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他的建議對于沒有明確確定調查地點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周到也比較省事的建議。只是考慮到他雖然心地善良、為人隨和，但眼高手狠，干事有心計還不惜力，撈活甚細，且他以衡山為基地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變遷歷史與現實的社會調查筆記《衡山調查記事》已經打印成冊，洋洋十余萬言，其用力之沉足以砸人。衡山雖是寶地，但是此人狂收了一遍后我再跟著摟撿，在勞動力投入上顯然是田野調查的過密化[3]；估計我下氣力還是能撿到幾穗、摟到幾把，但是很難再發現如于建嶸已經收獲的那樣成捆成垛的有意義剩余；而且還可能受于已經形成的思惟定勢影響，導致邊際效益遞減。思慮再三，經調查組集體討論后，我們決定另擇調查路線。

他送我的《衡山調查記事》細讀數遍，確實是大開眼界。[4]品讀這樣的細活，一聲贊嘆之外，還有同行的一絲嫉妒。于建嶸已經注意了當年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組織化行為，注意到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并著意從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中比較研究農民集體行動和社會情境的關系，農民集體行動中精英和大眾的關系。

岳北農工會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從這次調查以來，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這個較偏僻的地方，為什幺能產生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并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一面旗幟？在第一階段的調查時，我根據掌握的材料曾初步總結了如下幾點：其一，岳北地區屬于三縣（衡山、湘潭和衡陽）交界之地，地處南岳后山，相對南岳前山來說，國家政權的控制力要弱。其二，當年曾國藩訓練湘軍時，此地屬募兵范圍，形成了此地習武之社會風氣。其三，岳北的鄉民習慣于流動，有許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國時期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趙家為首的地主進行的土地兼并較為嚴重，趙、廖、劉、唐四姓劣紳橫行鄉里，無惡不作，農民所受壓迫較深。

1923年9月，湖南軍閥混戰，無暇顧及農民運動。劉東軒、謝懷德看到時機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劉捷三公祠召開農工會會員大會，到會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農工會，從而升起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一面紅旗。《湖南省衡山縣岳北農工會成立宣言》是這樣號召的，"可敬愛的農友們!我們在世界上上了士農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們在民權的地位上，除開叫苦叫冤啼饑號寒，日夜勞得汗水如淋之外，甚幺都沒有的啊！要讀書吧，學校是有錢的才可進去；要住屋吧，好一點的房子，我們一進去，房主即疑我們是偷竊扒摸的啊；要吃飯吧，輪到青黃不接時，提起錢沒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國的棉花價格提高收盡去了，使得我們赤裸裸的不能紡花織布，其它如做官得了錢的人，挾著官威強買民田；做官要得錢的人時常預征錢糧，外國人暗中使中國軍閥互相打仗，到處用兵，弄得我們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們啊！外國人把洋貨送到中國來，弄得我們從前用手工藝做出來的貨，那里還值錢啊！我們現在種種的壓迫，因為從前忘記團結力是我們的武器，以致從來沒有向敵人反抗！現在我們知道了，要為自己解除困苦，爭謀利益，只有大家聯合起來啊！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農歷八月初六日）"。從宣言可見，岳北農工會實際上已是在共產黨的階級斗爭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農民革命組織。

1926年6月上旬，成立的岳北區農民協會，則直接以階級斗爭為口號，并通過一系列的政權性行為，使岳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普遍實行減租減息，土豪劣紳不能隨便退佃；二是修橋筑路，解放了生產力；三是提取公產、祠產發展國民教育，做到了鄉有國民小學；四是禁止賭博和吸毒，整頓了社會秩序；五是創辦了新民劇社，大演文明戲，向農民灌輸革命思想；六是創辦農民夜校，培訓農運骨干；七是解放婦女，實行男女平等。

當時并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能認識到農民運動對于改造中國社會所具有的意義。當時的中共領導者如陳獨秀等人就依據外國的教條忽視了中國農民的偉大力量。只有毛澤東這些對中國農村和農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從農民運動中發現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為了回擊來自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攻擊和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就來到了衡山的白果，對這里的農民運動進行了詳盡的考察。[5]

從現有資料看，毛澤東是在1月15日離開湘鄉橫鋪鄉肖家沖，經過湘潭分水坳進入衡山境內，當日下午步行到白果。當晚，在區農協會--關圣殿召集了區農會干部座談。農協委員長趙國城、副委員長彭桂峰向毛澤東匯報了岳北農運情況，陪同毛澤東考察了岳北農民糾察隊總部。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白果趙氏芳三公祠聽取了白果女界聯合會秘書朱隸堂和婦女代表的匯報。接著到岳北農工會會址劉捷三祠召開調查會，毛澤東高度贊揚岳北農民運動"好得很"。并說：衡山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是我國農民起來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國有五岳，首先點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過去軍閥趙恒惕想撲滅，撲滅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撲滅，將會跟趙恒惕同命運。毛澤東還指示要對岳北農工會烈士家屬好好照顧，并看望了一家烈屬。下午毛澤東到劉家祠堂視察設在這里的二區農民糾察大隊部。當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樓屋農民夜校校長劉友琴家，調查了農民夜校情況。17日上午毛澤東離開白果，經福田、宋橋（世上沖）20日到衡山縣城，24日毛澤東結束了在衡山為期10天的考察，乘船離開衡山縣城，順湘江而下返回長沙。

觸景生情，于建嶸這樣感嘆：

岳北農工會以及岳北農民協會領導的農民運動離我們也已有七十多年的歲月。我們已經沒有可能聆聽這些傳統鄉村社會的反叛者親述他們的豐功偉績了。我們只有從尚存不多的歷史資料中走近他們，希望知道他們是些什幺人，做了些什幺事。隨著我們對這場可歌可泣的農民運動和這些值得敬仰的農民領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產生了：其一，當年的鄉村社會內生的地方權威與外來的政治權威之間是通過什幺樣的方式建立起聯系的？其二，農會組織對傳統的宗法制度沖擊的意義。可以說，岳北農民運動對封建禮教進行了無情而徹底的沖擊，岳北婦女敢鬧祠堂就是明證。但在農民運動失敗之后，宗族組織就迅速發展起來了，并重新控制了鄉村權力。那幺，為什幺農民運動最終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鄉村社會的特性？這是否是一切農民運動不可逾越的局限？

西哲史家克羅齊言，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帶著這樣的疑問，使于建嶸下氣力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湖南農民運動和九十年代湖南農民集體行動的聯系和區別。他在一個深刻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命題、一個宏大的敘事結構中展開了他的深入調查。在田野工作中他已經接觸到了當代中國農民集體行動形成的某些先期征兆。這些征兆是小事。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開篇描述的也是這樣一些小事。"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事件的征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因果關系，恰為歷史的重點"。[6]

1月21日晚，我和紹莊村的楊某和周某、同興村民兵連長羅某和原黨支書周某，[7]在白果街一農家旅館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大家的發言要點如下：

其一，農民負擔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貫徹到基層，而是縣鄉一級政府違反中央政策進行"強取豪奪"和變相"勒索"造成的。這也是目前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民不愿上繳稅費甚至產生對抗的客觀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況尤

甚。縣鄉一級干部為了達標有政績、增加財政支出和其它項目的建設、以及部門職工的福利，而將農民的實際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鎮現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縣是按人平純收入2450元）作為收取農民稅費的依據的。而農民的實際收入根本沒有這幺高。目前，絕大多數老百姓對國家的農業稅是認同的。對五保、優撫亦表示支持。但對鄉鎮統籌的意見特別大。比如統籌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時還要收高額的學費，平時隔三差五還收諸如試卷費、監考費、班費、資料費。計劃生育費就更難以讓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絕育手術的人和60歲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數上繳。對公益金、鄉村道路建設等費用也有意見，甚至相當反感。鄉鎮政府根本不管農民的不滿，利用國家政權將各種費用強加在農民頭上。長期以來，在農民與政府的關系上，農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他們對省、中央一級政府尚抱厚望，總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縣鄉一級才走了樣。[8]雖然對鄉鎮干部亂收費等行為意見很大，只要有口飯吃，只要還沒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寧人、忍氣吞聲，勒緊褲帶來繳納各種稅費。可謂"挨鞭子過河"，無可奈何。

其二，超經濟強制。為了從農民手中收取到各種稅費和攤派，有的鄉鎮干部和部門動用國家專政機關，動不動就出動公安，以維護治安為名，強迫農民。更有甚者，有的還動用黑社會勢力，政府職能部門"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頭流氓動用武力或其它非法手段。這樣雖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種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沉滓泛起。同時，有關部門制定各種土政策規定，不完成稅費任務，就不準參軍，不準結婚，不準生小孩（不給計劃生育指標），通過所謂的合法手段來剝奪公民的法定權利；而且鄉鎮政府還通過所謂的"村財鎮管"的改革，將村干部的工資補貼全部收到政府，以此來控制村干部。紹莊、同興兩村的現任領導班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許是半真半假，確也道出了他們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點辛苦工資外，有時還得嘗嘗風箱里老鼠的滋味，畢竟上級政府沒有授權他們"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將鄉村統籌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來，何況這統籌提留里包含了他們的"小九九"。面對農民振振有詞地質問，他們不免心虛。"母雞壓公雞，一級壓一級"，面對上面的威壓，他們只得犧牲農民利益。

其三，政治資源控制。有些村通過控制黨組織這種方式來壟斷權力，所以，很多年都不發展黨員了。有的村在村委會選舉時搞秘密活動，搞親屬化。鎮里的干部不僅不制止這些非法活動，有時還給黨員施加壓力，要求黨員講組織原則，要實現鎮黨委的意圖。在目前的鄉村社會，已經形成了由少數村干部、鄉村先富起來的"款爺"和部分鄉鎮干部組成的權勢階層。[9]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也相互拆臺，根本無法改變村里的落后面貌。紹莊村的干部好比敗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沒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鐘過一天算一天。同興村雖高一篾片，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積下的陰德，為他們栽下一片杉木林，他們也只有背著石頭打天。

其四，農民種田不賺錢，增產不增收，大量的勞動力閑置。近幾年，農業豐收，糧食產得多了，但各種生產資料的價格也貴得離譜，且糧食賣不出去，農民種田不能創收。到外打工又沒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鎮的企業特別是四個石膏礦效益較好，吸引了大批勞動力，但由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石膏價格的下跌及各種腐敗行為，致使無資金進行正常的維修與簡單擴大再生產，亦無資金分發工人的工資，在礦里打工的農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會風氣惡化。賭博之風甚囂塵上，幾乎無村不賭。此種風氣的漫延，將嚴重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使鄰里鄉親團結渙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長的環境。

聽四農訴述，心情沉重。特別是有關鄉鎮機構和干部動用社會上的黑惡勢力來對付農民一說，前所未聞。無論他們出于什幺樣理由和動機，只要運用了社會的黑惡勢力來欺壓農民，性質也就改變了。其行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將基層黨政推到了農民的對立面，成為了農民仇恨和反抗的對象。這些黑惡勢力給鄉村社會帶來的一定是災難。有必要追究，農民負擔是一種利益交換還是利益剝奪--與誰交換，受誰剝奪？這些交換或剝奪是通過什幺樣的機制來完成的--是否關系和如何關系政府行為或其它公共權力？

我在湖南農村調查中已經從多個側面感覺到，村民自治在鄉村社會生活和鄉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村民自治在鄉村社會生活和鄉村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也很有限。和我于1996年作為民政部村委會換屆選舉國家觀察員身份考察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經歷相比，無結構訪談與就對村民自治專題調研得到的判斷區別相當大，以體制內研究人員身

份和以模糊性從業人員身份[10]進入場域對同一專題展開調查，所接觸的材料和人物及其表述的方式和內容的區別也相當大。由此我對一種所謂的社會科學調研方法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接到要論證A的一個課題，就亮明自己的學者身份和學術職稱到社會中去求證，當發現不能證明A命題為真的案例就跳過，當發現能夠證明A命題為真的案例時就開始調研認真記錄，然后根據形而上學的假設、文獻索引、技術路徑等規范開始撰寫調查報告，列出調查的樣本和證明的百分比，至此完成論證。這就好比：現在有個課題要論證杯子是鐵的，承擔課題后我就去確定樣本，發現玻璃杯子、塑料杯子就扔了或者砸了（剔除樣本），發現鐵杯子就保留下來（保留樣本）；最后完成的研究報告是：經過調查，隨機(?)抽取樣本杯子n個，經嚴格的物理化學分析和邏輯檢驗，這n個杯子全部是鐵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的杯子都是鐵的，區別只是在于是氧化鐵還是馬口鐵云云，并列出餅圖、直方圖、頻數統計以佐證，置可信度區間為95%，等等。問題是，這樣就是科學意義上規范的學術調查和學術論證嗎？！

2004年7月份，筆者對海南省文昌市抱羅鎮抱民區其中4個村子進行了調查，這4個村子分別是大位云村、大位黃村、大學村和樂玖村，這4個村子均歸抱民村委會管理。通過調查，我們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

一、該地區的基本狀況

該地區經濟落后，曾是國家重點扶貧的對象，但由于政府扶貧政策難以切實貫徹實施，該地區的經濟至今仍然發展不起來。

該地區只有2條路通往鎮上，且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濘不堪，摩托車是該地區的主要交通工具；該地區沒有電話線，至今仍然安裝不了電話，人們與外面的聯系都是集市日到鎮上去打電話；該地區農民家里除了電視機（有些家庭電視機都沒有）外，沒有一件像樣的家電，且由于地處偏遠，電視只能收到兩三個臺；該地區的房屋大多數為七八十年代用磚瓦堆砌起來的瓦房，只有幾戶人家的房屋是新建的；該地區沒有企業，甚至整個鎮都沒有，人們靠種水田和旱地保證溫飽，但孩子們的上學問題和一些稍微大一點的開支卻解決不了；該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極低，在4個村子中，只有大位云村和樂玖村分別有一個很小的只賣零食的小賣部；該地區人民生活簡單，基本上是與田地打交道，天天面向黃土背朝天，幾乎沒有和外面聯系。自給自足的經濟很明顯。

（一）該地區的收入狀況

該地區人均年收入大約為1800元，收入基本上只有兩種：種植業收入和外出勞務收入。種植業收入占80%以上，種植業者基本上是30—60歲之間的中壯年，外出勞務者基本上是16—30歲之間的青年。其中種植業收入主要是糧食作物收入，而糧食作物的種植采用的是最原始的耕種方式，犁田、播種、施肥、除草、收割，都是人工操作。其中犁田還是采用1200多年前就使用的曲轅犁。整個過程下來，雖然得到了一些收獲，但成本卻大大超過了收入。然而，村民們卻只把買肥料的錢算進成本，把其余自己付出的艱辛勞力成本忽視了。農民們的種植完全是靠天吃飯，如果碰上干旱或臺風侵害，那整個收入都特別差。外出勞務者主要是村子里小學畢業和初中畢業的青年們，他們一般往海口、深圳等地打工。由于他們文化水平低，整年下來，他們雖然省吃儉用也帶回了一些錢，但卻不多。除這兩種收入外，還有一些人從事養殖、飼養、木工、屠宰等，但這些收入不會超過10%。

（二）該地區的教育狀況

該地區教育水平低下，抱民區有一所小學，其它幾個村和這4個村的孩子都來這所小學上學。小學總共6個班，6個老師。老師們上課都用方言講課，課堂隨意輕松，沒有幾個孩子能學到多少東西。孩子們上課時間上課，下課時間就回家幫著家里干活，根本就沒有利用一點課余的時間來學習。家長們對孩子的學習也不怎么關心，他們不會給孩子們買課外書，所以孩子們除了學校發的那幾本書外，根本就不會接觸到其它豐富多彩的書籍。孩子們上完小學后，有的就不上學了，有的上了鎮里的中學，但也就上到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如果孩子們想讀高中和大學的話，除非小學升學考試就考上市里的省重點——文昌中學。但孩子們的后天培養條件太差，而文昌中學又是省重點，考上是極其不容易的。十幾年下來，整個小學也就三四個人考上了文昌中學。所以能上大學的機會只有這些人有，其它人能上高中的機會都很渺茫。家長們把家里煮飯、做菜、洗衣服等家務都留給了孩子，有很多家長還讓孩子們下地干活，種花生、除草、插秧、放牛等等，而這些孩子都是小學生，都不滿14歲，有的甚至不滿10歲。由于家長們對孩子的教育不重視，所以在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中，這些孩子就形成了不愛學習的習慣。在早早退學的孩子當中，有一部分是家里支付不起，也有一部分是因為學習成績太差而自己不想上了。

(三) 該地區的勞力狀況

該地區的農民以沒上完小學者居多，上完初中的寥寥無幾。村民們缺乏科學種田技術，科學養殖、飼養技術，缺乏市場信息，阻礙了他們嘗試新的經濟增長的方法。靠天吃飯是該地區的一大特點。在今年的5月至7月中旬，沒下過一場像樣的雨，在強烈的日照下，田地都裂開了，有很多的田地由于干旱不能種植而荒著，而已經種下種子的那些田地，禾苗由于缺水而發枯發黃。村民們都愁眉苦臉，面對天公的不作美唉聲嘆氣，無可奈何。

冬天是該地區反季節瓜菜種植的好時期，村民們都特別看重這個季節，都想趁這個季節好好賺一把錢。他們主要種植辣椒，因為這個季節辣椒銷往內地，價格都挺不錯，銷路也很好。如果在上年辣椒賣了好價錢，來年所有人都會一窩蜂地種植辣椒，以至于有時候供大于求，辣椒滯銷，村民們損失很大。村民們種植，完全是憑經驗而不是憑技術，有時候農作物生病了，他們到鎮上農科所按照別人的推薦買了農藥，但不看說明書，不按要求施藥，致使所種農作物全部死掉。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盼望能賣上幾個錢的農作物死掉，村民們欲哭無淚。

該地區還存在著一個60多歲垂暮之年的老人下地干活，而20多歲年輕力壯的青年在家閑逛的畸形問題。該地區外出打工的青年有相當一部分由于沒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只干了一兩年就回家了。他們回家后，不愿下地干活，整天騎著摩托車到處閑逛，等到結婚生子了，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不愿干農活，而在外面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在家里由父母養著，整個算來，父母不僅要養自己、兒子，還要養兒媳和孫子。雖然也有些人想通過開荒種植瓜果來致富，但又苦于沒有成本，他們到農村信用社貸款，但信用社怕他們虧本還不了債而不敢把錢貸給他們。所以就出現了一邊是五六十歲的老年人在田地里面向黃土背朝天，一邊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在家里悠哉游哉沒事做的畸形現象。

二、 對該地區農民增收的一些建議

（一）要致富，先修路

由于鎮子與各村的距離很遠，長期以來是土路，出行很不方便，更不用說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了。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村民種了蔬菜瓜果，要拿到集市上賣很是麻煩，所以很多村民就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種植習慣，根本就支付不了其它開支。只有少數家里勞動力充足的家庭去積極種地，種一些瓜果蔬菜，騎著摩托車往外面跑，跟收購老板聯系。但也只有像西瓜、冬瓜、南瓜、香蕉等這樣大面積種植、產量很大的瓜果人家才會開車到田地里買，其它像辣椒、蔬菜等由于是小面積種植，產量較小，人家是不會上門來收購的，都得自己拿到鎮上的收購站去賣，所以交通不便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家里勞動力少的家庭，他們要種田、放牛、喂豬、養雞等，甚是忙碌，且由于山村閉塞，他們長期與外面交流很少，導致了他們落后的觀念，他們也就安于現狀，本本分分，保證溫飽。

所以要使該地區富起來，首先就要確保村村通公路，村鎮連接，打開與外面世界的通道。

（二）改變觀念，科技興農

由于人們長期形成了種地沒出息，當農民就是受苦受累的觀念，很多人都不愿帶著熱情去干活，特別是年青人，他們寧愿待業在家也不愿意去學一點有用的知識。而且村民們相信經驗，服從老天爺的安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世世代代用著一種一成不變的方式去耕種祖輩留下來的土地。他們的耕種方式就像他們的生活一樣簡單又帶著傳統，他們的耕作熱情就像他們的處世一樣波瀾不驚。沒有人想著去科技興農，也沒有有一點知識的人想著去務農。所以耕種的盲目性使農作物的產量不高，自然收入也不高。其實，該地區地處熱帶季風氣候，水源、陽光都很充足，且土地肥沃，如能用科學的方法去耕種，很容易就有好收成的。但人們的觀念落后，缺乏市場經濟頭腦，且政府沒有對當地進行正確的政策指導，所以人們根本就沒有想過靠知識勤勞致富。

所以要使該地區富起來，還要改變人們的觀念，讓他們主動去學一些農業知識，以科技來興農。

（三）利用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經濟

該地區地處熱帶，降水充足，氣候條件非常好，且土地也較好。有著相當好的資源優勢。春夏可種西瓜、南瓜、香蕉等，秋冬是種反季節瓜菜的好時節，這時候可種香瓜、辣椒等。還有蜜棗和胡椒也是當地的特色作物，可以有效地發展起來。自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每家每戶按人口都分到了一些水田和旱地，于是各家都有了自己的種植范圍，且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村民們長期在這些田地里種上了最基本的滿足生計的作物，所以也就沒什么特色，也賺不了多少錢，基本上只是自給自足。要富裕起來，只能靠種植特色經濟。而要種植特色經濟，就要開墾荒地，這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政府也應該給予支持和一定的幫助。比如政府可以適當放寬一下農村信貸政策，給真正想勤勞致富的村民一個機會。在特色經濟怎樣種植和管理方面，政府還可以派一兩名技術人員到村里進行指導。

所以要使該地區富起來，還要大膽嘗試新的經濟增長的方法，決不能僅僅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要敢于發展該地區的特色經濟。

（四）政府支持，要對當地進行一些政策性指導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4個村子都有村長，但村長都是名存實亡，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么好處。一方面，村長與村民沒有什么區別，他們也跟其它人一樣耕種，政府不會給他們任何補貼；另一方面，政府根本就不給當地進行投資和政策性指導，村長是村長，但4個村的村長都沒有辦公的地方。就連村委會的主任也是在自己家里辦公。村長即使想給村民辦一點實事，也沒有經費。所以政府要對該地區進行一些政策性投資，對村長要進行一定的鼓勵和支持，適當下撥一些經費，讓村長干好事，干實事。自從農村實行稅費改革以來，許多地方都減少或取消了農業稅，但該地區的農業稅一直沒有減，這也給村民們增加了一些負擔。

所以要使該地區富起來，還需政府方面的工作。政府要把國家政策貫徹好，莫給農民增加負擔。要對農民給予支持，對農業進行鼓勵，對農村進行幫助，讓村民們有所增收。

三、調查后的感想

貧困，就像一根針，深深刺痛著中國社會當中的弱勢群體。而農民，是這個弱勢群體的主體。在農村生活的一切所見所聞，讓我的心情很是沉重。當你看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在炎炎烈日下佝僂著身子在田地里干活時，你是否想到幸福晚年對她們的意義？或許這對于她們只能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當你看到村民們為了省錢而有病不看時，你是否認為他們對健康不關心？或許這只是因為囊中羞澀而做出的無奈選擇；當你看到八九歲的孩子在夜幕下趕著牛回家的時候，你是否覺得這可愛的孩子多了幾分成熟？或許這就是同在一片藍天下的人卻有著不同的命運吧；當你看到......而所有的一切，對于在那土生土長的我都看到了。我慶幸，自己已經跳出農門，永遠不會再呆在那個地方了。但同時也為家鄉淳樸的父老鄉親，可愛的兄弟姐妹們痛心，什么時候，他們才能過上好日子呢？

當習慣了城市的喧囂后，再回到那個地方生活，你會覺得那里的生活真的有點“與世隔絕”：沒有電話，電視只能看兩三個臺，沒有網吧，整個鎮上都沒有，人們幾乎沒有和外界交流，只有每隔一天一次的集市日才到鎮上去趕集買點生活用品。那里的人們起得很早，睡得也很早。整個村子，一整天都非常寂靜，只有些時候，從一些人家里傳來電視的聲音和收音機里播放瓊劇的聲音。當夜幕降臨，村子里除了人們家里透出來的一點燈光外，外面一片漆黑。每當這時候，夜，死一般的沉寂，整個村子，幾乎沒有一點聲響。不到10點鐘，幾乎所有的人家都熄了燈，早早就進入了夢鄉。或許那是村民們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改變不了。

讓我心里發痛的是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當城市里的孩子忙著進幼兒園小班、中班、大班進行學前教育時，他們等到七八歲才能開始上學，接觸書本，在這之前，他們沒有文化知識的父母不會給他們買任何兒童讀物，當然更不用說對他們進行什么學前啟發了。所以說他們的智力開發是從上小學才開始的，比城里孩子整整晚了好幾年。等他們上了小學以后，也只能接觸到學校所發書本上的知識，若沒有他們的要求，忙于農活的父母是不會給他們買任何課外書的。他們放學回家，還要幫著家里煮飯、做菜、洗一大堆衣服。有些孩子星期六、星期天還下地幫父母干農活，小小年紀就已經像個小大人一樣無所不能。當看到干瘦黝黑的孩子們一張張天真無邪的臉時，我覺得這世界真的不公平，其實他們的先天智力一點也不比別人差，可是同在一片藍天下，他們卻有的讀完小學就面臨失學，有的至多也就讀完初中。雖然他們當中也有一些天生聰穎，悟性特好，學習成績很好的，但由于家庭貧窮，也不得不早早退學。他們能上高中、讀大學，真的很不容易！當城里的孩子被父母捧為掌上明珠，從小就有一大堆玩具，一大堆書籍包圍時，他們卻什么也沒有，幾十塊錢乃至幾百塊錢的一套書籍即使他們很想要，家里也是買不起的。他們本來也應該好好讀下去，讀到大學的，但他們不能。貧窮，不是他們的錯，但一切，都是貧窮惹的禍。

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的今天，我們是否應該確實地關注一下弱勢群體，關注一下這些貧困農民。我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與可憐，而是具體的行動。占著中國70%人口的農民若不富裕起來，國家的富裕從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