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取經是中外宗教史、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跡，在這一“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的奇跡身后，既產生了諸如《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樣的紀實性作品，也催生出了《西游記》這樣的虛構性小說。伴隨著其傳播與接受，《西游記》研究漸成風氣，現存最早的版本明金陵世德堂本的陳元之序堪稱第一篇對《西游記》作出比較精到分析的文章。自明至今，薪盡火傳，《西游記》研究成為古典文學研究中一塊豐厚的園地，但有明及清一代，始終以序跋、評點為主，個別論述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就整體而言缺乏系統性與理論深度。歷史演進至二十世紀，隨著西學東漸的浪潮以及文學界、小說界革命的逐步推進，《西游記》得到許多現代學術先驅者的關注，從此步入其現代學術研究的進程。百年以來，學者們在《西游記》研究這片沃土上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取得了豐碩的成績。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站在二十一世紀新的起點上，返觀上一百年的《西游記》研究歷程，瞻望今后的研究前景，是我們在這個世紀之初所應進行的一項繼往開來的迫切工作。

一 二十世紀《西游記》研究的百年歷程，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二十世紀初至中葉，是《西游記》現代學術研究的開創期，以魯迅、胡適、鄭振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以新的價值觀念與批評標準對《西游記》進行闡釋與定位，篳路藍縷，功不可沒。第二期自二十世紀中葉至七十年代末，是《西游記》研究的單一化時期，由于受特定政治氣氛影響，研究偏重于思想主題的探尋，且多以社會學批評甚至階級斗爭學說圖解《西游記》，成果相對較少。第三期為八十年代初至世紀末，是《西游記》研究走向全面繁榮的時期，其特征有二：一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與質疑，提出了許多新見；二是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多個角度多個方面，且多有爭鳴之作，時聞辯駁之聲，在良好的學術氛圍中把《西游記》研究推進到了新的學術高度。 在第一個時期中，代表性的學者及論著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有關論述，胡適《西游記考證》與鄭振鐸《西游記的演化》等文章，及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有關部分，另外還有陳寅恪、袁珂、汪浚等學者也對《西游記》作了一定論述。他們從作者、版本、人物、情節、主題、藝術等各個方面，對《西游記》進行闡釋與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如魯迅與胡適共同確定了《西游記》的作者為明淮安人吳承恩；魯迅提出《西游記》的祖本為楊本，鄭振鐸則提出永樂本說，孫楷第對現存的《西游記》版本作了詳盡而精到的鑒別與著錄，提出了許多創見；魯迅與胡適分別提出了孫悟空原型的“國貨說”與“進口說”；鄭振鐸則對西游故事的演化作了詳細的歸納與論述；陳寅恪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對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物的原型作了新的探討；等等。當然，由于當時資料限制，他們在一些問題上的論述難免有片面甚至錯誤之處，但瑕不掩瑜，他們墾拓了《西游記》現代學術研究的處女地，為以后研究的逐步走向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至二十世紀中葉，《西游記》研究進入第二階段。1957年作家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西游記研究論文集》集中代表了1949-1957年這一段時間的研究成果，從其中所收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明顯的變化是研究方法，這一時期更多地是從社會歷史批評的視角對《西游記》進行解讀。1954年張天翼發表《“西游記”札記》一文，首次把《西游記》中的神魔斗爭與現實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斗爭聯系起來，并提出孫悟空大鬧天宮象征農民起義以及孫悟空后來成為投降派的觀點。這一研究方法被譽為“撇開了一切玄虛、歪曲的舊說，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西游記》的客觀因素”，“應該是研究《西游記》以至其他一切神話小說的準則”。自此，唯物主義的社會學批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此方法指導下，研究者們對諸如吳承恩的思想性質、孫悟空的階段屬性、小說主題的進步意義等問題作了較有意義的探討，從發表文章的數量看，是相當可觀的，這也從一個方面表明了《西游記》研究隊伍的發展與壯大。但相對而言，由于受特定政治環境的影響，此時的研究范圍較為狹窄，方法也較為單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當時的研究，并對后來產生了不良影響。 進入八十年代后，《西游記》研究呈現出全面復興與繁榮的景象。1982年10月第一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在江蘇淮安——連云港舉行，會議議題涵蓋了《西游記》研究中的諸多方面，如思想傾向、藝術成就、版本流變、故事來源以及吳承恩的生平、思想、創作等，次年編選出版的《西游記研究》是這次大會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了本時期取得的初步成績，昭示了《西游記》研究突破前一時期的狹小格局，走向全面、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隨后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在各地持續不定期召開。與此同時，港臺及海外的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紹進來，臺靜農、糜文開、張靜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國藩、杜德橋等對《西游記》的版本、人物、本源等方面都作了富有意義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從三、四十年代的長澤規矩也、小川環樹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磯部彰、中野美代子，幾代學者在《西游記》研究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如太田辰夫對《西游記》成書過程及版本源流的追索，磯部彰對孫悟空及豬八戒形象的形成過程的考察，都顯示出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扎實的文獻功底，有力地刺激和促進了國內研究的發展。對《西游記》譯介與傳播情況的研究也陸續得到許多學者的注意，其中王麗娜成績較著。 這一時期發表的《西游記》論文數量及質量均非前兩個時期可比，并涌現出許多有見地、有思想的優秀文章，如章培恒、張錦池、趙國華、吳圣昔等學者的一系列文章，同時專著出版增多，較有影響的如胡光舟《吳承恩和西游記》、朱一玄等《〈西游記〉資料匯編》、蘇興《吳承恩年譜》及《吳承恩小傳》、張靜二《西游記人物研究》、余國藩《西游記論集》、李時人《西游記考論》、張錦池《西游記考論》等。綜觀八十年代以來的《西游記》研究，明顯呈現出兩個相輔相成的特征：一是反思性。在涉及小說的作者、版本、主題、宗教意識等各個方面都對前人的成果重新進行思索，并提出許多反撥性的觀點，如八十年代初由章培恒發端的作者討論，版本研究的重新得到重視，八十年代后期興起的主題探討等，都對已有的成果作了新的評價和認識。二是多元化。不僅在前人已涉足的領域中有了新的收獲，也開拓出了一些新的學術領地，如從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的角度加以觀照，運用神話學、人類學等新理論與方法進行批評，等等。這樣，《西游記》研究借思想解放之東風，得文化交流之便利，逐漸形成了中西打通、內外融匯之勢，互通有無，互相啟迪，在開放的對話環境中大步走向二十一世紀更高的學術境界。

二 百年《西游記》研究之所以一脈相承，不絕如縷，即使在曲折行途中依然顯示出向前推進的態勢，乃是因為在研究進程中不僅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合奏，更有立場相左針鋒相對之爭鳴，思想與觀點的切磋與撞擊激發了《西游記》研究的活力，并使其一直保持了自我糾正、自我更新的能力。由于小說內涵的豐富性、形式的奇幻性以及解讀的多元性，在百年研究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經久不息的論爭熱點，概而言之，約有以下四點： 一是作者之爭。二十世紀的《西游記》作者研究是以吳承恩作者地位的確立為肇端的。《西游記》明刊本不題撰人，至清初汪象旭《西游證道書》始以為丘處機作，后吳玉搢據明天啟《淮安府志》及小說中的淮安方言推斷作者為吳承恩。二十年代初魯迅據歷代《淮安府志》及錢大昕、紀昀、丁晏、吳玉搢等的記載，確定吳承恩為《西游記》的最后加工者。應該說，魯迅勾索古籍，排比眾說，所下的結論還是相當謹慎的，也因此得到了當時大多數學者的認同，自此國內學術界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說法。在當時雖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1933年俞平伯在《駁〈跋銷釋真空寶卷〉》中即對此提出質疑，然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但在海外及臺灣學者中，如田中嚴、太田辰夫、磯部彰、杜德橋、余國藩、張靜二、鄭明娳等，則對吳承恩著《西游記》一說持保留、懷疑甚至否定態度。進入八十年代以后，章培恒率先發表《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一文，提出現有材料并不能證明吳承恩確為《西游記》的作者，打破了國內學術界多年以來在這一問題上的沉默，引發了一場關于作者問題的大討論。按諸學者爭論的出發點并結合其研究方法，可把有關討論概括為吳承恩說、丘處機說、陳元之說三大說。否定吳承恩著作權的有章培恒、楊秉祺、李安綱、黃霖諸人，維護者則有蘇興、劉懷玉、鐘揚、楊子堅、陳澉、劉振農、蔡鐵鷹等。重提丘處機說的主要是海外及臺灣學者，如張易克、柳存仁、陳敦甫、陳志濱，國內倡此說者有金有景，吳圣昔則大力反駁。陳元之說的提出是伴隨著對“華陽洞天主人”的研究而出現的，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者在否吳、否丘的基礎上，把作者人選的范圍轉向陳元之，重新審視華陽洞天主人、陳元之、作者三者的關系，提出陳元之即華陽洞天主人即作者三位一體的觀點。首倡此說者為陳君謀，對之作了更深刻論述的是張錦池，但此說在提出新論的同時，也面臨著反駁，如廉旭、吳圣昔、宋克夫等都對此提出駁議。在這三大說中，吳承恩說仍不易輕易否定，丘處機說與小說文本有鑿枘不合且難以自圓其說之處，陳元之說富有創見，但陳元之顯非真名，其人究竟為誰，仍是一個謎。可見，作者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有待于學者們更深入地思考與研究。 二是祖本之爭。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鄭振鐸、孫楷第等就對《西游記》的祖本問題作過初步探索，雖得出了一定結論，但限于當時資料，未能作出詳細分析與論證。1949年以后至八十年代以前，《西游記》版本研究幾乎停步，但海外漢學界卻成績卓然，如杜德橋、柳存仁、太田辰夫等都為此付出了心血，其成就于八十年代后介紹進來，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學術界在這一研究上的缺陷。八十年代后，國內學者在祖本問題上的討論也熱烈起來，迄今為止，形成了以下七種代表性說法：1、楊本說。首倡者為魯迅，贊同者有陳新、趙伯英，持不同意見者有胡適、鄭振鐸、小川環樹、黃永年、陳澉、吳圣昔等。2、永樂本（平話本）說。首倡者為鄭振鐸，贊同者有杜德橋、胡光舟、邢治平、曹炳建、蘇興等，持不同意見者有吳圣昔。3、朱本說。首倡者為長澤規矩也，贊同者有柳存仁、陳君謀、朱德慈，持不同意見者有胡適、孫楷第、杜德橋、黃永年、李時人、吳圣昔。4、“前世本”說。首倡者為吳圣昔，李時人認為在世本之前有一個吳本流傳，與該說類似。5、《西游原旨》說。首倡者為金有景，持不同意見者有吳圣昔。6、《西游釋厄傳》說。首倡者為王輝斌，持不同意見者有吳圣昔。7、詞話本說。首倡者張錦池，贊同者有程毅中。相比之下，前三說雖歷經數十年，仍不失其生命力；前世本說較為模棱兩可；《西游原旨》說與《西游釋厄傳》說存在明顯的附會處；詞話本說有新見，也有較大可信度。但顯然，其中任何一說想獲得普遍認同都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這一問題學者們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三是孫悟空原型之爭。這一問題的提出與試圖解答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延續至今而仍然聚訟紛紜。綜觀近百年研究，可歸納為“國貨”說、“進口”說、“混血”說、“佛典”說四種主要觀點。二十年代，魯迅最早提出孫悟空與《古岳瀆經》中的無支祁有淵源關系，胡適則認為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這兩者后來分別被稱作“國貨”說與“進口”說。在二三十年代，“進口”說占絕對優勢，陳寅恪、林培志等也持此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政治的影響，“進口”說被作為民族虛無主義觀點受批判，“國貨”說則被機械沿襲下來，除吳曉鈴《西游記和羅摩延書》一文外，幾無人對這一問題作認真研究。七十年代后期，季羨林重提哈奴曼說，以此為起點，孫悟空原型討論又熱烈起來。綜觀這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由魯迅和胡適首倡的“國華”說和“進口”說仍有人堅持并作了新的補充、論證甚至一定程度的修訂，此時的“國華”說已不限于無支祁，“進口”說也不限于哈奴曼，二者范圍擴展到中國古典文學和印度文學中與孫悟空形象有關連的其他形象，如張錦池《論孫悟空的血統問題》提出孫悟空形象孕育于道教的“聽經猿”，趙國華《論孫司空神猴形象的來歷》則提出孫悟空形象來源于《六度集經》中《國王本生》中的小獼猴，這兩篇文章堪稱是主張“國貨”說與“進口”說的力作。“國貨”說的代表人物還有劉毓忱、李時人、蕭相愷、陳應祥等，“進口”說的代表人物還有季羨林、顧子欣、巴人、陳邵群等。此外，又出現了兩種新的重要觀點，一是“混血”說，代表人物有蔡國梁、蕭兵等，認為孫悟空是既繼承無支祁形象，又接受哈奴曼影響的“混血猴”；一是“佛典”說，由日本學者磯部彰首先提出，認為孫悟空形象來自于密教佛典中的護法神將。另外，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其他原型“人選”，如夔、夏啟、釋悟空、《穆天子傳》中的猿猴、錢塘君、目連等，都可聊備一說。應該說，孫悟空原型問題是一個多層面而需要逐步核理的學術難題，它涉及到孫悟空與百回本之前的取經故事中的猴行者的關系，也涉及到猴行者與其原型的關系，然后才是孫悟空與這一原型的關系，在這一問題上，思想的層次清晰條理與論證的嚴密邏輯是不可或缺的，而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只有李時人、趙國華、磯部彰等極少數學者注意到這一點，我們期待著研究者能從這一方面作出更精確的論述。 四是主題之爭。這是《西游記》研究中持續時間最長、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熱點，就總體性質而言，可歸納為哲理性主題說、宗教性主題說、社會性主題說三類。明清時期的評論者主要是從哲學、宗教兩個角度進行論述，至二十世紀初，許多學者開始否認《西游記》有明確主題，這一看法至魯迅、胡適作了系統論證與發揮，二者都批判了宗教視角的闡釋，認為《西游記》實出于游戲，并無微言大義，這些觀點在八十年代以后得到了遙遠的回應。五六十年代，隨著歷史唯物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主導地位的確立，研究者幾乎毫無二致地認為《西游記》具有一個社會性甚至政治性主題，這一研究方法與結論至八十年代以后都有學者在堅持，但作了更深入論述，且注重從更為廣泛的社會背景、時代思潮等方面來探討。八十年代以后，《西游記》主題研究又出現了向哲理與宗教回歸的雙重趨向，從研究思路和觀點的演變看，它是明清《西游記》主題研究的發展，也是對五六十年代以來社會性主題充斥學界的反撥，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主題研究現狀的反思。

三 百年之間，《西游記》研究所取得的學術成果是相當豐碩的，據初步統計，共發表論文千余篇，出版專著三十余部。研究領域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四個爭鳴熱點以外，涉及到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現再從這三個方面對其主要成果作簡要評述。 文獻研究。文獻研究主要包括對《西游記》的作者、版本、源流的考證，它是《西游記》研究中最扎實、功底最深厚的一部分，現當代學者們以嚴謹縝密的學術傳統與融納中外的學術視野相結合，兢兢業業，致力于最基本的文獻探索與考證，在作者辨正、版本考索、源流探求等方面都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果。1、作者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有關作者爭鳴外，還有吳承恩研究，胡適、董作賓、趙景深、劉修業、蘇興等在吳承恩生平經歷的考證上花費了大量心血，劉修業還據《射陽先生存稿》整理出版了《吳承恩詩文集》，朱彤、許灝、陳澉、鐘揚等則主要探討了吳承恩的文藝及政治思想。2、版本研究。一是有關祖本問題，上文已述。二是版本流變問題。主要涉及到世本、朱本、楊本、《西游證道書》及大略堂《釋厄傳》等。如關于世本，主要探討了世本的刊刻時間，陳元之序及校者華陽洞天主人，熊云濱、榮壽堂與世本的關系等；關于朱本，主要探討了朱本與世本、楊本的關系，朱鼎臣的活動年代，朱本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朱本與《西游證道書》及大略堂《釋厄傳》的關系等。3、源流研究。魯迅、胡適、鄭振鐸已對《西游記》的成書過程作了探討，尤以鄭氏《西游記的演化》一文最詳盡，之后胡光舟、李時人等據新發現的材料，繼續對這一問題作了更深入細致的研究。學者們并對《西游記》成書中的重要階段及代表作品進行了研究，如李時人、劉堅、張錦池、巴甫洛夫斯卡婭對《取經詩話》的研究，太田辰夫、趙景深、李偉實、曹炳建等對《西游記平話》的研究，以及孫楷第、熊發恕對《西游記雜劇》的研究等。學者們還對《西游記》的本事來源作了多方面追溯，探討了《西游記》與印度文學、民間文學、敦煌文學的關系，在考證方面也作了許多細致的工作，考察出《西游記》中許多名物、事件的出處。此外，對《西游記》續書、改編、譯介等傳播與接受情況也作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尤以續書方面的研究成就最著。 文本研究。文本研究是《西游記》研究的中心內容，其研究范圍及成果主要集中于：1、小說性質研究。即《西游記》究竟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從思想主題看，有《西游記》是修行之書，還是寓言小說、哲理小說、滑稽小說、游戲之作、政治小說之爭；從題材內容看，有《西游記》是神怪小說，還是神話小說、神魔小說、童話小說、仙話小說、人生小說之爭；從創作方法看，有《西游記》究竟是現實主義作品，還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或者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之爭。2、人物形象研究。學者們從宗教、社會、哲學、美學等角度探討了人物形象的意義及藝術塑造的特點，討論最多的是孫悟空形象，關于其意義有以下幾大說：心猿說、農民起義英雄說、統治階級內部人物說、神話英雄說、作者理想體現說、時代精神代表說、模糊形象說、超我意識體現說、民族精神象征說、追求者說、悲劇形象說、童話形象說、幽默形象說等。其次是豬八戒形象，關于其意義主要有普通勞動者形象說、落魄者形象說、時代性形象說、孫悟空陪襯者說、滑稽形象說，以及從人文主義、人性欲望角度進行的分析。對孫悟空與豬八戒的藝術塑造，研究者多是從神性、人性、動物性相結合的角度來闡釋的。對唐僧、沙僧及其他人物形象的探討是八十年代以后才興起的，但也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如張靜二、鐘嬰、張錦池對沙僧的研究，劉毓忱、蔡鐵鷹、張錦池、竺洪波對唐僧的研究。也有的學者對小說中其他人物如觀音、牛魔王及人物群像作了分析。3、美學特征研究。這一方面的論述雖很早就有所涉及，但集中的研究卻開始得較晚，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認識到《西游記》審美研究的重要性，其中作出較大成績的是吳圣昔與劉耿大二人。吳圣昔對《西游記》的諧與莊、虛與實、幻與真作了辯證分析，把《西游記》的藝術風格歸納為奇、趣、蘊、美四個方面。劉耿大則在專著《西游記迷境探幽》中集中探討了《西游記》的浪漫主義藝術特色、喜劇美、修辭藝術等，其中修辭藝術又細分為修辭藝術的均衡美、變化美、聯系美、側重美、錘煉美、音韻美，此書在審美研究薄弱的《西游記》研究中有填補空白之功。4、思想內涵研究。研究者主要從哲學、宗教、社會學三個方面探討了《西游記》的主題，見上所述。另外，還有的研究者探討了《西游記》作為一部神魔小說的現實內涵，包括《西游記》與佞道風習、農民起義的關系等。應該說，在文本研究方面，學者們經歷了一個從無束縛至有束縛再到無束縛的過程，當背上庸俗社會學批評的包袱時，文本研究的狀況堪憂，出現了許多現在看來是奇談怪論而當時卻被奉若神明的觀點；當《西游記》學術研究走上正軌之后，文本研究尤其顯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發展態勢良好，人物、思想與審美三方面的研究都已啟動，在人物塑造的意義與特點、文本的深刻內涵、藝術精神與形態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績，基本涵蓋了文本研究的各個方面，有的研究已比較深入。 文化研究。主要指對小說文獻、文本以外的文化內涵、文化價值的剖析。明確提出文化研究的口號，是伴隨著八十年代以來文化熱的出現而出現的，但實際上具有文化研究意義與內涵的批評與探討較早就開始了，如對《西游記》與儒、釋、道三教關系的研究，對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等形象原型的探討，對小說方言地域色彩的討論，都可歸屬于廣義的文化研究。概而言之，《西游記》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1、《西游記》與神話文化。較早對《西游記》進行神話學研究的是袁珂，但其論述還是初步的，楊義《〈西游記〉：中國神話文化的大器晚成》則從神話形態、神魔觀、神話想象、哲理意蘊、敘事結構和方法等方面論述了《西游記》在中國神話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從原型批評角度研究《西游記》包括人物原型的考索和小說主題的原型意義，前者主要指對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原型的研究。對《西游記》原型主題進行研究的有方克強等，他提出《西游記》是一個成年禮的原型模式，另外，曹祖平提出《西游記》的原型主題是尋求與回歸，中缽雅量則認為是以動物神為先導，往仙境乃至極樂世界轉世。2、《西游記》與三教文化。就《西游記》與儒、釋、道三教的關系而言，研究者提出了三教合一說、批判三教說與不尊一教說三種不同觀點；在《西游記》與佛教文化方面，出現了批判佛教說與弘揚佛教說的對立性意見；在《西游記》與道教文化方面，繼五六十年代的批判道教說之后，研究者對這一問題作了更全面公允的分析，提出《西游記》批判道教是有選擇性的，進而有研究者對《西游記》中的“內丹術”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如王國光、郭明志、李安綱、鄭啟宏等，李氏甚至提出《西游記》是一部以修心證道為主的“萬古丹經之王”，是以道教經典《性命圭旨》和《還源篇》為原型的。在《西游記》與儒家文化方面，張錦池成績最著，其《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索——論世本〈西游記〉的文化特征》提出《西游記》的總體文化特征是以釋道文化為膚，江湖文化為肌，儒家文化為骨，這是迄今對《西游記》與儒家文化關系最深入細致的分析。3、《西游記》與地域文化。主要包括小說方言的地方色彩、人物出身及自然風物的地理特征等，目前已涉及到的地域有江蘇淮安、連云港，福建福州、武夷山，湖北蘄春，山東泰山，浙江天臺山等。此外，還有的研究者從民族文化、市民文化、醫學文化、養生文化等角度進行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游記》研究中興起最晚，但卻最有前途的一個領域，到目前為止，除了在宗教文化、人物原型尤其是孫悟空原型研究上取得了較大成績外，這還是一片亟待開墾的土地，要想有所收獲，既需要艱辛的努力，同時也展現出無限光輝的前景。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三者都在二十世紀得到了長足發展，既較好地繼承了前人已有的成果，也提出了許多獨具開創性的見解，無論是在文獻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文本內涵的闡釋與討論，文化價值的思索與探尋上，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以文獻研究為基礎，文本研究為軸心，文化研究為旨歸，共同構筑起了《西游記》研究的大廈。

四 百年光陰轉瞬已過，回首《西游記》百年研究歷程，眾多學者汲汲以求，以深厚的學術素養與精誠的學術態度，辛勤耕耘于這片豐沃的原野，在文獻考訂、文本探尋、文化思索三個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二十世紀的《西游記》研究蔚為大觀。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二十世紀《西游記》研究中，無論在學理還是方法上，還存在著諸多明顯的缺陷和不足。前車之鑒，可為后事之師，冷靜地審視存在的問題，勇于面對，勇于改正，努力實現新的超越，將是二十一世紀《西游記》研究取得更大進展的關鍵所在。 問題的存在是較為普遍的，在文獻學這樣一個尤其需要扎實、嚴謹、實事求是的研究領域中，仍存在著一些不符合學術規范的現象，如不注重對同行研究成果的及時吸收，論證過程缺乏邏輯性，對原始材料的分析不夠精密甚至故意曲解，文獻學基本功的欠缺，等等。就研究者和研究論著的數量而言，文本研究是《西游記》研究中的重頭戲，但就研究質量而言，卻并不十分令人滿意，盡管研究已進行了百年之久，但仍存在著諸多有待開拓的空白點，如對《西游記》藝術性的探討一直是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直到1998年學林出版社出版了劉耿大《西游記迷境探幽》，才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在研究方法的運用與更新上，既有較大的進步與突破，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停滯不前甚至退步。在文化研究這一領域，最突出的問題是對新的理論與批評方法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一知半解，而囫圇吞棗，生搬硬套，其結論雖新穎，論述過程卻充滿妄斷臆說。尤其在《西游記》宗教文化研究這一方面，有的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又走上了明清學者以宗教圖解《西游記》的老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們的研究視野中，《西游記》成為一部比正宗的宗教作更深奧更難懂的學術著作，這不僅是研究方法的問題，也是態度問題，文學研究有而且應當有其超越于文學本身范疇的評判尺度，但決不應該使這種遲度淪落到連一般研究者都無法理解的程度。另外，學術論爭中的意氣用事，不尊重事實和論者的原始觀點，而妄斷以己說，以及正規學術研究中不應有的標新立異之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這二者都是《西游記》研究走向規范有序、健康發展的大敵。 在邁向新世紀的學術進程中，《西游記》研究將走向何處？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面對新世紀的挑戰與機遇，面對學術思想、理論、方法的快速更新與日益多元化發展，《西游記》研究要實現超越，實現新的突破，必須既立足當下，對上一世紀取得的成果進行較好的消化與吸收，取其所長，避其所短，同時也需要開拓視野，力求中外打通，古今融納，以新知創新見，以更好地解決上一世紀遺留下來的問題。文獻研究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多做些功底扎實的史料辨證與分析工作，也應該注意新材料的發掘，同時在對材料進行闡釋時，應繼承乾嘉樸學的優良傳統，避免一意孤斷和隱瞞論據。文本研究應盡快走出簡單社會學批評的框架，力求研究方法的更新與熟練運用，避免糾纏于不得其解的老問題，而應以新的視角與思路開辟新的研究空間，對小說的文本內蘊及藝術精神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解讀。文化研究在采用新進的批評方法、理論時，首先要做到對理論、方法本身的深入理解與把握，具體運用時更要避免削足適履，生搬硬套，盲目求新求異，要在對小說文本內容與研究方法都有深刻理解的基礎上，作出合情合理而有說服力的文化闡釋。除了整體思路上的糾錯正偏以外，還應該注意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力爭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 第一，《西游記》研究成果的系統整理。主要應進行以下兩方面的工作：1、《西游記》論文匯集及論文索引、著作提要的編寫。從總結以往成績與便利研究者的角度來說，匯集一些優秀的、有開創性意義的論文出版，以及編寫一份完整全面的《西游記》論文索引和著作提要，是一項比較急迫的工作。2、《西游記研究史》的編撰。在做好《西游記》論文索引與著作提要的基礎上，應考慮《西游記》研究史的編寫，以扎實的文獻功底與深厚的理論學養，對《西游記》產生以來的研究狀況進行史的梳理與總結，探討研究過程某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以期為二十一世紀的《西游記》研究提供理論方法的借鑒與研究實績的參照。 第二，《西游記》敘事學研究。與其他古典名著的敘事學研究相比，《西游記》在這一方面的成績是最薄弱的。實際上，《西游記》作為一部神魔小說，在敘事方面，有著完全不同于現實性作品的地方，在敘事方式、話語、結構、意圖上的諸多手法與技巧值得研究者投入更大精力。 第三，《西游記》與兒童文學的關系研究。這一研究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非兒童文學專業的研究者與兒童文學專業的研究者之間的溝通，前者往往對兒童文學的文體分類及理論不甚了解，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后者則往往對之過于“偏愛”，直接把《西游記》作為兒童文學作品來分析，而具體論述也常失之表面化。這啟示我們，二者應攜起手來，以前者之博補后者之專，以后者之精深救前者之膚泛，真正理清《西游記》與兒童文學的關系，揭示出《西游記》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啟示意義。 第四，《西游記》跨文化比較研究。有比較才有鑒別，《西游記》獨特的文化精神只有在跨文化的視野中才能顯現出來，目前《西游記》的比較文學研究，大多仍停留于人物形象、思想、藝術等文本方面的可比性上，二者之間所體現的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文化底蘊的差異與共通之處，卻甚少揭示。在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在新的百年研究歷程中，對《西游記》獨特文化精神與文化價值的研究理應成為而且必須成為《西游記》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和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