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Notes on Oral History in America

【內容提要】口述歷史資源反映的是大眾文化和大眾記憶內容，收集整理這方面資源，有助于增強 公民道德意識及其自覺的社會主人翁態度。為了準確深入地再現口述歷史，發揮口述資 源的作用，歷史學者應在尊重史實并不斷提高史料分析技能的前提下，善于去捕捉有用 信息，把握好與被采訪者在思想情感上進行溝通與交流的契機。口述歷史應被積極運用 到體察民意和改善社會環境的工作當中去。

【摘 要 題】史學理論研究

【英文摘要】Oral sources represent popular culture and collective memory，which empower people，and are important for civic education.A historian，in order to most a ccurately and thoughtfully interpret oral sources，should do a thorough work of examining his or her own position as both interviewer and historian，and e xamining interviewee's position as a real person with on-going thoughts and emotions.Both parties are interactive within the larger social and historica l context.Oral histor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twork of making bet ter chang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關 鍵 詞】美國研究/口述歷史/科學求證/文化研究/American Studies/Oral History/Evidence /Cultural Studies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K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19(2002)03-0069-06

口述歷史的素材主要來自地方和民間，記錄的是不見經傳、甚或被視為社會邊緣人的 生活與思考。口述歷史的采撰寫訪者可以是社區工作者，也可以是地方志的編纂者；可 以是歷史學家，也可以是自由職業者。口述歷史內容可以與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交匯、 交叉，也可以沒有直接關系。口述歷史可以反映出重大歷史事件的復雜性，以及傳統歷 史研究顧及不到的方面，啟發人們的思考。

一、作為人文群體的口述者

口述歷史主要表現的是有明顯人文個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歷史與文化特征的人 文社會群體。與傳統歷史調研方法最突出的一點不同是，當代口述歷史的見證人并非出 自上層社會或是名人要人，而主要來自社會各不同階層。他們也許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目 擊者或參與者，但更多是過著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當代普及教育與調 研方法，已經在美國得到廣泛接受和運用。在美國中學給學生制定的口述歷史作業中， 學生們被要求采訪搜集身邊的故事。這些故事包括爺爺奶奶的故事，“彼時與此時”的 短文、親友小傳、家史記念集或展覽，移民史、社區故事等。[1]學生們通過自己的勞 動，包括采訪、整理、匯報和展示自己的收獲，將學習與自己的思考和興趣點有機地結 合起來，培養了個人關心和愛護家庭、社區和地方發展的習慣，以及自己作為一名國家 公民的責任感和自豪感。

美國學術界對口述歷史的重視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體特征上。多元人文群體包 括移民、婦女、同性戀、激進左翼、女權主義者、印第安人、亞裔、非洲裔、拉美裔等 等。這些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人民經歷的是一個多元的美國歷史。例如，《阿帕契史詩 ：歿》以最后一個阿帕契部落酋長的回憶為主線，以阿帕契部落近代變化歷程為核心， 展示了這一印第安部落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種種經歷，以及這一部落人民特有的思想情 感和價值觀念。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作者伊夫·波爾(Eve Ball)采訪了三百多位阿 帕契人以及與這個部落有過各種重要聯系的其他美國人。這部寫于1980年的印第安人史 詩已經成為口述歷史的一部經典作。[2]在另一部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在美國：重新 標示美國左翼歷史》中，作者保羅·布爾(Paul Buhle)在前言這樣介紹與他合作的口述 者說：“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們不會出現在歷史書中。在采訪中，他們以及其他幾 百名不同輩分、出自不同激進派別的人和我進行了溝通。”保羅·布爾的采訪歷時二十 多年。作為一名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教授，他把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體自 傳”寫成的、“包括了我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歷史”。[3](P3—4)

口述歷史建立在不同人文群體對過去的事情進行回憶的基礎上。他們的共同回憶在西 方史學界被稱之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3](P2)，也叫“大眾記憶”(Pop ular Memory)[4](P205—52)。對此，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的有關討 論對美國學術同行有重要影響。(注：有關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論述，參見 拙著《美國文化研究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7-134頁；張隆棟主編： 《大眾傳播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指出， “在日常生活的軌道上也可以產生有關過去和現時的知識”。這里的知識指有歷史意義 的知識，是因為蘊含著這些知識的“大眾記憶”包含著值得珍視的歷史良知：

在那里存在著一種有關過去的常識。雖然這種常識也許缺乏一貫性和說服力，但它包 含著良好直覺的成分。這類知識通常在沒有任何加工的情況下，在日常談話和個人的比 較及陳述中不徑而走。這類知識也許會在一些帶著親情的文化形式中被記錄下來，如信 件、日記、照相冊和與過去相連的收藏品等。[4](P210)

大眾記憶可以通過口述表達出來，以錄音方式記錄下來，也可以借助多種流散于民間 的文化形式保留下來。事實上，作為歷史見證人的口述者往往會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物 品等，幫助自己在腦海中喚起回憶的某些內容。

對于口述材料蘊含的基于實際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歷史知識，史學者的一 個重要工作是對之加以發掘和客觀再現。在這方面，科技的發展，錄音機的普及及其性 能的不斷提高，被看作是口述歷史產生的一個重要物質條件。錄音機的存在與應用較以 往手段更為真實、準確地記錄下采訪的全部內容，使之成為采訪者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員 的第一手寶貴資料。此外，作為普及于20世紀的新的傳播媒介，錄音機與攝影照片、攝 像機等都是不同于傳統文字傳媒的、作用于人的視聽覺與思維的歷史記錄新手段。這些 產生于20世紀的新媒體可以相互配合使用，從而使歷史調研的方式更為豐富充實，并且 能夠為后人提供更為真切、具體的歷史調查素材。

二、口述史學者的歷史闡釋責任

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從文化研究角度對傳統治學，也即歷史研究的客觀性 和文獻考證，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通過特定理論方法訓練的歷史學家用來鑒別真偽 或者事物客觀與否的尺度，已經使歷史學家帶有自身的主觀色彩。進一步而言，當史學 界自身的文化氛圍受到社會重大事件的影響或沖擊時，歷史撰寫便相應出現了新的變化 。這層變化無疑源于史學家自身的變化。與此同時，決定紀錄歷史“事實”的尺度又何 嘗不被文化氛圍所包圍著呢?不過對這些“事實”的不同闡釋反映了不同理論的爭鳴。 再者，傳統治學注重通過實際考察來證實和辨明歷史事實的真偽。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 究中心的學者不滿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實”為特征的傳統史學態度，認為這種史學態 度雖然注重實際，但他們的方法受局限于檔案調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對作證據用的 文字資料的過分依賴。

相比而言，口述歷史改變傳統治學的最重要之處在于，口述歷史使歷史學家的角色發 生了變化。歷史學者成了采訪者，“在重要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優勢。同時又發現自己 已然離開了辦公桌，分享著在人際交往上的經歷”[4](P222)。從主觀上講，史學者要 積極發揮自己能動的思考作用，不斷改進調研水平和采訪工作能力。從客觀上講，史學 者要盡力減少個人先入為主的判斷和偏見，并充分調動口述者展開回憶的積極性。具體 而言，史學者在每一個具體口述歷史項目上都要有周密的設計、規劃，如可以運用量化 社會學方法等；同時又要留有余地，避免先入為主地用一種理論來直接概括一個社會群 體的思想。要首先關心這個人文群體如何表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以及這個群體的價值 觀和行為方式如何。與此同時，史學者要不斷提高采訪技巧，從而減少偏見，包括利用 一定時間去研究了解人的記憶特征問題，認真對待口述材料和提高口述歷史分析技巧， 與歷史見證人進行良好溝通，尊重被采訪者的意愿，如不用其實際名字等等。

在上述方面，加利福尼亞大學(Santa Barbara)歷史教授簡·雪倫·德哈特(Jane Sher ron De Hart)對自己采訪工作所作的總結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范例。為了就美國當代歷史 上的男女平權修改條例問題寫一本書，德哈特在20世紀70和80年代，對北卡羅來納州贊 同與反對將男女平權修改條例寫進憲法的一百多人進行了采訪，并于1993年將自己采訪 后對歷史治學進行的思考發表在《美國歷史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德哈特記得，采訪開始她很自然地采用了傳統治學態度，也即首先找出能夠代表 歷史重大事件與人物的最準確最客觀的內容。其次，對有關信息的價值和可信度進行嚴 格審查。第三，將有事實可信度的信息加入歷史敘述中，擯棄驗證不合格的部分。[5]( P585)最后，將人的記憶看作是一種可以完全客觀處之的檢索系統。

德哈特一開始便出師不利：支持將男女平權修改條例寫進憲法的人不愿因走露自己活 動的風聲而影響事態發展進程，不愿與她交談。反對將男女平權修改條例寫進憲法的人 則因為德哈特的女權主義身份而不愿接受她的采訪。為此，德哈特改進了采訪策略。這 些策略包括與自己的男性采訪同事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一起，約見州議會發言人了解情況 ，仔細分析自己采訪對象的背景，作盡可能充分的采訪準備等等。但這些傳統做法并沒 有太大幫助。不久，德哈特認識到與被采訪者保持客觀距離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對于本 來就已經在意識形態、文化等方面與采訪者有距離的反對派來說，如果采訪者能夠表現 出同情心、并且努力感受被采訪者的思想情感，這被證明對工作是十分有利的。而對于 采訪者本人早已尊敬的女權運動積極分子，以及那些給予采訪者本人各種幫助、包括安 排吃住的人，再保持距離就顯得做作、甚至虛偽了。德哈特認識到：“不論保持距離與 深感同情的各自比例有多少，不論采訪者意識到與否，采訪者都必然置身于采訪中。” 為了合情合理地與口述者進行交流，而不是刻意呆板地與口述者保持距離，德哈特這樣 總結說，采訪者要有“富于同情心的耳朵，再配上仔細審查筆記和紀錄時有鑒別力的眼 睛”[5](P588)。

德哈特的第二點收獲關系到采訪中的對話與記憶問題。在詳細分析了采訪男女平權問 題必然遇到的一系列與性別有關的問題，以及美國政治圈子的操作特點后，德哈特總結 說，問題的關鍵是，每一個參與對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現出自己在社會、心理、以 及文化方面的偏見、觀點、和特有表達方式。德哈特指出，“不論自己意識到與否，這 些因素不僅影響到應答的信息，也影響到所提出的問題”。采訪內容是由口述者與采訪 者雙方的對話構成的，而且對話“絕不僅僅是檢索記憶”[5](P590)。德哈特采訪的是 一個正處于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事件，口述者與采訪者常常會一起對各種不同歷史陳述加 以比較。不同歷史陳述又會因歷史事件的新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德哈特指出，記憶本身 是一種“想象行為”，記憶行為是“一個富有創造性、建設性的過程”。德哈特及其同 事從有關對記憶的研究中認識到：“真理不僅存在于可以被現實證實的陳述中，也存在 于任何傳播意念的載體上。修飾語和事實本身一樣重要。”(注：針對人的記憶特征以 及有關“事實”與“修飾語”的爭論，德哈特建議參看Edmund Blair Belles，Remember ing and Forgetting: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Memory(New York:1988)，xi，Jo hn Murphy，“The Voice of Memory:History，Autobiography，and Oral Memory，”Hist orical Studies，22(Oct.1986)，pp.157-75.)[5](P592—93)

對話和記憶問題使德哈特自然聯系到采訪者與口述者雙方的文化問題。換句話說，史 學者自身受制約于一種特定的文化背景，而被采訪者群體也有一種人文背景。對口述歷 史的歷史闡釋包括對形成文本的文化的文化闡釋。德哈特將這一闡釋過程解釋為歷史建 設過程。為了做好歷史建設工作，采訪者要善于克服自身文化的局限，將采訪中出現的 文化問題與其他已經成文的資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例如，如何處理那些在采訪中常常 出現的、看來似乎并不重要的信息呢?德哈特認為，采訪者不能以先入為主的看法來輕 易否定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口述內容。有時一方認為是無知、非理性的陳述，并且也得到 社會輿論或其他文獻證據的支持，經過采訪后就不盡如此了。當采訪者聽到當事另一方 的私下陳述和看到當事人寫給立法官員的信件后，就會在比較中獲得一種新的邏輯和理 性。重要的是，口述證據與文獻證據同樣重要，而口述證據的獲得會使人更加意識到所 有證據都有局限性。

出現于采訪中的記憶問題、先入為主的觀念、說話人的特別用意等因素，都影響到口 述歷史的最后形式。德哈特在總結自己的采訪工作時說，采訪牽涉到如下幾項因素：進 行建設性采訪來獲得口述史構架，仔細分析關鍵內容，然后再將那些關鍵內容與文獻資 料的關鍵部分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史學者再重新撰寫一部歷史論述，解釋關于男女 平權修正案的分歧、女權主義，以及爭議雙方各自的文化世界的含義等。德哈特的實踐 總結表明，采訪者一方面要關注采訪中出現的種種人文特性，同時不應在種種不確定因 素面前退卻，而要盡力接受采訪內容的豐富信息，并對出現的各種新情況加以科學分析 。德哈特總結道：“作為歷史學者，我們要搜集到盡可能多的證據，同等對待文獻和口 述材料，對其加以比較驗證。當我們將零星散亂的證據編織成一部統一連貫、寓意深遠 的歷史時，作為口述史學者的經歷會使我們更加意識到自己在歷史建設中的行為的意義 。”[5](P595)

從當前治史看，美國歷史學者運用口述資源為素材撰寫歷史的情況已不鮮見，但各自 對處理口述資源的做法不盡相同。除了要對口述史調研情況加以說明之外，如何運用口 述資源取決于史學者的歷史闡述角度。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調研手段，雖然口述歷史有不 少傳統治學不能替代的特點，但也有其局限性，史學者要對其有選擇地加以運用是一個 常識。為此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認為，在審查口述資料時，要思考口述 陳述本身沒有反映出的歷史決定因素問題。這些因素也許存在于其他不同形式的相關歷 史資料之中，所以要將口述者的個人陳述與同期其它歷史素材進行比較分析。[4](P227 )

正是因為口述歷史伴隨有種種個人或地方色彩，以及采訪中可能出現的不確定因素， 口述史學者應在前言或者口述歷史之中進行解釋，這已經成為撰寫口述歷史的一個重要 步驟。讓我們再來看看《阿帕契史詩：歿》這部口述歷史的例子。作者伊夫·波爾首先 在前言中介紹了自己如何在經過四年不懈努力后終于得到第一次采訪阿帕契酋長的機會 。然后波爾這樣介紹了自己對口述材料的態度：“無論證據是否與我的觀點一致，我都 按照我發現它的樣子將它呈現出來。”[2](PXXI)她還在前言結尾處專門寫給讀者的注 解中表明，《阿帕契史詩：歿》運用了四種不同表達方式：

作者的幾個出自口述來源的敘述在很少或沒有經過任何編輯的情況下被再現出來。由 于要將兩種或更多資料結合起來，作者對其它的口述內容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動。因為有 些地方既不適合于將作者與她的口述史提供者的簡短對話合并到講述內容中，也不宜將 其縮減到注腳中，所以這些對話穿插在整部書中。最后是作者的歷史敘述。[2](PXXIII )

保羅·布爾撰寫《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角度是寫思想史的角度，此書是對美國20世 紀左翼歷史思潮的一個重要分析。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一個抽象嚴肅的問題：“馬克思主 義在美國歷史上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3](P9)他的歷史闡述運用了報紙雜志等歷史文 獻、檔案館資料、口述歷史、和一些重要的歷史理論著述。布爾在著作中并沒有提到很 多口述歷史個例，他顯然已經將對口述歷史的大部分分析融合在自己的歷史陳述和理論 分析之中。但他在前言中特別強調自己參與了“美國左翼口述歷史”調研項目、口述歷 史在此著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口述者與他本人的親密關系。最后，布爾將自己的著作奉 獻給“美國左翼口述歷史”調研項目的工作人員和后期被采訪者。這些都充分說明了作 者對口述者的高度重視，以及口述歷史對作者進行歷史闡述的重要作用。

三、口述歷史的理論探討

口述歷史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或左翼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產物。持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 觀點的史學家們有一個雖然不很穩定的共識，也即具有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社會主義思想 前提的歷史觀要服務于當前和未來的政治。他們最關心的是揭示階層、性別和種族矛盾 上的深刻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更為理想的社會體系。從文化研究角度看，口述歷史 的人文性同時反映在作為人文群體的口述者和史學者雙方的文化背景上。如前所述，口 述歷史學者十分關心教育者或知識分子在知識創新與積累中的作用。他們一方面關心社 會問題，要發掘和利用大眾或多元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明確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游離于 社會關系之外，這一認識對有效進行采訪尤其重要。他們對自身社會存在有明確的認識 ：自己屬于中產階級，是社會中堅力量，同時又有自身在歷史調研中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學者多有工人文化背景，往往與采訪對象有 強烈認同感。他們無疑有馬克思主義注重工人階級推動歷史前進的思想，同時又要將這 一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其他西方人文傳統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關心工人生活，關心大眾 文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現實西方民主政治斗爭體系來為自身利益服務。這也就構成 了他們圍繞權力問題展開文化討論的重要理論特點。[4](P227)從教育機構本身來講，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僅關心口述歷史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改良作用，也很關心如何使口述 歷史的知識能夠反饋到為普通人或工人利益的服務之中。他們強烈希望促成工人文化及 其社會存在對教育和知識的創新和積累產生直接影響，因此特別關注教育機構與地方社 區的關系，以及如何在社會上擴大工人階層影響的問題。

與此相比，美國學術界不僅將口述歷史運用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上，更主要是把口 述歷史理論與美國多元文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美國當前所面對的多元文化被看作是美 國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也是威脅所在。多元文化的內容既可以在西方人文傳統之內，也 可以在其外。美國史學家們沒有英國左翼史學家那種要使口述歷史近乎純粹地完全服務 于工人階層的焦慮。對于被采訪者，有一些人認同，有一些人則不認同，或者持保留態 度。與此同時，在大眾文化層面上，有關學者毫不猶豫地運用口述歷史為理解和認識現 實社會的變化、促進社會自身的交流與認識服務。

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爭鳴的角度出發，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學者對美國口述歷 史的工作也存在非議。大家知道，有關社會分工問題，或者說，社會分工是否就是不合 理地擴大了不平等和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問題，是西方歷史及社會學討論的一個重要理論 問題。社會分工問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討論中被看作是現當代工業化社會的弊端，它限 制了人的自由發展，從人的經濟和社會存在上肯定和促成了人的不平等以及不和諧關系 。當然，也有肯定社會分工的理論，其最著名學者是西方社會學奠基者、法國人奧古斯 特·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注：奧古斯特·孔德有關社會分工、尤其是 建立在性別基礎上的社會分工理論在婦女研究領域受到批判。有關孔德對我國的影響， 參見鄭杭生、李迎生著：《中國社會學史新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與這一 理論探討相對應，經濟高度發展的美國正是精密復雜社會分工的典型代表。對多元文化 的研究是進行合理社會分工的重要依據。與此相關，美國出現了不少由政府贊助、耗資 巨額的口述歷史項目。對此，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學者有如下評論：

這類項目的關鍵特征是它們傾向于強化社會分工、更確切說是使社會分工更加多樣化 。這里的社會分工不僅指研究主體和對象的區分，而且在研究人員中也存在著那些撰寫 、思考和從理論上構架項目的人與主要管理項目者的區別。在美國這類分工的程度已經 到了如此地步，人們可以一方面設計出一個研究項目，然后再雇用一個商業公司去從事 實際操作。[4](P249—250)

當然，美國也有縮小不平等差別的做法。當代美國女權主義歷史學家們明確提出，“ 歷史不可避免地關系到政治，而我們的研究就反映了我們的政治”。用美國著名社會主 義歷史學者艾麗絲·凱斯樂-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的話來說，“對于我們中 的許多人來說，歷史就是探索社會變革的本質”[6](PXV)。應該看到，這里談到的變革 思想并非指要開展突發性激烈社會運動，而是指不斷就具體情況展開理論探討和社會改 良工作。婦女史學者的工作包括緊密圍繞婦女問題開展的一系列研究和探討，而探討的 目的主要是為了了解、認識、和尋求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方法。

如果就此來小結一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有關口述歷史理論的話，其重要科學論 點有兩點。

第一，口述歷史研究具有社會現實意義。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特別強調， “一定要同時成為關注現時的歷史學者”[4](P205)。他們認為傳統歷史研究過程被看 作是史學家與“他的證據”之間的對話過程。這種史學的致命弱點是把歷史事件看成是 已經消亡并且與調研無關的存在。[4](P221)時至今日，再現過去的渠道不斷增加：各 級國家機構發布的文件、教育學術界出版的專著、國家博物館和藝術館等的陳列內容， 影視傳媒、由出版商掌握的各種歷史性書刊和出版物、地方志以及各種協會和組織的出 版物和口述歷史等。[4](P242)在英美，所有這些機構組織的歷史態度并非和諧一致。 它們共同反映出的是一幅復雜和充滿矛盾喧囂的畫面。左翼史學家有一個明確的歷史態 度，那就是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關注現實社會與大眾文化的發展。

第二，與第一點密切相關，口述歷史研究具有變革現實的意義。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在 于它飽含“作為社會發展進程的大眾記憶”[4](P242)。對于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來說 ，大眾記憶的最重要意義在于，它可以成為政治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因為，大眾 記憶引起人們對過去和現實之間關系的關注，而不僅是對過去的關注。正是由于過去活 生生地存在于現實人們的記憶中，它必然能夠發揮影響現實的重要作用。口述歷史的這 一性質可以幫助人們去質疑現存體制中的問題，努力消除社會上階層、性別和種族矛盾 上出現的嚴重問題。不僅如此，發現新的歷史素材或者說歷史證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歷史變化本身：“由當代社會事件引發的政治或理論興趣所產生的變化，比新歷史 材料的發現更能導致產生歷史闡釋的重大變化或歷史撰寫的新路子。”[4](P225)英美 的口述歷史構成了關注現時和探索社會變革本質的有利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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