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來，中國之大事，無不與李鴻章有關系。”對這樣一個復雜人物的評價，在他蓋棺后的近80年來“論猶未定”。誤國、賣國之罪不可否定，但也還有愛國進取之心。本文僅就他在洋務運動時期，對中國近代化的開拓功績，作點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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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舉的道路上爬上了進士的名位，開始躋身于封建統治者的行列。從他步入仕途官階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強肆志于東方，“西力東漸”的時代。英國侵略者用鴉片加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1851年爆發了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起義，以疾風掃落葉之勢，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里，橫掃了清王朝統治下的半壁河山，建立了與清朝對峙的農民政權。農民戰爭的威脅，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震驚了地主階級中的部分當權派，促使他們開始思索、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為支撐風雨飄搖的清王朝而謀求安內制外之策。

李鴻章在勾結外國侵略者抵抗太平軍進攻上海的作戰中，“其親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決心“取而用之”，向外國購買洋槍洋炮，”仿募覃思之士，知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制造”，“以資攻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在“華洋會剿”太平軍期間，他開始看到來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威脅較農民起義更甚，他說：“蓋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強……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并認為“我自能強，則彼族尚不至妄生覬覦，否則后患不可思議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他積極向總理衙門陳述：“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的哲理，力主向西方學習，“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達到“與英法相為雄長”，抵御外國侵略的目的。作為洋務派代表，李鴻章和封建頑固派一樣，是要加固封建統治的堤防，但采用什么材料和方式來強化？李鴻章比頑固派顯得較有遠見。他能將目光投向世界，明察時局。首先驚呼中國處“三千余年一大變局”，而“昧于三千年一大變局”，“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歷史教訓。在面對“變局”、“強敵”的形勢下，提出必須走出國門，學習先進，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他分析“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于中土，中國向用之弓矛小槍土炮，故不敵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這里雖說是一種唯武器論，也認識不到武器的落后正是反映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敗。但李鴻章承認了落后的現實，正視中西方之間的差距，清醒的認識到要抵抗住外來的侵略，必須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來改變落后狀況。針對頑固派無事則■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的冥頑思想，他大聲疾呼“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必須以自強為基礎，以“富國強兵”的實力作后盾。李鴻章的見解，不僅是十九世紀后期，中國封建統治者改變統治方式、鞏固其反動統治的需要，也是“救時”、“救國”之要策。

李鴻章是置身在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面對政府政治腐敗，軍事、經濟十分落后的現實，提出要“稍變祖宗之成法”，寄希望從“變”中尋找出路。他的所謂“變”，就是把魏源早已提出過的，師夷長技在于“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三。)的向西方學習的內容，逐步加以付諸實踐和擴展開來。李鴻章說過：“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的話，反映了他的“以綱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想，浸透著李鴻章地主階級的封建屬性和對封建統治的耿耿忠心。李所說的“火器萬不能及”，也說明了他承認了中學的不足，承認了封建制度下的生產力已經不能挽救封建統治的危機，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慘痛教訓就是證明。因此必須“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所謂“變計”就是“采西法”固“中體”，對清王朝之“體”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這里既包含有維護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因循守舊落后觀點，也反映出要引進先進的生產力、發展民族經濟，求“自強”、“自立”抵御外侵的愛國思想。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已成為阻擋歷史前進的桎梏，沖擊這一桎梏，發展資本主義已成為近代中國不可阻擋的潮流。作為地主階級一員并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李鴻章，是不可能清楚認識到的，但他在“變局”和“強敵”壓境的危亡局勢下，把學習西方的富國強兵之策，努力付諸實踐，比起昏頑、愚昧、空喊“禮儀”治國、救國的封建頑固派，的確可稱“鶴立雞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沒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卻給這種封閉的囹圄打開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領著統治階級中“不想滅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國門，順應歷史潮流不自覺地邁開了前進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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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辦洋務從60年代開始，至甲午戰爭結束。正如梁啟超所說：“為李鴻章傳，則不得不以洋務二字總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業”。這話不假，(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專集》三，《李鴻章》。)從1862年李奉命率淮軍東援上海抵抗太平軍的進攻，清政府授他江蘇巡撫職，開始取得地方軍政實權始，就“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習西人一二秘法，期為增益”。在上海設西洋炮局三所：一所由英人馬格里主持，后移至蘇州。1865年李鴻章升任兩江總督后，又將炮局移至南京，加以擴充后改為金陵制造局。這所炮局“募英法弁兵通習軍器者，仿照制辦”；一所由副將韓殿甲主持；一所由蘇松道丁日昌主持，未雇洋匠，由中國工匠仿照外洋方法制造。

1865年在上海虹口購買美國人的旗昌鐵廠，與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所炮局合并，以此為基礎成立江南制造總局。曾國藩于1863年派容閎從美國購回的母機機床也并入總局。曾、李又聯合奏準撥留江海關稅二成充作經費，擴建新廠，至1868年，江南制造總局已擴建的各類分廠達十三個和一個工程處，是清政府最大的官辦軍事工業。該廠的第一任務是“以制槍，借充軍用為主”；第二任務是制造輪船。1868年造出中國自制的第一艘輪船——“括吉”號（后更名惠吉）下水，至1885年，先后造大小輪船十余艘。1890年設煉鋼廠，在此后的40年間，共煉鋼8000余噸，平均每年產量不足600噸，數量雖低，它卻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煉鋼廠。1870年，李鴻章升任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接辦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加以擴充，除制造各種軍火外還設有水師學堂。李鴻章用他創辦的軍事工廠自制出來的槍炮，對鎮壓農民起義起了“甚為得力”的作用，為維持清王朝的統治立了“大功”。但從另一面所透視出來的引進先進技術、練兵制器取得的成果來看，也為抵御外侮增強了清政府的國防力量，開啟了中國國防的近代化，促進了交通運輸等民用工業的發展。中國工業近代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重工業的發展，不能忘記李鴻章”的作用。

70年代始，李鴻章開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變傳統的思想方法和生產方式、注重商務。他在奏折中說：“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強調“自擴利源，勸令華商出洋貿易，庶土貨可暢，洋商可少至，而中國利權亦可逐漸收回”，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商戰。主張“購器設局，自行制造”，達到“敵洋產”、“收利權”，解決軍事工業的原料、交通、資金餉源的匱困。為此，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航運局、第一家電報局、第一個礦務局、第一家機器織布局，第一條鐵路。由他始終控制的這四大民用工業，在與外國侵略勢力進行商戰中，都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輪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李鴻章在致總署函中說明了該局的目的“一在吸收本國游資，一在收回長江外海航運之利權，一在挽救中國軍事上內外聯絡之缺陷。”(《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一。)因而輪船招商局創辦始終，都得到李鴻章的特殊照顧。在“商為承辦，官為維持”的原則下，從政治、經濟上進行保護和支持，使輪招在“商困民窮，勢已岌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的危局中得到生存和發展。1877年，以20萬兩銀收購了旗昌產業，發展成一支擁有33艘輪的商船隊，形成了“各通商口岸船步屯棧林立，骎駕怡和太古之上”(轉引自李守孔：《李鴻章》傳。)的欣欣局面。在此后的十七年中，所得利潤“總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約三千萬兩”(上海圖書館藏李鴻章未刊稿。)。正因為如此，他遭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責難，說輪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把外國人從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貿易排斥出去”。這雖是言過其實，排擠出去的目的并未達到，可總算收回了部分利權，擠走了旗昌，打擊了外國輪運對中國江海運輸的壟斷，還解決了清政府漕運和部分財政困難。

李鴻章最早于1875年奏準試開湖北廣濟縣陽城山煤礦和江西興國鐵礦。用土法開采，效果不佳。1877年又奏準開采張家口外科爾沁鉛礦，同年派丁壽昌唐廷樞等籌設灤洲開平礦務局，1881年正式成立，是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用機器采煤的礦局。從此中國兵輪、商船及機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遠涉重洋購進，打破外資的控制”，亦可免利潤之外泄”(《洋務運動》叢刊（六）。)，收到了“以裕軍需，而收利權”(《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五。)的部分效果。此外，李鴻章于1886年奉旨籌設漠河金礦，1888年正式開工，一年后出金19000余兩，至光緒十九年間所出沙金達63000余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另外還主持開辦山東嶧縣煤礦，熱河四道溝銅礦等。這不僅為清朝財政籌開了利源，也起了抵制沙俄及其他資本主義侵略勢力覬覦我礦產的作用。

1879年李鴻章籌設織布局于上海。那是在上海開埠以后，“洋沙、洋布入口，華人貪其價廉物美，相率購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內城市鎮，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鄭觀應：《盛世危言》卷四。)的情況下，李鴻章認為，對外商輸入洋紗、洋布，“今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備機器，紡紗織布，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他向清政府奏請在上海試辦織布局說：“臣擬遴派紳商在上海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表明李創辦織布局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外資在華設廠辦工業日增，生產效率高，獲利豐厚，而引起仿效自辦的興趣，是因為有利可圖；但另一方面所表現的“敵洋產而杜漏厄”(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稍分洋利”的動機和目標也不能忽視。從李所控制的民用企業就“煉鐵、織布兩大端來看，每歲中國之銀，少漏入外洋者不下四、五千萬兩”(《洋務運動》叢刊（七）。)。難怪遭到外國侵略勢力的忌恨，說他“正在盡力進行壟斷”，“開始嚴重干擾對外貿易”。這正說明織布局的創辦，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客觀上起了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作用。

改革教育，重視培養和選拔人才，是李鴻章洋務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培養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他說：“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后有稱物平施之效。”有了自己的翻譯人才，在和外國人交接時，就可避免外國翻譯的“偏袒捏架情弊”(《劉狀肅公奏議》，卷六。)。并認準“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互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技巧，當可由漸通曉，于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1863年，他奏請仿照京師同文館成例，在上海、廣東等地區增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此后“天津、上海、福建、廣東仿照槍炮船械之地，無不兼設學堂，風氣日開，人才蔚起。”(《劉狀肅公奏議》，卷六。)他強調在向西方學習時，重要的是要“覓制器之人”，主張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給以優厚待遇，甚至還提出“專設一科取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以功名和優厚的經濟待遇獎勵士子們入“洋務”科館學習，這的確是李鴻章的創舉、是他的“洋務”思想對科舉八股取士的滲透和沖擊。

1870年他接受留美學生容閎的建議，和曾國藩聯銜專折奏準選派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肆習技藝，這不僅是開中國近代官費留學之始，也是對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沖擊。1876年李鴻章針對船政學堂及船廠仿照西方制造技藝“皆其初時舊式”的缺陷，認為“若不前赴西洋觀摩考察，終難探制作之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奏請利用德國教習李勵協回國之便，派令“游擊卞長勝等七人隨同赴德學習陸軍”。同年又與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聯銜奏準派福建船政學堂學生14名、藝徒4名，赴德國學制造駕駛，12名學生赴英國水師學堂習水師作戰各法。從1872年至1886年間，李鴻章等洋務派先后向歐美派遣了共計200多名留學生。按他所設想的派員留學意圖，是使“藝徒學員赴英、德觀摩考察，探制作之源，窺操練、駕駛之秘鑰”，“以期數年之久，必可操練成才，儲備海防之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在當時還處于封閉式的、封建傳統教育占絕對統治的自我陶醉的時代，李鴻章高瞻遠矚，提出派遣學生出國學習，要求聯系實際，實地考察、探求“秘鑰”、“精通”各國制造、駕駛、水師兵法，操練成才，為國防“儲備人才”的教育思想是難能可貴的，無疑是對愚昧、鎖國的封建教育的沖擊和改革。隨著軍事和海防工業的需要，從70至80年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電報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軍醫學堂等一批新型近代軍事學堂，培養了一批掌握近代軍事理論、科學技術、工程、外語等專門專業人才。這些捷足先登的行動，和對西方先進教育的引進，并不完全是他個人的功勞和初愿，但也不可否定李鴻章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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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辦洋務企事業，“上受制于腐敗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國人”(轉引自李守孔：《李鴻章》傳。)。每倡導一洋務事業，都遭到頑固派的阻撓、攻擊、“不能盡行其志”(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專集》三，《李鴻章》。)。如修筑鐵路問題，早在1863年冬，李鴻章率淮軍攻克太平軍占領地蘇州時，就有英美僑商聯名請求李修筑上海至蘇州間的鐵路，但因畏懼頑固派攻詆而未敢接受。1874年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正式提出建清江浦至北京鐵路，恭王表示贊同，但不敢上陳，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絕口不談。1881年，李鴻章支持劉銘傳的“暫借洋債”修筑南北四干道的主張，一時輿論囂然，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反對尤烈。王在奏議中痛反李鴻章是“變法改制”、罵他是“跋扈不臣，儼然帝制”、“是假外援以窺神器”(《李鴻章年譜》，1881年，3、4條。)。把篡權奪帝位的重鼎壓在李鴻章的頭上，致使李不敢入奏，內地修鐵路計劃未能實現。李鴻章也只能凄凄悲鳴：“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患為患，日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三。)他認為天下事無不誤于互相牽制，并表示“鴻章生平不能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為了開平煤礦運煤的需要，他奏準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莊一條全長20里的運煤鐵路，這是近代中國修成的第一條鐵路，后延修65里至閻莊，1888年修至天津。同年又建議由海軍衙門奏準修筑津通鐵路，從此開創了中國近代自修鐵路計劃之始。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化海防事業的創始人之一。他以在清廷的特殊權位，使其所控制的北洋海軍得到了良好的近代化裝備和擴展。在“為北洋捍門戶，為京師固根本”的思想指導下，依靠向德、英等國購進鐵甲、巡洋艦及大小船支；又從閩滬廠調進自造輪船，編組成擁有各種艦艇25艘的北洋艦隊，并先后在大沽、旅順口、威海衛等建筑船塢，“其規模閎闊，實為中國塢澳之冠”(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卷四。)。在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修筑的各炮臺“相為犄角，鎖鑰謹嚴”，獲得了“東海屏藩”之譽。所以李鴻章在巡閱海軍事竣折中，心滿意足的吹噓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80年代后期，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斗爭激烈，主持海軍衙門的奕譞為滿足慈禧太后享樂的需要，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戶部尚書翁同禾“不能正言抗旨，撙節國用，以備不虞”，李鴻章也“未敢瀆請”，還公然表示支持奕譞的作法，因而嚴重影響了海軍的建設與擴展。清王朝統治者昧于形勢，歌舞升平，盡情享樂，腐敗已極，日本卻極力遵循“強兵為富國之本”，“耀皇威于海外”的軍國主義方針，積極擴軍備戰。作為統治者中較識時務的李鴻章是察覺到了的。當1891年翁同禾奏請南北洋購置外洋槍炮、船只、機器暫停兩年時，李鴻章復奏就氣憤的表示：“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重海防，興士氣”(《洋務運動》叢刊（三）。)。他看出日本“狡焉思呈”的侵略野心，在奏折中憂心忡忡地說：“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后，迄今未添一船，……竊慮后難為繼。”(《洋務運動》叢刊（三）。)形勢的發展正如李鴻章所預料，因清朝統治者的腐敗，中國海軍建設止步不前，日本海軍則由弱變強，發動侵華戰爭。由于李鴻章貪戀權位，忠誠地執行慈禧太后妥協投降的外交路線，避戰保船，乞求帝國主義出面干涉之誤，加之北洋海軍自身的腐敗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劃疆自守”(轉引自李守孔：《李鴻章》傳。)的地域、派系之見等種種原因，致使北洋海軍及所有海防設施也隨甲午戰爭的失敗而覆滅。李鴻章誤國、賣國之罪是不可饒恕的，但不等于所創辦的近代海軍、工程功績也隨李鴻章的賣國之名而被唾棄。“作史者必須以公平之心行”(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專集》三，《李鴻章》。)。李鴻章是生在不以個人意志為選擇的時代與社會，他雖以封疆大吏輔佐清政權，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權，但鑒于封建政體，慈禧太后專權，全國軍旅皆腐敗，各省大吏“徒知劃疆自守”，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長以為快談”(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專集》三，《李鴻章》。)，軍政出于多門，洋務事業受多方掣肘，他也有“功計于預定而上不行，過出于難言而人不諒”(轉引自李守孔：《李鴻章》傳。)的苦衷。所辦洋務事業，“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轉引自李守孔：《李鴻章》傳。)終被日寇的炮艦撞垮了。但應該承認的事實是，這些軍事設施、海防工程、北洋海軍在反擊外來侵略者的“炮戰”、“海戰”、“陸戰”中都發揮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

閉關自守的中國封建大門，被資本帝國主義的鴉片、炮艦撞開，他們對中國施行劃分實力范圍的殖民掠奪政策。為此，他們既要在自己的侵略勢力范圍內，輸出一些在本國來說是落后了的，而對于被侵略的落后國家卻又是先進的技術，以適應其掠奪的需要；又要在科技、資金、人才、資源、管理上控制中國近代化事業，阻礙它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李鴻章為主觀因素及客觀條件所限制，是不可能認清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的。但他在當時極復雜的環境形勢下，沖破重重阻力，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對資本主義侵略者還能保持一定的警惕。在人才、技術上力求擺脫外國人的控制。還在1865年他就說過：“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學習西方要師其法而不必用其人”。創辦江南制造局意在“取外人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于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輪船招商局的商股股票，要求填寫姓名、籍貫”以杜洋人借名”，股票“不準讓與洋人”，以防范洋人對招商局的控制。設上海織布局，要求“以華棉織布，酌耗成本，抵敵洋產”(《洋務運動》叢刊（七）。)。這些措施反映了既要學習西方的長技，又體現維護企業獨立自主的競爭意識。在修鐵路問題上，他一方面支持劉銘傳的引進外資修筑鐵路的建議；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防范洋人控制鐵路主權的措施，諸如規定“一切招工購料經理鐵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債人不得過問”；“不準洋人附股”、“不得將鐵路抵交洋人”；所借洋款“由國家指定日后所收鐵路之利陸續分還”(《洋務運動》叢刊（六）。)。北洋海軍的建設，主要依靠向英、德、法等國購買船艦、技術，聘請外國人訓練軍隊。任教習的外國人還可“畀以提督銜”，但這種頭銜”在吾國不過虛號崇優，非實職也”，“其職守在于備顧問”。還規定了在艦隊任職的外國人，都是受雇于中國的雇員，“一切調度事宜，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洋務運動》叢刊（一）。)在當時中國處于救亡圖存的時代，既依靠外國技術、人才建設近代海軍、海防、鐵路；又注意防范洋人滲透、控制。由于清廷的腐敗無能，加之李鴻章自身的買辦、封建意識，及能力所限、派系私利所為，這些規定多是“紙上談兵”，不可能都兌現，但在字里行間，卻仍可見到閃爍著追求自強、自立、維護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愛國思想。

李鴻章在清王朝從“少年科弟、中年戎馬、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儒學思想，勛爵、疆吏的顯榮權位，決定了他的反動本質，與封建統治相依為命的關系，障礙了他“結民心以戰勝舊黨”、“雷厲風行地改革庶政”朝資本主義轉向。他舉辦洋務活動，是為了挽救風雨飄搖中的清朝封建政權；他勾結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用引進的技術、軍事工廠自造的、帝國主義提供的近代化槍炮、共同殘酷地鎮壓了農民起義；又利用引進的先進技術、外資、人才舉辦國防、海防工業、交通運輸等民用企業，試圖抵御資本帝國主義軍事、經濟侵略。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與外國資本主義爭利、抗衡的作用，維護了清王朝的茍延殘喘，這是李鴻章的本意。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一個人的“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李鴻章所進行的洋務事業，實際上也產生了與李本來意愿完全相悖的結果。他沒有想到引進的先進科學技術、近代教育會沖擊封建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破壞封建制度的根基；他沒有料到倡辦的練兵、制器、造船、開礦、鐵路、郵電、辦學等不僅增強了國防近代化以抵抗外侵的力量，增強了獨立自主的競爭意識，而且隨著先進生產力的引進、中國近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從封建政權里直接脫胎出來，產生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加速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垮臺和資本主義發展。這種符合人民的愿望、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不是李鴻章的預期目的，但這些進步因素的萌發，又無不與李鴻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動緊密相聯系。既然洋務運動的潮流沖開了中國近代化的“閘門”，那么作為與洋務運動相始終的首領人物之一的李鴻章，也自應是這一近代化事業的開拓者，順應歷史發展的進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