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考察了具有典型意義的英國、美國、日本城鄉關系演變趨勢及農村人口非農化模式的基礎上，從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的非同步性、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以及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等三個角度提出了解決我國農民工問題的緊迫性與特殊性。并通過對問卷調查資料的實證分析，揭示了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本文最后提出了合理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及農民工問題的戰略方針與對策思路。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農民工；國際經驗

作者簡介：朱信凱（1974-），男，山東蓬萊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農戶消費理論與政策。

一、農民市民化的國際模式描述

我們主要考察較為典型的以英國為代表的強制性非農化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遷移的非農化轉移模式，以及以日本為代表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非農化模式。

（一）英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英國城鄉關系的轉變速度明顯超越了同時期的其它歐洲國家。11世紀至15世紀是其城鄉關系演變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城鄉聯系松散，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但是農民存在兼業行為。至14世紀初，倫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國總額的三分之一，進口酒類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5世紀，首都倫敦已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鄉關系演變中期階段是指15世紀至18世紀，期間城鄉之間人口的流動加深了城鄉之間的聯系，這些來到城市的鄉村移民就像一條紐帶，把城市的工商業組織與鄉村的新興工業聯系在了一起。城鄉關系演變的后期階段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開始于18世紀7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一直發展到19世紀40年代。

它不僅促進了英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引起了英國社會的全面變革，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城鄉關系的緊密程度進一步加大[1].

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過程最早開始于11-12世紀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這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次農村人口向城市持續轉移的浪潮。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窮人，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存，距離也比較長。在15-17世紀，英國又出現了第二次勞動力快速向城市轉移的浪潮。

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遷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前途和獲得豐富的生活資料，遷移的距離較短。但是，英國勞動力流動最穩定、規模最大的時期是從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開始的。因為此前的兩階段雖然勞動力轉移規模比較大，但到工業革命前的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業革命后的19世紀中葉，英國的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到總人口的25%，而這正是圈地運動的直接結果。所以，從轉移的模式來看，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主要是選擇了以圈地運動為代表的以暴力為核心內容的強制性轉移模式。英國城鎮非農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也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從本國農村強制性轉移出去的[2].當然，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義國家，因而，殖民地國家也就成為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國非農化的進程在依賴于國內市場的同時，也得益于出口市場的規模和效率。

（二）美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美國農村人口的非農化是走了一條以自由遷移為主的與英國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3/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鄉村社會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國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成果隨著移民浪潮大量轉移到美國，使美國開始了以電力、鋼鐵等先導產業為主的工業革命，把工業建立在很高的起點上，并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起飛。工業化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城市勞動力的稀缺，進一步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從而形成了"棘輪效應"，使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3].同時，工業化推動了近代交通的迅速發展，有力地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并推動了大城市的崛起。

此外，工業化還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農業的發展不僅為城鎮化提供了足夠的食物，而且使大批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城鎮化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導致了19世紀末期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流動。據1890年統計，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紐約、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爾各地的鄉村人口分別在20年間減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國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萬人增加到543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1.2%，基本實現了城鎮化。

從時間上看，美國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僅用了50年。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而社會組織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隨之發生相應改變，從而導致了大量諸如"交通擁擠和住房緊張、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從而又推動了美國郊區化和小城鎮化的過程。

（三）日本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日本是一個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貧瘠、資源缺乏，但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屬于典型的"傳統型"產業結構國家。此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急劇下降，1955年為40.2%，1975年為13.9%，1998年為5.2%.日本農村人口非農化是發達國家農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歐美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道路[4].日本農村勞動力能夠順利轉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業容量較大的非農產業和人口條件。以工業地區主導產業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就業機會的擴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時，1945以后的近10年間，日本異乎尋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這使其有效避開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減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難度。

其次，迅速發展的工業大量吸收了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剩余勞動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間，日本的機械工業增長了5倍，鋼鐵工業增長了3.2倍，化學工業增長了2.6倍。工業的不斷擴張，為農業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致使一段時間內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

1968年，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年工業需要吸納的勞動力是初中畢業生117.9萬人，高中畢業生441.8萬人，而求職者分別只有24.6萬人和77.5萬人，從而有力推動了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從1960年到1968年，日本農業勞動力由1228萬人下降為878萬人。

再次，日本政府在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農業基本法》和《農業現代化資金籌措法》。規定在10年內要將農村中農戶總數的60%轉移到非農領域，同29政策研究農民市民化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國農民工問題的啟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時由國家貼息向農戶提供長期貸款，促使農業現代化，改變原有農業結構。這一措施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使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農協"組織，引導農業生產形式向"龍頭企業+基地"、"農協（市場）+基地"轉變，使農業逐步融入工業循環的大體系之中。

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中外比較與分析

在以上總結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當前我國農民工問題產生的背景、條件及現狀與國外，尤其是農村人口非農化較為成功的國家相對比，試圖找出兩者之間的差距與區別，為合理確定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戰略，促進農民工問題的合理解決提供突破口。

（一）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的同步性差異

城市化源于工業革命，與工業化同步。農民市民化是農村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的過程。

城市工業生產的發展需要勞動力，形成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同時，工業化帶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產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需要向城市轉移，形成所謂"推力".因此，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與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工業化是農民脫離農村的加速器，工業化直接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集中，而且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轉移幾乎是同步的。

與英美等工業化早發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起步時間卻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走了一條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5]（如圖1）。建國以后，我國長期實行了依靠農業積累支撐城市高速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引起農業的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的萎縮，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工農業比例關系遭到破壞，工業和農業的自然聯結人為地割斷了，城鄉形成差別懸殊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工業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圍內獨立運行，而沒有帶動農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關系。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積壓，一旦將制約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閘門開啟，如潮般的農村勞動力會像井噴一樣釋放出來，并將形成一種非常規的轉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的不同步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沖突也會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

（二）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

無論是資金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在發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當城市新增勞動力無法滿足其自身擴張需要時，就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強烈的吸力。另外，作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夠提供的功能和服務是遠非農村所能及的，從方便與舒適的物質生活的角度來看，對農村勞動力也構成了強大的吸力，這是推動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第一動力。美國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業化擴張的強大吸力完成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國家。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紀），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出于戰爭需要，美國向日本發放大量軍事訂單，這一偶然機會，刺激了日本投資、興辦企業的高潮，從而使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從923萬人增至1538萬人，第三產業也大規模擴張，大量吸收農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還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與此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道路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造成現有城市容納農村勞動力的容積不足，另一方面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較低的比較利益又迫使農村勞動力不得不尋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6].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求出路，從而造成了我國特有的擠壓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農民工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

（三）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

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沒有同步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半工半農性質的獨特的社會群體。對于大多數歐美國家來講，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時，一般不存在許多限制，英國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強行剝離農民與土地的所有關系，將農民直接轉化為市民。

當然，這一過程是痛苦和充滿血腥的。德國、美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過程相對于英國多了幾分溫柔和緩沖，但也沒有出現農民工的現象，農民都是比較直接和快速地轉化為了城市人口[7].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卻受到諸多限制，從戶籍管理制度到社會歧視等非制度性限制，幾道閘門將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徹底隔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農村人口非農化的條件才逐步放寬，但就目前來講，轉向非農業的1億多農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種職業的轉移，并沒有實現地域性的遷徙和農民身份的徹底變更。

人口從鄉到城，經歷了一個離土不離鄉，若即若離的階段，并向離土又離鄉，完全成為市民的方向轉變。從有利的方面來說，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并為我們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贏得了時間，有利于城市和鄉村有充分的時間適應人口流動這一重大要素的變動。不利的方面表現在，城市化的進程緩慢，農民身份躍遷的時限較長，以致對引發投資、促進消費、加速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化起著消蝕作用。

三、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通過中外農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較與分析，我們發現，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性、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以及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是導致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就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我們通過對全國11個省的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以及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是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一）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

進城農民素質較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這與我國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不同步性不無關系。通過文化素質我們可以就此問題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根據問卷，外出文盲勞動力占1.3%，小學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9.2%，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57.8%，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5.8%，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占5.9%.而且，這些勞動力中高達80%以上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專業技能培訓。由于文化素質低，又不具備專業技能，使得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空間狹小，只能選擇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這些崗位就業競爭激烈，工資水平低下。從問卷調查的情況來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農業的勞動力占返回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1%，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這一問題。

國際經驗表明，縣域經濟是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力軍[8].但近年來，我國縣域經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承載力卻在明顯減弱，如表1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從縣級市、建制鎮及鄉鎮地域非農企業返回農業的農村勞動力占了全部返回勞動力的一半。

利用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這一比例還要高得多。縣域經濟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減弱，使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轉移模式發生轉變，"離土離鄉"的農民逐年增多。

這一轉變不僅催生了我國每年春節波瀾壯闊的人口大遷移浪潮，使得我國的交通運輸系統不堪重負，而且，也加大了農村勞動力自身的轉移成本。

（二）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

威廉·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特點是二元的，即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并存。農業部門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負數。工業部門正處于擴張過程中，勞動邊際生產率顯著高于農業，按照工資最高水平等于勞動邊際產品的原理，工業工資顯著高于農業，這一差異的存在，使農業部門對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這是一種邏輯上講得通的極限理論，雖然由此推導出來的只能是"劉易斯陷阱"，但擴張的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卻在一定程度上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單純的市場拉力并非能順利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體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使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在面臨城市擴張拉力的情況下失去了諸多平等發展和就業的機會[9-11].

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當前農民對包括土地制度、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業保險、醫療保障等主要相關政策的滿意度是很低的，總體的平均滿意水平才只有44.2%（見表2）。

具體表現為：首先，土地流轉機制不活造成當前農民不得不根據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邊打工邊種田，從而造成了農村勞動力散兵游勇式無序流動。其次，在國家現行的管理體制中，至今仍沒有一個健全的機構來具體管理指導農村勞動力就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指導的主要是城鎮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而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現行戶籍管理體制嚴重剝奪了農村勞動力在更廣闊空間的就業機會。雖然在許多地方戶籍制度已經松動，但傳統制度所遺留的各種弊端，再加上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農民進城務工的大門并沒有真正完全打開，城鄉壁壘并沒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農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從事農業的農民，還是外出務工人員，都嚴重缺乏基本的、應有的社會和勞動保障措施，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13].

（三）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

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當雇主為既定生產率特征所支付的價格依據人口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系統性差別的時候，就可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歧視，具體反映為職業選擇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資本獲得較低的報酬。社會問題經濟學認為，歧視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對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對待。歧視包括勞動力市場歧視和非市場歧視（社會歧視、教育歧視）。

而歧視的根源則來自于市場的不完美（不完備的知識、資源的非流動性、不完全競爭）和人類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視偏好）。西方國家受歧視的對象主要是種族和性別，我國被歧視的對象主要是基于城鄉差別、出身于農村的農民和女性。近年來，國內學者們呼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是農民受歧視的明證。而每年成千上萬轉移到城市務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受到的工資歧視、雇用歧視、職業歧視則是農民工就業歧視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農民受歧視的縮影[14].我國農民工的就業歧視主要由兩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場失靈和個人偏見導致對農民工的工資歧視；二是長久以來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制度和政策導致對農民工的雇用歧視和職業歧視。后者對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形成具有實質性和根本性的影響。

經濟學意義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聯系的概念，指獲得收益的代價。選擇外出務工是農民做出的關于如何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決策行為，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工，同樣要考慮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務工收益最大化的決策[15].農民外出就業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等。

表3是我們參考河南省農調隊課題組的統計方法，利用問卷調查資料所得到的關于被調查農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們透視出，在社會歧視的巨大壓力下，57.3%的凈收益率使千百萬農民工依然義無反顧，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沖破重重障礙，積極尋求外出就業機會。但農民工外出的經濟成本卻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費，同時又要放棄在家鄉獲得收入的機會，總成本高達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機會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會歧視下的較高的就業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

四、我國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針對我國現實國情，確立以政府為引導，以農民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多元城鎮化發展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為制度保障，通過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化、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等勞動力大容量轉移的政策方針，是積極、穩妥、有序地實現農民市民化的戰略保障。

（一）政府作為是農民工能否發揮社會"穩定器"作用的前提

農民工雖然是一支較不穩定但數量龐大的社會群體，極易產生較棘手的社會問題，但同時也可以發揮社會"穩定器"的作用，這需要以各種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只有通過制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才能發揮其社會"穩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才能推進我國的城市化建設[16].所以，農民工拉動社會經濟發展力量的正負取決于政府的是否作為以及如何作為。此外，農民工是一個歷史的階段性的過程，是當前農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成果，緩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農民工問題對于政府來講是階段性陣痛，幾十年后，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結構性穩定地釋放到大、中、小城市（鎮）后，農民工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勞動工人），所以，對于政府來講，應該看清這個趨勢，順應歷史潮流，從一開始就盡可能地給農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權利，以盡量縮短農民城市化的過程。

（二）消除障礙性制度，加速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社會進程

農民工融入城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農民工要達到與城市的實質性融合，還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從表象上看，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最直接的阻礙是戶籍制度，它造成了農民工身份、職業和角色的分離。

但從更深層次看，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歧視也阻礙了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認同和靠攏，這種社會歧視不僅來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體，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規定下來，從而轉化為區域制度性歧視[17-18].對于政府而言，只有積極主動消解障礙性制度，為人口自由流動創造條件，才能促進和加速勞動力轉移進程。

（三）形成"推-拉"機制，促進人口合理、良性流動

大力發展工業化，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動的"推-拉"機制，對于我國完成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具有決定意義。大多城市化較為成功的西方國家也都是工業化先行的國家，農民離農主要是受到城市（鎮）強大的吸引力所致。在這些國家，工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現代化、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間都是相互依賴、互為推動，最終邁向現代化。而我國農民非農化比較典型的是農村對勞動力的擠壓式轉移。農民僅僅是被農業"推出"土地，但他們"離土不離鄉"不會成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會成為穩定的城市人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僅完成一半。所以必須有較完善的工業化、城市化體系吸引他們，形成完整的"推-拉"機制，走出農村的農民才有可能從地理空間的變化，轉向生存方式和社會身份的變化，成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緩解城市化與工業化壓力

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步性，決定了在城市現代化大工業沒有建立時，應當大力發展鄉村工業，以緩解勞動力向城市超快轉移造成的就業壓力，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準備條件。

工業化時常落后于城市化，這樣，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尋求不到足夠的就業崗位而無法實現充分就業，導致失業率上升，甚至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工業化發展速度超過城市化，勞動力資源不足也會限制經濟高速、良性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發展進程。當前，我國城市化正處于關鍵階段，大江南北涌動的"民工潮"表明工業發展已經落后于城市化，解決不好就會帶來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扶持農民發展鄉村工業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各地涌現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膠東模式"等遍地開花，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同數百年前英國的"原工業"有異曲同工之美。所以，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會改寫農村"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的歷史，還預示了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的嶄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城市化的社會成本。

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城市化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及妥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對待人口流動的態度對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國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后沒有自然地退出歷史舞臺，從而限制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此外，在只有簡單救濟與安撫政策基礎上的暴力剝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英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所以，政府的強制干預應當建立在尊重經濟規律基礎上。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城市經濟難以吸納眾多就業人員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建立失業救濟、養老保險、勞動技能培訓和醫療服務等一系列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村移民過多對城市經濟造成的沖擊，從而減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負面效應，將城市化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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