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化之美——《三國演義》美學風格一議
沈伯俊
《三國演義》是一部藝術地再現漢末三國時期紛紜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的歷史演義巨著,一部古代的“全景軍事文學”。關于它的總體美學風格,一些學者以“陽剛”二字加以概括,這是正確的。不過,對這種陽剛之美的具體表現和美學淵源的研究,還大有深化和細化的必要。
十四年前,筆者在《〈趙云單騎救阿斗〉鑒賞》一文中曾經寫道:
值得指出的是,羅貫中不僅以藝術家的天才,虛構出一個精彩的長阪坡之戰的故事,而且按照自己的美學原則,把這一場血雨腥風的廝殺加以凈化。人們從這里感受到的,不是戰場的恐怖,死亡的可怕,而是對忠誠、勇敢和力量的贊美。于是,這段文字就成為一曲“忠義”英雄的高亢頌歌,給人以崇高的壯美之感。這一點,也是《三國演義》數百年來贏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原因之一。
筆者愿在此基礎上,對《三國演義》戰爭描寫中的“凈化之美”做一番進一步的探討。
一
《三國演義》描寫了漢末三國時期的所有重要戰役和許多著名戰斗,大大小小,數以百計。接連不斷的戰爭敘事,占了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應該說,在天下由“合”到“分”, 再由“分”到“合”的歷史進程中,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 戰爭又是非常殘酷的。在刀兵相擊、性命相搏的戰場上, 時時可聞粗野的嚎叫、狂暴的詛咒、痛苦的呻吟, 處處可見血肉橫飛、尸骨相枕、哀鴻遍野。曹操名作《蒿里行》所云:“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闭菍B年戰亂的殘酷及百姓蒙受的苦難的生動寫照。羅貫中曾經身歷元末亂世,對戰爭的嚴酷自然有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在《三國演義》中描寫戰爭時,卻很少去刻意渲染戰爭的悲慘和可怕。
《演義》寫大規模的戰役時,主要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深刻揭示戰爭的總體格局、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原因和戰爭的歷史作用。對于關鍵時刻的決戰,則充分渲染戰爭波瀾壯闊的氣勢,表現戰爭雙方的精神狀態;而不是以悲觀的眼光,把戰爭寫得凄凄慘慘戚戚,更無意去欣賞戰爭的殘酷性。這里最突出的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等“三大戰役”的決戰描寫。試看官渡之戰的決戰描寫:
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沖紹營。袁軍俱無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幼子袁尚后隨。張遼、許褚、徐晃、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 止引隨行八百余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余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
這里雖有“所殺八萬余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一句,但僅為概述,而且直接來自《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和同書《袁紹傳》的裴注,只是總體交代袁紹失敗之慘,而沒有具體展示血淋淋的屠戮場面。再看赤壁之戰的決戰描寫:
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鸪蔑L威,風助火勢, 船如箭發,煙焰漲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時盡著;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炮響, 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 漫天徹地。
卻說當日滿江水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只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著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緊湊有力的語言,把吳軍之勇猛、曹軍之狼狽寫得活靈活現,但仍然沒有津津有味地具體描寫吳軍如何如狼似虎地殺死一批又一批的曹軍。再看夷陵之戰的決戰描寫:
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著,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后面吳軍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戎鞔篌@,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肜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后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肜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 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肜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尸重疊,塞江而下。
這里的描寫,突出了陸遜布置火攻之周密、劉備用兵之粗疏和蜀軍失敗之慘重,卻還是沒有具體地描繪蜀軍如何被燒死、淹死、殺死的血腥畫面。由此可見,羅貫中高屋建瓴,寫戰爭是為了表現“人謀”表現,戰爭的規律,而不是恣意展示其殘酷和恐怖。
《演義》多次寫到奇襲、埋伏、突圍等各種形式的戰斗,羅貫中主要著眼于戰爭雙方的謀略和對“知己知彼”軍事原則的掌握和運用,表現其智慧和膽略,而很少具體描寫交戰中的暴力場面。如第十二回寫曹操設陷坑擒許褚:“操……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鉤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余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 ’便縱馬接戰。典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顧望前趕來,不提防連人帶馬,都落于陷坑之內,被鉤手擒來見曹操?!边@里只寫明許褚何以被擒,對其落入陷坑的狼狽和痛苦則不著一字。第三十回寫曹操奇襲烏巢:“卻說曹操領兵夜行……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周圍舉火,眾將校鼓噪直入。時淳于瓊方與眾將欽了酒,醉臥帳中,聞鼓噪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 ’言未已,早被撓鉤拖翻。眭元進、趙睿運糧方回, 見屯上火起, 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后,請分軍拒之?!俅蠛仍唬骸T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后,方可回戰! ’于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飛焰四起,煙迷太空。眭、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边@段描寫,把這場奇襲寫得緊張激烈,突出了曹操的膽略和果敢,卻看不到什么血肉橫飛的場面。后面雖有“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一句,也來自《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 而且略去了其中“殺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這句令人心悸的記載。第五十回寫曹操在赤壁遭到慘敗,逃跑途中,先遭趙云伏擊,“操教
徐晃、張郃雙敵趙云,自己冒煙突火而去?!贝斡鰪堬w埋伏,“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弊詈笥钟龅疥P羽攔截,只好軟語告求。這些描寫 都是為了表現諸葛亮的神機妙算,雖然也寫了曹軍的狼狽不堪,卻沒有什么血腥之氣。第七十一回寫趙云救援黃忠突圍:“云大喝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沖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遍體紛紛,如瓢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 不敢迎敵。云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殺透重圍?!边@里突出的是趙云的英雄氣概和高超武藝,而不屑于具體寫他如何殺死一個又一個敵人。比較特殊的是第九十回寫孔明火燒藤甲軍,場面比較慘烈;但羅貫中在描寫“七擒孟獲”的全過程中一直強調“心戰為上”,贊賞的是“服其心”,只把這次作戰視為萬不得已的例外,而且緊接著便寫“孔明垂淚而嘆曰:‘吾雖有功于社稷,必損壽矣! ’”
《演義》還多次寫到將領之間的單打獨斗,如“趙云戰文丑”、“太史慈酣斗小霸王”、“關羽過五關斬六將”、“許褚裸衣斗馬超”、“張飛夜戰馬超”等等。在這類情節中, 雙方勇猛的氣勢、高超的武藝和獨特的性格風度表現得酣暢淋漓,卻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血淋淋的描寫。
由此可見,《三國演義》中的戰爭經過羅貫中的藝術處理, 不僅寫得驚心動魄,絢麗多姿,而且得到了“凈化”。
二
羅貫中之所以將原本殘酷的戰爭加以凈化,首先是出于他對戰爭本質的把握。他以維護國家統一為最高原則,把戰爭看成在國家陷于分裂,天下大亂的情況下,重新實現統一的手段,因此,他從來沒有孤立地描寫戰爭,從來沒有盲目地頌揚所有的戰爭,更沒有去欣賞戰爭的殘酷性;而是站在民本思想的立場上,對不同性質的戰爭分別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于每一次戰爭,羅貫中總是把它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寫出是什么樣的政治形勢引起了戰爭,戰爭的結果又是怎樣改變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斗爭格局,影響了歷史發展的走向,從而表現出鮮明的思想傾向和深刻的歷史眼光。在具體描寫戰爭時,羅貫中信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軍事規律,崇尚“斗智優于斗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制勝之道的尋繹上,總是集中筆墨,著重描寫戰爭雙方決戰前的力量對比、形勢分析和戰略戰術的運用,特別是突出謀略的關鍵作用,從而揭示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原因。因此,作品雖然寫了多次戰爭,卻不見滿篇打斗,只是用粗筆勾勒戰場上的廝殺。即使是描寫將領之間的單打獨斗,羅貫中關注的也主要是人的氣質、性格和勇略,著力表現各路勇猛英杰之士,特別是他所喜愛的“忠義”英雄們高超的武藝、非凡的膽略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絕不愿意把他們寫成狹隘的復仇主義者,更不愿意把他們寫成以殺人為能事的嗜血之徒甚至濫殺無辜的屠夫。羅貫中這種進步的戰爭觀,使他站在歷史題材的制高點上,有意識地將本來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加以凈化,基本上不去渲染戰爭過程的殘酷和戰場廝殺的血腥??v觀全書,宣揚的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是百折不撓地維護國家統一的毅力和決心, 深隱其中的則是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人道主義。這樣,就使《三國演義》這部戰爭小說在品位上大大高于一般的講述征戰殺伐的作品。
其次,羅貫中處理戰爭題材時,深受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影響。一方面,他吸取了道家美學思想中對于“大美”(壯美)的追求,把《三國演義》中的戰爭寫得波瀾壯闊、千變萬化,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情調。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美學思想中對于“中和之美”的倡導,著重反映戰爭的歷史作用和理想英雄的才智勇略,避免過分渲染戰爭的災難和恐怖。這樣,盡管一些情節也反映了戰爭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也有許多悲劇的成分,但整個作品卻充滿著陽剛之美,給人以奮發向上的力量。因此,閱讀《三國演義》,我們感受到的,除了強烈的壯闊之美、雄奇之美,還有明顯的凈化之美??梢哉f,《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帶給讀者的是美的享受,智的啟示,而決不會讓人作惡夢。
總之,凈化之美確實是《三國演義》美學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為后世的戰爭小說和其他軍事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一些作家為了揭示戰爭帶給人類的巨大災難,在軍事題材創作中提倡“戰壕中的真實”,通過細節的描繪,努力追求戰爭過程描寫的具體可感,展示人們在戰場上經受的肉體折磨、心靈痛苦和人性考驗。這樣的描寫,往往著意渲染戰爭的恐怖,毫不回避戰場上的暴力、血腥、污穢、殘酷,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應該說,這樣的創作主張,既直承西方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又來自“二戰”以后日趨強烈的民主反戰思潮,具有相當的歷史合理性;其中的優秀之作,也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然而,如果忘記了這種創作主張的核心———尊重人民主權,珍惜人性本真,僅僅滿足于展示血腥,渲染恐怖,甚至無原則地欣賞殺人、折磨人的行為,那實際上就背離了提出這種主張的初衷。近年來,在商業化大潮的影響下,一些作家、藝術家以市場、票房為最高目標,不管是非,不分善惡 熱衷于在小說、影視中展現血淋淋的殺人場面,津津有味地欣賞肉體折磨的細節,致使許多讀者、觀眾或驚恐地閉上眼睛, 或厭惡地轉換頻道。這樣的“作品”,絲毫無助于文學藝術追求真善美,鞭笞假惡丑的使命,卻有可能降低部分讀者、觀眾的精神品位,鈍化他們的審美鑒賞能力。相比之下,從對《三國演義》的研究、鑒賞中,從對民族審美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呢?