密無間互動的特殊師生關系，楊昌濟的“中西文化融合論”，被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下來，并為他后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了條件。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關于中西文化的定位。楊昌濟學貫中西的學術背景，特別是對西方哲學和倫理學的精湛把握，賦予了他極強的文化洞察力。他認為，雖然中西文化各異，如“中國人尚文，西洋人尚質；中國人以孝為主，西洋人以愛為主”，卻都有其存在的內在根據和價值，“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猶一人有一人之個性，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于他國。國家之一有機體，猶人身之為一有機體也。非如機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裝置之也”。楊昌濟甚至把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依據來看待，他強調“國家之獨立，以學問之獨立為一大要素”。并舉英德兩國為例，“英、德二國者，可謂學問獨立者也。英國有英國之文學、哲學、科學；德國有德國之文學、哲學、科學。世界各國重要之書籍，在英、德二國莫不有其本國文之譯本”。基于這樣的觀點，楊昌濟在教學實踐中重視把中西文化結合起來，據《達化齋日記》記述，他通常把中西著作穿插起來進行閱讀，在教學時，“所講不限于西洋之倫理學說，中國先儒如孔孟周程張朱陸王及船山之學說亦間取之”。青年毛澤東接受了楊昌濟的這種觀點，進一步明確了中西文化在世界文明構造中的位置，他把“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宣稱：“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正可謂是“萬物并育而不相違，道并行而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