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農民工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從發展趨勢看，必然要向市民轉變，然而農民工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其轉變方向也不是唯一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工的心理形態是復雜的。除了要從制度層面考慮加速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外，本文認為還要關注農民工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

關鍵詞：農民工 市民化 心理類型 社會文化

我國農民工這一獨特的社會群體越來越成為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農民向城市市民轉變，這是城市化戰略的應有之義。有學者把這一轉變分為兩個階段：農民向農民工的轉變和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因此農民工的市民化是其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它跨越了農民到城市的歷程。考察農民工，我們會發現，農民工既不是原先意義上的農民，也不是城市市民，他們成了城市和農村的邊緣人，人們謂之"城鄉邊緣人"。然而，農民工的這種邊緣性，應該是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產物，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將加大。

一、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心理形態及困境

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和適應過程，是農民工的價值觀念、心理形態和行為模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農民工作為整體必然要在城市生存下去，并向市民轉變。但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工面臨矛盾的心理狀態。

1、分析的視角--農民工的經濟狀況和對城市的心理態度

筆者從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狀況及他們對城市的心理態度，依據他們有沒有可能留在城市和想不想留在城市成為城市市民兩項因素，來分析農民工對市民化的心理。這里所涉及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主要考慮的是經濟水平，包括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和社會制度、政策等賦予的待遇等；對城市的心理態度主要是指對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現代文明的認同度。這兩項內容不能完全反映農民工在該問題上的思想，但應當承認，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這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另外，這里所言的經濟水平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并且在當前情況下，農民工的經濟水平是由農民工個人的收入決定的，因為由社會制度和政府的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待遇非常少見。

2、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心理形態

根據以上角度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心理狀態進行分析，會發現有幾種復雜的情況，簡稱為四種類型：能而欲、能而不欲、欲而不能、不能不欲。"能而欲"型一般是指經濟條件比較好、有一定文化水平、有一定創業能力的人群，他們基本具備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條件，并且在心理上認同城市，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希望在城市長期生活下去。"能而不欲"型從能力上說對留在城市生活沒有大的問題，但是在心理上，他們一般不認同城市的生活，往往認為城市是自己掙錢的地方，到一定的階段要回歸農村并在農村創業。應該說，這部分人是有明確目標的。

"欲而不能" 型比較向往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心理上也已經有了認同感，不希望自己回到貧苦的農村，但是他們在經濟層面上并沒有能力讓自己在城市很好地生存。"不能不欲"型同樣沒有能力讓自己生活得如市民一般，因此他們也不想留在城市，認為城市不屬于自己，這種類型的群體可能形成兩種情況，一是因為不能而不欲，二是主觀上確實不欲，客觀上確實不能。

從四種類型看，前兩種類型盡管對城市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他們有很明確的態度，心理認定也比較肯定，留就留，走就走，目標很明確，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中會比較積極向上，心理狀態是穩定的。但后兩種類型就不一樣了。"欲而不能"型由于有比較強烈的心理認同而事實上又不能做到，往往"眼高手低"，容易產生一種較嚴重的矛盾心態，表現得焦灼、不安，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從而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不能不欲"型因為有"不能所以不欲"和"不能也不欲"兩種情況，比較復雜和矛盾。一部分人可能會有在城市打工掙錢，回家過平淡生活的念頭，但有一部分人是因為看到了現實差距而認同了自己的生活定位，認識到自己憑能力留在城市是不可能的，對城市、對生活會有一種無奈的情緒，容易產生自卑心理，喪失自信心，對社會抱消極態度，同樣會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以上分析的農民工的心理形態，是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剖面分析，隨著市民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工的心理類型會發生變化。根據不同時段的經濟情況等因素，各種心理形態的農民工都有可能調整自己的人生目標，但從總體發展趨勢看，后兩種形態的積極轉向是向前兩種轉變。在這種轉型加劇的進程中，城市化的進程在加快。筆者以為，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的心理形態，特別是他們存在的心理困境反映了一種社會發展現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人們應當考慮如何在發展的進程中加快農民工的心理形態轉變，這就需要人們從影響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制約因素進行分析。

二、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文化環境

阻礙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就來自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和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制度，使農民工盡管身在城市，也不能夠享受城市的教育、就業、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不能參與城市公共資源的分享，無權參與城市的公共行政和社會服務體系，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和合法的組織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除了這一系列制度性的因素阻礙農民工轉化為市民的腳步外，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還受到一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筆者認為，雖然制度性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和農民工自身存在的矛盾心態也是關鍵的問題。

1、政府認識上的偏差

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政府起著領航員的作用，也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有力推動者，政府的言行決策引導著農民工的行為和心理活動，也引導著城市市民對農民工的心理態度。然而政府在對待農民工的問題上，往往存在很多認識上的不足，從而導致決策上的偏差。

首先是認為農民工會搶了城市職工的飯碗，不利于解決城市職工的再就業問題。這是因為，農民工進城就業往往與民營企業的發展相聯系，農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都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而民營經濟的發展是搞活城市經濟的基礎，這將從根本上拓展城市的就業空間。民營經濟的發展在為當地增加稅收、從而為國有企業改革成本支付提供財政支持的同時，也積累了兼并、重組和收購國有企業的能力。民營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和收購國有企業盤活國有存量資產，使處于下崗或"半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實現再就業。這一論斷是被實踐所反復證明的。即使換個角度看，農民工與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城鎮勞動力就業也不矛盾。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苦、臟、累、險崗位和艱苦行業，如建筑業，是城里人不愿問津的行業；農民工就業集中的民營企業，其工資報酬、福利待遇明顯低于城里人的預期，其高強度的勞動、嚴格的管理也是習慣了國有企業的人難以適應的。因此，農民工的就業和城市勞動者的就業有互補的作用。當然，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及人員素質的提高，農民工與城市普通勞動力的競爭將會加劇，對城市勞動力的替代作用也會增強。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這是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優化，其結果是社會整體效益的提高和就業的擴大。對勞動力市場競爭中的弱者，政府應通過就業扶持和社會保障加以保護，而不能用城鄉分割和市場壟斷的辦法加以解決。

其次，認為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不利于城市社會秩序的管理。誠然，農民工由于素質相對較低，工作狀態也相當不穩定，收入來源單一而且工資水平低下，又不能享受到社會的保障，因此，他們的居住狀況也較差，一般租住在城市的邊緣或城鄉結合部，一般也不被納入社區的管理。有人認為這些農民工會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城市的發展并不太需要這些人，要通過一定的限制使這些農民工進入城市。顯然，這種觀念不符合現代文明理念。城市的發展需要農民工，而且中國本是一個鄉土社會，城市亦是從"鄉土"發展到"現代"，政府應當意識到，關鍵的是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想辦法提高農民工的素質，逐步使城市進入有序管理。

2、城市市民對農民工的歧視

城市市民阻礙農民工市民化進城的觀念主要是歧視農民的觀念。究其根源，一是中國漫漫歷史長河中的大一統思想。我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歷朝歷代的君主在實現大一統思想的過程中都把人口視為競爭的資源，而人口中主要的就是農民，因此，農民事實上成了統治者實現理想的工具，封建歷史中統治者從來都是看不起農民的。這種輕民思想可謂由來已久。

二是中國古代所奉行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傳承歷史久遠，其具有內傾精神，是主靜的，并不積極激勵人們去對外在世界尋求系統的了解。五四時期的傖父在《東方雜志》發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指出中國文明發源于黃河流域，那里"土地沃衍，宜于農業，人各自給，安于里井，競爭較少"。在這種小農經濟生產模式下，中國大一統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不斷發展，中國國民的皇權主義心態也在不斷強化，在中國專制制度下，皇帝被神化為是上承下意而治理天下的，任何人違反了皇帝的旨意都要受到懲罰。在這種專制制度下，家長制充當了專制國家的人治統治模式，表現為兩端，一端是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一端是高度殘酷的家族制，貫穿二者之間的是等級繁多、層次分明的官僚體系。正是這種等級觀念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這種價值觀念直接導致了至少兩方面的后果，一是泯滅了社會的平等意識，二是造成了"身份"意識。這種價值觀念不利于"自由"、"平等"、"人權"觀念的樹立，也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公正與整體和諧。追根溯源，城市市民對農民的歧視可以追溯到中國這種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

農民由于生活的貧困和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遭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存在的歧視。農民工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被一些城市市民稱為是"二等公民"，甚至連一些農民工自己也有著強烈的自卑感。城市市民對農民工的歧視，既有上述的歷史文化根源，也有現代和傳統兩種不同的文化碰撞，農民工和城市市民兩大群體間在社會方式和思維習慣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城市市民對農民工的看法。

3、農民工社會群體的文化特性

城市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方式、看待事物的觀念、人際關系、風俗習慣，使農民工感到不適應;但同類中的鄉土文化習俗，使他們感受到熟悉的家鄉文化環境。這種文化同質性給他們的交往帶來安全感和人格的平等感。由于經濟、社會地位的劣勢引起的"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和過度的心理敏感，使他們處處抱著謹慎的態度，自覺或不自覺地回避與城市人交往，而愿意與自己的同鄉交往，因為具有相似性，如相同的工作環境、相同的經歷、相同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在老鄉、親屬、朋友等群體中，他們可以獲得信息與共享社會資源，共渡閑暇時間。農民工文化適應力弱，這使他們囿于習慣性的同鄉交往而不愿意主動地突破這一交往圈，客觀上形成了自我隔離狀況，與城市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

另外，農民工自身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帶有濃厚鄉土文化氣息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后會發生巨大的文化反差和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上的沖突，需要自身的不斷適應和調整，并要有一種社會公民的責任感去融入城市群體中，才能完成社會化的過程。但農民工往往有"過客"心態，對城市沒有"家"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有"陌生人"的感覺:城市再美麗，建筑再雄偉，環境再干凈，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與自己沒有關系。而且少數農民工素質較低。許多研究已經表明，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相對于滯留在農村的農民而言，群體的素質較高。但其中有部分人的文化水平、道德素質、法律意識相對落后。他們在城市中的越軌行為，給城市秩序與居民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并很容易被放大。

三、結論

農民工的市民化是城市化發展的題中之義，是提高農民工的收入、消除社會 不穩定因素、融洽社會關系、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在這一進程中，需要變革社會制度，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提高農民工的經濟收入，改變農民工的貧困狀態。與此同時，要關注農民工思想觀念的變化，要提高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也要轉變城市市民的觀念，而首要的，是政府要起領頭羊的作用，政府要構建一個和諧、寬容的社會環境，使農民工逐步適應城市的經濟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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