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導力量，起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國的資產階級則由于種種難以避免的弱點，無法承擔中國近代化主干載體這一歷史使命。但是，這并非意味著它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無所作為。本文擬從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予以具體說明。

—、資產階級與政治近代化

在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這一階級的主體不可能發揮主導作用。所謂資產階級主體即工商各業資本家，他們由于身家財產的拖累和傳統觀念的羈絆，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實現民主共和會引起動亂，危及其經濟利益，因而在革命發展到高潮之前，資產階級大多持反對態度，支持者為數甚少。他們贊同立憲派的主張，希望通過敦促清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變君主專制政體，實行君主立憲。與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變革相比較，君主立憲無疑具有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應看到，以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憲取代封建君主專制，也屬于中國政治近代化的范疇，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就此而言，資產階級支持立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具有推動政治近代化發展的作用。

從資產階級支持立憲的主觀愿望，可以看出其改變封建專制制度的強烈要求。資產階級的輿論工具《華商聯合會報》曾載文一一列舉封建專制的弊端，并闡明這些弊端“皆上病國，下病民，而商界實先受其病”(《上都察院書》，《華商聯合會報》第7期。)。資產階級希望以開設議院獲得監督行政、財政和立法的權利，實質上是要改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

對于政治近代化與經濟近代化之間的辯證關系，資產階級當然難以獲致全面的理解，但他們從直觀上意識到不實行立憲，民族工商業就不能得到迅速發展。蘇州商會的杭祖良和上海商會的沈縵云代表全國工商界呈遞的敦請速開國會書，即曾說明國會召開與工商業發展有著密切關系：“洋貨之輸入，惟國會能設法以抵制之，外人之要求，惟國會能侍民氣以抵御之?！瓏鴷婚_，商困莫挽，則商情之渙，商業之衰，必視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勢?！?《時報》1910年7月21日。)

資產階級支持和參加立憲運動，還體現了較強的愛國熱情。商會在號召海內外華商參與國會請愿運動時，即特別強調：“今天下之禍變亟矣，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維再四，知非國會無以通上下之情，無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擬海內外華商聯合請開國會書》，《華商聯合會報》第4期。)因此，敦促清廷速開國會以實行憲政，又是資產階級致力于救亡圖存的一項具體措施。而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特殊歷史條件下，救亡圖存的民族運動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支持立憲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還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并參與諮議局的活動。毫無疑問，地方自治和諮議局的出現，都是中國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進的具體表現，反映了資產階級在這一進程中的積極影響。

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疏遠甚至反對變革封建制度更為徹底的革命運動，又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不過，資產階級對待革命運動的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武昌起義爆發后，革命運動以沛然莫遏之勢發展到高潮。許多地區的資產階級轉而支持革命，發揮了積極作用。例如，武漢資產階級在起義的次日即公開聲明站在革命一邊，向起義軍提供財政援助，并組織商團協助軍政府維持地方秩序?！瓣栂膽馉帯逼陂g，武漢商團又協同起義軍抗擊南下鎮壓起義的清軍。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在武昌起義后，經革命黨人聯絡和爭取，直接參加了起義，曾會同革命黨人進攻江南制造局，為上海獨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獨立之后，各業商人紛紛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緩解了都督府的財政困難，商團則承擔了維持地方秩序的職責。

更多地區的資產階級雖然只是鼓動和平獨立，但對于壯大革命聲威，加速清朝的滅亡同樣產生了積極效果。上海獨立后，蘇州商會、商團領導人多次面謁江蘇巡撫程德全，要求宣布獨立，脫離清朝統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軍數十人開赴蘇州，蘇州商團“袖綴白布，均甚歡迎”。在資產階級及各方面壓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蘇獨立。10月底廣州商界舉行集會，認為“舊日專制政府政治勢力已失，共和政府勢力已成，……應即承認共和政府?！?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頁。)會后，推舉代表向兩廣總督張鳴岐轉達商界承認共和政府之決議，同時向革命黨人“宣達”商界的政治態度。當日下午，商界各團體再次集會時，有人樹起“廣東獨立”的白旗，許多商店也懸旗掛燈以示慶賀。最后，張鳴岐也迫于壓力不得不于11月9日承認廣東獨立。

上述事實表明，資產階級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這一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步驟中，也曾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為時不久，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即又表露出來。當袁世凱督率北洋軍占領漢口、漢陽，與革命黨人開始談判時，曾公開支持革命的武漢資產階級聲稱：“現擬結一難民團，不問其為何政府也，但知有撫我者而歸附焉”(《時報》1911年11月13日。)。專注于一時經濟利益得失的資產階級，顯然已淡化了追求政治近代化的熱情。他們希望袁世凱能盡快實行統一，以便挽回戰爭造成的損失，為此不惜脅迫孫中山讓位，幫助袁世凱竊取革命的勝利果實。

袁世凱上臺不久即大肆絞殺革命力量，1913年3月更密謀刺殺了宋教仁。革命黨人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資產階級唯恐戰事又起，試圖再次脅迫孫中山等革命領袖向袁世凱妥協。6月，上?？偵虝匀珖虝摵蠒偸聞账拿x，要求孫中山放棄武力討袁?！岸胃锩北l后，資產階級懇請袁世凱“率師討賊，萬勿再誤時機，陷民水火”(《申報》1913年7月28日。)。同時，還秉承袁的旨意，“斷絕一切與叛黨之經濟關系”，以“速平禍亂”，極不光彩地充當了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的幫兇。

但是，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運動中，資產階級又與其政治代表站在了一起。其原因在于，袁世凱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之后，轉而大肆敲詐盤剝工商業者，尤其是不顧全國輿論反對，一意孤行復辟帝制，引起資產階級所擔憂的時局動蕩。因此，護國戰爭爆發后，資產階級積極予以支持，向護國軍提供各種援助。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圖賴在總統寶座上，資產階級又相繼通電逼袁退位?？梢哉f，在護國運動中資產階級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資產階級在清末民初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護國運動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現可以看出，其在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錯綜復雜。他們時而成為推動政治近代化發展的社會力量，時而又扮演了阻礙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反面角色。這種現象看似矛盾，實際上是與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素質與性格相吻合的。

二、資產階級與經濟近代化

在經濟近代化方面，資產階級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盡管中國近代工業是以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通過洋務運動而肇始，但洋務運動中后期出現的許多“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民用企業，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資。如果沒有商股，這些企業根本無法創辦，更談不上發展。因此，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得以出現第一批工礦、交通、電訊企業，民間資本家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產者還開始興辦私營近代工礦企業。雖然處境極為艱難，但不少資產者堅持在逆境中奮斗，仍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斷獲得發展。到1913年，民間私人產業資本（包括制造業、礦業、鐵路、航運業）已達到1．54億余元，大大超過了包括官督商辦企業資本在內的國家資本，在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中明顯占居主導地位。

在資產階級的直接推動下，社會經濟生活也日趨向近代化發展。清末，各地資產階級主辦的勸工會、工藝會、商品陳列所、商業勸工會、勸工博覽會、勸業獎進會如雨后春筍，層見迭出，使傳統行會畏懼和限制競爭的習俗日見式微，勸獎競爭之風則日漸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準，江蘇、上海資產階級具體籌備，在南京舉行的南洋勸業會，已粗具全國性商品博覽會的規模，是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向近代化發展的重要體現。前往南洋勸業會參觀訂購商品者達20余萬人次，日本和美國實業界也聞訊先后派出代表團來南京參觀考察。

不僅如此，清末的資產階級還開始走向世界，先后參加了約20次國際商品博覽會。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國際博覽會上，中國商人送展物品獲獎達256個，其中4個卓絕獎、58個超等獎、79個優等獎、65個金牌獎、60個銀牌獎、17個銅牌獎和6個紀念獎(《意大利會場之中國出品》，《東方雜志》第8卷，第10期。)。對于經濟發展相當落后而且又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環境的中國資產階級來說，取得這樣的榮譽實屬不易。

發起抵制洋貨運動，既是資產階級從事的反帝愛國政治斗爭，又是其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推動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的一項有效措施。第一次大規模抵制洋貨，是爆發于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由于美國政府拒不廢除已經到期的迫害華工禁約，并一再脅迫清政府簽訂新的苛約，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怒。上海商務總會于5月率先倡議“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以伸國權而保商利”。同時，通電全國各埠商會，“祈傳諭各商知之”(蘇紹柄輯：《山鐘集》，第28頁。)。緊接著，全國各地的資產階級一致表示“全體贊成”。甚至許多中小城鎮的商人也聞風響應，表現出極大熱情，使這場斗爭很快從通商大埠擴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鎮，達到前所未見的高漲聲勢和普及程度。

抵制美貨運動的廣泛開展，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對華的經濟滲透，也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抵制美貨的當年和以后的兩年中，美國對華出口商品總額持續急劇下跌。1905年為5700萬元，1906年為4400萬元，1907年為2600萬元(參見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上冊，第359頁。)。美國在華資本家無可奈何地哀嘆：“中國不用美貨之舉動堅持不懈，美國各廠家須閉歇六閱月。(《時報》1905年11月9日。)資產階級當中一些有識之士則借此時機大聲疾呼：“今為抵制美約，不用美貨，辦法文明，民志齊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貨，杜絕外貨之機會。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對中國商業之發達，借此一舉?！?《時報》1905年8月4日。)如所周知，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棉紡、面粉等工業都得到了長足發展。

收回利權運動是資產階級推動中國經濟近代化發展的另一項重要措施。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瘋狂劃分勢力范圍，大規模掠奪中國的鐵路修筑權和礦山開采權。無數利權旁落外人之手，不僅嚴重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生死存亡。當時的有識之士即已意識到：“經濟為國家之生命，生命之權既操縱于外人之手，彼更進而以開港場，施行政治，侵我主權，……由經濟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國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國與世界之經濟問題》，《四川》第3號。)于是，為維護利權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同時也為了救亡圖存，資產階級協同各界愛國人士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收回利權運動。

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是一個國家經濟近代化能否發展的關鍵，因而收回利權運動以收回路權首開其端。自1904年起，許多省份的資產階級相繼自籌股份，成立商辦鐵路公司，自建鐵路以保利權。同時，通過不斷斗爭先后收回被帝國主義強行攫取的粵漢等鐵路的修筑權。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對商辦鐵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為了獲得列強的貸款以解救其財政危機，清政府又不惜出賣路權，要求商辦鐵路公司借債筑路，為帝國主義控制鐵路大開方便之門。此后，許多地區的收回路權運動發展成為反對清朝出賣路權，拒絕奴役性借款，堅持商辦鐵路的斗爭。到辛亥革命前夕，更進一步激化成為導發武昌起義的鐵路風潮。

收回礦權運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并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在山西，資產階級在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國侵略者奪取的諸多礦權。安徽紳商經過力爭，也收回了銅官山礦權。此外，四川、山東、黑龍江等省的資產階級都在收回本省礦權的斗爭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

盡管資產階級在收回利權運動中曾表現出軟弱、動搖乃至妥協等等弱點，但以其為主導開展的這場運動，明顯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如收回路權運動的興起，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辦鐵路的熱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國主義劫掠中國鐵路的侵略行徑。雖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爭，如收回蘇杭甬路和津鎮路的斗爭未能完全實現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復失（如粵漢路），但整個運動卻直接導致了全國十數省商辦鐵路公司的成立，擴大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實力，形成抵制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礦權方面，1907至1911年中國先后收回了被帝國主義強行霸占的9個重要礦產的開采權，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為民族資本主義礦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收回利權運動還促使愛國的工商業者更加關心國家的興衰，紛紛起而投資興辦近代工業，維護利權，從而帶動了中國整個民族工業的發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況說明，資產階級在中國經濟近代化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發揮了突出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不能不看到，資產階級所具有的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弱點，使其無法真正獨力承擔實現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歷史重任。到20世紀上半葉，民族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與強大的封建經濟相比極端微弱。在經濟實力上，與在華的外國資本也難以抗衡。就總體而言，資產階級遠未使中國的經濟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資產階級與教育近代化

對于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展，資產階級也曾產生過一定的積極影響，這一點過去往往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紀下半葉，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即比較重視發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變法之后，由狀元轉而投資興辦實業的張謇，還創辦了師范學堂，附設測繪、蠶桑、農、工等科，后又創立吳淞商船學校和鐵路學校。但是，這一時期主要還只是限于輿論呼吁，象張謇這樣直接創設新式學堂者尚不多見，當時的工商業者中絕大多數對教育近代化的作用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到20世紀初，隨著經濟實力的逐漸發展，以及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學的進一步傳播，資產階級的思想認識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對中國工商業頹萎疲敝現狀的重新反省，使他們逐步意識到，發展近代教育和啟迪商智，對振興民族工商業有著重要影響。他們深感“商業之發達，由于開商智，商智之開通，由于設商學。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盡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識之弊，于商務前途關系誠非淺鮮?！?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48卷，第66頁。)此外，他們還將發展新式教育與國家的強盛聯系在一起，認為“各國強弱之分，文野之別，視全國人民就學之多寡為斷”?！皟Σ哦速噷W堂，生利必資實業”，要使中國走向富強，就必須“廣興教育，以培養人才”(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92卷，第10—11頁。)。從自身利益和國家盛衰兩方面認識到發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這正是20世紀初資產階級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礎。

對于發展新式近代教育，當時的資產階級還具有十分強烈的時代緊迫感和責任感。他們表示：“時至今日，所謂商戰世界，實即學戰世界?！匍喪?，而我商界之面目仍舊，恐華商無立足之地，至時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3卷，第30頁。)因此，新成立的商會等資產階級社團，即將發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實業教育作為一項重要活動內容。例如，蘇州商務總會表示，凡有發起設立商業學堂或別項新式學堂者，“本會當實力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務總會特別強調，商學不講，致遇事牽掣，亟宜妥籌經費，創辦商務學堂。上海商務總會成立伊始，也表示應隨時酌議設立商務學堂，以期造就人才，振興商業。

不久之后，還出現了許多由資產階級所組織的致力于教育發展和管理地方學務的社團。例如杭州的商學公會，“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為“研究商學，交換智識，以冀商業之發達”。該會的具體活動內容包括：一、研究商學、商法，講求專門商學；二、編輯商務雜志；三、延聘精于商學、商法及專門科學之人員講學，設立商業學校；四、聯絡各處商會，以交換智識，互相商榷(《杭州商學公會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第7—8頁。)。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學公會，以“研究商學，維持商律、商規，以冀商業之發達為宗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上冊，第307頁。)。短短一年時間內，會員即達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學公會，也是工商界活躍人物組成的文化教育團體。原名江蘇學會，后改為江蘇教育總會的社團，同樣屬于以工商界頭面人物居主導地位的組織。著名資本家張謇任會長，蘇州紳商王同愈任副會長。該會比較注重建立師范學校，培養教員、管理員，推廣小學校，以謀教育之普及，同時也努力“勸設實業學校，養成農工商實業之才”。此外還“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類新式學校均重視體育，并辦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預備地方自治”。

蘇州資產階級于1905年成立了學務公所，其職責和具體活動為：“甲、調查公立各學堂之校舍、課程、經費，以期逐漸統一；乙、管理賓興、公車、紫正書院及其他各項公捐學堂之款；丙、養成教員、管理員；丁、推廣小學；戊、注重實業教育，提倡軍人資格?！?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92卷，第21頁。)涉及的面如此之寬，儼然是一個全面管理學務的組織機構。尤其是在培養新式學堂師資方面，學務公所作出了比較顯著的成績。它成立之后即創辦了公立師范傳習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學員畢業，為各個學堂源源不斷地輸送了新式教員。1907年，因學務公所改為學務總匯處，蘇州紳商又聯合學界人士創設教育會，作為參與領導和管理蘇州地方學務的民間團體。該會“注重義務教育，推廣城鄉各處初等小學堂，以養成國民道德之初基”，并“勸辦簡易識字學塾，冀使識字人數日多，藉速憲政之進行”。另還“開法政、警察等研究會，養成城鎮鄉舉辦自治人才”。在提倡實業教育方面，進一步“勸令各學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農工商等科，以期養成人生必須之智識技藝”(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92卷，第109頁。)。

上海的學務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參與創立的教育團體。該公所的發起者系米業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還擔任學務公所的總理兼文案員。其后，他又發起成立教育研究會，并出任會長。光緒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會與滬學會合并，聯合各學董、各學校校長共同組成上?？h教育會(《上?？h續志》卷九，“學?！?，上海南園民國七年刻本。)。

當時的資產階級不僅參與管理地方學務，有些還直接創辦了新式學堂，為推動教育近代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周廷弼在無錫周新鎮開辦廷弼學堂、盧洪昶在寧波開辦商德學堂、胡元炎在長沙開辦明德學堂、鄭錫光在福州開辦中等商業學校等。不少商會也曾先后興辦商業學堂、實業學校和初級小學堂。見于明確記載的有天津商務總會主辦的中等商業學校、江西商務總會主辦的商徒啟智學堂、蘇州商務總會主辦的實業學堂、通崇海泰商務總會主辦的銀行?？茖W校及商業學校、上海商務總會主辦的商業學校、常州商務分會主辦的半日學堂、江蘇川沙商務分會和梅里商務分會主辦的初等商業學堂等。

有些行業的商人，也聯合集資創辦實業學校。例如在蘇州，紗緞業商人于1905年通過蘇州商務總會呈文商部，說明“儲才端賴學堂，生利必資實業”，稟請設立初等實業學堂。商部批示：“我中國商務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無人才，而其故由于無學堂以為儲才之地。今該商等擬就紗緞一業公立初等實業學堂，且足為各業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許。”(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109頁；第93卷。)1907年，蘇州經緯業商人認為“近數十年來，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業之所以不競，實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43卷，第53頁。)，也呈請農工商部準允創立了初等小學堂。很顯然，資產階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

四、資產階級與近代城市的興起

古老的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發展，是近代化的綜合表現之一。在中國，近代城市的興起，有著多方面復雜的因素發揮作用，而資產階級的努力無疑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事實證明，商業的發展對城市的變化與繁榮有著重要影響。廣大商人致力于民族資本主義商業的興盛，不斷推動許多城市出現新的商業區，并帶動城市建設的發展，由此使其逐漸形成繁華的近代都市。以漢口為例，雖然它很早就被譽為中國四大名鎮之一，但同樣是城區狹小，道路狹窄，房屋低矮，其格局與其他舊城市并無多大明顯差異。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漢口商人十分活躍，使漢口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商業極為繁榮，原有城墻劃定的狹小城區范圍遠不能適應需要，于是折除了舊城墻，開辟新城區，許多新馬路如歆生路、民意街、自治街、華景街等很快建成，鱗次櫛比的新式樓房沿街而立。時人驚訝地描述說：“從前為人跡罕到之處，近則輪軌交通，店鋪林立，幾令人不可思議矣?！?《夏口縣志》，卷十二，交通志。)城市公用事業在這一時期也得到相應發展。1900年，被長江分隔為兩城的漢口武昌間汽船輪渡開業，1904年漢口電話公司創立，約三年后漢口既濟水電公司也建立，開始使用自來水和電燈。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在資產階級的努力之下，作為一個近代城市的漢口正逐漸形成。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設市政機構和公益事業等方面，資產階級也發揮了令人矚目的作用。

20世紀初，資產階級為爭取參政、議政，獲取一部分地方行政權，成立了許多地方自治團體。其中成效突出、影響較大的當屬上海商辦自治團體。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懷珠、李平書等人呈準創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凡編查管理戶籍、注冊轉讓地產、登記翻造房屋、開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維修添設路燈、募訓設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稅等，均由總工程局負責管理。1909年，總工程局改組為自治公所，仍屬資產階級自治機構，而且權限得到進一步擴充。上海獨立后，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馬改名組成上海市政廳，由以前擁有一部分地方行政權，受清朝地方官府監控的民間市政機構，發展成為正式的資產階級地方行政機關。

資產階級自治機構成立前，上海并無專門的市政機構，“所有清道、路燈、筑造橋路、修建祠廟、舉辦團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機關同仁輔元堂經辦”(蔣慎武：《上海市政的分治時期》，《上海通志館期刊》，第2年，第4期。)。1895年12月，因興建南市馬路，奏準設立了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1897年馬路建成，該局改稱南市馬路工程善后總局，始有常設市政機構之雛型。此后，又于1898年創辦吳淞開埠工程總局，1900年設立閘北工程總局。這些機構的職能雖不僅僅是筑路，而且逐漸有一些紳商參與其事，但它們基本上是上海道的下屬衙門，還談不上是完備的市政機構。直至1905年，資產階級接收南市馬路工程善后總局，改組成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擬訂詳細規章，設置各項機構，擴充職權，承擔了包括學務、衛生、治安、道路工程、農工商務、善舉、公共事業、財政以及其他循例向歸地方紳董辦理的所有事宜，才使上海有了粗具規模的市政機構。

在改變上海舊城的落后面貌，將其建設成為近代都市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資產階級自治機構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據《上海市自治志》“工程成績表”統計，總工程局在四年的實踐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余條（段），修理、拆建橋梁50余座，新辟、改建城門3個，疏浚浜河9處，修筑駁岸7個，修造碼頭4座。此外，還招商創辦上海內地電燈有限公司，從外商手中收回自來水公司歸為商辦。自治公所在市政建設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共辟建、修筑道路40多條（段），修理、拆建橋梁10余座，新辟和改建城門6個，建造駁岸3個，碼頭6個。

市政廳時期也曾新修馬路，筑橋填浜，如修筑新閘橋，拆除十六鋪橋，填平淤浜，鋪軌行車，在肇嘉浜、徐家匯等處分筑干支馬路。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廳還主持拆除舊城墻，改變了上海城市的古老面貌。在此以前，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李平書曾三次提出拆毀舊城墻，開辟新城區，因贊成者甚少而未果。1911年底，滬上各團體紳商在救火聯合會開會，李平書再次“痛陳拆城之有利無害”，與會者表決主拆。會后，將拆舊城墻決議告以都督府都督陳其美，獲大力支持。遂由市政廳具體籌備，“商團及救火員各自出資，星夜購具”，先拆大、小東門，“不旬日而全城盡拆矣”(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76頁。)。舊城墻的拆除，為建設近代化的上海都市創造了條件。

蘇州資產階級以行政街區為單位組織的基層自治機構市民公社，在市政建設和管理城市生活方面也作了許多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有關史料記載市民公社“克盡義務”，“凡清道、繕路、通溝、燃路燈、次第畢舉?！袕那半[患，一掃而空，故在地鋪商，咸覺平安無事?！?《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59—60頁。)因此，商人紛紛贊譽：“馬路新筑，交通日盛，東西洋商，各省仕紳富庶，俱集于此，觀瞻所在，我蘇省治象商情，關系豈淺鮮哉！”(《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60頁。)

有些著名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其所在地區近代城市的興起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張謇的名字，即與近代南通的崛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位于江蘇長江以北的南通，直到1895年以前，不僅沒有一家機器工廠，連手工業作坊也為數不多。但甲午戰爭以后，南通近代工業迅速興起，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首先是紡織業，繼而是碾米、榨油、電氣、火柴、航運、墾牧等一系列近代企業的興辦，然后是各級新式學校、博物苑、圖書館、劇場等許多新型文化教育事業的創建。南通很快作為一個輕工業和文化比較發達的城市，出現在經濟一向落后的蘇北，其發展速度和規模在當時不能不令人驚嘆。

甫及今日，人們也不會否認，南通近代化的發展，幾乎在各個方面都體現了張謇的辛勤努力，凝聚著張謇的心血。具體說來，在工業方面，他以大生紗廠為核心，建立了以棉紡織為主體，包括工業（冶鐵、供電）、手工業（磨面、榨油、罐頭）以及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企業；農業方面，他以通海墾牧公司為起點，建立了以黃海墾殖為主體，包括大有晉、大豐、中孚、遂濟、通遂、通興等20余個墾殖公司和農會、水利會、棉業試驗場、天生果園等；教育方面，他以通州師范為核心，建立了以師范教育為主體，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學、小學、專門技藝學校、職業學校以及幼稚園、教育館等教育機構和設施；社會公益方面，他建立了以南通地方社會福利為中心內容的各類事業，包括醫院、圖書館、博物館、氣象臺、公園、殘廢院、育嬰堂、養老院、警察傳習所、伶工學社、更俗劇場、棲留所和模范監獄等。

或許可以這樣說，南通從一個封閉落后的封建城鎮向具有近代規模的新型城市過渡，是從張謇開始的；南通近代化的發展，也離不開張謇。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作為資產階級成員之一的張謇，他并不能從根本上超越資產階級軟弱、妥協的局限性。張謇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南通的良謨宏愿。他本人也曾在晚年說：“謇營南通實業、教育二十余年，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穩固，言乎完備，言乎立足于千百余縣而無懼，則未也未也。”(張謇：《南通中學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演說》，《張季子九錄·教育錄》，中華書局1931年版。)

不僅如此，晚年的張謇雖鍥而不舍，卻無以挽救其致力于近代化最突出的成就大生企業系統的破產。大生企業曾經是南通乃至中國近代工業的驕傲，張謇從事教育、社會福利等項事業的資金，主要就是來自于大生企業集團的利潤。但在1921年以后，由于歐戰結束后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軍閥混戰又給民族資本企業造成無窮災難，大生企業集團也和其他民族資本企業一樣急劇衰落。1922年，大生一廠和二廠這兩個臺柱企業即因巨額虧損開始負債。到1925年，大生紗廠對外借款多達1000余萬兩，已無法繼續維持，后來便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手中，致使整個大生企業集團以及張謇經營的一系列事業相繼發生產權的轉移。

對于張謇個人來說，他致力于中國民族工業騰飛和南通近代化藍圖的努力，最終無疑是失敗了。但是，他辛勞一生建成的實業、文教和社會福利事業的實體卻仍然保留了下來，為今日南通地區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對于整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從事近代化事業過程中的努力及其失敗，也應該實事求是地作如是觀。

ng=EN-US style=’FONT-SIZE: 9pt’>)城市公用事業在這一時期也得到相應發展。1900年，被長江分隔為兩城的漢口武昌間汽船輪渡開業，1904年漢口電話公司創立，約三年后漢口既濟水電公司也建立，開始使用自來水和電燈。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在資產階級的努力之下，作為一個近代城市的漢口正逐漸形成。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設市政機構和公益事業等方面，資產階級也發揮了令人矚目的作用。

20世紀初，資產階級為爭取參政、議政，獲取一部分地方行政權，成立了許多地方自治團體。其中成效突出、影響較大的當屬上海商辦自治團體。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懷珠、李平書等人呈準創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凡編查管理戶籍、注冊轉讓地產、登記翻造房屋、開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維修添設路燈、募訓設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稅等，均由總工程局負責管理。1909年，總工程局改組為自治公所，仍屬資產階級自治機構，而且權限得到進一步擴充。上海獨立后，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馬改名組成上海市政廳，由以前擁有一部分地方行政權，受清朝地方官府監控的民間市政機構，發展成為正式的資產階級地方行政機關。

資產階級自治機構成立前，上海并無專門的市政機構，“所有清道、路燈、筑造橋路、修建祠廟、舉辦團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機關同仁輔元堂經辦”(蔣慎武：《上海市政的分治時期》，《上海通志館期刊》，第2年，第4期。)。1895年12月，因興建南市馬路，奏準設立了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1897年馬路建成，該局改稱南市馬路工程善后總局，始有常設市政機構之雛型。此后，又于1898年創辦吳淞開埠工程總局，1900年設立閘北工程總局。這些機構的職能雖不僅僅是筑路，而且逐漸有一些紳商參與其事，但它們基本上是上海道的下屬衙門，還談不上是完備的市政機構。直至1905年，資產階級接收南市馬路工程善后總局，改組成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擬訂詳細規章，設置各項機構，擴充職權，承擔了包括學務、衛生、治安、道路工程、農工商務、善舉、公共事業、財政以及其他循例向歸地方紳董辦理的所有事宜，才使上海有了粗具規模的市政機構。

在改變上海舊城的落后面貌，將其建設成為近代都市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資產階級自治機構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據《上海市自治志》“工程成績表”統計，總工程局在四年的實踐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余條（段），修理、拆建橋梁50余座，新辟、改建城門3個，疏浚浜河9處，修筑駁岸7個，修造碼頭4座。此外，還招商創辦上海內地電燈有限公司，從外商手中收回自來水公司歸為商辦。自治公所在市政建設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共辟建、修筑道路40多條（段），修理、拆建橋梁10余座，新辟和改建城門6個，建造駁岸3個，碼頭6個。

市政廳時期也曾新修馬路，筑橋填浜，如修筑新閘橋，拆除十六鋪橋，填平淤浜，鋪軌行車，在肇嘉浜、徐家匯等處分筑干支馬路。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廳還主持拆除舊城墻，改變了上海城市的古老面貌。在此以前，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李平書曾三次提出拆毀舊城墻，開辟新城區，因贊成者甚少而未果。1911年底，滬上各團體紳商在救火聯合會開會，李平書再次“痛陳拆城之有利無害”，與會者表決主拆。會后，將拆舊城墻決議告以都督府都督陳其美，獲大力支持。遂由市政廳具體籌備，“商團及救火員各自出資，星夜購具”，先拆大、小東門，“不旬日而全城盡拆矣”(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76頁。)。舊城墻的拆除，為建設近代化的上海都市創造了條件。

蘇州資產階級以行政街區為單位組織的基層自治機構市民公社，在市政建設和管理城市生活方面也作了許多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有關史料記載市民公社“克盡義務”，“凡清道、繕路、通溝、燃路燈、次第畢舉?！袕那半[患，一掃而空，故在地鋪商，咸覺平安無事?！?《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59—60頁。)因此，商人紛紛贊譽：“馬路新筑，交通日盛，東西洋商，各省仕紳富庶，俱集于此，觀瞻所在，我蘇省治象商情，關系豈淺鮮哉！”(《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60頁。)

有些著名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其所在地區近代城市的興起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張謇的名字，即與近代南通的崛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位于江蘇長江以北的南通，直到1895年以前，不僅沒有一家機器工廠，連手工業作坊也為數不多。但甲午戰爭以后，南通近代工業迅速興起，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首先是紡織業，繼而是碾米、榨油、電氣、火柴、航運、墾牧等一系列近代企業的興辦，然后是各級新式學校、博物苑、圖書館、劇場等許多新型文化教育事業的創建。南通很快作為一個輕工業和文化比較發達的城市，出現在經濟一向落后的蘇北，其發展速度和規模在當時不能不令人驚嘆。

甫及今日，人們也不會否認，南通近代化的發展，幾乎在各個方面都體現了張謇的辛勤努力，凝聚著張謇的心血。具體說來，在工業方面，他以大生紗廠為核心，建立了以棉紡織為主體，包括工業（冶鐵、供電）、手工業（磨面、榨油、罐頭）以及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企業；農業方面，他以通海墾牧公司為起點，建立了以黃海墾殖為主體，包括大有晉、大豐、中孚、遂濟、通遂、通興等20余個墾殖公司和農會、水利會、棉業試驗場、天生果園等；教育方面，他以通州師范為核心，建立了以師范教育為主體，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學、小學、專門技藝學校、職業學校以及幼稚園、教育館等教育機構和設施；社會公益方面，他建立了以南通地方社會福利為中心內容的各類事業，包括醫院、圖書館、博物館、氣象臺、公園、殘廢院、育嬰堂、養老院、警察傳習所、伶工學社、更俗劇場、棲留所和模范監獄等。

或許可以這樣說，南通從一個封閉落后的封建城鎮向具有近代規模的新型城市過渡，是從張謇開始的；南通近代化的發展，也離不開張謇。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作為資產階級成員之一的張謇，他并不能從根本上超越資產階級軟弱、妥協的局限性。張謇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南通的良謨宏愿。他本人也曾在晚年說：“謇營南通實業、教育二十余年，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穩固，言乎完備，言乎立足于千百余縣而無懼，則未也未也?！?張謇：《南通中學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演說》，《張季子九錄·教育錄》，中華書局1931年版。)

不僅如此，晚年的張謇雖鍥而不舍，卻無以挽救其致力于近代化最突出的成就大生企業系統的破產。大生企業曾經是南通乃至中國近代工業的驕傲，張謇從事教育、社會福利等項事業的資金，主要就是來自于大生企業集團的利潤。但在1921年以后，由于歐戰結束后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軍閥混戰又給民族資本企業造成無窮災難，大生企業集團也和其他民族資本企業一樣急劇衰落。1922年，大生一廠和二廠這兩個臺柱企業即因巨額虧損開始負債。到1925年，大生紗廠對外借款多達1000余萬兩，已無法繼續維持，后來便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手中，致使整個大生企業集團以及張謇經營的一系列事業相繼發生產權的轉移。

對于張謇個人來說，他致力于中國民族工業騰飛和南通近代化藍圖的努力，最終無疑是失敗了。但是，他辛勞一生建成的實業、文教和社會福利事業的實體卻仍然保留了下來，為今日南通地區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對于整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從事近代化事業過程中的努力及其失敗，也應該實事求是地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