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自從進入文明史并形成社會以來就有了對疫病的記載，而每一次大規模的疫病都給它影響所及的人類社會留下深刻印記。疫病是隨著人類進入農耕社會形成較大規模的聚居而發生的，并往往隨著族群遷徙，商貿往來，征戰侵掠而傳播。疫病對人們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對科學和文化的認知、思想與世界觀的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促進了各種社會的轉型。

例如，希臘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紀曾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并與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區有了較頻繁的來往，但疫病也隨之傳來。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羅奔尼撤戰爭及戰爭中爆發的多次大瘟疫給了古典文明以巨大沖擊。文明的中心雅典據說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蘇格拉底在這場危機中從“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的命題開始，探討個人的道德與知識追求。“醫學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傳說在這場瘟疫中采用了正確的防治方法而名聲大著。此后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成就達到了又一個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開始向“希臘化”的世界性文化演變。

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達到了它的最大擴張極限，地域橫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現了被稱為“安東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據傳帝國的人口減少了1／3。羅馬的“黃金時代”自此結束。當時的羅馬皇帝馬司·皋勒留寫出了《沉思錄》，表現了對人生的消極態度，認為人是自然機體的一分子，要服從自然的規律。基督教在此的影響迅速增長，尤其是耶穌治病救人的事跡在此時頗能打動人心。羅馬帝國公民的自豪感開始讓位于對個人拯救的關心和對整個世界所有人命運的思考。

公元6世紀，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開始了“收復失地”的遠征，但隨之而來的是帶來了一場被稱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續到8世紀。有人估計死亡人數超過千萬。這場瘟疫影響到這次收復失地的失敗，由此使歐洲東西方的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歐洲西部諸國將羅馬皇帝與希臘正教的文化拋在一邊，開始建立自己的“帝國”和宗教權威、羅馬教會與教皇，并形成了西歐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對歐洲及世界影響最大的瘟疫流行發生在14—17世紀，這場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紀從地中海地區傳到歐洲大部分地區，這場被稱作“黑死病”的瘟疫產生的影響更是歷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歐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擊。黑死病涉及地區人口死亡多達1／4甚至1／2，造成了勞動力的奇缺，封建莊園主對農奴的人身束縛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級制的土地占有關系也難以維持，土地的個人所有權與自由勞動力雇傭關系和貨幣地租的發展，人對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價值觀念在這場瘟疫的沖擊中開始發展，人文主義的思潮涌現出來。薄伽丘的《十日談》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寫成的。文藝復興正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這也是由于天主教會傳統的信條和儀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顯得軟弱無力，許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環境中拯救自己，文藝復興的思想對他們就有了強烈的吸引力，因為它表現了人對健康、完美與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紀從德意志爆發的宗教改革運動也是在瘟疫的陰影下醞釀的。16世紀初德意志瘟疫橫行，當時的許多畫幅描繪了死亡瘟神到處橫行，降臨到每個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會卻在出售贖罪券斂財，這是激起民眾普遍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醫生的地位較以前更被重視，而醫生是當時主要掌握自然科學知識的人。哥白尼、帕拉賽爾蘇斯、塞爾維特、諾查丹瑪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醫而知名的，尤其是他們研究和醫治過瘟疫。他們的名聲也使他們的科學思想得到發表和傳播。陳舊的醫治觀念與巫術雖盛行一時，但終因無效而逐漸被較為科學的醫療方法取代。人們開始接受疏散、隔離、洗手，注意飲食衛生、干凈的飲水、新鮮流通的空氣等生活方式和觀念，一些地方和國家當局對于防治瘟疫是否關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紀各種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對統治者進行評判的一個主要方面。

瘟疫在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國史學家拉杜里稱之為“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隨之而來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們帶來的疫病成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殺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狀態下，對外來的疾病毫無抵抗力，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陸續死亡。農業發達的墨西哥死亡人口達90％，秘魯達70％以上，加勒比海地區本地人則完全滅絕，這就為歐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條件，但也造成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此之前，歐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據點，但卻由于無法抵御熱帶疾病不能深入內陸，于是就想出來販運非洲黑人到美洲當奴隸的辦法，上千萬非洲黑人被運往美洲，特別是運到加勒比海地區、巴西等美洲本地人滅絕殆盡的地方。當然，美洲也將梅毒等疫病傳到歐洲，最初它是一種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癥，后來才衰減為一種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現對歐洲近代性倫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響。此后，歐洲殖民者對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當地居民的大多數因其帶來的疫病而死亡。而與此同時，歐洲殖民者對亞洲的入侵，則因為“亞歐大陸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數千年歷史，沒有造成大的疫病，歐洲人將亞洲殖民化的企圖終未成功。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擴張也帶來了疾病的全球一體化，它影響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優勢地位。當然這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是“西方社會”首先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并在較大范圍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在世界歷史上幾個重大轉折的關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是有著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和流動，國家社會活動范圍由于領土擴張、征戰、商貿而擴大，戰爭、饑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會的衰敗使國家或社會管理體制僵化無能，人心渙散，舊有的文化與知識傳統(包括巫術、迷信和錯誤的防治方式)不但無法應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負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沖擊又往往大大加強了以上諸因素造成的危機。歷史上的人類社會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變以應對重大危機的挑戰，如通過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減少或停止勞民傷財的征戰擴張，改革國家社會的統治管理體制或進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觀重新整合社會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環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學秘密，提高人的身體與精神生存質量，采納更先進和符合衛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會生活中重視對周圍的人與環境的關懷等。在古代與中世紀，人們對疫病的認識與應對是艱難、曲折、緩慢的，但如果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以正確的方式應對克服伴隨疫病而來的挑戰，這個社會與這種文化就會衰亡，反之這個社會與文化就會延續發展。在解開許多古代文明的興亡之謎時，疫病是值得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代社會盡管有了先進的科技與醫療手段，但從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說明人類與疫病的斗爭仍將繼續下去。以史為鑒，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討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