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認為，鴉片戰爭后，尤其是甲午戰爭以來，傳統生產力發生了一些變革，主要體現為手工工具的改良和"石磨＋蒸汽機"的技術模式，這是手工業從傳統向技術過渡的中間技術，傳統工業生產力的變革產生了若干積極效應：為手工業向大機器工業過渡準備了條件，促進了鄉村手工業區的興起，同時在某些方面為民族機器工業的提供了市場條件，從而豐富了中國近代工業化道路的選擇。

中國近代工業化始于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官僚對西方先進機器技術的大規模移植，此后便艱難地行進在一條"移植型"的工業化道路上。無論是當時的經濟界，還是當下的經濟史學界，人們往往將移植或引進西方先進機器技術的得失與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成敗聯系在一起，雖然這種聯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說明中國近代工業化的失敗原因，但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不成功的全部原因嗎？換句話說，"移植型"模式是中國近代工業化道路的惟一選擇嗎？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近代傳統工業生產力的變革及其取向的，說明在中國近代"移植型"道路之外，還存在著一條通過傳統工業生產力的改造而形成的"嫁接型"的漸進化道路。所謂傳統工業，是指以生物動力為主的手工業，與它相對的則是以非生物動力為主的機器工業。

鴉片戰爭后，尤其是甲午戰爭以來，隨著通商口岸的逐步增加，外國在華資本急劇增長，民族機器工業初步發展，中國傳統工業的生存環境十分不利。以工業化為特征的"西力"既對傳統工業的生存構成壓力--工業化以排斥和取代傳統手工業為使命，如中國傳統手工業中的手紡紗、制靛、踹布、土針、土燭、土煙等行業遭到嚴重摧毀，但是，要實現對傳統工業經濟整體的取代，并非一蹴而就，其過程是漫長的，同時工業化也對傳統工業的發展形成動力--為傳統手工業進行制度變革和技術創新創造了前提，如機紗的出現解除了手織業發展的"瓶頸"，為手織業的改良創造了條件，西方的先進機器及工具的引進客觀上有利于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據統計，1891～1893年我國"機器及工具"進口值為1259176元，在進口總值中的比重為0.5%，1935年增至65853248元，比重上升至7.2%[1](p75，76)。工業化技術也刺激了手工業者的技術創新意識，他們在商會的支持下，積極籌組工商研究團體，謀求手工業革新之道，如1915年3月成立的天津工商研究所就是一個以手工業為主體的實業研究團體，它的發起人除北洋火柴公司和天津造胰公司為使用原動力的工廠外，其余11家均為規模不等的手工工場，在成立大會上被吸收的36家會員中絕大多數也為手工工場，該所旨在"開工智、聯商情、疏商團"，每月陰歷初一、十五定期集會，共同研究手工業的變革[2](p2626～2628)。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傳統工業出現了以手工工具改良和"石磨＋蒸汽機"的技術模式為主的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發展對中國近代工業化產生了積極效應。下面對此作一簡要。

一

手工工具的改良主要體現為舊式手織機、繅絲機、金屬鍛制工具的改良和使用。我國舊式手工棉織機是一種全木結構的簡陋工具，據考，這種織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楨《農書》中所繪制的型式。在我國各地廣泛存在，但名稱互異，"廣西的玉林稱為'矮機'，河北定縣稱為'扔梭機'，高陽稱為'投梭機'，而四川巴縣則稱為'丟梭機'，但其構造與生產能力，各地相差無多"[3]。這種織布機在工作時不僅需要兩手同時投接，而且在作打緯、送經、卷布、伸子等工序時，必須停止打梭，同時由于受到雙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寬度多在1尺左右，最寬不過1.4尺，使用投梭機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舊式絲織機也長期停留在木制結構階段，工作原理與手工棉織機相同，工作效率異常低下，以南京織緞業為例，"云錦每日每機僅能織數寸到尺余，漳絨、建絨均在2尺左右，緞子4尺上下，織工出口微小"[4](p696)。與此相關聯的手工紡線和手工繅絲更加落后，成為制約手織工具進一步改良的瓶頸，如在手紡車和手織布的比例上，據估計至少需三人紡紗才能滿足一架織機的生產需求。鴉片戰爭后，隨著機紗逐步取代土紗及繅絲車的改良，手織機也逐漸改進。1896年浙江寧波人王承淮率先改良手工棉織機，以"舊機作新式東洋西洋等布，專用女工，不借汽力"，踏腳增至5竿，可多層開口，王承淮因此獲得清廷"五品頂戴之頒賞，并專利15年"[5](p261)。1900年日本手拉機傳入我國，手拉機在原有投梭機的織緯結構上安裝滑車、梭盒、拉繩等件，"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6](p682)。此后改良與仿造的手拉機日益普遍，四川忠州"留學日本研究實業專科"的易某"回忠后即在周家場益智學堂內仿造紡花織布各機，靈巧異常，不亞東瀛"[7]。重慶府城裕濟布廠"自出心裁，創造木機，織成寬布，比洋布來者價廉質美，木機織布不用人力，梭機來往純用滑車"，所織布匹分為三等，"頭等細布長10丈有奇，寬2尺6寸，重11斤。二等寬2尺5寸，重10斤。三等寬2尺4寸，重9斤"[8]。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鐵輪織布機的輸入，該機"比起以雙手投梭打緯并用卷布送經的舊式木機，動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鐘打緯數在120以上，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且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9](p11)。由于其效率倍增，很快便被仿造和使用，四川新津鄉紳陳某"新造織布機一具……織工一日可得布10丈，寬尤倍之"[10]。上海、天津、武漢、山東等地民族機器工業對鐵輪機的仿造推動了舊式手織機的改型換代，如上海"在1922年至1924年間，年產鐵木機四、五千臺，包括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銷路以上海為主，后銷至江、浙二省的江陰、常州、無錫、嘉興、杭州等地，并遠銷汕頭、廈門"[11](p270)。

手拉機和鐵輪機在織布工場中得到了廣泛使用。"1907年起上海郊區計有小型工場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幫手工棉織業者自安徽安慶、蕪湖等地遷來，當時生產工具僅有手拉機和腳踏機兩種"，到1925年，上海手工棉織場增至1500余家，已能生產充線呢、洋麻布、大布、自由布等[4](p96)。據同年對南京的調查，"全城廠數，約有350余家，工人數目共約2300余人"，所用織布機有木機、鐵機、花樓機，其中鐵機、花樓機是從上海、日本等地引進的[12]。在天津，據1929年調查，共有織布廠328家，織布機總數4805臺，其中平面機1665臺，提花機3140架，兩種機型雖有區別，但"梭端均有繩索，系于一滑車之上，以右手拉之，梭則即能返復往來，以織成紋布焉"[13](p28，42)。重慶在1928～1929年間，"鐵木（機）合計，凡小廠三千，機數二萬四千"[4](p97)。此外，改良織布機在一些中小城鎮織布廠及鄉村手織業中也得到了廣泛使用，如1903年江蘇常熟織布工場達31家，"合計31家之鐵機、提花機、平面機總數當在3000部左右"[5](p666)。河北高陽手織業經濟區1928年時已有鐵輪機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9](p18)。后起的山東濰縣手織業區在1915～1916年時僅有鐵輪機500臺左右，到1923年全縣達到50000臺以上。

絲織機的改良是從著名織綢產區杭州開始的。1911年杭州綢業公所董事金溶仲從日本輸入新式絲織機，成為杭州"民間使用新式紋織機之嚆矢"。1912年，另一留學生朱光燾集資2萬元創設杭州緯成公司，同時向日本引進仿法式手拉機10臺，此后，杭州絲織業中改良機的使用越來越多，"迨民國元年，約有40臺，二年末增至200臺，三年末竟達700臺，四年末乃越過1000臺以上"。其它各主要手織業區也開始推廣改良絲織機，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絲織區改良絲織機的使用情況如表1：

表1近代主要絲織區改良絲織機應用情況簡表

地名改良絲織機應用情況資料出處

杭州1921年杭垣共有熟貨鐵機3000余張，《中外經濟周刊》第186

木機千余張，艮山門外有生貨鐵機期，1926年10月30日。

2500張。

吳興1925～1926年間，為華絲葛盛行時《中國實業志》（浙江省

期，有鐵木機6000余架。），第7編，第48頁

寧波到抗戰前夕，估計該地區有手拉機《近代江南絲綢工業史》

700臺。第158頁。

紹興華舍絲綢區1935年有手拉機290臺，同上，第159～161頁。

下方橋區2350臺。

丹陽民初，漸將完全依賴人力之舊式機趙如珩：《江蘇省鑒》，

械淘汰，添備新式鐵機，1924年增下冊，實業，第151頁。

至400余臺。

周村1920年代，總計該鎮之綢機，約《中外經濟周刊》第190

4000余張。期，1926年11月27日。

蘇州1929年有綢場49家，織機共3800臺，《近代江南絲綢工業史》

其中手拉機1200臺。第135頁。

盛澤到抗戰前夕，據盛澤工商聯資料，《近代江南絲綢工業史》

使用手拉機約8000臺。第140頁。

改良繅絲機在華南、四川、東北等主要蠶絲區得到了使用，如華南絲區，汽機未發明之前，主要使用手繅機，"只有手縆，其絲略粗，不過供土人紡織而已"。在汽機的下，出現了改良足機，最初被蠶農在家庭繅絲業中使用，"厥后漸有商人創設機多具，收購蠶繭，雇婦工繅之，更有集股公司，設置場所，購備足機百數十具，排列成行。"[5](p53)在四川，"為了使川絲適于外銷，有些四川的制絲商已經很快地改變了繅車，這一點充分地說明了他們的企業精神。"[5](p90)據《三臺縣志》載，"從前縣人繅絲，皆用大車，其質甚粗。清光緒中葉，邑人陳宛溪倡辦小車繅細絲，初為足踏，繼為揚返，仿而行之者，相繼不絕，現各鄉小廠林立。"1904年，東北地區有人"仿煙臺的CANNAL式制絲機做了一件腳踏機器，開始制造大粹絲，這種事業遂引起了許多人的注目"，其結果，東北地區的安東、西豐、漲城、蓋平、岫巖、鳳凰城、開原等地，都建起了腳踏機的榨蠶工場[5](p315)。

機器修造業的前身銅、鐵、錫器等業金屬器皿的制作主要依靠各業匠人高超的手藝，憑借大錘、老虎鉗、手搖鉆、手挫等簡陋工具，鴉片戰爭后，該業在原有手工工具的基礎上引進或自制手搖車床、鉆床，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如創建于1875年的建昌銅鐵機器廠，資本僅200元，起初完全是打鐵作坊，1880年左右，購進五尺老式車床1臺，雇工手搖[11](p88-89)。戴聚源鐵工廠原為鐵鋪，甲午戰爭后開始仿制軋花車，"1897年購進東洋新車床1臺，價200元，當增雇車工1名，搖車床小工2人（時車床多系手搖，尚無動力）"[11](p171)。武漢周天順機器廠的前身是歷史悠久的周天順爐坊，1896年自制了第一臺長5尺的木式土車床，人工搖動，1898年又自制了2部鉆床、1部刨床，并購進2部英國舊車床。從總體上看，我國舊式銅、鐵、錫器作坊在向機器工廠過渡時，大多經歷了手搖車床。

二

"石磨＋蒸汽機"技術模式的出現是近代中國特殊時代的產物。馬克思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蒸汽機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近代中國處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與此相適應，手工業生產技術上也出現了一種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過渡模式，最為典型的就是以蒸汽機帶動的石磨。本文之所以將"石磨＋蒸汽機"作為一種傳統與現代相契合的技術模式，是因為石磨是傳統技術的象征，蒸汽機乃現代技術的同義語。當然，傳統的手工工具并非僅限于石磨，蒸汽機也涵蓋不了現代技術的完整意義，因此作為一種模式，這里泛指手工工具與現代技術的融合。

傳統繅絲、磨粉、榨油等業中出現了"石磨＋蒸汽機"的技術模式。舊式繅絲業技術落后，主要工具有繅車、竹磨、鍋馬、絲籠、繳竿、鐵鍋等，傳統家庭繅絲多在土灶中以炭火加溫煮繭索緒，"繅絲之法，以大鍋盛清水，候其沸，加入蕎灰汁，調勻，乃置繭于中，約煮半時，將繭翻轉，再煮一二刻，視其繭軟，殼外浮絲松散，則繭熟可繅矣"。這種煮繭溫度難以控制，并容易造成生絲纖度不勻凈的毛病，不適應近代機器絲織業的要求。最早對手繅絲煮繭技術加以改進的是陳啟源，他在繼昌隆繅絲廠安裝了蒸汽機，其作用是，"一、用來發動抽水器向外涌吸水入廠；二、煮沸水，并將沸水透過汽管輸送到各繅絲工作位去。尚未作過推動絲縆自動旋轉的用途"[14](p786)。繼陳啟源后，廣東順德、新會、南海等地也出現了技術改進的繅絲工場，如順德的繅絲工場"由炭火改為蒸汽熱水，儼如汽機繅絲廠焉，其所不同者，惟缺乏機械與轉動車輪繅絲，此無疑受汽機繅絲影響所致"[5](p53)。新會、南海等地涌現出了數百家手工繅絲廠，"其大廠有用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人為多"[5](p356)，并由炭火煮繭改用蒸汽鍋爐熱水，稱"汽喉踩縆"[15](p909)。

舊式磨粉業的主要工具是石磨，上下兩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家庭磨粉工具較小，以人力即可推動，俗稱手推磨，作坊石磨較大，必須以牛、驢、騾等牲口為動力，稱畜力磨坊，主要加工小麥、玉米、小米、高粱等糧食作物，加工能力的大小受到生物動力的限制，擴大規模只能依靠多喂養牲口，既不經濟，又不衛生。因此，如何打破生物動力的瓶頸制約，成為磨坊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設立于1878年的天津貽來牟磨坊標志著舊式磨粉業技術變革的開始，"這家磨坊是用蒸汽機帶動石磨，其他工作仍靠人力"[16](p8)。1902年的無錫保興面粉廠也是以60匹馬力的引擎帶動四只法國鏈子石磨[17](p42)。據現有資料，在1878～1913年間開辦的以蒸汽機帶動石磨的機器磨坊約26家[16](p14-15)。1914年后隨著民族機器工業仿制引擎和電力技術的普及，機器磨坊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如1930年，天津以磨雜糧為主的磨坊計208家，其動力使用情況如表2：

表2天津208家磨坊動力變遷狀況表[18]

年代磨碾總計畜力

畜力電力合計畜力電力合計畜力電力合計 磨坊%

1925 108 132 240 40 57 97 148 189 337 43.9

1926 60 220 280 32 80 112 92 300 392 23.5

1927 31 283 314 20 112 132 51 395 446 11.4

1928 10 370 380 14 145 159 24 515 539 4.5

1929 8 422 430 14 166 180 22 588 610 3.6

1930 8 440 448 14 171 185 22 611 633 3.5ge

表2說明，1925年的磨坊中畜力碾磨占所使用碾磨的43.9%，到1930年，這一比例下降到3.5%，使用畜力的碾磨共22盤。畜力磨坊的存在并非由于磨粉業者的保守，"所以仍使用騾力者，非對電力之功用有所懷疑，實因此種牲畜不能得較好之利用也"[18]。正是由于電力磨坊的生產效率為業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到1925年北京的舊式磨坊業中已經"裝設電磨者聞有30余家，現（1926年）已增為50余家，且正在裝設者亦有數家"[19]。在京、津兩地的影響下，1926年保定也設立了福和火磨公司，該公司"資本2萬元，工廠在保定南門外，動力亦用蒸汽石磨一具"[20]。根據現有材料的統計，從1878年至1936年，民族機器業經營的機器磨坊和簡易小型面粉廠共136家[16]，加上天津以磨雜糧為主的電動磨坊，總數達到了368家，它們在技術上介于機器面粉廠和土磨坊之間，既不像早期面粉工廠那樣以原動力帶動鋼磨，也不是像土磨坊那樣以生物動力推動石磨，而是以原動力帶動石磨，處于從土磨坊向大機器生產過渡的中間階段。

傳統榨油業的生產工藝更加復雜，但關鍵工序是碾磨、蒸煮和壓榨，即將用于榨油的原料碾磨成碎粉后，入蒸鍋蒸煮，然后倒入"榨"內，以木楔式方法壓榨。如19世紀70年代一位西方旅行者所見漢口附近的榨棉籽油，"先用大石磨把棉籽碾碎（這種石磨直徑大約5英尺，在一圓槽上轉動，磨槽的中心有一木樁，木樁上連著一旋轉磨石的杠桿，把杠桿的另一端系在牛的身上，取得動力），再把碾細了的棉籽裝入粗麻袋內，放在一個大沸水鍋上蒸過之后，再倒入榨油機的圓形模子里，榨出油來"[5]。廣東梅錄博茂村的榨花生油分為12道工序，所用工具與漢口附近的榨油坊稍異其趣，如將原料磨碎的石磨，"即普通磨麥之磨，惟磨齒略粗、孔略大，圓徑5尺5，直徑7尺，以漏斗堆花生于孔，使兩工徐挽之"，然后將磨細的"純米"入桶蒸煮，取出后打入"笊箍"，放進木槽加以壓榨[21](p323)。舊式油坊這種細致的分工，為現代技術的局部利用提供了廣泛的余地，既可革新壓榨方法，也能以機器帶動石磨，或用蒸汽加熱取代傳統炭火蒸煮。舊式油坊中移植現代技術的最早記載是營口的豆油坊業，1896年營口有舊式油坊30余家，不久，英商太古洋行設立了一新式油坊，用蒸汽機將黃豆壓碎，以手推螺旋式鐵榨榨油，"當時華商怡興源（1899年）、東永茂（1901年）見新式榨油法之效率比舊式壓榨油為大，亦相繼改用新法。迄日俄戰爭，營口已有新式機器油坊4家，舊式油坊22家"[22](p649)。營口新式油坊的影響播及到了大連，天興福業主邵乾一于1903年在大連設立了天興福油坊，"以人工汽鍋，人工軋油，雙馬拉壓坯，分晝夜兩班生產"[14](p732)。"1908年初計有廠坊8家，同年又陸續增設了10家，這10家廠坊所采用的是鐵制螺旋式壓榨機，而不是石磨，并用油力或蒸汽機代替了驢和騾子。"[22](p658-659)民國以來，局部改用現代技術的舊式油坊進一步增多，如遼寧安東，"華商舊式油坊，亦皆改良用機碾新法，向習舊法已屬隱滅"[5](p378)。山東周村在1914年以前，"均為舊式木榨，磨豆工作，完全使用牛力，自民國13年（1924年）振興油坊改用機器磨豆后，周村原有油坊，遂相率換用機器"。河北"揚柳青之油磨房，其一切設備雖皆舊式，然間有用較小之煤氣機，或用電燈公司之電力者"[4](p172)。

機器帶動石磨的技術也被引進到其它傳統工業行業，如江蘇武進的豆腐制作業，"自電廠興，有以電力磨豆者，如張宏興及東小河沿之姚宏興皆是，以五匹馬力之馬達，運轉石磨一座，每日以一小時磨豆兩石，供一日制品之用"[4](p78)。又如武漢槽坊，開始都是以牲畜帶動石磨，后來逐漸改用電磨，1927年以前用的是土灶，以后改進為鍋爐。這些都表明了傳統工業在"石磨＋蒸汽機"技術模式下的進步。

三

傳統生產力的變革對近代工業化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應：

其一，為民族機器工業的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過去我們只強調手工業與民族機器工業之間的競爭，而忽視了兩者間的互補，事實上，兩者間存在著多層面的互補，其中手工業與機器生產中具有關聯性的行業在產品市場上構成互補，就與近代手工業生產工具的改良分不開，一方面，民族機器修造業對改良工具如軋花車、織布機、針織機等的仿造有利于舊式工具的改良，另一方面，改良手工工具的廣泛使用反過來又擴大了民族機器修造業的產品市場，帶動了民族機器修造業的發展。1897年，民族機器修造業開始仿制軋花車，最早為上海戴聚源鐵鋪，"隨著軋花車的仿制，戴聚源鐵鋪亦逐步擴大發展成為鐵工廠"[11](p171)。"1900年前后，國產軋花機的年產銷量約二、三百部，1913年達二千余部。"[11](p177)產品市場的擴大促進了軋花車制造廠專業的形成，僅上海一地在1913年就有17家軋花機制造廠。針織機的仿造帶動了針織機制造廠專業的出現，針織業是20世紀初年從國外傳入的新興手工業，其中以襪子為主要產品，最初使用進口德產手搖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貨進口減少，民族機器業開始大批仿造手搖襪機，如上海鄧順昌機器廠，"生產襪機，每月經常在500臺以上"[11](p185)，到1924年針織機制造廠增至39家，"襪機銷路活躍，每年約有萬臺以上"[11](p340)。手織機器尤其是腳踏布機的大量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機器制造業的發展。如天津織布機生產廠家最初只有少數幾家仿造腳踏機，到1929年增至15家，產品主要行銷高陽一帶[13](p48)。上海民族機器業在一戰前后幾年開始仿制天津式和日本式腳踏鐵木機，"織機制造廠有江德興、宣東興、東升、天利成、東華、泉興昌、三星等數家；專營修配，不制造成臺織機的復有一、二十家"[11](p270)。濰縣新式手織業的興起也帶動了本地機器制造業的發展，該縣"織布所用的織機，是鐵輪木架的鐵木機，又有腳踏式和手織式兩種。……此種腳踏機每具價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濰縣現有機器制造廠11家，每家制造織機七千臺以上"[23](p130-131)。

手織工具的改良大大提高了手織業對機紗的消費量，據方顯廷統計，1913年全國棉紗消費量中，手織機占97.31%，到1930年，雖然電力織機消紗量增長了，但手織機消紗量仍占到78.46%[24](p275)。另據嚴中平估計，1934至1935年，全國棉紗消費量578.7萬公擔，其中手織業消費318萬公擔，手織業占全國總消費量的55%[25](p265)。兩項估計雖有所不同，但手織業消紗量占主導地位則確定無疑。這在客觀上為民族紡紗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大生紗廠的發展是民族機器紡紗業得益于手織業進步的成功個案，"大生紗廠的誕生及其發展，是適應了家庭手工紡織業對于機紗日益增長的需要。當地農民之所以接受機紗，當初并非是作為廉價的消費品，而是作為價廉質優的原料。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大生紗廠簡直可以說是與農村家庭手工紡織業共存共榮"[26](p65)。因此，可以說，手織機的改良及其對機紗需求量的急劇增長為民族機器修造業和民族機器紡紗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

其二，促進了鄉村手工業區的發展。手工工具的改良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增強了手工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了一批鄉村手工業經濟區的發展，如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江蘇通海手織布業經濟區，浙江平湖、硤石手工針織業經濟區的興起，都離不開手工工具的進步。"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機及洋紗輸入之。"[27]高陽和濰縣區內改良織機的極大豐富了土布品種、提高了土布質量，高陽"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三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絲織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28]。濰縣鐵木機"能織白粗布、紋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色提花布、白細布等。"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人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29]。浙江平湖針織業經濟區的出現得益于民族機器工業對手搖襪機的成功仿造。1910至1911年間，平湖商人"高姓見上需用洋襪日多，遂向上海購制襪機十余架……至民國元年，添購襪機數十架，設立光華襪廠"，由于銷路好，利潤高，到1926年左右，平湖城鄉襪廠達30余家，"所有大小襪機，現在約近萬架"[30]。因此，沒有手工工具的進步，上述若干手工業經濟區的出現和發展是不可能的。

其三，有利于傳統工業向大機器工業轉化，豐富了中國近代工業化道路的選擇。生產工具的改良、"石磨＋蒸汽機"的技術模式是一種介于傳統與之間的中間技術，改良的生產工具雖然仍使用人力為動力，但卻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加深了業主對先進技術的認同，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利用原動力。"石磨＋蒸汽機"的技術模式是在傳統技術基礎上嫁接現代技術的嘗試，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石磨"也可能轉化為"鋼磨"，這一時期的資金積累和技術積累對傳統工業向大機器工業的轉化是十分必要的。20世紀20年代前后，機器修造、手工棉織、絲織、針織等業便出現了向大機器工業的過渡。據調查，1929年天津機器修造業中以制造織布機為主要業務的15家工場中，"計有8家，已漸次利用電力，其馬力約自3至8之間"[13](p47)。上海民族機器修造業中有一批場坊經過手搖車床后開始使用原動力，到1920年114戶機器廠中改用原動力的共81家，占總戶數的70%，具體情況如表3：

表31920年上海114戶機器動力設備狀況[11](p304)

附圖{圖}

使用鐵木腳踏機的手工棉織工場也逐步向大機器生產轉化，如1929年的常州織布業中，"純系鐵機者，惟大綸、利源，廣益則鐵機與鐵木機混合皆用。振興、永成則專用鐵木混合機，此皆專用電力汽力為原動力……余如東定鄉之大文、西定鄉之協源、政成鄉之益勤，亦皆為鐵木棍合機，原動力均用電力，協源則兼理漿紗營業。大勢所趨，原動力之用人力者，將盡改為電力汽力矣"。據1931年對上海的調查，"有普通機制洋式布廠主48家，以木架鐵機為主要設備，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數十架不等，而以30架至40架為最普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電力者半"[31](p94)。又據南京國民政府1934年對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規模染織廠的調查結果，計415家工場，共使用電力織布機11208臺，手織機11886臺[25](p301)。

手工絲織業集中的杭州等地在1920年代前后伴隨著向機器生產的過渡而重新煥發生機。如民元設立的杭州緯成公司，最初從日本引進手拉機10臺，至1920年手拉機增至300臺，1926年購置電力絲織機13臺，開始向動力絲織廠轉化。虎林公司于1914年開業時也是僅有手拉機10臺，至1920年發展到200臺，1924年開始添制電力絲織機24臺[32](p143～146)。這些絲織廠尚未完全過渡到機器工廠，大多是手拉機與電力絲織機并存。1927年，杭州絲織業中共有木機1000余臺，手拉機6000多臺，電力機3000多臺，到1936年，電力絲織機增長到6200臺，手拉機下降到800臺，木機減至500臺[33](p186)。電力機在絲織業設備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尚未完全取代手工織機，依然處于由舊到新的過渡狀態。蘇州也出現了手工絲織業向機器絲織業的過渡，如創辦于1920年的東吳絲織廠，起初生產設備只有20臺鐵木手拉機，經過幾年的發展，逐步淘汰了手拉機，改換"武林"式鐵木合制電力織機。從1929年開始，兩年間增加了電力機34臺，同時酌留手拉機若干，備作傳統產品的生產[34](p101～104)。手工絲織業較為發達的其它城鎮如湖州、盛澤、寧波、安東等地也開始了向機器生產的轉化。針織業中也出現了手搖襪機與電力襪機并用或"織襪全用人力，其它工作則輔以電機"的過渡現象[31](p66)。

傳統工業生產力變革及其所產生的積極效應，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工業化道路。過去學術界對直接引進外國機器建立現代工業的移植型道路較多，對手工業向大機器工業的過渡轉化注意不夠，這是有失偏頗的。一方面，移植型的工業化之路雖是近代中國無法選擇的選擇，它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也確實起主導作用，但是，移植進來的工業文明（包括外資在華企業）對傳統工業主要采取一種摧毀式的取代，而其自身的能量又無法完全吸納失業的傳統工業工人，從而遭到手工業者的抵抗，同時民族機器工業又由于遭受外資在華企業的特權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還需要利用傳統工業的勞動成本優勢，使得移植型工業文明的擴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傳統工業有著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還會在一定時期、一定區域內存在，移植的工業文明難以一下子全面代替工業生產中的手工方式，而只要手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沒變，中國就不可能到達現代化的彼岸。因此，近代中國在移植型的工業化道路之外，還必須對傳統工業進行嫁接改造，走嫁接型的工業化之路，即近代中國工業化應是一條二元工業化道路的結合，深入的探討已不是本文的旨趣，對此，筆者將有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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